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時夫妻」折射農民進城之痛

夫妻角色的缺位，遠離故鄉的思念之情，飽受寂寞與壓抑之苦……「臨時夫妻」映射出的，是農民進城後的種種現實之痛文｜《小康》記者 羅嶼 劉建華北京、廣東報道十年前，如果有人問王艷，如何看待「臨時夫妻」。她會說，「想都沒有想過」，因為 「性是恥於開口的一個詞」。如今，當記者把同樣的問題拋給現年38歲的她，這位從2004年便離開家鄉貴州到廣東打工的女人，會淡然地答道：「到廣東快十年，什麼沒有見過，什麼沒有聽過？」她說，自己姐妹們私下裡都說「臨時夫妻」那是「資源共享、充分利用，處於黑暗狀態但卻可以理解。」理解的基礎，源自感同身受。王艷本身就是「臨時夫妻」中的一員。除「留守」在家的丈夫，外出打工的她還有另外一個男人。他是她的工友。22歲結婚後，王艷在四年內有了兩個孩子，當第二個孩子兩歲多時，她只身前往廣東，丈夫則留在家中。打工初期，她每月工資1000元左右，一年只有春節才回老家。「別說平時沒有假期，就算有，為了省錢，也捨不得回去。回家一趟，起碼花掉一個月工資。」一年中，只有春節，只有一個星期和丈夫團聚，「你想想，三十歲左右的女人畢竟還是有正常的性慾望。」王艷記得，有一次自己發高燒，請了一天假沒能上班，那天晚上，平時常打招呼的一個男工友來到宿舍看望她，並照顧了兩天，直到她病好。病中的「雪中送炭」讓兩個在外的「單身男女」有了更多的惺惺相惜。猶如乾柴烈火，王艷和他有了第一次性關係，之後便是第二次，第三次……不久後，兩人索性搬出廠里宿舍一同租房，在外人看來，他們進進出出，儼然一對在外打工的尋常夫妻。他們有自己的小心思。「住在一起不僅僅是為了滿足雙方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彼此還可以相互照顧，一個人在外面呆久了，總想找個人說說話聊聊天，尤其是遇到不順心的事或者有個頭疼腦熱的，總覺得很凄涼。而且兩人在一起，還能節省開支。」王艷說，省下的錢，可以更多、更好地貼補貴州那個家。「畢竟我們各自都還有一個真正的家庭，還有父母孩子，臨時家庭里的開支基本是平攤的，偶爾男方會多付一點。」王艷心裡，早對自己的兩個「家」，有了「真正」與「臨時」之分。如果伴侶能在身邊，也許沒有人願意去做「臨時夫妻」，「臨時」二字，是掙扎，亦是無奈。只是，一人兼顧兩 「家」，王艷有沒有想過離婚，和眼前人再組一個家？「為了孩子，也不會。」王艷答得異乎乾脆。或許離婚這個念頭，從沒出現在她的頭腦中。「想到家裡的孩子，就覺得身上有一份責任，離了婚孩子也會被人說三道四。」王艷說，自己打工的廠里有幾對像她和男工友這樣的「臨時夫妻」，這已是打工者圈裡公開的秘密，但幾乎沒有人因為這種關係而離婚。或許，他們只是用暫時的滿足與溫暖，麻痹著長久的渴望與思念。而這種麻痹，卻讓原本夫妻間的情份，愈發寡淡。「長年和另外一個男人生活，和家裡的那個也就越來越陌生。」王艷說，自己的丈夫，很少會來廣東看她。「如果來，我會事先把這裡安排好，不會輕易讓他發現（自己與另外一個男人生活）。」只是，不是人人都有王艷這樣的「好運氣」，能在配偶面前瞞天過海，就有人被遠遠找來的丈夫或是妻子抓了把柄。「但也就是吵吵算了，在外的每個月把錢寄回去，日子還不得過下去。現在的人看得開，男女之間不就是那麼一回事。」幾近不惑之年的王艷，話說得洒洒脫脫，眼神卻有些黯然。進城打工：寂寞空虛冷王艷的洒脫，某種程度源自她的故事並非「孤案」，而人往往會將群體標準視作個人標準，以此形成「約定俗成」價值觀。今年3月，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中，曾做過洗腳妹的全國人大代表劉麗，在一次記者會上直言，因長久分居，現在在城市農民工中出現了「打工潮下組建臨時小夫妻」情況，而這一情況已非常普遍。她說，「臨時夫妻」導致農村婚外戀增多，離婚率增高，也影響下一代的教育，導致兩個家庭的不安寧。「臨時夫妻」的出現，或許是更開放的社會環境里人們正常需求的反映——為了更好的收入，無數農民工背井離鄉進城務工。但由於戶籍、高房價等原因，很多外出農民工沒法拖家帶口，不得不和配偶分居兩地。