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堅：處於行為取向轉變中的美國

　　對宗教和自由的強烈信仰之所以能夠在美國人身上得到統一，關鍵在於「擴張」二字：美國是擴張性價值觀的受益者，強烈的宗教信仰成為美國人堅信「擴張之正義性」的依託，強烈的個人（自由）主義傾向則是激發起擴張潛能的最佳催化劑。類似的場景，我們曾經在15世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海外冒險中見識過，而這也是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表達的觀點。由於宗教信仰和自由信仰的統一建立在「擴張」這一前提條件之上，因此我們可以預言：一旦美國人不再能夠從擴張中找到足夠的利益激勵、或者無法在尋找到有利可圖的擴張空間，那麼美國人將產生「在宗教信仰與自由信仰之間的分離和對立」——或者堅信宗教信仰而放棄非宗教化的自由信仰、從而淪落為具有原教旨主義情結的宗教國家；或者（如果不是更有可能的話）弱化宗教信仰、從而完成向現代歐洲理念的回歸。

　　一個建立在擴張基礎上的國家，一旦從擴張的行動中退縮回去，就會使其核心價值觀遭受到質疑，並可能由此激發缺少血緣和共同歷史連接的不同族裔之間的內鬥。這是當代美國社會面臨的根本性困境。這種困境具體表現為：在社會內部存在著如何對待開放與封閉的兩難；在國際行動中如何處理正義化身與利益導向的兩難。

　　1：理解美國的關鍵--宗教與道德優越感

　　一般認為,「世俗化是指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人們心理上已經擺脫了宗教影響或束縛的狀態，主要表現為：1.政治與宗教的分離--政府不得參與宗教活動，國家公務人員的公務活動不得受宗教的影響，政府不得偏袒或迫害任何一種合法的宗教，公務人員不得以公職身份參加宗教活動等等；2.公民的絕對的信仰自由--政府不得干預公民的信仰自由；3.社會生活不受宗教的清規戒律的束縛--比如人們生活追求奢侈豪華、追物質利益等等。」[於歌《美國的本質》]

　　「從表面上看起來，美國的國家和社會確實有以上的特徵：儘管有一些宗教團體仍然主張建立政教合一的社會，甚至對美國國民意識的形成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清教徒思想也有政教合一的傾向，但是在法律和社會制度上，美國是個政教分離的國家，而且從立國以來就是如此；美國憲法禁止政府設定某種宗教為國教，禁止政府干涉或參與宗教活動，國家公務員無論有怎樣的狂熱的宗教信仰，都不能以公職身份參加宗教活動、不能以公職身份對某種宗教做出評論，公務員的宗教活動只能以私人身份、並且是在公務時間之外。這體現著政教分離的原則。」[於歌《美國的本質》]

　　「政教分離、信仰自由、以及生活的奢侈和對物質的追求等等，使得一般人們都認為：美國是一個極端世俗化的社會，美國文化的主流是世俗主義、現世享樂主義，真正的宗教信仰在美國已經衰落，基督教在美國僅僅是一種傳統習俗，是由來於基督教文明的生活習慣，有些宗教活動，如各種基督教節日的等等甚至在美國已經演化為娛樂。」[於歌《美國的本質》]

　　「但其實，這種看法是一種誤解，被美國的表面現象所迷惑，沒有看到美國的社會和國家的實質。實際上，美國是一個非常宗教化的國家，基督新教在國家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國民心理上起著關鍵的主導作用。」[於歌《美國的本質》]

　　「美國是一個宗教色彩很濃厚的國家。有三十萬個以上基督教教堂、猶太教會堂、清真寺以及其他宗教活動場所。很多社會學家認為，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的宗教色彩最濃厚。據1990到1993年的國際性調查，百分之八十二美國人認為自己信仰宗教。」[美國駐華大使館宣傳資料《宗教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皮尤（PEW）調查公司2004年7月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在全美1.28億網民中，64%的上網活動與宗教有關，也就是說，有高達8200萬的人在網上了解、傳播與宗教有關的消息。

　　另據2002年的統計，美國有84.2％的人信奉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1.59億基督徒構成了美國成年人人口的3/4。雖然在眾多的統計中無從得知基督教徒的社會影響力，但是從美國總統在就職儀式上必須手按《聖經》發誓、美國參眾兩院的每一屆會議都以牧師主持的祈禱開始等諸多細節中就可以感知基督教在美國社會生活中的巨大影響力。從這一意義上講，稱基督教是美國的主流宗教、美國是建立在基督教原則之上的國家並不為過。[附註：多元的美國一直有一個唯一的主流族裔和主流文化，即以英格蘭清教徒移民的歷史文化傳統為基礎的價值標準和文化（即通常所說的WASP）。]

