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蜇存 唐詩百話42 盛唐詩餘話

施蜇存 唐詩百話

42、盛唐詩餘話

　　以上講盛唐詩二十九篇，作者十七人，李白、杜甫佔了一半。以後世的觀點來評價盛唐詩，李白、杜甫有特殊的重要性，講盛唐詩以李、杜為主，是當然的。但如果依據當時詩壇的現實情況，則王維、李白，詩名不相上下，杜甫的聲望，遠不及他們。我們現在評論杜甫詩，都認為他的《兵車行》、《麗人行》、「三吏」、「三別」、《北征》、《自京赴奉先詠懷》等詩是他的傑作，但宋朝人論詩，大多推崇他入蜀之後，在成都、雲安、夔州這一時期的作品。特別是在夔州所作許多律詩，為黃庭堅所激賞。這是因為宋元時代的詩人，論詩、作詩，都以律詩為主，他們把杜甫奉為唐律之祖。他們所崇拜的是杜甫的詩律。宋人詩話中討論的，多半是杜甫的句法、字法，對於他在天寶離亂時期所作許多樂府歌行，即使講到，也還是從其藝術手法去評論，而極少注意它們反映社會現實的高度思想性。因此，宋人選杜甫詩，都取他的《秋興》、《詠懷古迹》之類的作品。

　　但是，在唐代，情況還更不如。《河嶽英靈集》不選杜甫詩，還可以說是他早期的作品尚未知名。《中興間氣集》也不選杜甫的詩，似乎連他晚年的律詩也還沒有引人注意。五六十年之後，元稹竭力讚揚杜甫，以為非李白所及。韓愈也有「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調張籍》)的詩句，這時杜甫的聲望才得與李白並列。但是晚唐初期詩人姚合編選《極玄集》，還是不選杜詩。唐末詩人韋莊編選《又玄集》，雖然選了杜甫七首詩，只是五律五首，七律二首。又過了二三十年，後蜀詩人韋縠編選《才調集》，其序言中明明說：「因閱李、杜集，元、白詩，遂採摭奧妙，並諸賢達章句。」可是他所選的一千首詩中，只有李白詩二十八首，杜甫詩還是一篇都沒有。可知他雖然看過杜甫詩集，竟以為無「奧妙」可供「採摭」。一個偉大的詩人，其作品在生存時默默無聞，在身後一百多年，雖有文壇巨子為他表揚，仍然是無人賞識。這種情況，在中國文學史上，恐怕僅此一例。

　　盛唐詩在唐詩中的成就，我們可以從其承先與啟後兩個方面來看。承先的收穫有二點值得注意：

　　(一)律詩的規範確定了初唐沈、宋的五言律詩,還沒有完全脫離古詩的音調與風格，平仄粘綴或詞句對偶，還不夠細密。王維、孟浩然的五言律詩中，還有許多句格音調，留有古詩痕迹。但在杜甫的五言律詩中，這種痕迹幾乎都不見了。至於七言律詩，盛唐詩人所作還不多。我們如果從岑參、高適的七言律詩讀到杜甫的七言律詩，便可以發現對偶愈來愈工穩，聲調愈來愈嘹亮。不過，絕句的第三句，律詩的第五句，盛唐詩人還不考究其平仄應當與上句重複，因此，盛唐七律仍以折腰體為多。中唐詩人才注意到這一音律問題，然後才以折腰為病。

　　(二)樂府詩有所發展。初唐詩人作樂府詩，還是沿用樂府舊題，題材內容也還受古樂府的拘束。多數作品，止能說是擬古。盛唐詩人大作樂府詩。岑參、高適的邊塞樂府，李白的遊仙、飲酒、抒懷、述志樂府，杜甫的記述天寶離亂的樂府，都用新題目、新題材，為漢魏以來的樂府詩開拓了一大片新的園地。

　　啟後的影響可以指出以下幾項：(一)七言詩的地位漸高，中唐以後，不再以五言為詩的主要形式。(二)初唐詩的面貌是艷麗穠縟，還有齊梁體餘風。盛唐詩開始變為秀麗清新。初唐詩的貴族性、宮廷體，在盛唐作品中，已逐漸消失。這是由於初唐詩人，大多數是朝廷大臣，或豪貴子弟。盛唐詩人多數是官位不高的進士。還有一些是象孟浩然那樣的潦倒文人。詩人的成份，從封建貴族、官僚地主下降到普通知識分子。這種變化，影響到中唐，詩的面貌風格，愈加清淡樸素。(三)長篇歌行和律詩的出現。李白的長篇歌行和杜甫的一百韻排律，都是前古所未有。中唐以後，這兩種詩體大有發展，使賣弄才學的詩人，多了一種武器。(四)開始了摘句論詩的風氣。古人論詩，都論全篇的思想內容。鍾嶸作《詩品》，開始舉出某一詩人的精警詩句，加以評論。這一風氣，到盛唐而大為發展。由於律詩興起，中間二聯是精華所在，詩人都用力於這二聯。對偶要工，詩意要新。杜甫在許多詩里，都表現過他重視句法。《答岑參》詩云：「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寄高適》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自述》詩云：「為人性癖耽佳句。」要求句法佳妙，也是他「詩律細」的一個方面，雖然他所謂佳句，未必全指律詩的中二聯。此外，《河嶽英靈集》在介紹每一位詩人的風格時，也常常舉出其一二名句。稱王維的詩是「一字一句，皆出常境。」稱高適則云：「至如《燕歌行》等，甚有奇句。」又舉出薛據的《古興》詩中數句，譽之為「曠代之佳句」。這一切都反映著當時詩家特別重視句法。影響到晚唐，成為一種不好的傾向。許多詩人先刻意苦吟，作得中二聯，然後配上首尾，變成為只有佳句而不成佳篇的、沒有真實情感的詩。他們只是為作詩而作詩了。

