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轉變與「東亞奇蹟」

二戰以後，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擺脫了殖民地的束縛，走向政治獨立，尋求自己的經濟發展。由於人口數量多，耕地和自然資源的數量相對貧乏，東亞地區的發展前景並沒有被普遍看好。當時，一些人預言資源豐富的非洲會有良好的發展前景。然而，經過40年之後，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地區，不僅克服了資源貧乏對經濟增長的制約，而且通過經濟起飛改善了人民生活，實現了社會進步。東亞經濟發展所取得的驕人成就被譽為「東亞奇蹟」，吸引著人們去探詢它背後的故事。

日本經濟起飛始於20世紀50年代初。從1913～1950年，日本經濟增長率每年保持在2.21%左右；從1950～1973年，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速度為9.29％；1973年石油危機之後，日本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從1973～1998年，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71%（Maddison，2001）。圖7-2中給出的日本人均收入也顯示了相同的增長態勢。在60年代，日本人均收入增長強勁，年平均增長率保持在9.34%左右。70年代之後，日本人均收入增長速度一路下滑。在90年代經濟泡沫危機之後，日本經濟更加一蹶不振，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長率在2%以下，不僅低於發達國家的平均增長率，而且也低於全球的平均增長率。

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台灣）的經濟起飛大約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時間上比日本晚10年左右。從1960～2000年，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的人均收入增長率年平均分別為5.8%、6.3%、5.6%、6.4%（見表7-2）。在這40年時間裡，「四小龍」的經濟起飛在時間上呈現出一定的先後順序。中國香港的人均收入在60年代增長最快，年平均為7.11%。新加坡和中國台灣的人均收入都是在70年代增長最快，年平均分別達到7.70%、7.84%。韓國的人均收入在80年代增長最快，年平均為6.52%。經過大約40年的經濟增長，「四小龍」相繼跨入了中高收入水平的國家和地區的行列。不過，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四小龍」的經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衝擊，增長速度有所放慢。

快速的經濟增長大幅度提升了日本和「四小龍」的人均收入水平。以美國人均收入水平為參照對象，圖7-2顯示了1960～2004年日本和「四小龍」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對變化。1960年，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的人均GDP水平分別為7093美元、1110美元、2203美元、3022美元和1012美元，分別相當於當時美國人均GDP水平的50.2%、7.9%、15.6%、21.4%和7.2%。到2004年，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的人均GDP水平按照不變價格計算，分別達到39195美元、12743美元、23636美元、27597美元和13609美元，分別相當於美國人均GDP水平的106.5%、34.6%、64.2%、75.0%和37.0%。

東亞經濟增長不僅顯著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收入分配、教育、健康等一系列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也都有明顯進步。人類發展指數是一個綜合了人均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事業等眾多指標，用來衡量一個社會總體福利狀況的有代表性的指標。人類發展指數的最大值為1，最小值為0。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類發展指數越大，說明它的社會總體福利狀況越好。

1975年，日本的經濟起飛已經完成，日本人均收入水平趕上並超過了美國。伴隨著經濟增長，日本的社會事業發展也有了長足的進步。1975年，日本的人類發展指數為0.857，與美國的人類發展指數（0.867）非常接近。此後，日本和美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基本上表現出相似的上升速度。到2003年，日本的人類發展指數上升到0.943，美國則為0.944，兩者基本一致。同樣，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的人類發展指數也有顯著提高。1975年，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的人類發展指數分別為0.707、0.725和0.761；到2003年，它們分別上升到0.901、0.916和0.916，比1975年提高了0.194、0.191和0.155，而同期的日本和美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分別上升0.086、0.077。這樣，通過成功的經濟追趕，日本和「四小龍」與美國無論在收入水平還是社會發展等方面，都有著趨同化的態勢。

(二)是什麼創造了「東亞奇蹟」

在Solow（1956）經濟增長模型中，物質資本增長、勞動投入增長和技術進步等因素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一般而言，物質資本增長由外生的利率變數決定，勞動力數量增長由外生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等人口變數決定，因此，物質資本增長和勞動投入增長在長期都趨向於一種穩定狀態。當經濟增長過渡到穩態均衡之後，人均資本數量保持不變，這時，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全部來源於技術進步。

