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西晉墓誌的意義(福原啓郎 王大建 )

自清末以來，迄今出土的西晉墓誌（也叫「墓誌碑」）有20多塊。本文擬通過整理每塊墓誌，分析其共同的特徵，從而考察西晉墓誌的意義。 西晉墓誌的形狀特徵為碑形，可細分為（1）圭形。（2）圓首。（3 ）方首。與東漢的墓碑相比，西晉的墓誌是置於墓室之內的，而墓碑則置於地面上。西晉的墓誌一般高度為40～60厘米，最高的華芳的墓誌為131厘米，與高度多為2米以上的漢碑相比，可稱得上是小型的。從刻文方面看，北魏的墓誌已定型化，具有題（題額、標題）和散文式的志（序）、韻文式的銘等一整套墓志銘的書寫方式，而西晉的墓誌卻尚未定型，或題、志、銘完備，或有題、志而缺銘，或只有志而缺題與銘。從字體分析，西晉的墓誌所使用的是從東漢的隸書向北魏的楷書過渡的字體。總之，西晉墓誌是由東漢流行的墓碑發展到北魏的墓志銘之間的過渡，雖然已具備某些共同的特徵，但尚未定型。 西晉墓誌的時間與地域也頗具特色和意義。墓誌創作的時間即被葬者的葬年，除少數葬年、去世年代不明者外，大部分都在西晉王朝的末年。另外，墓誌出土的地域，有10塊出自河南省洛陽市，5塊出自偃師縣，1塊出自孟津縣，這16塊都集中自西晉的都城洛陽的近郊出土，其地域性顯而易見。下面用出土的西晉墓誌的特徵來探討文獻資料所載的西晉墓誌的真偽。唐代封演著《封氏聞見記》卷六《石志》記有西晉王戎墓誌的情形。「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旁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有數百字。」可知身為「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的墓誌在隋代洛陽（東都）出土。另外，鄭樵《金石略》卷上「三國晉南朝」中也記有：「晉王戎碑，惟存數十字，西京。」可知北宋時尚存有殘石，以後散佚了。由於是釀酒家掘窖而偶然發現的，可推測是在墓室內偶然發現了墓誌。《金石略》稱之為「碑」，其實不是墓碑，而是碑形的墓誌。其字數也與出土的管洛墓誌（244字）、張朗墓誌（418字）等相應。王戎墓誌製作的時間，據《晉書》卷四十三《王戎傳》記載：「永興二年，薨於郟縣」，故製作時間應距惠帝永興二年（305）王戎去世時間不遠。出土地點也是隋唐的東都洛陽（也是東漢至北魏的京師洛陽西郊），與清末以來集中出土的西晉墓誌的區域相吻合。 西晉時突然出現小型的具有碑形的墓誌，其原因如下：東漢末年，針對東漢時盛行的厚葬風俗，規定禁止立碑，獻帝建安七年（202）和西晉武帝咸寧四年（278）曾兩次下達禁令。《太平御覽》卷五八九「文部、碑」也記有晉令：「諸葬者，皆不得立祠堂、石碑、石表、石獸。」禁立碑的結果，是三國時魏國已出現代替墓碑的刻石即墓誌。確實，從外表看，由於魏晉禁立墓碑而墓碑減少，代之而起的是墓誌登場，但這不是唯一的原因。因為這些尚不能說明出土的西晉墓誌的時間性與地域性的意義，而且西晉墓誌遠不似北魏的墓志銘已定化，出土的絕對數也少，還有的已挖掘的西晉墓中並沒有墓誌，所以，需要通過分析具體的墓誌從而考察墓誌製作的原因。 