　　「我們恐怕很少見到任何其他國家像美國一樣在公共和政治生活中有那麼多的宗教儀式：美國最重要的國家節日──7月4日的獨立日和5月26日的陣亡烈士紀念日──都通過宗教儀式來紀念；國會會期中的工作日都從牧師的祈禱開始；美國的各種儀式──婚禮、葬禮或總統的就職典禮──都採用宗教儀式。每當美國遇到民族危機時，美國人都以宗教形式來尋求慰藉和進行宗教祈禱。我們都會清楚地記得，在美國遭受9·11恐怖主義襲擊時，布希總統用來結束其慷慨激昂的演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上帝保佑美國。』」[周琪《宗教與自由精神並行不悖的美國》]

　　「美國的貨幣上至今印有『我們堅信上帝（IN GOD WE TRUST）』的字樣，美國的『愛國誓詞』也說：『我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的旗幟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國，一個國家，歸上帝主宰』。在美國的總統就職儀上，新任美國總統也必須手按《聖經》，向《聖經》宣誓。這些做法，在世俗化成為主流的今天已經很少見，可能全世界內也就獨美國一份，反映著美國人的強烈的宗教情緒。」[於歌《美國的本質》]

　　「為什麼美國這個國家在現代仍然保持著這麼強烈的宗教性？為什麼美國這個國家每當出現世俗化浪潮時就有強烈的回心力量將其拉回宗教的軌道來？其原因在於，美國這個國家根本就不是一個自然形成的國家，而是由一些因為宗教原因而遷移北美大陸的新教徒所創建的宗教國家，這些新教徒建國的目的是在新大陸實踐新教理想，在新大陸實現新教的宗教目標。因此，美國一開始就是一個是建立在新教徒意識形態之上，為新教意識形態所驅動，為實現新教徒意識形態目標的國家，新教的價值觀是這個國家產生的動力，也是這個國家以後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主導力量。」[於歌《美國的本質》]美國人至今仍然抱有的「美國是上帝祝福的國度」，「美國人要將世界領向善」的天命思想和使命感，是美國人從殖民的時期開始的先輩傳下來的傳統，由來於基督教的選民意識和救世主義，由來於清教徒的改造社會和改造世界的天命意識。

　　美國長期以來被看作是西方國家中最宗教化的國家，「山顛之城」是美利堅民族認同的核心。許多西方學者也早就認為，美國社會與政府的結構及社會的基本價值取向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基礎之上。雖然美國實行政教分離，但美國作為一個宗教社會的一個最強的認同是，需要公開祈求上帝的保佑。2003年，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德國發表的演講中指出，美國是宗教啟蒙主義進步觀深深紮根的國家，宗教的土壤導致形成了美國「領導世界」的使命觀。美國現代法學家龐德(Roscoe Pound)指出：「宗教觀念在美國法律的形成時期常常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如果不考慮清教，我們就難以得到美國法制史的完整圖畫，也就無法理解上個世紀的美國法律。」[龐德《法律史解釋》]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在《美國神權：21世紀的極端宗教、石油和債務政治及危險》（American Theocracy，the Peril and Politics of Radical Religion，Oil and Borrowed Money in the 21st Century）一書中，列舉了許多例證，證明：在美國，神學已經代替了正常思維的邏輯，神權政治不再是一種思潮而是已經逐步演變成為一種政治和政府行為。

　　「政教分離」曾經是美國的政治傳統。這一傳統的形成與美國社會的創建者多為基督教內持不同政見者的歷史淵源、以及需要避免基督教派之間紛爭的考慮有關。值得指出的是，嚴格意義的「政教分離」應該是雙向的，即不僅包括「宗教組織不得依賴政府資助以防止損害宗教組織的獨立性」，而且也應該包括「主流的宗教價值觀不影響政府管治原則的制定與實施」。從後一個標準來判斷，美國決非嚴格意義上的「政教分離」國家，因為即使美國官方文件也承認「『基督教聯盟』這樣的右翼組織在美國政治生活中非常活躍、成為影響很大的政治力量」。 [美國駐華大使館宣傳資料《宗教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

　　美國無與倫比的國家力量給了美國人強烈的自信，這種自信與基督教傳統的結合，賦予了對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美國基督教徒們以類似於中世紀「聖戰」戰士們所具有的、「要將自己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普之於世」的天然使命感和道德優越感。如同其他宗教國家的民眾一樣，信仰基督教的美國人曾經在相當長時間裡自認為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受到上帝的青睞、被上帝賦予了其他民族所沒有的特性。他們常常懷疑那些不幸的、受專制或殖民統治的民族是「劣等」種族，這些民族沒有能力獲得自由、必須等待美國的拯救。美國政府在處理國際事務時的種種做法難免使其他國家的人民產生這樣的聯想：當美國人說「God bless American」的時候，他的潛台詞實際是「我們將在上帝的引領下擴張美國的利益，我們將假借上帝的名義征服其它民族」。