如果把經濟增長分解為資本投入貢獻、勞動投入貢獻和技術進步貢獻，那麼，扣除資本投入貢獻和勞動投入貢獻之後，剩餘部分就是技術進步貢獻，通常用全要素生產率來表示。後來，內生增長模型在索羅模型基礎上引入人力資本變數，將全要素生產率的一部分歸為人力資本積累的貢獻作用。由於人力資本積累也是由人力資本回報的外生變數決定，那麼，扣除人力資本之後的剩餘部分，即代表技術進步的全要素生產率，將是用來衡量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惟一因素。

儘管同樣是利用經濟增長模型來解釋「東亞奇蹟」，但經濟學家之間有不同的看法。Young（1994）認為，所謂「東亞奇蹟」只不過是一種高投入的增長。從1966～1990年間，亞洲「四小龍」的快速增長主要來自要素積累。在此期間，「四小龍」的勞動參與率、人均受教育水平、投資率均大幅度提高。隨著部門間勞動力重新配置，非農產業和製造業的就業增長是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的1.5～2倍。在25年中，「四小龍」人均收入增長6%～7%；非農部門勞動生產率增長3%～4%。在控制了要素投入之後，「四小龍」的非農部門和製造業部門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與同期的OECD國家、拉美國家沒有本質差別。

Krugman（1994）認為，神話般的亞洲奇蹟只不過來自高投入的經濟增長。這種神話與前蘇聯神話般的經濟增長驚人地相似。前蘇聯通過計劃手段廣泛動員社會資源，推動了它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經濟增長率是當時美國經濟的3倍。當時，一些美國經濟學家雖然批評前蘇聯經濟數據有誇大成分，但也承認其增長的事實。美國經濟學家凱爾文?胡佛甚至得出「一個集體主義的獨裁式政府在本質上比自由市場的民主式政府更能推動經濟增長」的結論，他還預測前蘇聯經濟將會在20世紀70年代初超過美國。Krugman用前蘇聯作為例子類比，預言所謂「東亞奇蹟」缺乏可持續性。他還進一步將「四小龍」與日本做比較。他認為，日本在技術創新上接近美國，技術進步在日本經濟增長中有很重要的貢獻作用；但是，「四小龍」則沒有明顯的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這種沒有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不可能有可持續性。

Bhagwati（1996）認為，「東亞奇蹟」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事實。「四小龍」無論是經濟增長率還是投資率都非常高，並持續了20～30年，這在歷史上是沒有過的。Krugman認為「四小龍」沒有技術進步是錯誤的，因為他忽略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追趕也是一個技術上的學習和創新的過程。如果把東亞經濟增長按照每10年作為一個時段來分析，這些國家和地區在技術進步上是遞增的。同時，Krugman對前蘇聯的經濟增長持續性的解釋也難以令人信服。根據Desai（1990）的研究，缺乏有效激勵所導致的經濟低效率，是前蘇聯計劃經濟走向崩潰的原因，而不是來自邊際報酬遞減所帶來的投資下降。東亞經濟的高速增長與其說是「奇蹟」，不如說是「魔術」。選擇出口導向戰略帶來的出口增長、國際競爭、FDI流入、人力資源開發等因素，不僅刺激了國內投資，而且也推動了東亞經濟的高速增長。

World Bank（1993）從1991～1993年，組織有關專家對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台灣、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8個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進行了全面總結，在此基礎上出版了《東亞奇蹟：經濟增長和公共政策》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世界銀行認為，東亞經濟異乎尋常的高速增長，不僅來自資金和人力資源的高速積累，而且還得益於市場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預。「東亞奇蹟」中2/3歸功於投資水平提高和人力資本積累等要素投入，1/3歸功於勞動生產率改善。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東亞經濟能夠更好地配置物質和人力資源，並把它們用於高產出的投資領域和掌握先進技術。從這個意義上講，東亞經濟獲得成功沒有任何「奇蹟」而言。但是，東亞經濟之所以能夠實現更好地配置物質和人力資源，在於它們實施了一系列共同的有利於市場經濟發展的政策，並在保證宏觀經濟穩定的前提下，充分開發其豐富的人力資源。「東亞奇蹟」的實質是不僅有經濟高速增長，而且實現了收入分配均等化。