以左棻的墓誌為分析重點。左棻在西晉武帝、惠帝時的後宮中，以文才而達貴人地位的。其兄左思因「洛陽紙貴」的故事而聞名於世，是《三都賦》的作者。左棻的墓誌於1930年在偃城西15里蔡庄村（洛陽故城東10里）出土，方首（板狀），陰陽兩面刻有89字。陽面刻有：左棻，字蘭芫，ｑí齊國臨ｚī菑人／晉武帝貴人也，永康元年／三月十八日薨，四月廿五／日，葬峻陽陵西徼道內。碑的陰面刻有：父熹，字彥雍，太原相，弋陽太守／兄思，字泰沖／兄子髦，字英髦／兄女芳，字惠芳／兄女緩，字紈素／兄子ｃōｎｇ＠⑹奇，字驃卿，奉貴人祭祠／嫂翟氏。志文中引人注目的是：碑的陽面上有「葬峻陽陵西徼道內」，左ｆēｎ＠⑵是作為陪葬被葬在武帝的陵墓峻陽陵的；碑的陰面有「兄子ｃōｎｇ＠⑹奇……奉貴人祭祠」，左ｆēｎ＠⑵的祭祠工作由其兄左思的次子來執行。 左棻之外的陪葬的例子還有荀岳。其墓誌稱：「先祖世安措於穎川穎陰縣之北。其年七月十二日大雨過常，舊墓下濕，崩壞者多。聖詔嘉悼，愍其貧約，特賜墓田一頃，錢十五萬，以供葬事，是以別安措於河東洛陽縣之東，陪附晉文帝陵道之右，其年十月戊午朔，廿二日庚辰葬。」可知其本籍鄉里有很多「舊墓」，因大雨而崩壞，惠帝下詔讓其為文帝司馬昭陪葬，在附近賜給墓田。詔書的原文也全文刻在墓誌上面。這種墓田下賜的例子，在《晉書》中可以發現3例。《羊祜傳》：「從弟ｘｉù＠⑺等述祜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去城十里處近陵葬地一頃。」《賈充傳》：「太康三年四月薨，時年四十六。帝為之慟……給塋田一頃。」《滕＠⑻傳》：「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由皇帝賜給墓田，這些墓田在帝陵附近（荀岳、羊祜），或至少在京師洛陽近郊（滕＠⑻。賈充的後妻郭槐的墓誌是從洛陽老城東北平樂村北地出土的，由此可知賈充也葬在京郊）。他們不是象左ｆēｎ＠⑵那樣在帝陵的墓域內陪葬，大概是一種廣義的「陪葬」吧。還有些大臣並非由於墓田下賜，而是主動在洛陽周圍營造墳墓（如《晉書》中的杜預和王ｊùｎ＠⑼）。以洛陽北郊的北邙山西晉歷代帝陵為中心，周圍廣布「陪葬」臣下的墳墓，其中一部分在墓內立了墓誌，其結果，便是後世在洛陽近郊集中出土了一批墓誌。 為什麼作為「陪葬」要立墓誌呢？讓我們看看《晉書》卷三十三《王祥傳》或許可以從中得到答案：「（王）烈欲還葬舊土，（王）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王祥同時痛失二子，二子對葬地表達了不同的願望。這個故事本身是意義深長的。遠離故鄉琅琊郡而居住在京師的王祥一家，在本籍故鄉或京師洛陽營造墳墓，二者可擇其一。荀岳葬於故土的舊墓一旦被毀，便改由皇帝在洛陽帝陵附近賜給墓田，荀岳葬後，其妻劉簡言也合葬於此。羊祜生前希望死後葬在故鄉泰山郡先祖墳地里，因武帝不準而葬在帝陵附近的下賜墓田裡。象這樣一些貴族，特別是與皇帝聯繫緊密的權貴、功臣，在墓葬地方面就面臨著兩個方向的選擇：鄉里（先祖）和京師（皇帝）。這反映了當時貴族的兩面性——既是鄉里的望族，又是京師的官僚，因而改葬在京師便需要製作墓誌。