　　從表面上看來，與嚴格遵循繁文縟節的天主教不同，美國化的基督教「以一種更輕鬆和包容的態度對待追隨者，讓宗教更友善、更適應人的需要」。但是這種宗教存在方式的寬鬆化並沒有改變將宗教與道德等同起來的傳統觀念、沒有改變宗教「惟我獨尊」的道德優越感、也沒有從本質上改變對異教徒的不信任感。

　　面對越來越多「異教徒」的湧入，以《聖經》為共同價值依託的基督教各派別正在放棄對教義理解方面「屑微」的分歧，以儘可能「包容」的心態組建起「基督教徒的聯盟」。當某一種宗教的勢力比其對手遠為強大時，其人數眾多的虔誠信徒們就會要求「宗教領袖應該發揮影響力、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影響決策者」--於是藉助於「人手一票」的選舉制度使主流宗教進入政治領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必然。

　　[附註：貝爾（Danniel Bell）認為：美國人得了「精神分裂症」，有兩個不同的語系，一個是拜物的、功利的、利己主義的語系，一個是宗教的、利他的社區的語系。與拜物的、功利的、利己主義的語系相比，宗教的、利他的社區的語系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奮鬥目標，因此他們在選舉中往往表現出超出其佔總人口比例的影響力。]

　　2：行為取向的轉變--方向與前景

　　傳統美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國內事物的個人主義與國際事務的保守主義的結合。在政治文化層面表現為「兩大不信任」：一是對內不信任政府(公民有不服從的權利)，在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方面主張維護個人自主的傳統；二是對外不信任世界，認為國際社會是遵循「叢林規則」的無政府狀態，因而相信「實力才能彰顯價值」。這一對看似矛盾的對立在美國卻有著「完美」的結合，其原因在於：在「征服者」集團內部實行個人主義，以激發起民眾「征服的熱情和活力」；在對待「被征服者」時採取等級機制的策略，這種策略的「正義性」基礎就是聖經所賦予的「上帝子民的道德優越感」。

　　早期的美國文化雖然根植於近代的歐洲文明，但是短暫的歷史使它沒有背負歐洲大陸的社會等級制包袱，並且為了避免歐洲大陸各教派之間紛爭所釀成的悲劇，來自世界各國（主要是歐洲基督教國家）的早期移民注重培養美國社會的多元化氛圍和寬容精神。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特別是近2、30年以來，來自非基督教國家的移民佔據了新增人口絕大多數，非基督教人口佔美國人口總數的比重持續增長，因此「在同一本《聖經》面前秉持寬容和多元化」的社會政策面臨著失去存在前提基礎的衝擊。「如何面對異教徒」的問題與美國主流（基督教）社會傳統的「不信任感」結合在一起，將成為改變美國主流社會行為取向的「內部性」誘因。

　　現代政治學認為：主流價值觀規定著社會管治原則、評價標準、等級秩序與利益分配格局，構成與「硬權力」相輔相成的「軟權力」。主流價值觀的一個重要作用是為社會利益分配提供指導原則及評價標準，通過普遍的認同來減輕利益分配不平等所可能引發的對抗。因此，一種主流價值觀背後必然對應著一種現實的等級秩序及利益分配格局。

　　美國人試圖將其主流價值觀推廣成為普世價值觀的努力，其本質是試圖在全球構建以美國主流社會為最高等級的全球等級制--站在這種居高臨下的位置上、美國社會的統治者們可以依據自身需要設計最有利於己的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並將美國的國家利益裝扮成為普世利益。然而，美國人這種無視其他國家利益和主權、無視各國文化和價值觀傳統與現實的「霸權行為」，以及美國人處處流露出的權力傲慢與道德優越，不可避免地遭到其它國家民眾的拒斥：儘管懾於美國強大的國家實力、這種「拒斥」主要以非直接的和非暴力的方式體現，但是無論在美國的盟國（如加拿大和歐盟諸國）、還是處於更為邊遠的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都能夠強烈地感受到「拒斥美國霸權主義行為」的情緒存在。當代國際恐怖主義就是對美國霸權主義行為「拒斥」的一種極端形式。面對包括盟國在內的廣泛「不合作」，有著對國際社會不信任傳統的美國主流社會更加傾向於「單邊主義」--無論是單邊主義的干涉還是基於同樣理由的對外封閉。因此，美國之外的世界對美國霸權主義行為的拒斥將成為改變美國主流社會行為取向的「外部性」誘因。

