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願做荒謬的先知 | 評論

當加繆以啟發人類良知和不屈不撓的人道主義精神贏得諾貝爾獎時，有人曾問他何謂人道主義，他毫無遲疑地回答說是「自由」。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追問自由的意義何在，便觸到了存在主義的核心問題。存在主義者對自由的解釋，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克爾凱郭爾所闡述的，人對實體（上帝）或永恆一面的實踐的信仰，另一種是薩特所說的「自由是人在完全孤獨中的完全責任」。但是，加繆所表現的自由概念，卻是人類無私的博愛，這種博愛發自良知的覺醒，並促成對生命的絕對肯定。

在《異鄉人》《鼠疫》和《墮落》三本小說中，我們可以發現加繆對良知覺醒的真實感及對生命肯定的堅決態度。《異鄉人》中的主角因為喪母時表情冷淡，並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殺死了一個阿拉伯人，而被法庭判處極刑。但因為他感到這個非理性世界一切存在的荒謬情境，他並不為自己辯護，他知道在生的盡頭有一線自由的邊緣，而就在對死的嚮往與剎那「自由」的經歷中，他方能充實生命並重獲信心。「異鄉人」深知生活中的怪誕和背理，對生命乃是一種壓迫和重負，只有死的自然結束，才能使他與荒謬告別，而進入永恆的超越。相對於他的良知而言，對「無理」生活的厭惡，正顯示他對生命的執著，對「荒謬」的反抗，也就是對真理的熱愛。「異鄉人」在奔喪出殯的冷淡表演中，難道不為他的母親悲傷嗎？悲傷對他不只是一種感覺，更是一種真實，不只是一種形式，更是一種與存在扣接的鎖鏈。他與母親的聯繫只有在超越「荒謬」之際的關係之後才能成立，所以他覺得沒有一個人有權利為她哭泣。在行將就刑的時候，他第一次領悟到他和母親一樣將要挨到自由的邊緣，並重新開始另一個生活，他感到快樂。從這裡我們知道加繆所宣示的愛，既不是私情也不是虛偽，而是深切的悲憫和存在的真實體現。

《鼠疫》是一本與苦難奮鬥的記錄，書中的主角里厄醫生在領導全城與鼠疫的抵抗中，他發現「人們之應受讚美究比應受詆誹處為多」。他也由這次摧殘的經驗里，吸取了更深的警覺與更高的智慧。對於人類來說，瘟疫只是一種苦難的形式，但折磨和苦痛並不是罪惡的代價，而是犧牲者分內的事物，容忍的極限既非道德亦非宗教，乃是同情與悲憫。所以當里厄醫生眼巴巴地看一個嬰孩被鼠疫折磨至死後，對事事訓人要聽上帝意旨安排的神父大大奚落了一番。加繆曾說過，最令他關心的事情是一個人應怎樣處身立世的問題。《鼠疫》一書就提出了答案：我們不能確實地做好事，但我們可以全心全力地去提高警覺，不做任何增加我們痛苦的事。

《墮落》敘述一個名律師的墮落經過，以及他如何由一個自得人從自由的境地里沉墜到自我虛偽的發現中而至憂喜無常。加繆把這個人描寫為「今日的英雄」，可是他又說：「我的英雄就是一個罪惡良知的真實寫照，他有歐洲的把一切推到罪惡之感的心理。」因此加繆使他成為「懺悔裁判者」，使他對自我的控訴成為對天下人的控訴，借著控訴他鞭笞全歐洲人的罪惡感。雖然這是一個叛離的時代，雖然大多數人已經不再是信徒了，可是他們的良知仍然存在。既不能以不可知或無神論解脫良知的困惑，他們便需有重新行動的必要，這種行動一方面是反省，一方面也是審判。