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墓志銘盛行也是這個道理。 下面對非京師洛陽出土的墓誌加以考察。以華芳的墓誌為例。其墓誌從現在北京的八寶山革命公墓以西出土，據志文可知，她是西晉永嘉之亂時河北軍閥王浚的夫人，王浚出身於名門太原王氏。華芳是永嘉元年（307）二月，大概是在薊城去世，同年四月由王浚葬於此地。關於華芳的墳墓，有如下解釋：「先公舊墓在洛北邙，文、衛二夫人亦附葬焉。今歲荒民飢，未得南還，輒權假葬於燕國薊城西廿里，依高山顯敞，以即安神樞，魂而有靈，亦何不之。」華芳應象王浚的父親王沈及王浚的文、衛二夫人那樣葬在洛陽北邙山中太原王氏的墓地內，由於戰亂饑饉，只能在王浚駐屯的薊城附近假葬，期待著將來歸葬北邙山的「舊墓」。對王浚一家的墓地，我們根據志文整理如下：曾祖父（王柔）—太原晉陽，祖父（王機）—河內野王，父（王沈）—洛陽，華芳—燕國薊。由此可看出墓地與本籍及京師的關係。其曾祖父在本籍，其祖父為何在河內郡？令人費解。至其父王沈時，又遷往洛陽的北邙山，而且華芳的歸葬地不是鄉里而是京師。與華芳相似，東晉謝鯤的墓誌中也有「假葬建康縣石子岡，……舊墓在熒陽」的記載。隨著西晉的滅亡和東晉的建立，很多漢族人士從中原南渡，其中謝鯤去世後被假葬在東晉京都建康郊外，期待中原回復後歸葬熒陽陳郡謝氏的「舊墓」。華芳與謝鯤兩墓誌的共同點，即持有歸葬先人舊墓的志向而先行假葬。前文所提到的洛陽出土的墓誌不也是這樣嗎？在這一點，與東漢以來存在的，在西晉墓誌也能見到的（魯銓）戰死沙場的墓誌、大量發現的東漢時代刑徒ｚｈｕāｎ＠⑽，以及謝鯤等東晉南渡人士的墓誌、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興起的墓志銘是一樣的。可以說，墓誌是在廣義的假葬基礎上製作的。 下面考察一下左ｆēｎ＠⑵墓的祭祀問題。左ｆēｎ＠⑵死後的祭祀由其兄左思的次子執行，左思在妹妹左ｆēｎ＠⑵死後約8年後去世，大概左ｆēｎ＠⑵的墓誌是由左思所製作的。左ｆēｎ＠⑵在後宮，一生獨身，沒有丈夫沒有子女，「兄子聰奇，字驃卿，奉貴人祭祠」一行刻文，凝縮了左思對左ｆēｎ＠⑵的思念之情。另外，左思對妹妹左ｆēｎ＠⑵的思念，還可從左ｆēｎ＠⑵生前進入後宮時，左思贈給她的《悼離贈妹詩》二首表現出來。與左ｆēｎ＠⑵墓誌相類似的還有管洛、成晃、石ｘｉǎｎ＠⑾。管洛、成晃沒有兒子，便由大女兒的丈夫主持製作墓誌；石ｘｉǎｎ＠⑾由於與嫡子石定同日戰死沙場，故由庶子石恭主持葬儀和製作墓誌。另外再研究一下徐羲的墓誌。上刻「子孫攀慕斷絕，永無瞻奉，嗚呼哀哉，遂作頌曰……。」徐羲的息子徐烈等子孫為追慕的主體。然而還有「皇后追念號ｔáｏ＠⑿，不自堪勝」。皇后（指惠帝皇后賈南風）追念乳母徐羲，製作了精緻的墓誌，恐怕這才是營造墳墓的最實質的原動力。賈南風自幼喜愛乳母徐羲，當了皇后又把徐羲帶進後宮，並給與她「美人」的身份。「見會處上，待禮若賓。有論道，非美人不聞；寢食，非美（人）匪卧匪食；遊覽，非美人匪涉不行；技樂嘉音，非美人匪ｄǔ＠⒀不看。潤洽之至，若父若親。」賈南風和乳母徐羲之間存有一種如親子般的親情。總之，前舉種種墓誌用一句抽象的話來概括，即活在世上的家族對被葬者的情義的確認，這一點是共通的。我們還可看到作為大家族情義確認的附葬或合葬的有關記載。