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盛 用照片為歷史存真[圖]

《世界周刊》記者 曾慧燕

《世界周刊》封面採用李振盛在文革中拍攝的黑龍江省阿城縣玉泉公社五萬農民當成「政治任務」坐在山坡上觀看中國舞劇團演出的革命芭蕾舞劇《白毛女》彩色照片。

「攝影記者不僅僅是歷史的見證人，還應當是歷史的記錄者。」拍攝新聞照片要撲捉「決定性瞬間」。　　人的一生常常會受某一句話影響而「一言定終身」。現居紐約的中國攝影家李振盛，以《紅色新聞兵——一位中國攝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心路歷程》畫冊，名列2003年世界最佳攝影畫冊榜首，同時榮獲美國外國記者俱樂部攝影大獎。法國文化部主辦的《李振盛：一位中國攝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環球巡迴攝影展在巴黎首展三個月後，現正在歐洲各國巡展。　　追本溯源，這正是當年他在長春電影學院攝影繫念書時，老師吳印咸在課堂上的一句話深深印在他的腦海中，還有當時作為「反面教材」批判的法國攝影大師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的攝影理論「決定性瞬間」也被他默默熟記於心。兩位攝影前輩直接與間接的教誨讓他終身受用。　　在中國大陸那個瘋狂的文革年代，在全大陸的報紙鋪天蓋地都是正面報導「革命形勢大好」、「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情況下，時為《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的李振盛，適逢其時，用他的相機忠實紀錄歷史，他捕捉了許許多多「決定性瞬間」，抓拍了不少「負面」照片，然後藏在地板下，千方百計保存下來。　　＊文革成歷史往事不如煙　　如今，文革浩劫已成歷史，但「往事並不如煙」，這些「會說話的照片」重見天日後，見證了那個時代的殘酷和荒謬，為歷史存真補白。透過這些當年在黑龍江一隅拍攝的照片，可以從中一窺中國文革的全貌，讓世人和後人真正了解那個年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讓歷史告訴未來」。　　李振盛1963年進入《黑龍江日報》當攝影記者，前後長達20年。他的老師吳印咸三十年代在「革命聖地」延安，曾拍過很多毛澤東的照片。吳印咸在講課時鼓勵他的學生們要當「歷史的見證人」，他沒有想到的是，其中一個學生將他這句話奉為座右銘，成為「歷史的記錄者」。　　享譽國際的紀實攝影大師布勒松1958年還是中國政府邀請訪華的座上賓，兩年後又作為資產階級攝影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被批判。2003年7月布勒松親切會見正在巴黎舉辦文革攝影展的李振盛時，才知道這位中國攝影家40多年來一直在實踐著他的「決定性瞬間」的攝影理論。　　這兩位身處東西方的世紀攝影老人，大概都沒有想到當年這個年輕的攝影師，遵循他們的教誨與理論，用十萬張文革照片保留了人類歷史最重要的圖景。　　文革是一個動亂的年代，許多攝影師為了自身安危，都不願意冒險拍攝紅衛兵組織的造反集會和遊行活動。中共當局也不允許新聞記者拍攝所謂「消極」照片，包括所有殘酷的批鬥場面和折磨人的照片。中央文革小組、省革委會宣傳組和大學的紅衛兵曾多次下令攝影師上交「給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不少攝影師聽從命令，這些底片最後的命運是被燒掉。為什麼李振盛能夠拍攝並保存了這麼豐富的文革照片呢？　　李振盛說：「說實話，我當年是在冥冥之中，感到應當把這些場景記錄下來，將來會有用的。但究竟有什麼用，心裡一點數都沒有，更沒有想到這些照片會走向世界。」　　他又說:「當時我只是意識到，必須將這個動亂的時代記錄下來。我並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是為了革命，還是為了我自己，或為了將來。我只知道必須用相機作為記錄工具。儘可能多留一些歷史瞬間的痕迹，以防止人類記憶的失落。」　　＊農家孩子走向世界　　李振盛2004年8月10日在紐約法拉盛喜來登飯店接受世界周刊專訪時，回憶了他如何從一個山東農家的孩子，成為一位走向世界、蜚聲中外的攝影家的人生歷程。　　