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日本的中國國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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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日本的中國國寶(一）(2010-08-09 11:09:11)

中華5000年的文明，有多少物質財富讓眾列強心生覬覦。自鴉片戰爭後的百餘年間，大批國寶級文物被掠奪，至今流失海外。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在世界上47個國家超過200家博物館中，就展示著160多萬件中國國寶，而散落在海外民間的中國國寶更是不計其數。而日本是掠奪中國文物第一個也是最貪婪的那個國家。　　1937年，日軍自踏上中國領土之日起，就轟炸中國文化機關，搶劫中國文物，直至日軍戰敗投降，其以轟炸、焚燒、搶奪為主要手段的破壞中國文物的罪惡活動一刻也未停止過。戰時中國公私文物損失十分驚人。　　全面抗戰爆發前，全國比較有影響的博物館37家。戰事起後，故宮博物館所藏之文物珍品多遷至四川、貴州各地保藏。國立中央博物館籌備處也遷四川李庄繼續籌備。但各省設立的博物館則以戰事影響，或遷移，或停辦。如廣西省立博物館三度改名，文物四度遷移，損失嚴重。1944年全國僅存博物館18家，較戰前減少一半以上。其他如附設於學校或圖書館中的博物館則有四分之三被毀。　　文物、古物的損失十分嚴重，僅江浙滬一帶，就有多家博物館被毀。上海博物館於八一三事變中為日機所炸毀。日軍佔領上海後，破壞和掠奪文物書畫之事時有發生。1942年8月，同文書院的日人鈴木率領二十餘人前往上海世界學校，破門窗而入，企圖將藏書和樂器運走。該校存有古樂器二百餘件，中國經史子集數千部，名人書畫數百件，外文書籍數千冊，如果上述文物被劫，將是重大損失。後經多方交涉，才未被運走。日本侵略者還大肆掠奪檔案史料文獻。據《申報》報道，1940年12月20日，日軍用斧頭劈開房門，將上海市財政局檔案強行搶走。同月30日，又劫走上海市公用局檔案12箱。　　日軍佔領南通後，對南通博物苑肆意破壞，一次日軍竟搶殺苑內珍禽白鶴煮以下酒，陳列室和文物也遭破壞。戰後，苑內一片頹垣破壁，陳列品僅剩少數鳥獸標本。　　江蘇無錫縣立博物館有金石、雕刻、書畫等各類文物，兩千多件文物於1939年11月被日軍洗劫一空。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文物、標本被日軍多次「光顧」，歷史文化部損失尤多。此外，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文物、標本多次遭到日偽劫掠，歷史文化部損失最多。　　1938年5月，日本飛機轟炸南陽，河南省圖書館運藏該地的部分圖書、文徵明書畫及明代地圖兩箱被炸毀。　　河南省立博物館被日軍占駐，館內文物、設施遭到破壞，日軍強索暗劫，文物和拓片碑刻被掠奪難以數計。在搜刮金屬為日軍製造軍火的「獻金運動」中，該館被日軍東第2935部隊野津敏迫獻鐵炮7尊；被東第2935部隊兵器部陸軍兵技曹長保刈實迫獻鐵炮36尊；被開封市偽政府迫獻銅鐘1個；被開封日本陸軍聯絡部迫獻銅炮2尊，銅雲牌、銅鍋、銅爐、鐵鼎各1個，古錢3箱。　　南開大學被日軍摧毀之後，學校原有大鐘寺贈送的一口大鐘，重18000斤，鐘面刻有全部《金剛經》，是罕見的歷史文物，也被日軍拉走，熔做槍炮子彈。　　1938年7月6日，日軍飛機轟炸漢陽古琴台，所珍藏的古文物，頃刻化為灰燼。同年9月，日軍先後兩次侵犯山東牟平縣城，將大型建築燒毀，大批圖書檔案化為灰燼。　　