簡論《國語》中的相人

《國語》中有為數不少的相人現象，引人注目。作為一道獨特的景觀，這意味著什麼？有何意義與價值？前人罕見論及於此。本文擬對此試作探討，以期引起更深入的研究。

（一）相人在《國語》時代的出現

什麼是相人？相人，即通過觀察人的外貌、形體以及言語動作來推測其命運的一種手段和方法。那麼，它究竟是如何出現的呢？任何事物的出現都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相人現象也不例外。早在原始社會，原始初民們就發現許多自然現象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一些嚴重的自然災害甚至對他們的生存構成了致命的威脅。但是，在千變萬化的自然現象面前，他們的認識能力就顯得極其有限了。在這樣的前提下，他們只能通過把自然現象神化來解釋這些問題。於是他們自然而然地認為各種自然現象都由某種神秘的力量（神）來主宰，而人類卻不能掌握自身命運。「東北有的民族認為暴雨是蛇神所致，所以在大雨傾盆之時，多向房外丟刀斧，以此巫術鎮住蛇神降雨。」（1）這種對於自然現象的原始崇拜蘊涵著這樣一種認識：人的命運由某些神秘的外力控制，人類自身卻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隨著人類社會由蠻荒向文明的過渡，奴隸社會的統治秩序建立起來了。為了適應人間統治者的需要，神界也不再被認為諸神平等，取而代之的是森嚴的等級制度。正如人間的君主一樣，一位新的至高無上的神誕生了，諸神必須供他驅遣。這位至上神在商人眼中，他是「帝」；在周人眼中，他是「天」。總之，人類必須聽從他的安排，否則懲罰就會降臨到自己的頭上。這種人類命運決定於至上神意旨的認識就為相人的誕生提供了認識論方面的依據——宿命觀點。

如果神意不可知，那麼相人不會產生；如果神意人人可知，相人同樣不會產生。按照先秦文獻的說法，原來大地是一體的，人人皆可與神靈往來。「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2）於是，神意由原來的人人可知轉而成為巫、覡等少數人的專利。普通民眾失去了和神靈交通的能力，只有他們可以通過某種途徑如占卜來探知神意，預測未來。這一說法正證明古人相信神意可以通過某種特殊的手段來探知。那麼作為占卜的一種變體——相人的出現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這便是相人現象在《國語》時代出現的歷史背景。

（二）相人在《國語》的分類

《國語》書中記述的相人紛繁複雜，為了便於分析，筆者試將其歸為以下四類：（1）相形貌。書中明確的相形貌的記載有兩處：一處是晉國大夫叔向之母為兒子叔魚相形貌，叔魚為人「虎目而豕口，鳶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厭也，必以賄死。」（3）另一處是周大夫王孫說為魯使叔孫僑如看相，「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4）

（2）相聲音。這在《國語》書中只有一處，相者仍是叔向的母親，只是被相者換成了其孫楊食我。「其聲，豺狼之聲，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5）」，因為這兩類在書中的相人描述中所佔比例較小，並且有一些共通之處，所以筆者把它們放在一起談。其實無論是相形貌還是相聲音，相者都在有意或無意地遵循這樣一條基木原則：表意類比。這種相法源於原始人的圖騰崇拜。原始人認為自己與本民族或部落所敬奉的動物圖騰之間存在某種血緣親屬關係，所以他們之間在各方面都互相滲透感應、轉化。人如果在形體或舉止上像動物圖騰，那麼在人與圖騰之間就有了某種神秘的「同質」關係或「交感」關係。二者休戚與共，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當叔向母看到叔魚「虎目而豕口，鳶肩而牛腹」就斷定其「必以賄死」，這一原則就是促使她作出如此判斷的依據。虎、鳶，或為兇殘的猛獸，或為暴戾的飛禽。豕、牛則皆為貪婪好食的家畜。在相者看來，身具四種動物特徵於一身的叔魚就必定是一個殘暴貪婪的人。禽獸貪食，人則貪財，所以母親才會為兒子下這樣的定語。楊食我「豺狼之聲」般的聲音，叔孫僑如「方上而銳下」的相貌，之所以被相者得出或「滅宗」或「宜觸冒人」的結論，都源於這一原則的運用。必須指出，這種用人的先天因素來預測後天作為，用自然屬性去解說社會屬性的做法既不科學，又牽強附會。然而，這一相人原則對後世卻影響甚大，不管是在相書中，還是在相士的相人實踐中，它一直是一條金科玉律。