（三）「東亞奇蹟」中的人口因素

無獨有偶，東亞經濟起飛都發生在人口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的迅速轉變階段。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了人口轉變帶來的有利時機是東亞經濟增長出現奇蹟的重要原因之一（Mason, 1997）。

在日本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來自人口因素的貢獻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帶來了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在老齡化相對緩慢的情況下，出生率迅速下降意味著少兒撫養比迅速下降，總撫養比也隨之迅速下降，從1950年的68%下降到1970年的45%，進入了人口負擔係數比較低的「人口紅利」時期。二是日本戰後「嬰兒潮」時出生的人口在其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已經成為勞動年齡人口，為日本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三是日本狠抓國民素質，使日本在一代人的成長期間有了豐富的人力資本儲備。

為了配合社會經濟轉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需要，日本大力推廣「工業高中」制度，培訓社會需要的技術工人。由於一個熟練技術工人的培養通常需要10~20年時間，日本還興起了大企業培訓工人制度，以確保企業留住人才。在農村還推行了一套職業訓練制度，加強職業介紹事業，並在各地建立許多職業訓練機構，鼓勵企業及社會團體對農業勞動力積極開展崗前培訓，使其獲得勞動所需的職業技術與技能，提高其適應環境的能力。通過充分開發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日本既滿足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對大量勞動力供給的需求，也通過人力資源積累來實現科技創新，從而為日本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

亞洲「四小龍」的相似發展經驗，也證明了人口負擔係數的下降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高度關聯。1961年，韓國把家庭計劃確立為一項國策，並把人口控制目標規劃納入整個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之中。收入水平提高和家庭計劃政策實施，使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隨之而來的人口轉變帶來了總撫養比從1965年的88.3%下降到1995年的41.4%，從而開啟了韓國獲得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見圖7-3）。韓國從自身基礎條件、發展水平和比較優勢出發，及時捕捉和積極利用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有利機遇，選擇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給予資源、資金支持，有力地促進了本國經濟的發展，實現了經濟騰飛，在30多年的時間裡，將人均GDP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提升至1995年的1萬多美元，創造了令人稱羨的「漢江奇蹟」。

中國台灣的人口轉變時間和經濟起飛時間比韓國稍早，但比日本稍晚。台灣人口撫養比呈現兩個階段的變化模式（張喻婷、陳信木，2005）。在1950～1965年間，幼年撫養人口數量快速擴張帶來人口撫養比不斷上升，在1962年達到最高點94.1%。1960年代中期之後，人口撫養比的壓力減緩，撫養比不斷下降，到1995年下降到45.8%。目前仍處於下降之中（見圖7-3）。在人口轉變的同時，台灣通過大力發展教育，如從60年代開始推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建立專門針對缺乏技術勞動者的培訓制度、設立職業學校和訓練中心、擴大實施教育部門和生產經營部門的合作等措施，培訓社會所需的產業技術工人。此外，台灣還通過委託非政府組織設立並管理創業基金，為青年人創業提供低息貸款、技術指導等方面的服務。這些開發人力資源的政策措施，為台灣經濟的起飛創造了重要條件。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創造出來的「東亞奇蹟」，是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追趕發達國家的成功事例。這一奇蹟的實現，在非常顯著的程度上可以歸結為人口轉變（Bloom and Williamson，1997）。20世紀60年代之後，東亞經濟由過去的人口負擔階段（burden phase）過渡到人口饋贈階段（gift phase），這個過程大約有50年左右的時間。一般而言，東亞經濟的長期增長率平均為2.6%；但是，隨著人口轉變的深化，年齡結構進入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階段，勞動力供給和儲蓄率都有利於經濟增長。根據估算，東亞經濟在1966～1990年人均GDP 6%～7%的經濟增長中，人口紅利的貢獻大約為1.4～1.9個百分點，也就是說，相當於這個階段經濟增長率的1/3（Bloom and Williamson，1997）。

Bloom and Williamson（1997）還比較了東亞、東南亞，以及南亞、非洲、歐洲、南美、北美、大洋洲等不同區域人口轉變在時間上的差異性，這種趨異性能夠較大程度地解釋洲際之間經濟增長率的差別。東亞、東南亞，以及南亞由於人口轉變呈現出時間上的序列變化，這種變化意味著東亞收穫人口紅利的時間早於東南亞，而東南亞又早於南亞。