如荀岳（劉簡訓）的墓誌，陰陽兩面刻著夫荀岳，左側面刻著夫人劉簡訓（右側面刻著子孫）。劉簡訓刻文的最後部分是：「四月十八日乙酉附葬」。荀岳，元康五年（295）去世，同年埋葬，9年後，永安元年（304 ）夫人劉簡訓去世，同年「附葬」，即荀岳、劉簡訓夫婦合葬。另外，讀裴祗的墓誌可知，與裴祗在一起的，還有太夫人（母）伏氏、夫人馬氏、女兒惠庄3 位女性附葬。志文簡潔，只記述了裴祗的官名、字、本籍、享年及另外3 人的情況和墓內棺木安置的位置。以裴祗為中心，全家合葬，讓他們依然和睦相處在一起，我想，這就是生者的願望吧。郭槐的墓誌上刻有「附葬於皇夫之兆」，她未能與「皇夫」賈充在同一墓室，而是附葬於同一兆域（墓域），這也能反映郭槐作為後夫人與前夫人間的不和睦吧。從張朗的墓誌上有「昊天不弔，奪我考妣」，「合葬斯宇」的刻文，便知這是夫婦合葬的墓誌。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士孫松的墓誌，上有「新婦前產二子，長名嬰齊，次名黃元，皆年二歲不育……遂以附於其母焉。」29歲時去世的士孫松與夭折的二子的遺骨一起合葬。關於士孫松的丈夫傅宣，《晉書》卷四十七有傳，士孫松去世後，他又娶弘農公主為妻，因沒有男孩，以弟傅暢之子傅沖為嗣。主持士孫松的埋葬、服喪、祭祀，理應是身為丈夫的傅宣，墓誌的製作，也該是傅宣，通過墓誌，將對亡妻的追念永遠保留下來。 在出土的西晉墓誌中，女性墓誌佔有較大的比例，有管洛、郭槐、徐羲、左ｆēｎ＠⑵、華芳、劉氏（鄭舒夫人）、士孫松7人，以男性為主的合葬墓荀岳（劉簡訓），另外裴祗、張朗等的墓誌實質上也含有夫人在內。這種情形說明，墓誌是以家族為主體製作的，它反映為安魂的墓誌很多。總之，墓誌表現了生者與死者之間、合葬者之間的一種家族間情義的確認，一種以死者為中心的家族間情義的確認。在表現家族間情義方面，與東漢悼念過早夭折的愛子畫像石和同時代的文學作品，如左思的《悼離贈妹詩》、《嬌女詩》，潘岳追念亡妻的《悼亡詩》等關於家族描寫的作品精神是一致的。這一點，與東漢時門生故吏醵金製作顯彰碑的主體是大相徑庭的。 將生者對死者的思念及故人生前的功績刻在碑石上，以此永遠地傳給後人，這是製作墓碑、墓誌的基本理由和原動力。由於被葬者與葬者（生者）都是離開本籍的，與故里和原來的宗族疏遠，作為記載這一現實的方式，西晉的墓誌出現了。因為墓誌製作的主體是家族，故生者對死者的懷念就更深沉；又因為不是在故鄉而是在異土他鄉，所以意義就更深刻。如果把這種思念的結晶看作是中國墓誌的本質的話，那麼可以說，西晉墓誌是中國墓誌的起源。 西晉墓誌出現的背景，從長遠看是由東漢萌芽到西晉得到發展的生死觀的變化，從對死者的畏懼到追念，把死者看成活生生的人。從短期方面看反映了從厚葬到薄葬的發展變化。但更本質的是做為個人自救手段的宗教開始興盛，表達個人精神世界的五言詩體等六朝貴族文化誕生。墓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一時代風貌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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