（3）相語言。《國語》既然是一部以記言為主的史書，關於語言的記述在其中就佔了絕對比重。於是，通過對方的語言來推測他的命運就有其可行性。「言為心聲」，通過語言來相人與僅僅通過對方的外表推測其性格及命運相比，似乎更為有效與可取。周大夫單襄公就是根據晉國三位郤姓大夫的語言來預測他們的命運的：三人，一為「其語犯」（6）；一為「其語迂」（7）；一為「其語伐」（8）；各不相同。「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9）而齊國佐「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10）所以他的命運也不會好到哪裡去。單襄公相公子晉周，根據他「言志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11）的言語判斷他將來必將成為晉君。秦後子根據趙文子敷衍時日，曠廢歲月之語而預測其必將有禍。楚大夫斗且依據令尹子常不知關心國事，卻只知斂財聚馬之語推測其必亡。如此種種相語言之處，不一而足。

（4）相行。顧名思義，相行就是通過觀察對方的行為舉止來對其命運作出預測。《國語》中關於相行的描述也不在少數。周史官內史過通過觀察晉惠公「執玉卑，拜不揖首」（12）的細微動作和「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13）的微妙態度，推測出「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14）的結果。周大夫單襄公看到晉厲公「視遠步高」（15），便斷言「晉將有亂」（16）。魯大夫叔孫穆子看到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17）的儀仗變化，就窺視出公子圍有不臣之心。周大夫王孫滿看到秦軍在過周北門時「超乘者三百乘」（18）這一輕慢驕縱的行為，就推斷出秦師必將敗績。當然，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通過人物的語言與行為來相人的記載在《國語》的相人描述中處於絕對優勢，遠較相形貌、相聲音的描述為勝。這兩種相人之法之所以較前兩者更為可取，是因為把人的生理特徵當作決定人的性格、本質屬性的決定因素不足取信。即使預言應驗也只能是偶然的巧合或是後人增飾和附會的結果。相反，以語言、行為舉止作為評判、預測人物的標準則合理得多。語言與行為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向外界傳達著個人方方面面的信息，在此基礎上經過合理而科學的分析就可以大致推斷出其命運的走向。這兩種做法顯然具有一定辨證的意味。當然，如果依據不準確，推理過程不科學，也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國語》中同樣不乏這樣的例子。比如單襄公僅僅因為王孫季子替郤至在周王室為其晉陞正卿爭取支持，依據《太誓》中「民之所欲，天必從之」（19）的一句話，便斷定他的命運將與郤至雷同。衛大夫彪傒則因為劉文公與萇弘打算加築成周城郭，依據周詩《支》：「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20）判斷二人逆天而動，必遭天譴。當然，還有其他一些例子，但其預言卻都得到了驗證，這隻有經過作者精心選擇和修飾才有可能。畢竟這些缺陷是由於時代和相者自身的局限所致，我們不能因此因噎廢食，對其全盤否定。

前兩種相人方法和後兩種相人手段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分流，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前者成為相士們謀生的工具，並在民間具有廣泛的影響；後者則因為其實踐性而代代傳承，至今仍然是我們評判人物的標準之一。所謂「聽其言而觀其行」，說的就是後者。

（三）《國語》中相人出現的價值

作為一種獨特的現象，相人在《國語》中的出現自有其非同尋常的價值。

首先來說它的認識價值：人類自古就對未來充滿了恐懼和好奇，這刺激著人類採用各種方式來預測未來。同占卜一樣，相人同樣是人類預知個人未來的方法。有了它，人類就可以方便地預測未來並規避潛在的危險。《國語》中之所以有這麼多的相人現象，正說明相人在當時已經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基於史官「秉筆直書」的天職，作者有責任把這種社會歷史現象如實記錄下來。另外，在記錄歷史事件，描寫歷史人物時，作者也無法迴避他們對相人之術的大量運用。所以，《國語》中出現大量的相人就不足為奇了。

從文學性角度來講，相人的文學價值更值得我們注意：

（1）以相見人，一筆兩端的人物塑造手法。作者並非是為寫相人而寫相人，而是有其目的的，為塑造人物服務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點。相人這一行為，涉及到兩方：相者和被相者。由相者之眼與口來勾畫被相者的形象遠比作者從第三者角度來塑造人物要簡約得多。相人過程中實踐經驗的運用及其預言的準確性既可以刻畫出相者的真實形象，又把被相者細緻入微地矗立在讀者面前，實可謂為一筆兩端的人物塑造手法。這種一筆兩端，借一人之口寫兩方人物的寫法，不僅節省了筆墨，而且人物形象也得到了深化與升華。比如作者著力塑造的賢臣——單襄公，就是通過他一系列的相人之舉在讀者的面前逐漸清晰起來的。書中記載他相晉厲公，相三郤，相齊國佐，相晉周等諸多人物，並且他的預言都一一得到印證。在柯陵之會上看到晉厲公「視遠步高」，他便有了對其命運預測的結果。他依據的是豐富的人生閱歷和老到的從政經驗，「夫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從之，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步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師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雲」（21）。還有他相晉國大夫郤至之語，「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亦下茲甚……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誓公程財聚馬市怨。怨在小丑，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而郤至佻天之功以為己力，不亦難乎？」（22）在這些相人實踐中，讀者不但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位高瞻遠矚，深謀遠慮，目光敏銳的單襄公，棄義輕德的晉厲公和夸夸其談、佻天之功的郤至的形象也在讀者面前凸現出來。之所以能有這樣的效果，正是一筆兩端的手法在起作用。相對於在矛盾衝突中動態地描摹人物，這種靜態地刻畫人物的手法自有其獨特的魅力。

