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52,,從科學走向人文：三種模式的比較

從科學是可以走向人文的，但走向的方式在不同的人那裡可能是相異的，這裡選取西方歷史上的3 位著名人物來簡要考察從科學走向人文的3種模式（當然不是全部的模式）：「蘇格拉底式」、 「帕斯卡爾式」和「愛因斯坦式」。　　我們知道，在古希臘哲學中曾經發生過從關注自然到關注人自身的轉向，亦即從自然哲學到人生哲學或人文哲學的轉向，如果把自然哲學看作是科學的前身或胚胎，那麼古希臘哲學的這次轉向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一次從（准）科學走向人文的履歷，它以普羅泰戈拉提出以人為中心的哲學認識論原則為起點，而蘇格拉底把這種原則作了普遍的貫徹，真正把關懷、研究和認識人類自己作為哲學的中心主題，並建立起他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最系統的以人為中心的哲學理論。從個體來說，蘇格拉底是這次轉向的標誌，不僅如此，在他自己身上也經歷了一次具有他那個時代特徵的從科學走向人文的過程，成為「蘇格拉底式」的轉向。　　蘇格拉底曾一度致力於對自然的研究，但後來感到對自然的研究勞而無功，得不出任何結果。他曾在獄中這樣述說過自己從「科學」到人文的轉向經歷，「我年輕的時候，曾熱切地希望知道那門稱為自然研究的哲學，希望知道事物的原因，知道一切東西為什麼存在，為什麼產生，為什麼消滅。我認為這是一項很高尚的事業。我總是激勵自己去思考這樣一些問題：——動物的生長，真像有的人說的那樣，是熱和冷引起發酵的結果嗎？我們藉以思想的元素究竟是血，是氣，還是火？或許根本不是這回事，腦子才是聽覺、視覺和嗅覺的原動力，記憶和意見是從這些知覺來的，科學知識是記憶和意見達到平衡狀態時的產物吧？後來我又去考察事物的毀壞，還考察了天上和地上的事物，最後才得出結論：我自己是完全沒有能力作這種研究的，絕對不行……我已經被這些問題迷惑到兩眼昏花的程度，有些東西我原來認為自己和別人都知道得很清楚，現在也看不清了。」　　在對自然的研究失去「信心」之後，蘇格拉底轉而對人及人的心靈進行探究，在這裡發現了一個廣闊的天地，進而把這個天地視為唯一值得研究的對象，這就是丹皮爾在《科學史》中所評價的，蘇格拉底「認為心靈是唯一值得研究的對象，並且認為真正的自我不是肉體，而是靈魂和內心生活。這樣，由於他的影響，人們的注意力就往往離開了對自然界的考察。」　　在蘇格拉底看來，人的內心生活最根本的是道德生活，他通過把人的問題歸結為道德問題，使得以人為中心的認識原則落到了「實處」。他把哲學認識的目的歸結為追求真正的善，使得以自然為中心的本體論哲學轉變為以人的善行（正義、美德）為中心的倫理學。對此，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這樣證明和評論道：「似乎可以肯定，蘇格拉底的主要關懷是在倫理方面而不是在科學方面。我們已經看到他在《申辯篇》中說過，『我和物理學的探索是毫無緣分的。』柏拉圖最早的一些對話被公認為最近於蘇格拉底的，這些對話主要地是從事於探討倫理學名詞的定義。」據克塞封記載，蘇格拉底經常以找人談話的方式宣傳他的哲學思想，他不像大多數其他的哲學家那樣爭論事物的本質是什麼，猜測智者稱之為世界的那個東西是怎樣產生的，天上的每一件事物是由什麼必然的規律造成的，而是努力指出，選擇這種思考對象的人是愚蠢的。他常常劈頭就問他們，是不是自己對人事已經知道得很透徹，所以鑽研那樣一些沉思的題目，或者質問他們，他們完全不管人事，而對天上的事情加以猜測，是不是認為自己在做本分的工作。進而，他不時講與人類有關的事情，研究什麼是虔誠的和不虔誠的；什麼是適宜的和不適宜的；什麼是公道的和不公道的；什麼是明智的和不明智的；什麼是剛毅的，什麼是怯懦的；什麼是治國之本，什麼是一個善於治人者的品質。這樣，隨著蘇格拉底從思考天地奧秘轉到探究人的問題，尤其是人的倫理道德問題，他就完成了從（准）科學走向人文的轉變。　　帕斯卡爾，生活於17世紀的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篤信宗教的哲學家、散文大師，是從科學走向人文的另一個典範。他橫跨科學與人文的雙重卓越成就，使他對兩種文化的特性都有至深的體會，並用自己的獨特語彙對它們進行了概括。比如，他認為不僅有笛卡爾所提出的計算、技術理性的邏輯，而且還有另外一種與之不同的邏輯，即心靈的邏輯；理性的邏輯偏重於科學，但不能認識人生和心靈；心靈的邏輯偏重於人自身，關注生命的存在之類的問題。在此基礎上他還提出了兩種精神的區分：幾何學精神與敏感性精神。前者是從科學活動中提升出來的。其特點是善於精確的分析，從公理出發並依據它去推演出結論，顯示出原理的明晰性和演繹的必然性。敏感性精神則是指敏銳的洞察力和微妙的感受性，是在人文活動尤其是藝術活動中得到體現的，其特點是靠感覺進行判斷，靠直感把握事物的本質。　　