（四）「東亞奇蹟」中的政府角色

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機會窗口」是一次性的。如果錯過這次機會，經濟發展將有可能失去實現起飛的歷史機遇，同時也會為人口負債背上沉重負擔。能否抓住這個機會窗口，取決於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戰略選擇和經濟政策措施。總體而言，日本和「四小龍」都是通過制定和運用合適的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從而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起飛。

選擇出口導向戰略是日本和「四小龍」在起飛過程中的一個共同特徵。日本在其高速經濟增長階段，對外貿易佔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與同期的OECD國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相比日本，「四小龍」出口導向特徵非常顯著。從圖7-4可見，伴隨經濟起飛，韓國對外貿易佔GDP比重由1950年代的不到20%上升到1975年之後的60%以上，中國台灣對外貿易佔GDP比重從1950年代的不到25%上升到1975年之後的80%以上，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則充分發揮國際貨運中心和轉口貿易優勢，對外貿易是其GDP的1～3倍。

出口導向戰略在本質上是比較優勢戰略從生產領域向貿易領域的自然延伸。這種戰略將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與兩種資源有機連接起來，既克服了自然資源相對短缺問題，又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實現了充分就業。例如，日本在1960～1975年間的失業率平均只有1.3%，中國台灣在1970年代的失業率也只有1.5%左右。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也為婦女就業創造了很多機會。例如，從1966～1990年，韓國的婦女勞動參與率從27%上升到36%，中國台灣的婦女勞動參與率從28%上升到37%。正是通過這種正確的產業選擇和人力資源開發政策，東亞經濟不僅實現了出口和經濟的高速增長，而且成功地獲得了人口轉變所帶來的人口紅利。

人口轉變所帶來人口負擔下降和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兩者都有助於增加國家和地區投資，為資本積累和資本深化創造條件。國際經驗表明，人口轉變對國民儲蓄率的貢獻作用在12%～13%（Leff，1969；Mason，1997）。日本在1960～1975年間，國民儲蓄率平均為36.2%。從1965～1991年，韓國的國民儲蓄率從不到10%上升到36.6%。從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中國台灣的國民儲蓄率也從20%左右上升到30%以上。伴隨經濟增長和資本積累，人均資本上升確保了東亞經濟打破了低水平的發展陷阱，踏上了經濟成長的快車道。圖7-5展示了1965～1991年間，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的勞均資本增長率是美國的勞均資本增長率的3倍以上。東亞人均資本積累水平的迅速上升是上述兩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當然，人均資本水平提高也意味著勞動成本開始上升，在生產過程中產生了資本替代勞動的效應，過去具有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優勢也隨之改變。為了提升產業競爭力，日本和「四小龍」惟有通過動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提高人力資本積累來重新確立自己的比較優勢。

（五）人口老齡化的衝擊

在馬爾薩斯式的人口經濟學家眼中，人口僅僅是一個消費者的代名詞，人口數量增長結果會帶來食品消費短缺問題和環境資源壓力問題。所謂環境資源壓力只不過是食品消費短缺問題的現代翻版。這種絕對的人口數量觀不僅忽略了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發展的積極意義，而且忽略了人力資本對自然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替代作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資源、環境都是影響長期增長的重要變數，它們之間的關係是相對的，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制度和技術條件的制約。一個正確的發展戰略選擇和制度安排，可以把人口從簡單的消費者轉變為同時也是生產者，激發人類發明創造的潛能，推進技術進步，從而解決資源約束問題，在人口、自然和環境之間形成和諧關係。東亞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為我們樹立新的人口觀提供了一個現實支撐。

人口轉變對「東亞奇蹟」的貢獻作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這種貢獻作用並不是天賜稟賦，可以自動地獲取。人口轉變所帶來的是一次收穫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和戰略機遇。能否抓住機遇，推動經濟起飛，取決於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戰略選擇和政策措施安排。日本和「四小龍」的經驗表明，在比較優勢戰略指導下促進市場發展和重視人力資源開發，是收穫人口紅利的至關重要的條件。

當然，「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既然有人口紅利期，就會有人口負債期。當經濟起飛之後，人口老齡化問題接踵而至。日本的老齡化速度在所有發達國家中最快，而「四小龍」的未來老齡化速度比日本還快。日本人口老齡化衝擊對勞動供給、國內儲蓄和經濟增長等的影響表明，未雨綢繆，選擇合適的養老保障制度做好養老準備，是化解養老金賬戶危機和財政危機、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立足點。

