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與毛澤東

　　毛主席一再保護、支持我，我是非常感激的，沒有他的保護和支持，就不會有《李自成》。不過，對於他晚年犯下的嚴重錯誤，那是絕對不能原諒的。

　　1957年以前，他同時在進行三部大作品的構思：一是《天京悲劇》，二是《杜甫傳》，三是寫新鄉麵粉廠的長篇小說。《天京悲劇》以李秀成為主角，寫太平天國的覆亡；先寫成電影劇本，因為當時迫切需要電影腳本，他想在這方面嘗試一下，然後發展成長篇歷史小說。———這三部作品後來都沒有完成。

　　從1956年秋天到1957年春天所興起的反教條主義之風，思想解放之風，使得我和姚雪垠與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心情激動，信心倍增，甚至有些忘乎所以。在這段時間裡，姚雪垠比1949年以後的任何時候都活躍，寫了不少文章，也多次在會議上發言。後來，這些文章差不多都有了問題，發言就更不用說了。不過，這其中真正犯忌諱的主要是四篇文章，即：《談破除清規戒律》、《創作雜談》、《打開窗戶說亮話》、《惠泉吃茶記》。這些文章不僅觸及了文藝界的最高領導，而且有的還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是他成為「極右分子」的重要原因。

　　先說引起毛澤東注意的兩篇文章。第一篇是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的《創作雜談》。

　　姚雪垠這篇文章的特出之處，是他竟敢公然與「深入工農兵生活」的偉大號召唱反腔。毛澤東說的是「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而姚雪垠卻提出了幾乎是針鋒相對的不同看法：「老作家在舊社會生活得久，不但不應該把這點看做是他們的包袱，反而應看做是他們的有利條件，是他們的財富」，由此發出呼籲，「要重視老作家獨具的生活經驗」。

　　當時，姚雪垠的另一篇文章《惠泉吃茶記》也受到了毛澤東的注意，而且正式傳達了他的有關指示。那已經是1957年的春天，作協武漢分會主席於黑丁從北京回來，傳達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內中提到姚雪垠。大意說，讀了《惠泉吃茶記》，發現作者很會寫文章，問題是他看不起泥腿子，思想上有君子、小人之分，這是不對的。

　　和所有的右派一樣，姚雪垠也被批得一錢不值。說他歷史骯髒，品行惡劣，是老流氓，這種侮辱性的謾罵他倒不在乎，最令他傷心的說他不學無術，說他專門寫色情文學。一個知識分子，被人從精神上剝得精赤條條而無告地處於眾人的圍觀唾罵之中，那種內心深處的羞辱和絕望是難以忍受的。他就是懷著這樣悲憤的心情開始了他生命史上的最重要的一搏———寫《李自成》。

　　那已經是1957年的秋天，運動已近尾聲。

　　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向我透露了他提前寫《李自成》的原因。前面提到過，按原先的計劃，他打算先寫《天京悲劇》和《杜甫傳》，然後再寫《李自成》。那麼，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突然改變主意，提前寫《李自成》呢？對此，他表述得很清楚，是因為毛澤東，因為毛澤東與李自成的特殊關注。他說他雖然很早就對李自成的事迹感興趣，而真正從文學創作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是1944年在重慶的時候。當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發表了，他知道毛澤東對此文很重視，列為整風學習材料，而且還曾致函郭沫若給以高度評價，同時還有搬上戲劇舞台的建議。他還告訴我，在延安的時候，開明士紳李鼎銘的侄兒寫了一部以李自成起義為題材的小說《永昌演義》，呈給毛澤東審閱。毛一直把這部書稿帶在身邊，進北京後交給周揚，說寫得不好也可以少印一些作參考。姚雪垠說他讀過《永昌演義》，確實寫得不怎麼樣。但由此可知毛澤東對李自成非常重視。李自成是歷史上最近一次農民大起義的領袖，是從陝北起事的；毛澤東是當代農民革命的領袖，也來自陝北，這種歷史的偶然與必然使得毛澤東對李自成特別關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反右運動結束以後，我和姚雪垠分別到不同的地方接受改造，他在武漢市郊東湖農場「監督勞動」，我到沙洋農場「勞動教養」。幾年以後，當我們都成為「摘帽右派」而重逢並再度成為鄰居的時候，客觀形勢也有了很大的變化。

　　當時，姚雪垠已把《李自成》第一卷寫完，正忙於聯繫出版的事。1962年年底，他為此專程去了一趟北京，回來後和我談及在京期間所受到的禮遇和讚揚，告訴我他都見了哪些重要人物，誰又說了些什麼。說時滔滔不絕，喜形於色。這中間，他最重視也談得最多的，是茅盾和吳晗。一個是文學泰斗，一個是明史權威，他們的意見當然十分重要，十分可貴。

　　就是在這個時候，姚雪垠把剛剛出版的《李自成》第一卷寄呈給毛澤東和周恩來。這一舉措與他當時的處境有關。他聽到了掌聲，得到了讚揚和鼓勵，同時也聽到了貶斥聲，看到了冷眼。他在有些飄飄然的同時也清醒地意識到，學術上藝術上所獲得的讚揚並不能改變「摘帽右派」的身份。他知道，只有通天，或可有望改變處境。他和夫人王梅彩一起包紮這兩部書時，我剛好在場，他們是懷著誠敬之心在做這件事的。當時我還問他：「現在的出版物那麼多，主席又那麼忙，未必會看你這部書。」姚雪垠胸有成竹地肯定說：「我看會的。這不是一般的小說，這是李自成，他一向非常重視李自成。」

　　果如姚雪垠所料，毛澤東確實特別重視李自成，真的讀了他的《李自成》，而且是基本肯定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毛澤東暢遊長江駐蹕武漢時，曾有諭旨給當時的省委書記王任重：「你告訴武漢市委，對姚雪垠要予以保護，他寫的《李自成》寫得不錯，讓他繼續寫下去。」

　　他在（1975年給毛澤東）上書之前並沒有直接向我透露消息，怕我嘴不穩泄露出去，而是以一種有意無意地發牢騷的口吻試探我的看法：「看來真沒辦法了，只有給他老人家寫信……」。我說只怕很難送到他手上，他也難得有精力管這種事。等到信已送達並有了好消息，他才把一切告訴我。在信里一開始就說明自己是《李自成》的作者，重提當年呈書並獲恩榮的往事以勾起毛澤東的記憶。然後談他的寫作計劃，懇求幫助。這時他沒有忘記吳晗的話，計劃中只提寫農民起義的《李自成》和《天京悲劇》，而不提寫辛亥革命的《大江流日夜》。信的最後還附一首舊體詩。詩是他的舊作：

　　堪笑文通留恨賦，恥將意氣化寒灰。

　　凝眸春日千潮湧，揮筆秋風萬馬來。

　　願共雲霞爭馳騁，豈容杯酒持徘徊。

　　魯陽時晚戈猶奮，棄杖成林亦壯哉。

　　這首詩確實與毛的風格相通，又有形勢大好，又有雄心壯志；末聯用魯陽揮戈、夸父逐日兩個典故，以表現暮年豪情。

　　毛澤東支持他繼續寫《李自成》的指示下達後不久，姚雪垠就如同躍過了龍門，遷居北京，開始進入他人生旅程和文學道路的最後階段。

　　（摘自《黃河》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