帕斯卡爾在他那個時代曾對科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一生雖然只有短短的39年，但11歲就寫出探討振動體一經觸摸就停止發音的聲學方面的論文，16歲在數學上提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帕斯卡爾定律，18歲開始設計計算器，製造出了基於齒輪系的轉動而進位的加減法計算器，成為機電計算機的前身，可以說對於計算機的發明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以至於今天有一種計算機的程序設計語言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後來，在物理學上，他還講行過大氣壓力及真空的實驗和研究，證明了地面高度的不同會造成水銀柱高度的變化，確立了大氣壓力的理論和流體靜力學的基本規律。　　帕斯卡爾自幼受到家庭濃郁的宗教氣氛的影響，所以在致力於科學研究的同時也在宗教的引導下對於人生的意義和生命的終極關懷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具有我們今天所說的「深厚的人文情懷」，甚至到後來這種人文情懷勝過了他對科學的興趣，形成了帕斯卡爾式的從科學到人文的轉向。　　在科學與人文的取向中，帕斯卡爾從來就不贊成他同時代的笛卡爾誇大理性或科學的做法，認為科學有自己的局限，不能取代對於生命意義的認識，他根據自己的切身體會這樣說：「我曾經長期從事抽象科學的研究，而在這方面聯繫的人數之少使我失望。當我開始研究人的時候，我就看出這些抽象科學是不適應於人的，並且我對它們的鑽研比起別人對它們的無知來，更會把我引入歧途。」因此他得出結論，用科學的理性來探討人是軟弱和無能為力的。　　帕斯卡爾的一次特殊人生經歷則使他將自己的創造力從此幾乎完全轉向了人文關懷問題。1654年的一天，31歲的帕斯卡爾乘坐馬車遇險，兩匹馬均墜落並死於巴黎賽納河中，而他本人卻奇蹟般地幸免於難。事後的那天晚上，他經歷了一場特殊的內心體驗；他反覆閱讀《聖經》的一些段落，進入一種似乎「得道」的痴迷狀態，好像看到了上帝，得到了啟示，明白了應該去做什麼，以及將來將成為什麼。此後，帕斯卡爾即入居波一羅雅爾修道院，全身心地追求人生的真理，思考宇宙的終極意義。這時在他的眼中，探討人的重要性遠勝於研究自然，人生的問題比知識的問題更重要，所以他力圖探討人的生命的各個方面，並感慨道：「對於人，沒有什麼比他自己的狀況更為重要的了，沒有什麼比永恆更能使他驚心動魄的了」，對於「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什麼？我們往何處去？」這些問題，他深感不可能從科學那裡找到根本性的答案，而且僅僅通過科學也不可能把握和理解仁愛的心靈，這種對生命的思考，只有突破科學的有限、達到與無限性溝通後，才能獲得至深的認識，所以也才有如下對人的究語：「人只不過是一根蘆葦，是自然界最軟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用不著整個宇宙都拿起武器才能毀滅他；一口氣，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縱使宇宙毀滅了他，人卻仍然要比致他於死命的東西高貴得多；因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對他所具有的優勢，而宇宙對此卻是一無所知。 」這些認識， 構成了從1655年以後他餘生所寫成的《致外省人信札》和《思想錄》等不朽的著作，其中的思想成為法國人文主義發展的重要一環，使他成為與笛卡爾理性哲學相對應的另一種哲學傳統的開創者，其後繼者有盧梭、柏格森、薩特等等。　　愛因斯坦為我們提供了從科學到人文的又一種模式。他終身從事著科學研究，直到晚年，儘管他已經提出了狹義和廣義相對論，對現代物理學作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但他還在科學的最前沿也是最困難的領域——統一場論——不倦探索，他形容自己是在科學這塊木板上找到了一個最厚的地方「鑽眼」，儘管他知道他的餘生可能鑽不透這個眼，但對於他來說，「沒有統一場論，就沒有物理學。如果沒有物理學，那活著還有什麼意義呢？」所以他走向人文，既不是對科學的放棄，也不是研究重點的轉向，而是對科學與人文的內在和諧性的把握，是對科學和科學家的人類性責任和使命的深切感受，是為了將科學提升到為人類謀取幸福而避免帶來災難的最崇高的人文關懷所驅使。　　他所從事的物理學對他從科學走向人文具有特殊的意義。在所有自然科學中，物理學可以說是最容易導向形而上之域的，而愛因斯坦從一接觸物理學開始，就對哲學懷有了強烈的興趣，在伯爾尼專利局工作時，就和一個學習哲學但對物理學很感興趣的年輕人索洛文經常交往，熱烈地討論物理學和哲學之間的問題。