　　概而言之，在「內部性」誘因和「外部性」誘因的雙重作用下，美國主流社會的行為取向正在經歷著一場轉變：這一轉變最核心的特徵是「強化了美國主流社會普遍存在的不信任感」--不僅是對其它國家的不信任、也包括對本國「異教徒」的不信任。在這種強烈的不信任感支配下，美國的主流社會越來越傾向於「單邊主義」行為方式：當對自己的力量充滿信心的時候，往往採取「激進-蠻橫」的手段實施單邊主義干涉--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就是這種單邊主義干涉的最好例證；當對自己的力量信心不足的時候，則傾向於回歸為「拒斥外界」和「自我封閉」的孤立主義--這種孤立主義傾向將迫使美國政府更嚴格地對外實施貿易保護、對內加強對少數族裔的監管。

　　[附註：2005年10月，佩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意調查發現，孤立主義情緒在公眾當中有了明顯的復活。高達42％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在國際上應該操心自己的事務，聽任其它的國家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這一比例比三年前增長了12％，甚至達到了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越戰後所未見的高度。最近40年中，也只有1976年（41％）和1995年（41％）的調查結果在孤立主義的路上走得這麼遠。]

　　在這裡有必要特別提及9-11事件的影響。在9-11事件之前，美國的綜合國力使美國人普遍有著根深蒂固的安全感和優越感；但是，這一切都隨著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大樓的倒塌結束了。不論這個事件的真相如何，9-11事件打破了美國人的安全感，使信奉基督教的主流社會切身地感受到「直接面對異教徒攻擊」的威脅，進一步強化了對一切「外來者」的不信任感。面對來自「身邊異教徒」的攻擊，自感脆弱的主流（基督徒們）迫切地渴望從「強大的」政府那裡得到所需要的安全保證，於是藉助於「恐怖主義的威脅」，美國的中央集權機製得以進一步壯大、聯邦政府的權力管轄範圍逐漸覆蓋到社會的各個層面。

　　9-11事件對美國社會的長遠影響表現為：對「外來者」不信任的社會心理促使人們理智地選擇 「從開放向封閉」、「從自由向集權」、「從個人主義向集體主義」的轉變。這種一轉變就是學者們稱為的「大陸化」進程--即美國在可預見的未來將由准海洋國家轉化為大陸國家。儘管這一進程並不會在短時間內完成，而會採取一種漸進的和不斷反覆的方式，但是人類社會向等級-集權機制演進的內在機制決定了這一進程的不可逆轉性。

　　建立在無知與偏執之上的自大、在遭受越來越多挑戰和抗拒之後產生的恐懼、對未來命運無法預測時的脆弱感，將成為未來改變美國國家政治結構和社會心理的巨大力量。狹隘的民族主義勢力高漲，以及2004年美國大選所表現的宗教保守力量上升，標誌著美國社會正在逐漸弱化傳統的個人（自由）主義理念，進一步向著內斂、保守、宗教化的方向轉變，並有可能在遭受到巨大外部挫折之後重新回到「孤立主義」的老路。當普通美國人對一個無法理解的世界充滿恐懼時，他們總是試圖從傳統價值觀、宗教、權威和民族主義中尋找慰濟。然而，這種退歸到傳統中尋找出路的做法將鑄就未來美國的悲劇：企圖「退歸到傳統」的美國人無法理解也不願意理解其他民族，這對於一個在全球化時代居於領導者地位的民族來說，意味著決策與行動的盲目。

　　3：開放與封閉之間的兩難困境

　　深受個人（自由）主義傳統影響的美國社會在放棄個人（自由）主義過程中必然經歷內部的分裂與對立，處於「從開放向封閉」、「從自由向集權」、「從個人本位向集體本位」轉變進程中的美國不可避免地陷入 「沿襲傳統」與「適應現狀」之間的兩難困境。如果我們用這樣一種視角觀察美國--「在向集權-等級制轉變過程中依然對個人（自由）主義報有深深的眷戀」，那麼當今和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美國社會的諸多矛盾和對立就可以得到相對合理的解釋。

　　如果我們在觀察美國社會時，不僅將目光對準精英階層、同時也考慮到大眾階層的情感和政治影響力，不僅分析政治與經濟利益的較量、同時也計入宗教和道德力量的影響，那麼對美國社會即將（準確地說應該是「正在」）發生的轉向便會有一個大致的推測：被9-11事件強化的不信任感不僅反映在美國人對待「外部世界」的態度上，而且正在美國國內廣泛地延伸；美國社會「普遍不信任感」的日益加深，將極大地激化本已尖銳的國內不同宗教群體和族裔之間的矛盾，從而蠶食著現代社會運作的基礎--社會信任制度、並引發社會認同危機，進而可能造成社會的分裂和經濟的停滯。

　　國家認同是每個現代國家自我定位的根本「坐標」。更重要的是，「國家認同」直接影響國家內部的社會和諧以及該國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一個國家認同相對弱的社會(往往是多民族的社會)極可能是一個族群關係緊張的社會。