1941年2月9日，日軍闖入內蒙古召廟王愛召，瘋狂搜索珍貴文物，經日軍三天洗動，召廟內嵌有寶石的釋迦牟尼銀質佛像、珍貴的經卷、銀質鍍金馬鞍、弓箭，以及各式壁掛、地毯等被搶劫一空。　　1939年，日軍侵佔海南崖洲古城的觀音閣，後為田中商社株式會社所用。閣中有一口大銅鐘，鑄於唐代，是珍貴的歷史文物。1941年，田中商社株式會社用卡車把這口銅鐘運往榆林港而潛移東京。廣東西江肇慶七星岩、德慶悅城龍母廟等風景勝地，被盜走一批文物。廣東名硯也損失不少。　　1944年洛陽淪陷後，日本人盜走了龍門賓陽洞的四個菩薩頭及賓陽南洞的二力士像。　　1942年8月至1945年6月，日軍在華北屢次向各機關及商民徵集銅鐵料，僅在北平故宮博物院和歷史博物館內搜刮金缸金屑和銅鐵器等就劫得二百二十餘噸。1945年12月7日，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報告，「案查本院被徵用之銅品2095市斤外，計銅缸66口，銅炮一尊，銅燈亭91件，此外，尚有歷史博物館銅炮3尊，本院之銅缸及歷史博物館之銅炮系由北支派遣軍甲第1400部隊河野中佐於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運協和醫院，該部隊過磅後，運赴東車站，聞系裝車運往朝鮮。　　抗戰初期，中國考古機構的文物多數西遷，留在原地的部分，很難得以保全。如北平研究院發掘陝西寶雞鬥雞台所獲文物分存北平、陝西兩處，北平部分被日偽移到午門歷史博物館，結果被盜走三百多件，而藏陝西的文物因陝西考古會房屋被日本飛機轟炸，損失不少。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不久北京大學文學院為日軍所駐，1937年10月，該院隔壁之國學研究所遭襲。戰後，北京大學校產保管委員會致函教育部平津區特派員辦公處：「北京大學研究所前被敵人佔用。敵人橋川時雄及栗田等侵越監管。勝利後本會派員點查損失文物極多。」並附《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為國立北平研究院損失。該院圖書儀器除大部於七七事變前及已運至上海昆明外，其不及運出之圖書儀器古物傢具等為15個偽機關所瓜分。圖書一萬餘冊，也被偽機關所瓜分。　　據1945年8月31日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致國民政府教育部呈文所附《我國曆年被日本掠奪文物清冊》記載，日本公開收藏掠奪來的中國文物的公私機關即有東京帝室博物館、東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御影嘉納白鶴美術館、東京細川侯爵府、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陳列室、東京大倉集古館、關東廳博物館、伊勢征古館等63家，其中比較著名的文物即有驫氏編鐘、戰國式銅壺、殷墟出土的白陶、彩陶、居庸關石刻等各種文物501類，日本公私收藏者收藏的大量文物，實為「我國家博物館……無上妙品」。　　南京文物損失。1937年12月13日，日軍侵佔六朝古都南京，在進行滅絕人寰的大屠殺的同時，日軍又開始了瘋狂的「文化大屠殺」，僅圖書、文物方面，日本當局先後指使三百三十多名日本專家，動用日本士兵三百六十餘人，中國勞工八百三十餘人，卡車310輛次，進行大肆搶劫。為支撐侵略戰爭的需要，日軍大肆搶劫銅、鐵等戰略物資。他們將南京「僧寺之大鐘鐵鼎」也用車運至日本。「同文同種」的日本人對中國的字畫古物、經像法器有著特別濃厚的興趣，入侵中國後他們就瘋狂地掠奪中國文物。普德寺的500鐵羅漢，在日軍侵華期間，3尊被盜運往日本，後代之泥塑。1938年2月，國際救濟委員會委託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史邁士（S．C．