（2）氣勢充沛，咄咄逼人的語言。《國語》是一部以記言為主之作，關於相人的描寫自然也是以記述為主。為了使相人的預言能夠成立，相者必須言之有理，持之有據。這樣，他的相人語言就必須經過了相當程度的提煉加工，其文學色彩也就更濃。相人語言的突出特點是排比句式的大量運用。試舉兩例：其一，「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導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23）。其二，「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賓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興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義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制，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24）這些排比句式的運用，使其語言氣勢充沛，如江河直下；詞鋒逼人，似高屋建瓴，已然顯現出《戰國策》中縱橫家語言的影子。

相人者為使其語言更加明暢通俗，更易於被對方接受，往往在其中根據需要隨時引用《詩》、《書》、民間謠諺等，把古語、今語、口語、警策語等自然、和諧地熔為一爐，構成渾然的藝術整體。這是其相人語言的另外一個特點。僅舉其中兩例：《周語中.單襄公論郤至佻天之功》中就有「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周語上.內史過論晉惠公必無後》中有「《夏書》有之曰：『眾非無後，何戴？後非眾，無以守邦』。在《湯誓》曰：『餘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在《盤庚》曰：『國之臧，則惟女眾。國之不臧，則惟餘一人，是有逸罰。』」，這些經典權威的《詩》、《書》和通俗的民謠民諺，使其語言散發出既典雅又樸素的氣息。

（3）源遠流長，綿延不絕的影響。相人描述中的相人者為了使其預測更加令人信服，必須依靠可信的論據和縝密的論證。一段段的相人描述宛如一篇篇的微型論說文，它繼承並且發揚了我國古代散文善於議論的特點，並把它推向了一個更加成熟的階段。

相人描述中相形貌、相聲音的相法，逐漸流變為後世較為系統的相人理論並催生了職業相士的出現。相人之風的普及當然會在後世文學中留下鮮明的烙印，這一點在明清小說中體現的最為明顯。明清小說中人物形象的描繪用詞普遍存在一種相人術語化的傾向。《三國志通俗演義》寫劉備是「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面如冠玉，唇若塗朱」。寫張飛是「豹頭環眼，燕頷虎鬚，聲若奔雷，勢若奔馬」。《水滸傳》中的宋江「眼若丹鳳，眉似卧蠶……坐定時渾如虎相，走動時有若狼形」。如果把同類人物的外貌描寫歸納起來，就會發現大量的雷同，這實際上正是借用了相人術的同類人物的外貌特徵，是相形貌、相聲音的「同類類比」的原則的運用，如果不借用這一手段，顯然會違背欣賞者所習慣的審美價值判斷。把明主賢君、忠臣孝子描寫成尖嘴猴腮，把奸佞小人描繪成慈眉善目，即使是如實的描寫，也會引起欣賞者的反感。明清小說中這樣進行人物外貌描寫，勢必會帶來創作與欣賞中的另一種審美特徵，即人的外貌描寫與人的性格命運敘述的因果關係是由人的外貌與人的性格命運敘述的因果關係決定的，從而在創作中極大的影響了作品的整體構思，成為謀篇布局的客觀思路。這種模式給欣賞者以猜測的餘地，即欣賞過程中的主動再創造的機會。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即使是相人中的消極方面也對文學創作產生了如此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國語》中的相人描述，以其開拓性和獨特性，在中國文學史，乃至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異彩閃爍的一章。

【參考文獻】

（1）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國原始社會史》[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年版

（2）《國語.楚語下.觀射父論絕地天通》[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3）（5）《國語.晉語八.叔向母論羊舌氏必滅》

（4）《國語.周語中.王孫說請勿賜叔孫僑如》

（6）—（10）（15）（16）（21）《國語.周語下.單襄公論晉將有亂》

（12）—（14）《國語.周語上.內史過論晉惠公必無後》

（17）《國語.魯語下.叔孫穆子知楚公子圍有篡國之心》

（18）《國語.周語中.王孫滿觀師》

（19）（22）《國語.周語中.單襄公論郤至佻天之功》

（20）《國語.周語下.劉文公與萇弘欲城周》

（23）《國語.周語上.內史興論晉文公必霸》

（11）（24）《國語.周語下.單襄公論晉周將得晉國》

【作者簡介】

葉會昌，工作於西南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