　　與羅馬帝國相似，由於在自然性認同（如血緣、歷史）方面缺乏足夠的資源，因此美國的國家認同建立在「各種形式的擴張」基礎上--豐富的生存資源和對外擴張時的內部一致性成為國家認同的物質和精神基礎。但是，這種以擴張為主旨的認同存在著致命的缺陷：美國人的國家認同來源於對外擴張行動的成功，因此一旦對自然界和其它社會的擴張行動遭遇到重大挫折，其國家認同將隨之面臨顛覆性的挑戰、並將嚴重打擊美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和優越感--這是越南戰爭的失敗在美國產生如此強烈震撼的社會心理根源。

　　9-11事件後，在美國主流社會內部本已存在的「對異教徒」不信任感被強化，而這種不信任感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對潮水般湧入的「新移民」的身份認同：對這些不斷湧入的「新移民」是否接受美國主流社會價值觀的懷疑、以及對未來美國社會的影響，正在成為美國主流社會關注的焦點。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的新著《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正是反映了美國主流社會的學者對國家認同的擔憂。

　　根據亨廷頓的觀察，在全球範圍內、尤其是在發達國家中，傳統的國家認同正陷入一場認同危機之中。這種認同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個原因是由於發達國家內部的民族多元化--這種多元化是自二戰結束以來大量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移民所造成的，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這些新移民未能被「同化」，相反他們保持了原來的文化和民族認同，這就產生了所謂的「亞國家認同」(Sub- national Identities)--即在同一個社會裡、除了主流的國家認同外還存在著少數族裔的族群認同；「認同危機」產生的第二個原因是全球化--即全球化使發達國家精英階層的國家認同感大大降低，由於這些精英在職業交往和日常生活中都深受全球化的影響，因此他們對自己國家的認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而被逐漸淡化，在這些精英群體中，一種新的「全球認同」（超國家認同，Super- national Identities）正在慢慢取代傳統的國家認同。「亞國家認同」的出現引起美國主流社會與移民群體之間的衝突，「超國家認同」則將導致美國社會中精英分子和普通大眾(主要是白人「草根」階層)之間的矛盾激化。

　　2004年的美國大選反映的「政治分裂」正是美國「國家認同」出現危機的徵兆。首先，這種「分裂」反映了政黨的對立：支持共和黨的「紅州」變得越紅，支持民主黨的「藍州」變得越藍，而且兩者之間的地域差別也更加明顯。其次，這種「分裂」反映了「宗教美國」和「世俗美國」的對立：從地域看，共和黨贏得了基督教信仰深厚的中南部「聖經地帶」，而民主黨支配了新移民眾多並向「後基督教」世俗社會演化的東西海岸和東北部「舊美國」；從選民構成看，每星期至少去一次教堂的選民有60％支持布希，而從不上教堂的選民中64％支持克里。第三，這種「分裂」 反映了「城市美國」與「郊外美國」的對立：支持民主黨的藍色美國主要是高度都市化地區，而支持共和黨的紅色美國則集中於郊外和鄉村；所有各州內部的選票分布地圖上，紅藍之分基本也取決於城市和郊外選區。第四，這種「分裂」反映了「移民美國（美國少數族裔）」和「本土美國」（美國白人主流社會）的對立：克里獲得了白人之外所有族群中的多數（包括近9成的黑人選票），而布希贏得了白人選票的57％。第五，這種「分裂」可以看作是「海洋美國」與「內陸美國」的分化--東西兩海岸的藍色反襯了美國內陸的大片紅色。第六，這種「分裂」包含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精英美國」和「大眾美國」的對立：在沒有大學學位的選民中布希領先克里5個百分點，而克里在大學學位以上選民中領先2個百分點、在有研究生學位的選民中克里領先布希竟達12個百分點；通常有高學歷的選民與世界其它地區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繫、更關注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而那些生活在中南部各州的選民不僅有著較為虔誠的信仰、相對較低的受教育程度、而且更願意關注本社區的而不是大洋彼岸的事物。

　　如果說「分裂」是當今美國社會的基調，那麼這種分裂不僅僅源於宗教的信仰和族裔的差別，嚴重的貧富分化正在成為繼宗教信仰和族裔差別之後成為第三股分裂力量。《紐約時報》2005年所作的一次調查發現：若把美國社會分成從高到低的五個階層，在三十年前，有百分之三十五的美國人成年後跳不出其父母的階層，而三十年後的現在，走不出父母所處階層的美國人增加到百分之四十。換言之，美國窮人比三十年前更難在社會階梯上向上爬。2004年的經濟統計數據表明：即使在美國經濟增長的2004年，美國的窮人仍然增加了一百一十萬，總數達到三千七百萬，貧窮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點七。聯合國更在《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對美國的國內及國外政策進行了嚴厲批評，稱新奧爾良颶風讓美國日漸擴大的種族及地區經濟差異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偉大的美國夢想」成了不折不扣的噩夢。