Smythe）主持歷時3個月的對南京災情的調查，其結果表明，南京住戶損失：52%由於縱火，33%為日軍搶劫所致，而市區損失63%由於搶劫，「值得注意的是，城內大部分房屋，甚至在燒毀之前，已經被徹底地、有組織地搜掠了裡面財物，而實際倖存下來未毀的11%，也毫無例外地闖進士兵，遭到同樣的洗劫」，「字畫及稍有價值的東西都成了他們掠劫的對象」。在這場大規模的洗劫活動中，文化古物在劫難逃。　　中國難民郭岐在《陷都血淚錄》中寫道，仇英的山水畫，趙子昂的馬，董仲舒、陸潤序的字畫，岳飛的親筆題字，八大山人的字畫，古版《西廂》，古官宦的瓷器及歷代的各種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傳世之寶，如今散亂於市，遭日軍搜羅劫掠。日軍在南京分散的搶劫每日每時都在發生。據日本《東京日日新聞》的隨軍記者淺海一男揭露道，某報記者白天出去採訪，晚上回來時就懷抱著各式各樣的中國傳統工藝品。　_sina_#8221_word__喚俟轎奈鍤志耍渥既肥課薹ㄍ臣疲頤強梢源右韻錄咐鋅話擼暇┛獯婀盼鐫19634箱，南京失陷前運出16681箱，城陷時存京庫未及運出者2953箱，分藏於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和國立美術館。1938年6月，日軍特務打開575箱，清點文物數為8096件。抗戰勝利後，從敵人偽手只接受迴文物2776箱。　　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也損失古物1679種。如由曾昭燏在南京傅厚崗34所藏者，計古物類86件又一箱，書籍類55件又2櫃，及古服飾衣物等被日軍搜掠一空。其中書籍以湖北官書局和金陵官書局刻本及碑帖、法帖和各種拓本為多，古物有南齊刻石佛一尊（棲霞山齊塔內出），山西趙城縣佛寺壁畫四塊，乾隆五彩瓷籩豆等八件，同治五采瓷蓋碗20件，及古墨硯、對聯、字畫等。另有書籍兩箱，運至越南海防，因滇越路被炸斷，1941年日軍侵據越南時，也被搶走。　　令人痛心扼腕的是，中央研究院殷墟發掘所的古物、拓片損失更無法統計，所掘山東日照兩城鎮陶器，大部分留存南京，日軍劫得後竟然用箱裝陶器、標本墊鋪路基。　　凡是能得手的文物，日軍都要劫走。甚至連朝天宮屋脊上的建築裝飾物「吻鴟」也被拆運日本。吻鴟，也稱鴟尾，是安裝在屋脊兩端，用來「禁壓火災」的。此種裝飾起源於六朝東晉時，後傳入日本。唐代鑒真和尚傳到日本的那對鴟尾，至今奈良唐招提寺的正殿金堂屋脊兩端的一件還是原物，在日本被視為國寶。而比日本「國寶」還古老得多的朝天宮鴟尾被拆走，除了文化掠奪，還能有何種解釋！　　日軍佔領南京期間，毀壞古建築數百處，對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陳列的明清天文儀器大肆破壞，其中明制三件、清制二件。明制三件為渾天儀、簡儀和圭表，均系明正統四年（公元1439年）所造。渾儀是用來測量星體在天空中位置和運動規律的儀器；簡儀則是渾儀改進型，不僅操作簡便，測量精度更加準確；圭表乃圭與表的合稱，用於測量日影長度的變化，確定一年四時八節的準確日期，從而制定出合乎天時並能指導農業生產的曆法。明制渾儀、簡儀和圭表至清時仍保存完好。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德軍搶走明制渾儀和四件清制天文儀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作為「戰勝國」收回德軍搶走的天文儀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不斷進逼華北，為保證國家珍貴文物的安全，中央研究院奉命將北平古觀象台明清天文儀器運抵南京，陳列於紫金山天文台。1937年12月，日軍佔領南京後，上述天文儀器落入日軍之手，「儀器受損嚴重，許多零部件損失殆盡，渾儀、簡儀龍角、龍爪多處破損」。　　