隨著預期壽命延長和總和生育率急速下降，日本和「四小龍」的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整個社會迅速老化，勞動供給短缺誘發的勞動成本上升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因素之一。由於各自的人口轉變起點時間、經濟發展水平、社會體制和政策、文化習俗等方面的差別，它們收穫人口紅利的時間終點也存在著一定的差別。相對而言，「四小龍」尚處於收穫人口紅利的後期階段，而日本收穫人口紅利階段已經結束，需要擔負起老齡化社會的養老負擔。

目前，日本不僅是亞洲人口老齡化最為嚴重的國家，而且也是發達國家中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的人口結構比較年輕，1950年65歲以上人口比例只有4.9%。伴隨著經濟起飛，日本人口結構迅速老化，只用了20年時間就步入老齡化社會。到1970年，老齡化率上升到7.1%。目前，日本老齡化率接近20%，相當於每5個日本人中就有1個老年人。從趨勢上看，未來日本人口年齡結構將進一步老化。到2020年，大約每4個日本人中就有1個老年人。到2040年，大約每3個日本人中就有1個老年人（見圖7-6）。亞洲「四小龍」雖然目前人口老齡化程度相對較低，但總和生育率下降速度快，結果帶來人口老齡化速度更快，到2050年，韓國和中國台灣的人口老齡化水平接近甚至超過日本的人口老齡化水平。

從經濟增長角度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期之後，都出現了減速的過程。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減速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口轉變所帶來的勞動成本優勢逐步喪失。例如，日本的人口負擔係數在1970年降低到歷史最低點之後，人口負擔係數不斷上升，這意味著人口「機會窗口」給日本帶來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人口老齡化所支付的社會負擔急劇上升。人口結構老化對日本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一系列影響。這些影響對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有非常重要的警示意義。

首先，人口老齡化帶來了勞動力絕對數量下降和勞動參與率下降。人口老齡化提高了勞動力年齡人口的撫養比，減少了勞動年齡人口的收入，這相當於增加了對他們徵收的收入稅，因此，削弱了勞動年齡人口的勞動供給意願，減少了勞動力供給數量。這又反過來加重了勞動年齡人口的負擔。Pench（2000）認為，老年撫養比只是一個人口學定義，它沒有考慮真正提供收入轉移的勞動力數量。比較準確的定義應該是老年經濟撫養比，它是指被撫養老年人口數量相當於所有就業人口的比例。如果考慮經濟撫養比，那麼，人口老齡化狀況更加嚴重。例如，2000年日本的老年撫養比為46%，老年經濟撫養比為63%。根據歐盟的預測，勞動力供給衝擊和公共財政衝擊對日本的未來經濟增長率影響大約為0.5個百分點（Pench，2000）。

其次，現收現付制度降低了國民儲蓄率。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階段逐步建立起覆蓋全民的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然而，隨著人口結構老化，私人儲蓄的比例將不斷下降。同時，人口結構老化之後，國民收入中用於非生產性消費，如養老，老人的護理、醫療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減少了用於生產性投資的公共投資比例，私人儲蓄和公共投資減少，導致總產出和人均國民收入增長速度隨之下降。據測算，1970～1980年，老年勞動參與率下降刺激私人儲蓄人均增加1.2萬日元，但養老保障減少私人儲蓄人均高達14.3萬日元（Yamada and Yamada，1988）。養老金財務危機和籌措不足，導致了日本的財政危機。這種危機進一步誘發了經濟增長問題。

再次，人口老齡化的直接後果是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放慢。Hewitt（2003）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導致日本經濟的全面衰退，甚至出現崩潰。日本勞動力市場非常僵硬（如終生僱傭制度），技術創新不足，儲蓄減少和勞動供給下降，國內消費需求難以啟動，資本市場不健全等等，這些現象都是與人口老齡化聯繫在一起的，人口老齡化是這些問題的內在誘因，「舊思維和舊行為的老化日本，是日本政治危機的癥結」。日本能否度過這個危機，關鍵看日本如何改革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減輕它對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挑戰，為日本經濟擺脫困境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王德文 蔡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