由於夫妻分居所帶來的家庭功能的缺失，包括生理和心理兩方面的需求，需要通過臨時性的重組來彌補。而重組背後所隱藏的，正是農民進城後的種種現實之痛：夫妻角色的缺位，難以派遣的思鄉之情，以及與整個城市的「不相容」……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的一份報告：中國在2010年有近1.5億外出農民工,其中有8487萬人出生於1980年以後,佔到了58.4%。這份報告還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消費更高但在城市中「缺乏幸福感」。此前，在《工人日報》的一篇報道中則提到，我國有80%的外來農民工都處於性饑渴狀態。有人還曾作過這樣一項調查：有21%的男性農民工選擇「找小姐」來釋放性壓抑，有18%的男性農民工性壓抑時「整夜睡不著覺」，有18%的男性農民工通過喝醉酒來麻醉自己，進而忘卻性壓抑；還有25%的男性農民工通過「看黃色錄像」、「講黃色笑話」或「性幻想」來滿足性要求，有5%的男性農民工性壓抑時選擇「強忍著」；有19%的女性農民工通過拚命幹活來發泄性壓抑，有21%的女性農民工選擇找同事或當地社會青年「談戀愛」，還有21%的女性農民工選擇「自我解決」。定位為農民工服務的大谷打工網曾在2012年發布《新生代打工者婚戀交友、兩性觀念調查報告》，結果表明：打工者普遍覺得「空虛寂寞冷」。這份超過1.8萬人參與的調查顯示，「見面難」成為已婚打工者一大困擾，其中已婚夫婦中有約三成人在同一座城市打工，超過六成人分居異地，而有些夫妻即使是在同一座城市，也因為企業相隔過遠、休假日過少而較難見面。25%的受訪者稱夫妻雙方半年見一次面，一年到頭也很難見到的有13%。當無法面對面時，怎樣和愛人溝通？36%受訪者選擇打電話，24%選擇手機上網聊天，近三成受訪者表示很少溝通。當生理與心理的渴望，在現實中無法得到滿足時，組建「臨時夫妻」成了很多打工者「退而求其次」的選擇，而這也遠遠超出用「道德」二字簡單評判的範疇。只是，「臨時夫妻」的確並非正常，也並不符合婚姻法。有專家就曾表示，以性為基礎的感情是很危險且脆弱的，加之雙方或一方有自己的家庭，一涉及錢和前途問題就很容易出現分歧，甚至大打出手。另外，還有人擔心，「臨時夫妻」的蔓延，影響最大的恐怕還是家庭中處於更為弱勢的孩子。王艷為了兩個孩子，始終不願與貴州老家的丈夫離婚。或許，在她的小圈子裡，她已經聽說了太多類似這樣的故事：「臨時夫妻」的一方選擇離婚後，不僅留在家裡的父母覺得丟臉，孩子更是抬不起頭。很多留守子女在父母離異後，學業一落千丈，甚至變得沉默寡言。為了孩子，一些「臨時夫妻」如王艷一般與原配偶維持著表面上的風平浪靜，但心底卻有著一份愧疚。一些母親說，只有每個月給孩子匯錢的時候，心裡才會舒暢一些，真正感覺到快樂。留守在家：相思病與苦早在2008年，女作家吳治平在《中國鄉村婦女生活調查：隨州視角》一書中便寫道，「『臨時夫妻』最大特點是不PK掉自己的配偶，而是以保全法律上的夫妻關係、不拆散原有家庭為道德底線。」吳治平也在書中記述了自己在調研過程中，所遇到的「臨時夫妻」們。她所訪談的對象，並不是如王艷一般，屬進城打工的一方，而多是留守在家的妻子或是丈夫。四十來歲的女人「梅」，便是其中之一。梅的三個孩子還在讀小學時，丈夫就去武漢打工一直到現在。他每年臘月二十幾才回，初八就走，其餘時間都不回家，怕花路費，怕影響出工，損失錢。梅的丈夫在武漢建築工地拉沙、拉磚、倒混凝土，每天干12個小時，住的是用三色塑料布在江堤上搭的棚子，棚里鋪挨著鋪，丈夫過去總不準梅去工地看他，他不想讓妻子看自己的狼狽相。但梅有一次還是去了，丈夫帶她到旅社裡去住，打工的只能住15元一晚的私人旅社，條件很差，望著自己男人，梅說「實在是造孽」，回來大哭一場。梅和丈夫結婚24年，離多聚少。吳治平問她：「你有『相好』嗎？」梅沒從正面回答。「她歪頭思忖了一會兒說：『女人在家種田，最大的難處是挑不動草頭和不會犁田耙田，這麼多年，要是身邊沒一個幫手，說不定我會瘋掉的。我也實在沒辦法，只好就這樣湊合著過吧。哎，我不想說了。』」吳治平在書中如此記述。