　　以上僅是舉出一些顯著的現象。此外，在題材、風格、氣氛各方面，盛唐詩也都有其特徵，不過不能劃斷年月來講。明代的王世懋在他的《藝圃擷餘》中有過一段論唐詩的話：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由變。如四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律之有拗體，其猶變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錢起、王維，實相唱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曆以後，其間逗漏，實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磻溪」句，隱隱錢、劉、盧、李間矣。至於大曆十才子，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唐，中唐人無一語入晚唐，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南宋中期，有一群所謂江湖詩人，專學做晚唐詩。他們的影響，直到明代初期。於是有李於鱗等人出來提倡初、盛唐詩，以改革詩風。他們的理論犯了機械地劃分初、盛、中、晚的錯誤，硬把某甲的詩說是晚唐，某乙的詩說是盛唐。但又無法一篇一篇地說明其特徵。王世懋這一段議論就是針對這一派理論而說的。我以為他講得很透徹，故全文抄錄在這裡。

　　他的意見是：「唐詩固然有初、盛、中、晚的時代區別。一般說來，其聲調、風骨，確有不同。但在初唐詩中，也會有幾首詩已逗(透)入盛唐的，盛唐也會有些已逗入中唐的，這就是變化的開始。正如《詩經》中有些篇章已經可以看出《離騷》的跡象。杜甫的拗體律詩，已經是中、晚唐硬句的先兆。總的說來，盛唐到中唐是唐詩的分水蛉。大曆以後，唐詩便趨於衰落了。但是從個別詩人的情況來看，又不能截然區分。王維和錢起是朋友，彼此都互有唱和。只因錢起輩分略晚，到大曆間才成為著名詩人，故王維算是盛唐詩人，錢起卻被列為中唐詩人。杜甫雖然列入盛唐，可是他集中的詩，半數以上都作於大曆元年至四年。又如王維的「明到衡山與洞庭」(《送楊少府貶郴州》)這首七律，岑參的「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裡山」(《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這一聯詩句，都已經有些大曆詩人的風格了。至於大曆詩人的作品，也可能有些盛唐的風格。總之，時代雖然不妨劃分，當時的文風，並未彼此隔斷，所以，學詩的人，一方面固然應該嚴格區分時代風格，另一方面也不能說：盛唐詩人句句是盛唐，中唐詩人句句是中唐。如果這樣論詩，就未免太固執了。

　　王世懋這一段話是為某些人在文學史上機械地劃分時代和流派而言。它不但適用於對唐詩的分期，也適用於講別種文學作品的發展史。所以我既抄錄了他的原文，又做了譯解。不過，王世懋以為唐詩由盛而中，是盛衰之界。這仍然是沿襲了宋元以來對「盛唐」這個名詞的誤解。所謂「盛唐」，應當首先理解為唐代政治經濟的全盛時期。所謂「中唐」，也應當首先理解為唐代史的中期。唐詩的時期是依歷史時期來區分的，但「盛唐詩」並不表示唐詩的全盛時期，「中唐詩」也不是盛唐詩的衰落現象。甚至，我還以為，唐詩的全盛時期反而應當屬於中唐。

　　現在，我們姑且採用分流派的方法以總結盛唐詩。王、孟、高、岑是第一派。他們是初唐詩的正統繼承者。在初唐詩的基礎上，有提高，有深入，有變化，有發展。李白是獨樹一幟的一派。他的創作過程，無論是在文學形式，創作方法及詩人氣質各個方面，都是從古典主義進入了浪漫主義。第三派是杜甫。他選擇了一條與李白相反的創作道路。他以王、孟、高、岑為基礎，而排除了他們的纖巧、溫雅和文弱，創造出許多蒼老、雄健、沉鬱、古淡的篇章詞句。盛唐前期是李白詩「飛揚跋扈」的時代①，它們反映著玄宗李隆基統治下的政治、經濟上升的氣象。盛唐後期是杜甫「暮年詩賦動江關」的時代②，他的詩反映著李唐王朝由盛入衰的社會現實。王、孟、高、岑是盛唐詩的主流，中唐詩人是他們的繼承人。李、杜詩是盛唐詩的新變，儘管他們是一代大家，在當時還沒有產生影響。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

　　①「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是杜甫《贈李白》的詩句。　　

　　②「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是杜甫《詠懷古迹》的詩句，也是他自己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