李振盛原籍山東省榮成市。1940年農曆8月21日，李振盛在遼寧省大連市出生。第二天，他父親寫信給他在山東老家的祖父，請他給這個剛出生的孫子起個名字。他的祖父是個讀過書的農民，同時兼教私塾。　　「在清朝末年，我爺爺曾參加過科舉考試，方圓十里八村的人們，都知道他是一位非常有學識的人。我爺爺在查看《易經》後認為，我最吉利的名字應當是29劃。根據家譜，『振』是我這一輩份的男孩規定用的字，我爺爺在這個字後面加上『盛』字，取其『振聲激揚，盛譽四方』之意。」　　李振盛的祖父用這個名字為他測字算命，認定他不會從事體力勞動。「我會上大學、掙大錢、名聲甚至超過爺爺。我的命中注定會充滿艱難，但都會挺過來。關鍵時刻總是有貴人相助，且事業有成，到60歲以後，不再有憂愁，患病遇災，也會逢凶化吉。」　　現在看來，迷信耶，非耶。今天李振盛的名聲確實遠遠超出了他那位只在「方圓十里八村」出名的爺爺。經歷大半生的艱難困苦，李振盛雖然相信命運，但絕不向命運屈服，他相信惟有依靠個人奮鬥來獲得成功，早在22歲時，他剛剛被「發配」到邊疆省份，就在日記中寫下「決不老死黑龍江」的豪言壯語。　　如今，踏入花甲之年的李振盛，果如祖父算命所言，60歲後交上好運，尤其2003年更是李振盛的幸運年：他的環球巡迴攝影展覽由法國文化部主辦在巴黎首展；他的攝影畫冊《紅色新聞兵》由具有80年歷史的英國菲登（Phaidon）出版以20餘種文字社出版。該畫冊主編是先後兩度擔任世界新聞攝影比賽評委和評審團主席的美國聯繫（Contact）新聞圖片社總裁羅伯特?普雷基（RobertPledge）。包括時代周刊、紐約時報及泰晤士報在內的歐美主流媒體，紛紛以顯著篇幅報導該畫冊及作者的故事。　　今年1月，《美國攝影》雜誌將《紅色新聞兵》評為2003年世界最佳攝影畫冊。該刊主編舍諾爾（DavidSchonauer）在2004年1月號雜誌公布評選結果時撰文指出，2003年是攝影畫冊的豐收年，在各國出版的無以數計的畫冊中，遴選出20本世界最佳攝影畫冊，中國攝影家作品首次入選，併名列紀實攝影畫冊榜首。　　《美國攝影》以兩頁篇幅專文介紹李振盛和他的《紅色新聞兵》，稱讚這是「近年來最重要的攝影畫冊之一」，並說「它已成為20世紀一個時代的標誌」。　　2003年6月26日，由法國文化部主辦的《李振盛：一位中國攝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環球攝影展覽的開幕式及法文版畫冊首發式，在巴黎攝影遺產博物館首站展出，創下該博物館有史以來參觀人數最多的紀錄。隨後將在歐美及亞太地區各國巡迴展覽，需時數年。　　＊用鏡頭紀錄歷史的同路人　　李振盛最津津樂道的是去年7月10日，在法國出席他的攝影展期間，見到心儀已久的世界攝影界泰斗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布勒松認為李振盛跟他是「用鏡頭記錄歷史的同路人」，對他「把握畫面的功力極為讚賞」，破例讓他拍照併合影。　　李振盛最初接觸布勒松的攝影理論及其作品，是1960年在長春電影學院攝影系讀書期間，當時中國文化界有關部門在北京舉辦了一個「內部展覽」，名為《資產階級形形色色展覽會》，其中布勒松也成為主要批判對象，批判內容包括他的13幅照片，其中9幅是1958年他應邀到中國拍攝反映「大躍進」時期的照片，全部成了「反面教材」。　　李振盛至今仍然保存43年前在北京參觀這個展覽時摘記的一份長達16頁稿紙的原始批判材料，並清楚記得當時全校師生特別是攝影系的師生，在公開場合都要故作姿態批判布勒松，大多數人私底下卻對他的作品構圖及其「決定性瞬間」的理論十分欣賞。李振盛說他習慣於在批判中「逆向思維」，從官方公開批判詞中反方向思索其真諦。在他此後20年的記者生涯中，他一直默默地實踐布勒松的理論。他說：「布勒松大師『決定性瞬間』的理論，深刻影響我的攝影生涯。」　　李振盛憶述與布勒松會面的經過，對布勒松破例讓他拍攝各種表情的照片尤感興奮。西方藝術評論界流傳一個說法：「布勒松是攝影史上的一道門，是走上攝影之路的人都必須要經過的一道門檻。」攝影界的人都知道，布勒松有個不讓人拍照的「怪癖」，為了拒絕別人拍他的照片，常常把頭上的鴨舌帽拉下來擋住臉，或者乾脆轉過身用屁股對向鏡頭。2000年，布勒松幾十年的老朋友、已85歲高齡的著名攝影家大衛?鄧肯，因未經允許拍攝並出版了他的照片，布勒松一怒之下跟他撕破臉皮訴諸法律，成為轟動一時的國際新聞話題。　　