　　儘管財富不均現象的隱性化和全球化所帶來的物質產品價格的大幅度降低使得貧富間的對立得到緩解，但是這種建立在對其它國家剝削和「全球等級制」基礎上的財富不均現象的隱性化不可能長久地持續下去。隨著美國國家實力的衰退，原本在經濟繁榮時期潛伏著的各種社會緊張關係都將表面化、並將實施尋找發作的機會。

　　沿著這一思路推測美國的未來，將會看到三種可能：其一是，通過對擴張性價值觀的深刻反思，在遏制擴張慾望的基礎上重建國家認同，這種可能性的前提條件是美國必須遭受到足夠沉重的挫折、從而開啟理性反思的進程；其二是，美國的主流社會將戰爭的失敗錯誤地歸結為意志力不足，從而激發起對集權化的推崇和對占人口少數的有色人種（特別是有著非主流宗教信仰的穆斯林和東亞黃種人）的仇恨，這是一個對擴張性價值觀不加反思的社會面對失敗的慣常應對手法，而其背後的深刻原因則是基於人性自利的「人類社會逐漸強化等級與集權機制」的歷史趨勢；其三是，美國國內個人（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主流宗教信仰者與非主流宗教信仰者、白人與有色人種、有更多國際化背景的人群與較為純粹美國背景的人群之間長期的對峙--在2000年和2004年兩次美國總統大選已經清晰展示的這種內在對峙將對美國的國家認同構成沉重的打擊，如果這種對峙被外在勢力有效利用，不排除最終發生諸如社會分裂的極端情況。

　　越來越多的跡象展示了美國社會內部潛在的分裂誘因：美國社會的種種內部矛盾，如宗教紛爭、貧富分化、種族對立都可能成為導致未來美國社會對立和分裂的醋印？梢栽ぜ疲何蠢疵攔?緇岬姆至呀?親誚絛叛觥⒆逡岵畋稹⑵陡環只?餿?閃α烤瀾帷Ⅰ詈系墓餐?峁?＠?妹攔??詰淖迦憾粵⒁醞囈餛涔?胰賢?竅魅趺攔?勻ǖ撓行?淦鰨?魏我桓雒攔?痹詰畝允侄疾豢贍芎雎哉庖壞恪⒏?換岱牌??按偈姑攔??壤┱擰弊魑?渲卮笳鉸匝≡竦目贍苧≡瘛Ｍ囈庖桓齔縞欣┱諾陌勻ㄊ牆?⒐??⒑托車娜死喙餐?宓那疤嶧?。?誘飧黿嵌壤唇玻?勻ǖ耐囈舛雜諼蠢慈死嗌緇嶗此滴闖⒉皇且桓觥案Ｒ簟薄?

　　我們認為：美國的最大威脅來自於美國社會內部。作為現實世界唯一的超級強國，美國在可以預見的未來（21世紀前半葉）將不太可能遭遇到來自其它國家的顛覆性挑戰。但是以宗教和意識形態為支撐的政治性非政府組織，從事毒品、人口和軍火販賣的跨國「地下」經濟組織將可能成為未來美國政府最主要的敵人。這些非政府組織實際上已經跨越了國界的限制而滲透進美國社會內部，並會採取任何非常規的手段破壞美國社會的凝聚力。面對這種無孔不入、無所不在、卻無法確認的對手，美國政府將不得不花費高昂的社會監管成本；社會普遍存在的不信任感將弱化作為現代社會運作基石的社會信用與合作制度，從而嚴重阻礙美國國家能力的提升和對國家整體利益的認同。

　　通過回顧歷史不難發現：一個國家強盛的基礎是寬容和開放，使一個國家變得衰弱的誘因則是社會的封閉和不寬容。就美國的發展歷程來看，美國的強盛受益於它比其它國家更廣泛地接納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並給這些勤奮的移民們提供了相對平等的發展空間。因此可以說：公正的社會制度、寬容的社會價值觀、樂觀積極的心態是美國強盛的制度基礎、也是傳統美國精神的精髓。但是，今天對外界普遍持有懷疑態度的美國人似乎正在把促使昨天美國盛的這些優良制度逐一丟棄。如果沿著這個方向繼續走下去，今天的美國將會步入1000年前中國曾經經歷過的內斂化進程——這種「內斂化」在當代的表現是經濟上的貿易保護主義和政治上的孤立主義。

　　4：正義化身與利益導向之間的兩難困境

　　「每一個信上帝的人，都應該去愛人，愛所有人，他的行動應該體現出上帝的榮耀，應該實現上帝的旨意，所以，幫助其他國家的人去實現自由民主，是相信上帝的人使命和義務（選民意識和使命感、以及干涉主義）。」這種思維，其實就是美國意識形態中的自由民主以及天命意識和使命感的完整內容，是美國國民的共識，也就是它的主流意識形態。

