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文獻館: 語言腐敗和雙語政策

01/09/12

作者/來源：新加坡文獻館

張維迎《語言腐敗的危害》：『所謂語言腐敗，是指人們出於經濟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目的，隨意改變辭彙的含義，甚至賦予它們與原來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義，忽悠民眾，操縱人心。…典型形式是冠惡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惡名。… 「打黑」…是正當的，很少人會反對。但… 「黑社會」可以扣在任何當權者不喜歡的人和企業頭上，所以「打黑」變成了「黑打」，變成了侵犯人權和私有財產的政治行為。』

『語言腐敗這個詞…最初是在英國作家喬治·奧維爾於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來的，現在已成為政治哲學理論中的經典術語。…專門製造假新聞的部門被冠名為「真理部」；監督、逮捕和迫害異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冠名為「友愛部」；發動戰爭的部門被冠名為「和平部」…真理就是謬誤；和平就是戰爭；無知就是力量。』

語言腐敗是極權主義政體的文化工具，用來扭曲事實和歷史以迷惑公眾，從而模糊和推卸製造公害摧毀國家意識的社會責任。這種現象在新加坡不是新鮮事，雙語政策就是一個語言腐敗的最佳例子。

雙語政策，這一辭彙的本身正是一個典型的冠惡行以美名，被賦予它們與原來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義。從表面來看，雙語政策的意思是華英兩種語文並重，是很正面的，許多人都會毫無猶豫的支持，但是，實際上，雙語政策是一個去華人民族意識的語文教育政策；一個表面現象和實際結果全然相反的語言腐敗現實。

去華人民族意識是一個不可明言的政治目標，有其二戰前後政治上的歷史傳承因果，也有李光耀清算左翼反對政治勢力的考量因素；是一個打黑變成黒打的範例。

在這一議題上，要了解什麼才是真正的新加坡雙語教育，以及為何當下的雙語政策是一個表裡不一的語文教育，有必要對比1966年前後的教育政策，和當時的社會現實。

回顧歷史，1920年代開始，殖民政府對原本有相當活動空間的華人教育，一個以華文為教學媒介的體制，進行立法管制，以遏止政治意識的滋長。二戰後，英政府計劃在新加坡建立以英文為教學媒介語的國民學校體制。

這些對華人教育的規範，和建立英校取代華校的設想與舉措，都是為了防範和壓抑華人意識在新加坡社會的滋生，不利英國人在新加坡的長遠政治利益。

這種鼓勵英校與歧視華校的政治思維，貫徹殖民政府的經濟與教育政策，然而，這種企圖通過獎勵與懲罰來打擊華人教育的手段，卻製造了出乎意料的反效果：華校成為培育華英雙語學生的學府。

由於殖民政府和英商只聘請通曉英語文的僱員，所以接受英文教育，有著實質性的經濟價值。換言之，接受英文單語教育的華裔學生，可以相對輕易的在社會上謀個生計，所以完全沒有學習華人語言文化的必要性。

華校生的處境卻正好相反，基於社會現實，華校生必須努力學習和掌握英文，才能有機會到社會上討個生活，因為華校生即便是在華人商行工作，也得使用英文處理和政府機構來往的官方書信。

這種社會大環境造成的現實是，英校只教育單一英文語文的學生，相反的，華校卻培育了通曉華英雙語的學生。這一說法是有其歷史上的根據。

首先，教育歷史上，只有華校強調華英雙語並重的教學，比如，由教會主辦的華校，而英校卻沒有積極鼓勵學生學習華文的史實，事實上，英校沒有必要，也不設立華文科目，因為華人不懂得華文華語無傷大雅，不是一回事。

其次，華校生有以私人考生資歷，報考劍橋九號文憑的傳統，李光耀所說的命令新加坡大學招收華校生，指的應該是招收這一些具有九號文憑學歷的華英雙語學生，而不是只有華校文憑的華校生。另一方面，英校生報考華校文憑之事，鮮有所聞，實際上，英校生根本不必多此一舉。這也說明了華校生，有自動自發掌握英文的積極性。

由此來看，在新加坡的原有單語學校教育體系里，華校確實是培育雙語人才的最重要學府。這種情況亦反映了華人家長的意願是，華人子弟在保留民族文化的同時，也掌握在多元種族社會謀求生計的語文能力。這也是為何華校在百年的風雨中，雖然是舉步維艱。卻能夠堅持發展。

這一段紀實從教育體系和時代背景解釋了，華校為何與如何，塑造早年新加坡的華英雙語人才。

當然，1979年之後，原本培育華英雙語人才的華校不復存在，改由英校取代，也就是說，在雙語教育的旗幟下，英文單語教育，全面取代了華英雙語教育。

明白了為何當下的雙語政策是一個名不符實的語文教育之後，還有必要再從1966年的新教育制度探討，為何會產生去華人民族意識的這一種教育結果。

1966年李光耀實施所謂的雙語政策，把非英文源流的民族母語學校的英語文提升為第一語文，而把民族語文降格為第二語文。學生學習兩種語文的時間是不對稱的以70:30比例，更偏重於英文的學習。

雙語政策在貶低民族母語之重要性的同時，也減少了民族母語的學習時間，明顯的，這一個違反平等對待4種語文的政策，落實了歧視華人語文的心態，理所當然，漠視華人母語教育的結果，就是去華人民族意識的實現。

一位教育學者（Chiew Seen Kong，1985）解釋了為何會有去民族文化的不良後果：『母語是文化傳承的最主要媒介，母語教育資源的多少決定文化傳承的多少；新加坡出現了華人丟失文化根基的現象。』

另一位歷史學者（C M Turnbull, 1989） 證實了社會出現文化斷層：『標誌著雙語政策失敗的新加坡式英語盛行，社會上亦出現文化斷層的現象，為此，人民行動黨政府，開始對新加坡語言與文化的發展，走向卡立索社會模式感到憂慮。』

1972年，李光耀首次提出卡立索社會的現象，但是，何以40年來情況無所改善？那麼，這是否說明了：去華人民族意識，確實是一個不可明言的政治目標？

換個角度來看，李光耀排擠華人語文的說法，也可以從另一個語言腐敗辭彙來了解：平等對待4種語文。按字面來說，這應該是指，馬來語文，印度語文，英語文和華人語文，都享有相同的社會與語文地位。

然而，真實現象並非如此，有兩位新加坡學者提出了和事實正好相反的解說。

S Gopinathan (1994) ：『平等對待4種語文報告書具有去多元化教育的屬性，因為推廣英語文作為各民族共通的共同語文，在實質上，就是防止母語教育的進一步發展。』這是說，一個標榜多元化教育的政策，卻是一個去多元化教育的政策，提倡共同語文：也就是英文，其結果是排擠了母語教育。

Eugene Tan (2007) ：『平等對待4種語文的規定保障了巫印英的地位，杜絕占人口多數的華人享有語文上的優勢。』 這也可以理解為，平等對待4種語文，是建立在犧牲華人語文的基礎上達成；這不就是排擠華人語文？

從這些學者的解說可以知道，語言腐敗就是高智慧的政客冠惡行以美名，使用冠冕堂皇的辭彙，來精巧包裝偷雞摸狗的勾當，以忽悠民眾，操縱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