布勒松為何給予李振盛如此「特殊禮遇」？原來是兩年多前，美國聯繫圖片社總裁普雷基給布勒松看了李振盛的攝影作品，布勒松對李振盛親身經歷的故事和那些不加剪裁的照片表示「很感動」，所以才有了去年的會面。布勒松對他說：「半世紀以來，你和我在東西方不同時空、不同國度里各自實踐著『決定性瞬間』的理論，我們都是用鏡頭在為歷史留下見證。」普雷基指出，兩位東西方攝影大師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為歷史存照」。　　李振盛攝影作品全球總代理、美國聯繫新聞圖片社總裁普雷基有意出一本書，記述布勒松與李振盛兩位攝影家因紀實攝影作品結緣、神交43年的傳奇故事。

《世界周刊》在長達7頁篇幅的「專題報道」首頁刊載記者曾慧燕在紐約為李振盛拍攝的肖像，同時發表了世界攝影泰斗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2003年7月在法國與中國攝影家李振盛親切會見併合影的珍貴照片(于洋攝影)。　　 ＊人生當如流星般燦爛　　《紅色新聞兵》繼被《美國攝影》雜誌評為2003年世界最佳攝影畫冊後，今年4月，又獲得美國外國記者俱樂部2003年攝影大獎「歐利維爾?羅博獎」——國外雜誌書籍最佳攝影報導獎，由李振盛與該書主編普雷基共同領獎。得獎評語指出，「李振盛在中國文革的高潮時期拍攝了數以千計的照片。但是，與他的許多同行不同的是，他沒有讓底片遭受毀滅的結局。現在，經他本人與《紅色新聞兵》編輯、聯繫圖片社總裁普雷基的整理，全世界可以通過這些照片，更加清楚了解那一段使中國社會天翻地覆的動亂歲月。」　　正當李振盛在歐洲成為熱門新聞人物之際，去年9月在去倫敦的旅途中感覺不適，當他飛返北京參加山西平遙的影事活動時，順便在北京醫院檢查身體，醫師證實他患了膀胱癌，在指著電腦屏上的圖像給他解說時，他不但沒有聞癌色變，反而後悔自己沒有帶照相機拍下「那朵美麗的珊瑚花」。他的「職業病」由此可見一斑。　　李振盛以「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對待他的病情，當機立斷動了手術。2003年10月10日做手術那一天，李振盛帶一台數碼相機，當半身麻醉躺在手術台的狀態下，他仍在指揮一位麻醉師從各種角度拍攝了他開腹手術的全過程。他說等有空閑時想「攢」一本圖文並茂的書，寫寫他從發現到醫治癌症的心得體會。他不無幽默地說：「咱也當一把『抗癌勇士』！」　　李振盛聽人說「活過60歲之後，多活一天就賺一天」。他說他已經賺了一千多天了。他「不怕向上帝報到」，但由於他向全世界展示文革照片的歷史使命才剛開始，還有許多出版與展覽大計尚未完成，所以他唯有祈求上帝讓他「死緩」。他說「緩」的時間越長越好，他可以把那幾萬張照片都整理出來，奉獻給世人。　　他說：「我向來讚賞夜空中的流星，它在瞬息的生命里，默默地在無際的蒼穹中划出最後一道痕迹，頑強地閃爍一次瞬間光芒，無聲無息地消失在宇宙間，化作永恆。」因此，他認為，「人生當如流星，沒有陽光也燦爛。」　　李振盛的一生，自始至終貫穿個人奮鬥的精神。文革期間，當人們普遍批判「個人奮鬥」和「名利思想」時，他我行我素，從來沒有放棄追求，儘管許多人試圖阻止他走向成功之路，包括他當時的領導、殺進報社支左的紅衛兵，甚至他的同事，都認為他「不聽黨的話」。他承認自己「是個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他的個性是「敢向強者挑戰，不向弱者示威」。文革十年浩劫，他拍攝了大約十萬張底片，普雷基反覆看過其中三萬張，《紅色新聞兵》收錄的只不過是285張；在環球巡迴攝影展中只編入150多幅照片。　　30多年後，當這些文革畫面出現在世人面前時，李振盛說：「如果說我有什麼成就可言，那就是我總算為世人留下了這些照片。我始終堅信要靠個人奮鬥來取得成功。就歷史而言，也惟有依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宏偉史實記載，與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記憶相結合，方能合成一部鮮活完整的民族史。」　　＊讓歷史告訴未來　　今天，當李振盛反思文革時，深深感到「絕不能讓文革的歷史悲劇重演」。他為自己拍攝的文革系列照片命題為《讓歷史告訴未來》，通過這些觸目驚心的照片，向世界展示文化大革命發生的真實情況；讓全人類都了解20世紀在中國發生的那場空前大劫難。