當然加繆是反對宗教的，像尼采批判宗教並宣布上帝死亡一樣，他的作品乃成為西方的宗教傳統和墮落時代的考驗。他的標準是人，人的生命和與生命膠結的時間性，是他的人物思想變奏的旋律。他可能是冷酷的，執拗的，不為律法所動的，但是，他與大地互通聲息，他掌握自己，他的生活展示出一連串孤立與超脫的努力。所以他們不祈求天國，不祈求任何生命極限之外的存在，他們所關心的，只是剎那的生與時刻面臨的死亡。但沒有任何力量（包括永恆在內），可以打斷他們對自由的眷戀，對足以抵償一切的存在的熱愛。

如果我們進入這些人物的內心，或是從人與人的平面關係中挪開，我們便不難發現，這些咬緊了生命的傢伙，在剝落了理性的光彩和永恆的幻想之後，他們立刻成為一個荒謬世界的陌生人。在一個顯然不是為他們所設立的宇宙中，他們只是一群被生的「狂熱慾望」所支配的動物，他們與人、與世界、與自然之間，橫亘著一條無法填補的鴻溝，他們對自我的認識永遠不能得到滿足。於是他們經歷的是坎坷的生與必然的死亡，在掙扎中追逐，在疑難與答案之間懸吊、徘徊。但加繆不認為「荒謬」是絕望的理由，在他看來，死亡的劫數與毫無緣由的苦難--也就是盤踞在他心中的疑惑--反而提高了生命的價值，它迫使人生活得更為熱烈。

因此，加繆對人類命運的提示有了更深一層的意義。他不像虛無主義者在否定了價值之後，便咬定非理性便是一切行為的原則；他卻希望做一個荒謬的先知，冀望藉此對人類的境況有所改善。所以他創造的故事常常脫出了寫實過程，他更用心在闡述對存在思考的認知程序。在終極落空之後，他能夠勇敢地說：「一切是無可解釋的。」

但是，我們仍然應該回到生命本身，經歷那種狂熱，那種刺激，那種雖然辛辣卻是能夠親嘗的歡欣。在《西西弗的神話》中，他把人類的命運比擬作神話中的主角--西西弗，他因被神祇所罰，命定將一塊巨石推上山巔，可是每當他把巨石推到山頂時，它又會滾下來，他必得再度把它推上去，且會再度滾下。在這種連續的失敗與無止境的磨難中，西西弗既無幻想，亦無懊喪，他以一種挑釁與高度反叛的精神，來克服這種荒謬的失敗，他有悲哀也有愉悅，有挫折也有不斷的希望鼓舞他前進。最主要的，他不論何時何地都堅守著「不對命運束手就擒」的信念來與命運抗衡，「假如有個人的命運，就並無更高一層的命運，或者至少只有一個他視為不可避免和應予輕蔑的命運」。一切的充實、勝利、成功都在此，他成為自己主宰的這個意識，將從生到死的所有行為都連結成應戰和高貴的犧牲品。所以加繆在神話的結尾說：「掙紮上山的努力已足以使人的心裡充實。我們必須想像西西弗是快樂的。」

是的，西西弗的故事就是人類的整個命運，對這種命運的認識是不可動搖的偉大悲劇，如果我們想像他是快樂的，這需要勇氣和試煉。一世紀來西方思想家對價值的反叛，已經消蝕了人類精神中堅實的一面，把整個世界拖入幻滅與恐怖的汲汲中。像巨石從山上滾下，人被世界的苦刑和挫敗所傷，這裡有真相，而無拯救，有智慧，而無希望。我們已經懾服於做自己的主宰，人們在宣告失敗了。可是加繆的聲音是響亮的：「它使我們明了，我們並未達到窘境，也從未達到窮途末路。它把帶來不滿和無謂痛苦的那個神祇趕出世界。它使命運成為人的事務，必須由人解決。」由人解決，必須是一個新的開始，珍視生命，使良知變作與存在結合的行動。熱愛生活的忍受是對自由交付的代價，肯定生存是價值重建的根本。而如果人類還有希望，在於我們把個人的愛投入一個新的方向。

選自王尚義《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