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勇：一個中國人，讀不讀《紅樓夢》和魯迅，可以從臉上看出來

06-03

近年來經典閱讀越來越成為人們的熱點話題，但是話題再「熱」，也改變不了經典已經越來越受冷落這個不爭的事實。在這種「熱」與「冷」的背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探究：在大眾文化時代，讀者如何與文學經典更好地對話？這種對話的實質又是什麼？這是我們今天再次談論經典的重要意義。

對話經典：人生價值的選擇

文 |劉勇

來源|《名作欣賞（上旬刊）》2016年5期

在俄羅斯有一句諺語：讀不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可以從一個人的臉上看出來的。推而廣之，對一個中國人來說，讀不讀《紅樓夢》，讀不讀魯迅，都是可以從臉上看出來的。這實際上傳達出一個意思：文學經典的重要性是超乎我們想像的，我們很難想像中國沒有魯迅、英國沒有狄更斯、法國沒有雨果、俄羅斯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會是怎樣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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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經典的價值不是在熱捧中誕生，也不會因為不受熱捧而喪失自身價值，但我們不能否認的是：在當下這個信息化社會中，經典不能再作為束之高閣供人仰望、膜拜的神龕，它必然是存在於普通人的生活當中，與讀者產生碰撞與對話的，否則經典便無法留存，經典的意義也就無從說起。

經典在對話中生成

文學經典的生命力是在不斷的對話中構建出來的。雖然我們常說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人們有時會猜想：倘若卡夫卡的朋友馬克斯·勃羅德遵從他的遺囑燒掉了卡夫卡的書稿，那麼人類歷史上將損失怎樣一位偉大的作家，後世將永遠無法津津樂道於卡夫卡的作品，更遑論成為經典；倘若上帝再吝嗇一些，不賜予梵高生命中最後的六年時光，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向日葵》，人類的色彩也將因此暗淡許多。經典是需要存在於他人心中的，一個人播撒的種子，總是希望在荒蕪的大地上發芽。梵高在他的一幅《盛開的桃花》中，題寫了這樣的詩句：「只要活人還活著，死去的人總還是活著。」從這樣的詩句中我們可以看出，梵高是多麼渴望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能得到人們的了解，能活在人們的生活中。中國古代詩人曹丕在他著名的《典論·論文》中就提出過：「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自己的個體生命能夠隨著藝術作品在歷史長河的傳承中得到延續，這既是文學的價值，也是人生的價值。透過經典，我們可以神交古人，超越時間空間的局限。我們常常談論卡夫卡、梵高的小說和繪畫，彷彿他們並未離去，甚至如在眼前，我們分享他們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如同親臨其境，對他們的情緒無不感同身受。任何一個作家在提筆創作之時都不能說自己將要創作出一部經典之作，經典的意義和價值需要在同各個時代讀者的對話中激發出來。

經典是作者與自身的對話

魯迅曾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地解剖我自己。」可見經典是在作者與自身的對話中誕生的。任何一部能夠被稱為經典的作品都不只是文筆好、語言美，也不只是故事情節如何曲折、敘事如何精巧，最重要的是它是作者用心靈塑造出來的，是一位作家全部智慧的集中體現，反映的是作家對人生的理解和生命的感觸。拿張愛玲來說，《傳奇》就是她一筆一畫精心勾勒出的生命圖案。她文字世界裡生命的歡愉、命運的徘徊輾轉，體現的都是獨屬於張愛玲的蒼涼。張愛玲寫愛情悲劇，悲劇的根源不是來自外在的苦難與衝突，而是來源於張愛玲對普遍的人、整個人生的看法；張愛玲寫女性，最根本寫的就是女性之困。張愛玲在很多根本問題上充滿了困惑，她冷漠銳利的眼光背後隱藏的是悲哀。我們只有讀懂張愛玲的細膩與浪漫、理性與困惑，才有可能讀懂曹七巧，才有可能讀懂白流蘇。蕭紅也同樣如此，《呼蘭河傳》《生死場》《小城三月》是蕭紅一生血淚坎坷的凝結。蕭紅終其一生追求愛而不得愛，苦難和漂泊、痛苦與孤獨，是屬於蕭紅所獨有的。只有讀懂了蕭紅的一生，我們才讀得懂她筆下的東北，才能理解什麼是寒冷，什麼是飢餓，什麼是無家可歸，什麼是顛沛流離。沈從文《邊城》里的湘西世界，與其說是寫了人性的美好，不如說是寫了人性的悲哀。沈從文自己也承認《邊城》是個悲劇，他說：「將我的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一切充滿了善，然而到處是不湊巧，既然是不湊巧，因之素樸的善最終難免產生悲劇……這一來，我的過去痛苦的掙扎，受壓抑而無可安排的鄉下人對愛情的憧憬，在這個不幸的故事上，得到了排泄和彌補。」e不懂沈從文這個「鄉下人」痛苦的掙扎與對愛情的憧憬，又怎麼可能懂得這個不幸的故事呢？《傳奇》之於張愛玲，《呼蘭河傳》之於蕭紅，《邊城》之於沈從文，幾乎每一部經典作品都是作者對人生的態度和生命的看法。

經典是作者與讀者的對話

另外，經典作品不僅是作家人生態度、價值觀念的傳達，讀者閱讀經典的過程實際上是以自己的知識結構和價值觀念與作者碰撞的過程。讀者對經典作品的選擇和閱讀實際上也體現了讀者自身的價值理念，或者我們可以說，每一部經典作品的生成，經典意義的實現，都是作者和讀者關於人生態度的交流，關於價值理念的對話，從而達成某種共鳴。並且只有形成這種雙向的心靈碰撞，經典作品的生命力才能被真正地釋放出來。我們很難想像一個沒有什麼生活經歷和生命體驗的人，能夠輕易地喜歡《紅樓夢》，能輕易地懂得曹雪芹的筆底透著血。

讀者與作家的對話過程中，契合者有之，二者出現偏差甚至完全相抵牾也是常見之事，正所謂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那麼是不是一定要讓讀者與經典作品都產生某種程度上的契合呢？並不是這樣的。2013年的《新聞晚報》曾經刊登了《被拉下神壇的「經典名著」》這樣一篇文章，其中介紹了國外一些批評家對「名著」的批評：閱讀塞萬提斯《堂吉訶德》「就好像你最難以忍受的長輩前來造訪，喋喋不休地自吹自擂，沒完沒了地回憶陳芝麻爛穀子的事」；雨果的《悲慘世界》「呆板無趣，離題萬里，多愁善感，情節離奇，充滿說教和鬧劇」；《老人與海》以及《麥田裡的守望者》「從任何理性的批評觀點來看，這是兩部最糟糕的小說」；《哈姆雷特》太沉悶，「真想把這些老套的情節扔進溝里，讓人物都住嘴」……

儘管有這樣那樣的批評，但是經典不怕批評，不怕爭議，不怕有人不喜歡，因為一部真正稱得上經典的著作，從來都是一部分人喜歡得不得了，而另一部分人卻痛恨得要命，這才正是經典的魅力所在。如果哪一天對於一部經典的討論再也掀不起任何波瀾，那一定是無人再閱讀這部經典的可怕時刻。

作者簡介：劉勇，江蘇南京人。文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範大學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