　　理解當代美國的國家政策必須從解讀列奧.斯特勞斯(Leo Strauss)開始。被稱作新保守主義「教父」(God Father)的斯特勞斯認為：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爭不再是多元文化之爭，而是高尚與卑鄙、美好與醜惡、文明與野蠻之爭。[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將『道德優越』引入到本質上是利益之爭的現實政治之中，從而使自認為『自然正當』（Natural Right）的道德衛士們在自我幻化的境界中獲得『神授的道德支撐』」的「理想主義」取代現實主義的結果是，圍繞著利益爭鬥的妥協由於面臨著「道德非正義」的阻攔而難以實現，其結果必然是偏激代替寬容、決戰代替妥協。

　　在實用主義曾經佔據主導地位的美國出現新保守主義的「理想型」異化，暗合了宗教原教旨主義的末世情結和救世主情結，因此廣泛的宗教基礎為美國國家政策從現實（實用）主義向理想主義的轉向提供了「順應民心」的心理依據——「由於我們是自由、民主的國家，他們是不自由、獨裁的國家，我們對他們的一切不人道行為都具有神聖性。」

　　[附註：李弗頓（Robert Jay Lifton）認為（李弗頓《超級大國綜合症：美國與世界的啟示錄式衝突》）：布希政府的狂熱與恐怖組織的極端思想之間有著某種類似的「啟示錄式的癥狀」。比如，他們都有著簡單的非好即壞的世界觀、都有著強烈的正義感和使命感；恐怖分子深信他們有必要消滅異教徒以挽救這個世界、而布希政府也同樣認為自己有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這個世界的使命。]

　　兩千年以來，基督教的基本處世之道是將對手視為撒旦的化身或者門徒，註定要受到上帝永恆的詛咒。這個信念支持了歷代聖徒坦然殉教的態度，也使基督教徒往往不擇手段地對付異端。歷史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相互討伐，以及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間的衝突和戰爭，皆因「真誠地」相信「我是獨一上帝、獨一真理的代言人，對立的他者必然是異端」的「非此即彼、勢不兩立」邏輯。

　　[附註：千百年來，傳統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宗教教育在向人們灌輸道德、正義的同時，也塑造了「正義」與「邪惡」對立的兩分法，並試圖將這種「存在於每個人內心深處的『正義』與『邪惡』的對立」外化。在人們熟知、並仍在津津樂道地灌輸給下一代的「英雄拯救美人」的故事中，就包含著這樣的企圖：賦予完美的英雄以絕對的「正義」，給令人厭惡的對手帶上被刻意醜化的「邪惡」面具，而可憐的民眾就像遭受惡魔迫害的「美人」，無助、凄慘地等待著「英雄」的出現。然而，完美的「正義」幻像並不能掩蓋真實生活中「英雄」拯救「美人」的目的。熟悉了現代經濟學「成本-收益」理論的人們，自然會探究「英雄」拯救「美人」背後的真實企圖。其實，在一個「叢林規則」佔主導的時代，「強佔美人的惡霸」與「拯救美人的英雄」之間並沒有本質的差異，他們的目標都指向「對美人的佔有」。但是，英雄之所以成為英雄，在於它不僅佔有了美人，還打敗了（也許是被人為刻意塑造出來的）惡霸！並且在打敗惡霸的同時，樹立起了「道德優勢」（或者稱為「江湖威望」），為下一次「拯救美人」行動的順利實施打好鋪墊。這就是「軟實力」的威力。]

　　2003年的第二次伊拉克戰爭雖然被其它國家斥為「謀取石油霸權」的戰爭，但是推動美國人投入到這場戰爭中的不僅僅是石油大亨們對中東石油的垂涎、也包含著美國普通民眾「向愚昧和殘暴的異教徒統治者開戰、將美國美好的民主制度『福音』傳遍全球」的使命感。從長時段的觀點來看，現在被稱為「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的事件看起來更像是美國全球「福音」戰略計劃的一個部分，因此將其視為美國全球戰略計劃中的「中東戰役」組成部分或許更為恰當。

　　在道德優越感的支撐下，美國人試圖讓全世界享用「民主制度」的碩果，但是這種巨大的熱情卻遭到挫折。第二次伊拉克戰爭遭遇到來自被「邪惡勢力裹挾和蒙蔽」的穆斯林的抵抗應該在美國人的意料之中，儘管對抵抗的力度估計不足；遭遇到來自中國、俄羅斯的冷遇也不奇怪，因為這兩個與美國價值理念差異巨大的國家將是「福音」戰略計劃的潛在攻擊目標；遭遇到來自歐洲盟友的反對則的確大大出乎美國的預料，然而這一「出乎意料」的結果體現著當代美國與當代歐洲之間越來越大的價值理念分歧--20世紀的慘痛歷史教訓讓當代的歐洲人越來越看清「道德優越感」深處隱藏著的等級、專制基因。