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南京市抗戰期間公私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統計，南京地區戰時文物損失，查明有據者至少有古字畫兩萬八千餘件、古玩七千三百餘件，尚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發掘所的古物、陶片等和該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954箱文物。上述文物雖不能斷定多少為日本侵略者所劫奪，但確實是因為戰爭而造成了損失。日本開始掠奪中國的國寶始於明代的倭寇，算起來日本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侵略中國的國家，大和民族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侵略中國的民族。當然倭寇掠奪的文物數量不多，價值在當時也不算太大。　　日本真正開始大規模的掠奪中國文物是在八國聯軍侵華時期，將司令部設在北海靜心齋，大肆搶掠北海文物，萬佛樓內大小1萬尊金佛被係數掠走。清末民國之時中國一片混亂，加之尚無文物保護制度，導致大量文物流失到海外。敦煌發現的4萬件古代文書，其中約有1000卷流入日本，收藏在龍谷大學、大谷大學、天理大學、東京國立博物館等，基本都是大谷光瑞探險隊的橘瑞超等人勾結道士王圓籙運到日本的。　　中國文物的最大浩劫就是日本侵華戰爭時期，自1931年到1945年。大半國土淪陷，除了中國的各種資源外，價值最大的就是中國文物。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政府統計被日本掠奪的文化財產共1879箱，360萬件，破壞的古迹達到741處。而流失民間的文物已經無法估計了。流失海外的3萬枚甲骨片，就有1.3萬枚被掠至日本。中國作為戰勝國，僅僅收回了從周口店出土的10箱化石、3.5萬餘冊古書以及張學良將軍收藏的絹制古畫58卷。　　日軍全面侵華時期，對中國文物的摧毀更是影響深遠，日軍甚至於1939年將雍和宮前3座牌樓的金絲楠木大柱更換成水泥柱，導致牌樓光輝頓減，而將換下的楠木柱運到日本，據說用其在名古屋建立了幾座居室，由此可見日軍對中國文物掠奪的一斑。　　現代統計海外失落名畫已查錄的有2.3萬件，其中在日本的就有1/3。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的9萬多件藏品中，包括上萬件中國文物，上自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畫，可謂無所不包。目前在該館網站上亮相的中國國寶或重要文化財產等文物有143件（其中漢朝以前11件、魏晉南北朝時代21件、宋朝45件、元朝19件、明朝31件、清朝16件）。其中包括商代後期的石雕怪獸，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唐朝的海磯鏡，宋代米芾、朱熹、黃庭堅的真跡書法，明清時期的玉器、瓷器等。只有極少數的文物註明了是由某某人捐贈，大多數則並未標明來歷。該館收藏馬遠的《洞山渡水圖》《寒江獨釣圖》，梁楷的《雪景山水圖》《李白行吟圖》《六祖截竹圖》、李迪的《紅白芙蓉圖》等等都是曠世名作。此外，日本各地的博物館中，中國的文物珍品也是數不勝數，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館幾乎都有中國藏品，數量應該在數十萬件。　　日本皇室收藏的王羲之的《喪亂帖》。因世人絕少得見原作而真假莫辨。有專家指出，如果「書聖」王羲之尚有一件真跡存世，非《喪亂帖》莫屬。這件「寶物」是1300多年前的奈良時代傳到日本的，雖然有人說是鑒真大師東渡時帶來的，但是並沒有確鑿證據。