梅的故事，或多或少反映出一部分留守婦女的內心缺失。而這種缺失發展至「極致」，或許就成了吳治平在調研中發現的另一個故事：地痞成為村婦「新偶像」。在w村董家灣調查時，村婦女主任告訴吳治平，灣里共有13戶人家，全灣家家戶戶的男性青壯年都外出打工了，媳婦留守在家。灣頭不遠處有一座小水庫，被鄰村一個諢名叫「三癩子」的男人簽訂了10年的承包合同用來養魚。「三癩子」40多歲，是方圓幾個村有名的遊手好閒的地痞。自他承包這個水庫後，董家灣就不安寧了，他今天從水庫里撈一條魚溜進這個留守婦女家，明天拎一條魚溜進那個留守婦女家，不到一年時間，幾乎把全灣的留守女人都玩遍了。在和團隊完成了一次千人問卷調查後，吳治平專門在博客上撰文——揭秘留守農婦的「分居病」，其中之一便是黑夜恐懼症，即留守農婦很多晚上開著電燈、電視睡覺。農婦們怕黑，在於她們的丈夫外出務工期間，她們中有的遭遇過被搶，有的曾經被盜、被騙、被打、被罵、被騷擾，而她們即便受到欺負也不敢聲張，怕丟人。「還有些留守婦女不得不容忍農村男性的粗痞話，甚至容忍他們把自己作為性侵犯和取樂的對象，在極度空虛寂寞的情況下，甚至經不住男性的引誘和騷擾而屈從。」另外，留守婦女中還有一些人心理負擔過重，擔心丈夫的安全和健康，擔心他們感情出軌。而這重重擔心，使得她們的精神壓力過大，常感覺孤單、害怕、煩躁、焦慮……她們中還有一些因長時間不過性生活而導致性抑鬱症，而留守婦女最大的生殖健康危險則是丈夫在外染上性病後傳染給她們。還有一種「分居病」，是婚姻亮紅燈。留守婦女長期與丈夫分離，雙方所獲取的情感與性滿足比普通家庭少，婚姻變得異常脆弱。「她們的『夫妻分居病』根源在於家庭離散，她們是社會問題的受害者。她們是當今中國最大的『寡婦』群體。」吳治平在文中如是說，在她看來，將寡婦二字打上引號是因留守婦女非真正的寡婦，她們有丈夫。「是誰讓這些婦女變成了『寡婦』？是城鄉二元割裂體制，叫她們『體制性寡婦』比較恰當。」在學者梁鴻所著的《中國在梁庄》一書中，所提到「留守婦女」春梅，身上就體現著吳治平所言的「分居病」——擔心外出的丈夫感情出軌，常常害怕、煩躁、焦慮……而春梅最終則用服毒這種比較極端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談及春梅的死亡時，梁鴻說：改革開放，「勞務輸出」一詞成為決定地方經濟的重要指標，因為出門打工農民才能掙到錢，才能拉動地方經濟。但是，這背後有多少悲歡離合，有多少生命被消磨殆盡並沒有納入到考慮的範圍之內。男子離開家鄉，一年回去一次，至多兩次，加起來不會超過一個月。他們都正值青春或壯年，也是身體需求最旺盛的時期，但是，卻長期處於一種極度壓抑狀態。即使夫妻同在一個城市打工，也很少有條件住在一起……由於性的被壓抑，鄉村也出現了很多問題。鄉村道德觀已經處在崩潰的邊緣，農民工通過自慰或嫖娼解決身體的需求，有的乾脆在打工地另組臨時小家庭，產生了性病、重婚、私生子等多重社會問題；留在鄉村的女性大多自我壓抑，花痴、外遇、亂倫、同性戀等現象時有發生。這也為鄉村黑暗勢力提供了土壤……」「難道成千上萬的中國農民，就沒有權利過一種既能掙到錢、又能夫妻團聚的生活嗎？」在梁鴻看來，當代中國現代化發展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忽略了人心的東西。(本文部分內容參考吳治平《中國鄉村婦女生活調查》及作者相關博文，梁鴻《中國在梁庄》。文中部分採訪對象為化名）

相關專題：從「鄉村中國」到「城市中國」免責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鳳凰網無關。其原創性以及文中陳述文字和內容未經本站證實，對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內容、文字的真實性、完整性、及時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證或承諾，請讀者僅作參考，並請自行核實相關內容。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