　　試圖在全球擴張的美國政府為了減少其擴張的道義成本、平息本國民眾的反對、弱化世界其他國家民眾的抵抗而刻意編製了一個道德面具：美國的擴張以輸出民主與自由為己任，因而具有崇高的道義。然而這種過高的道德定位與美國現實的利益訴求之間存在著難以掩蓋和彌合的落差，這種落差導致的最終結果將是：沉重的道德面具使得美國政府無法高效率地對潛在的抵抗者實施嚴酷的打擊，因為所有的打擊都必須掩蓋在虛偽的「道義」面紗之下；與此同時，對民主的宣揚雖然在戰爭初期減少了抵抗，但是美國真實戰略意圖的逐漸暴露將使美國的「道德優越」光環逐漸消失，被美國虛假宣傳所欺騙的被佔領國家民眾在認清美國政府「拯救者」的道德定位與「功利」的利益訴求之間的落差之後，必然逐漸產生對其虛偽行為的厭惡和反抗；「拯救者」的道德定位與「功利」的利益訴求之間的落差決定了美國政府最終的無奈抉擇--或者放棄道德優越的偽裝、或者放棄利益攫取的訴求。

　　被過度誇大的民主神話將成為試圖藉助於「民主」旗號將自己裝扮成「正義之師」的美國政府和軍隊在戰爭期間背負的沉重心理包袱，因為一個以幫助他國建立民主制度的「正義之師」不可能對隱藏在民間的抵抗運動實施預防性的和毀滅性的打擊以瓦解抵抗運動的信心，不可能赤裸裸地將被佔領國的財富無條件地用於本國軍費開支。除非美國政府和軍隊放棄對民主神話的宣傳而轉為實施嚴格的軍事管制和殘酷鎮壓、或者放棄將被佔領國作為其附庸的真實戰略目標，否則真實目標與表面宣傳之間的背離將導致美國的最終失敗。

　　美國的「中東戰役」（即所謂的「反恐戰爭」）正在使其陷入到人員和資源的巨大消耗中：類似於伊拉克戰爭的軍事行動不再是打一場漂亮的「震撼戰」後就能立刻抽身的「威懾表演」，而是一個既昂貴、費時又費事的「征服過程」。就短期來看，由於美國在海外有著重大的經濟利益，因此在其擴張行為沒有遭到沉重打擊之前，美國將會採取對「反美」聯盟實施分化瓦解的積極策略；就長期而言，如果遭受進一步的沉重打擊，「閉關自守」的孤立主義傾向則可能成為未來較長時間內美國的思想主流。歷史也許將證明：伊拉克戰爭是美國從戰略擴張走向戰略收縮的轉折點。

　　無論美國選擇什麼樣的策略，從短期來看，都將造成未來世界的不安與動蕩：如果美國為了戰略擴張而採取「對敵對勢力分化瓦解」的策略，那麼這將意味著新「合縱連橫」時代的重演，諸多的歷史典籍應該能夠讓我們重溫這樣的時代所特有的氛圍；如果由於孤立主義在美國佔上風而導致美國政府轉向戰略收縮，考慮到當今全球化對美國的倚重、特別是美國在現行世界秩序中所起的主導和維護作用，美國戰略收縮所產生的「權力真空」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一個新舊秩序交接時所特有的、缺乏強權維持的混亂時期。

　　如果能夠換一種思路來觀察美國的大選，則不難由此窺見當今世界的一個巨大悖論：一批對整個世界擁有如此巨大影響力量的人物（美國總統和國會參、眾兩院議員）由一個國家對外部世界「無知」的民眾選舉出來。這種由少數人（美國公民）決定多數人（世界其他國家的民眾）命運的機制被賦予「民主」的旗號，實在是對民主價值觀和民主制度的巨大嘲諷——因為任何形式的「由少數人決定多數人命運」的機制都是集權專制的體現，它都具有從根本上顛覆民主價值觀和民主制度的「功效」。當意識到當今的世界權力格局是由美國這一「國家政府」在行使「統治世界」的職能時，如果還有人為擁有美國這樣的「仁慈霸主」而慶幸、為美國可能的衰退所引發的混亂憂心，那麼這些人的確需要捫心自問：奴性是否已經侵入進他們的基因、從而徹底摧毀了他們的自主意識和能力？從人類發展的長期效果來看，美國的霸權衰落和戰略收縮意味著在全球範圍內重建新型世界秩序的機遇——如何重建美國霸權衰落之後的世界秩序是各個國家所必需面對的新型挑戰。

　　2005年3月6日 完成初稿寫作

　　2007年3月18日 完成第一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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