此外有王羲之的《孔侍中帖》，收藏在東京前田育德會，被列為日本國寶。　　分別存放於日本不同博物館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蘭亭序》《十七帖》《集王聖教序》還有前涼時代的《李柏尺牘稿》是京都西本願寺宗主大谷光瑞派遣的探險隊上世紀初在新疆塔里木河支流孔雀河流域發掘出土的，由於是與王羲之同代的作品，被認為對瞭解王羲之書法的真實面目具有重要意義，現在收藏在京都龍谷大學學術情報中心大宮圖書館。歐陽洵《化度寺碑》（翁方綱本）是唐拓孤本，現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學，虞世南《孔子廟堂碑》和褚遂良的《孟法師碑》也是唐拓孤本，現在收藏在三井紀念美術館。

青銅器虎食人卣：盛酒器，商代後期，湖南安化出土，通高35.7厘米，重0.9公斤，現藏於日本泉屋博古館。此器通體為虎形，兩後足及尾支撐作踞坐形，前爪與一人相抱，作張口欲食之狀。人身與虎相對，手扶虎肩，雙腳踏虎後爪上，頭側轉，目睛有力，無絲毫恐懼態。虎頂部為卣蓋，蓋上立一小鹿。虎頭兩側有提梁，兩端有獸頭，外側飾夔紋。虎頭及身為卣身。此卣形制複雜，顯示鑄造的高超技藝。虎口內人的髮際、耳緣，虎的口腔，需用多樣小范小能鑄成。匠師為表現虎食人的動勢，頗費苦心，是罕見精工細作的器皿。（同形一器藏於巴黎賽奴施基博物館）羊尊：盛酒器，商代後期，通高15.4厘米，日本藤田美術館藏。此器為寫實羊形，羊頭有盤屈巨角，尖嘴、細眼。羊背為尊蓋。蓋細長，蓋面飾浮突饕餮紋。前有一立夔，後有立鳥，均圓眼、弓背，形態生動。羊身及腿部滿飾淺龍身鳳首長形花紋。腿下有半圓形蹄，圓臀後有細尾下垂。此尊羊的形態生動，身體各部位比例準確，淺紋飾及立飾都很精美。饕餮紋三足壺：容器，商代後期，通高60厘米，日本藤井有鄰館藏。此壺壺身壯大，蓋與壺身聯成一體，使壺成為無稜角金字塔形。蓋上有蘑菇形紐，由於鏽蝕，花紋不清，蓋中部有小扉棱。壺斂口，口沿下飾淺三角形蕉葉紋。腹呈梯形，下膨，圓形底。頸、腹紋飾分三段，上飾饕餮紋，中間夾飾夔紋帶，下部飾寬於夔紋帶兩倍的饕餮紋帶，紋較深。腹部正中有突起扉棱。扉棱成上下兩段饕餮紋通鼻，上段饕餮眼小而圓，稍有突起，下段眼較大，圓而突起。饕餮形象已由猙獰威嚴變為略見形跡的點線裝飾。腹下有三柱足，足短粗，無紋飾。壺身正中兩側各有一環形耳，耳上部形似獸頭。此壺造型十分穩定，外形圓渾，小紐、小耳、短足，使壺身愈顯碩大而有氣魄。其形制的特殊，乃青銅器中孤例。雙鳥鼉鼓：樂器，商代後期，高79.4厘米，日本泉屋博古館藏此鼓全部為青銅鑄造，其形可能仿自木鼓。鼓身橫置，上較下略長，鼓下有四隻外撇如爪的短足支撐。鼓身滿飾淺饕餮紋及有目斜角雲紋，兩側各有一人形圖案。人面浮突，五官俱備，眼大而圓，似瞪視，上橫粗眉；通鼻，有翼；口大、唇厚；耳、頸、軀幹、四肢均為淺紋。頸細長，軀幹為倒三角形，四肢伸張。鼓頂立雕兩卧鳥，相背成枕形，中間有小孔。鳥下飾饕餮紋，繞以四瓣花紋方框。鼓兩端像鼉皮鱗蒙面，鼓緣飾三列乳釘紋。紋飾精緻，尤其鼓皮仿鼉皮十分相像。由此可證鼉（今稱揚子鱷）皮蒙鼓早在商代已很普遍。太保鳥卣：盛酒器，西周早期，通高23.5厘米，日本白鶴美術館藏此卣形體為一揚頭坐狀鳥。鳥頭有下彎緊閉的尖喙，上有小月牙狀鼻孔。頭上有大圓眼，眼中有凹陷的圓瞳。頭頂有兩冠，冠如角高而後彎，直至背部。頷下有兩長圓形片狀胡。頸部兩側有環，上銜弓狀扁梁，梁面為竹節人字紋。鳥腹部膨大，背至腹部飾直線半弦鱗紋，至腹部成寬螺旋紋，是羽和翅的變形。鳥足彎曲前伸，上有簡練單線紋。尾自腰後伸出分叉，和雙足成鼎立狀，穩穩支撐全身。此器自梁至足呈三角形，上小底大，造型穩重；鳥揚頭前視，形簡練，整體和諧粗獷。器有銘文「太保鑄」三字。嬰戲圖剔黑盤盛食器，南宋晚期，高4.5厘米，直徑31.2厘米，日本文化廳藏此盤呈圓形，其髹飾工藝亦為剔犀。紋飾圖案分為兩組，盤底為嬰戲圖，盤側壁為纏枝花葉圖，兩組圖案被兩條同心圓圈紋隔開。