物理學把愛因斯坦引向了宇宙的奧秘，對運動之謎、時間之謎、空間之迷的探索，必然要使他觸及到形而上之謎，必然使他的相對論之域與哲學和宗教相接，與對宇宙的無限的、終極性的追問相溝通，也就是與人文的終極關懷相溝通，所以才有他對自然界不可思議的美的讚歎，對創造這個和諧世界的神奇力量的敬畏，以及對「宇宙宗教情感」的推崇，以至於認為，「那些我們認為在科學上有偉大創造成就的人，全都浸染著真正的宗教信念，他們相信我們這個宇宙是完美的，並且是能夠使追求知識的理性努力有所感受的。」「我的宗教情感就是對我們的軟弱的理性所能達到的不大一部分實在中佔優勢的那種秩序懷著尊敬的讚賞心情。」從某種意義上說，愛因斯坦從科學走向人文，是他這種有探究形而上之謎頭腦的科學家進行科學探索的必然結果。　　愛因斯坦從科學走向人文，同時還基於他對科學局限性的把握。科學的局限性既表現在它不可能窮盡對宇宙的認識（「理性用它那個永遠完成不了的任務來衡量，當然是微弱的」）：也不能自身決定是否善用於人類。1931年他在對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學生（未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們）所作的講話就鮮明地體現了他的這種深厚的人文關懷：「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有益於人類，那麼你們只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鬥的主要目標；關心怎樣組織人的勞動和產品分配這樣一些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用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造福於人類，而不致成為災禍。在你們埋頭於圖表和方程時，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愛因斯坦同西拉德等科學家倡導美國研製原子彈，而後目睹了其慘重的後果，由此更加煥發出作為對人類負責的科學家的良心，並日益重視科學活動及其成就對於人的利弊功害，乃至對人類命運的影響。所以愛因斯坦在他的晚年，對世界的和平及人類的正義事業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他組織了「原子科學家非常委員會」，向全世界呼籲反對研製氫彈；對一度在美國猖獗的麥卡錫主義他不顧危險，挺身而出，公開痛斥。他這樣說，「人只有獻身於社會，才能找出那短暫而有風險的生命的意義。」又說，「對於我來說，生命的意義在於設身處地替他人著想，憂他人之憂，樂他人之樂。」凡此種種，均表明他是一個具有崇高人文情懷的偉大科學家。　　從科學走向人文的蘇格拉底模式的特點是，科學研究的客觀條件尚不具備，智力條件也不那麼擅長，儘管作出了主觀努力卻得不出令人滿意的結果，並且也意識到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很可能一事無成，即深感與科學無緣；而人文世界的探究卻不受這種條件的限制，它為一心想要探索世界而自知不能解開自然之謎的人開闢了一個全新的天地，也為富有創造力而無法在科學領域裡施展的人提供了舞台，我們可以視其為權衡主客觀條件之後所作的一種「理性選擇」。　　從科學走向人文的帕斯卡爾模式的特點是，人生的特殊經歷可以使在科學研究上極有天賦的人放棄或基本上放棄先前所熱衷的事業，轉而沉浸於在他看來是更有意義和價值的人文探究，這樣的轉向，對於帕氏個人來說，他從此失去了在科學上作出更大成就的可能，因此他在人文上的建樹一定意義上是由在科學上的損失「換」來的，這是一種帶有不相容性的選擇，或者說是在信念變換的驅使下所作的看似自覺實則不由自主的選擇。　　從科學走向人文的愛因斯坦模式的特點，對科學的至深探索可以將學者的眼光引向形而上的疆域，引向人文關懷的終極問題；而對科學局限性和科學家責任感的雙重把握，則使科學家有可能走向對科學的人類性效應的深切關注；在這種情況下，科學家將繼續追求更新的科學成就，另一方面則同時致力於發掘其人文意義，實現其積極的人類性價值，這樣，科學事業和人文事業在他那裡就不是必然衝突，不是二者擇一的選擇，而是可以統一的事業。　　從科學走向人文的這三種模式不僅具有個人的意義，而且還有時代的象徵性，蘇格拉底的轉向意味著人類探索世界的歷程中人文重心的開創，帕斯卡爾的轉向意味對萌芽中的科學主義的反叛，以及科學與人文衝突時代的來臨，而愛因斯坦從科學到人文的走向則預示著科學與人文和諧融通的時代正在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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