嬰戲圖展現出富貴人家的中秋夜景：三重飛檐門樓前後掩映，在濃密的樹蔭遮掩下，在有「庭院深深深幾許」之趣；飛檐門樓前為一曲檻圍繞的庭院，10個孩童或卧或站，或駐足或奔跑，遊戲耍鬧，氣氛熱烈；曲檻外水流波動，花樹繁茂，樹梢上一輪圓月掛在天空，輪中丹桂、玉兔清晰可見。月中的清冷與人世的熱鬧對比強烈。孩童嬉戲於庭院，使人聯想到濃蔭掩映的樓閣內當有大人舉杯賞月，此景此情讓人盡滅出塵之念，點燃享受子孫繞膝、合家團圓的熱望。人物花鳥紋尺八樂器，唐代，長43.6厘米，吹口徑2.32厘米，竹，日晒正侖院藏尺八即古簫。這件尺八共三節，孔正面五，背面一，是豎吹的竹管樂器。它在整體上以竹節與孔為節奏，以六孔作心點裝飾大團花，在竹節邊框處刻卷草紋，構成虛斷實連的圍轉畫面。在鳥鳴蝶飛、花草錦簇的景色中，置正反兩組仕女：一組刻彈唱；一組刻賞花。她們雲鬢高聳，長裙曵地，宛然是一幅自在逍遙的宮苑遊樂圖。尺八採用了竹刻的「留青」技法，工藝複雜。刻去表皮，露出竹肌之處為地，保留表皮之外為紋，成為淺浮雕刻。竹材幹後，表皮由青轉白而後淺黃，竹肌則漸漸呈深黃，進而變紅紫。時間愈久，皮、肌的色差越大，故而花紋日益清晰。孔心團花與節邊卷草以線刻為主，主體人物則以面為主，開成經線襯面、以花草襯人物、以裝飾托寫實的生動和諧的藝術效果，使此古簫成為一件不朽的竹刻珍品。書畫唐代王維的一幅畫「伏生授經圖」縱28厘米，橫49厘米。現藏於日本博物館。我國唐代王維的「干雪霽圖卷」，縱31.3厘米，橫207.3厘米。現藏於日本。東晉時期張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卷(房屋神心星神)」，現藏於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東晉時期張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卷(歲星神)」，古絹本。現藏於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東晉張僧孫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卷(危星神)」，古絹本。現藏於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東晉時期五張僧繇「星二十八宿神形圖卷(虛星神)」，古絹本。現藏於大阪市立美術館。我國東晉時期的作者張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卷(尾星神)」，古絹本。現藏於日本人阪市美術館。我國東晉時期的作者張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卷(牛星神)，古絹本，現藏於日本大阪市美術館。東晉張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卷(斗星神)」。現藏於日本大阪市美術館藏。東晉張僧繇「五星十十八宿神形圖卷(熒惑星神)」。現藏於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我國歷史上的南宋李安忠的《鶉圖》，絹本，設色，立軸，縱24.2厘米，橫27.6厘米。縣收藏於日本根津美術館。北宋石恪的《二祖心圖》，紙本，墨筆，橫幅，縱35.3厘米，橫64.3厘米。現藏於日本國立東京博物館。我國南宋時宋汝志的《籠雀圖》，立軸，絹本，墨畫淡彩。縱22厘米，橫22厘米。現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加一條，裴文中教授在周口店發現的北京人頭蓋骨，雖然現在下落不明，這筆帳日本人也是跑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