「現在談起那一段荒唐歲月，就好像是昨天的一場噩夢。」他深有感觸地說。　　李振盛出身農家，從小就要幫父親干農活，直到十歲才上學。那時候，「新中國」已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他成為第一批「中國少年先鋒隊隊員」，也是第一批戴上紅領巾的小學生。　　李振盛的父親望子成龍心切，1951年設法重返大連工作，兩年後如願將李振盛接回大連。來自農村的李振盛，非常喜歡看電影和收藏電影票根，每張票根背面寫著看過的影片名，他也十分喜歡文學與畫畫。初中時，每星期有三個晚上，他在大連市群眾藝術館學習繪畫歷時三年，那時他的志願是成為畫家。　　1957年春天，物理老師在學校成立一個攝影愛好者小組。因為李振盛擅長畫畫，老師讓他擔任攝影小組組長。學校有一台捷克斯洛伐克製造的120型「方箱」相機，他開始拍攝照片。　　李振盛對攝影真正產生興趣，是在大連參觀蘇聯攝影藝術展覽後。他收集許多1956年在莫斯科舉行的世界青年聯歡節的明信片，大部分是美麗的風景照。另外，電影院外面張貼的海報也令他印象深刻，那時他沒有錢看電影，常常在電影院的門外「聽」電影，一邊聽大喇叭廣播影片對白與音響，一邊看海報上的劇照想像著銀幕畫面。這樣鍛煉了他日後對攝影畫面的把握與感悟能力。　　李振盛念中學時是住校生，父親每月給他8元人民幣伙食費（相當於今天的一美元），他每月省吃儉用節約一小部分錢用來集郵，不久便收集了許多國家的郵票，他還專門收集藝術或文化類的主題郵票，其中有作家、詩人、畫家及名畫等。那時集郵愛好者慣常聚集在全市最大的郵局勝利橋郵局的一個特定角落交換郵票。　　一天，一位剛開始集郵的中年人，很想要李振盛的郵票，對方主動提出用一台日本製造的120型相機作價38元錢，與他交換200張郵票。「所以，我的第一台相機是用郵票交換得來的。」李振盛自豪地說。那個年代的中國，相機是奢侈品，中學生能擁有相機令人羨慕。遺憾的是他買不起膠捲，一個膠捲八毛錢，當時相當於他每月生活費的十分之一。　　同學們知道他有一台相機，常常請他拍照。幾個同學湊錢買一個120膠捲，可以拍16張底片，讓他使用其中一張作為酬勞。由於膠捲難得，當他拍照時，總是認真構圖和採光，每當發現有趣的畫面，便會用屬於他的那張底片拍照。　　他拍的一張生活紀實照片，是回山東老家過年時，藉助窗外照進屋裡的一縷陽光，抓拍了爺爺和妹妹坐在炕上看書、媽媽為他縫補襪子的鏡頭，命題為「農家三代人」。三年後，這幅照片作為他報考長春電影學院攝影系提交的攝影作品之一，受到主考老師的好評。　　＊初生之犢不怕虎　　當時，李振盛的志願是考美術學院。「我從來沒有想過學電影攝影，因為那時在中國只有一所電影學院，而且在北京。」然而，「大躍進」開始後，決定在每個省份都創辦一家電影製片廠。1960年初，文化部決定分別在上海和長春創辦兩所新的電影學院。　　長春電影學院在吉林省省會的長影院內，招生考場分設東北四個城市，大連是其中之一。儘管李振盛只是高一學生，校長卻鼓勵他去參加考試，「他認為我完全合格。剛開始，我不認為自己能行，但我用一個星期的時間，晝夜苦讀大量書籍，盡量了解與電影有關的一切內容，無論化學或物理，還是藝術，之後，我決定參加考試。」　　那次攝影系在大連考區只有一個名額，卻有160名考生競爭，加上報考其它各個系的考生有800多人。全部考生坐在一個大教室里，黑板上有這麼一道題：「史氏的著作你讀過嗎？有那些主要內容？」考生中有人舉手問：「史氏是誰？」老師問誰知道這個史氏？沒有人吭聲。李振盛大聲說：「蘇聯戲劇理論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家都十分驚訝地看著他。老師又問：「他有哪些著作？」他曾經在圖書館翻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本書，憑記憶說：「《演員自我修養》。」　　事隔多年，李振盛回憶這個決定今後人生關鍵性的一步，記憶猶新。他笑說：「其實我就只記得這一本書名，再問就答不出來了。」沒想到老師此時很滿意地說：「夠了，不用再說了。」　　攝影系除了理論與專業考試，主要看考生是否畫得好。招生老師讓一眾考生畫素描，李振盛三年的夜校繪畫課沒有白上，節骨眼上派上了用場，擊敗對手脫穎而出。　　「電影學院設有五個系，包括導演系、表演系和美術系等，結果攝影系和編劇系都要錄取我，我決定讀攝影系。」　　過了沒多久，由於「大躍進」導致三年大饑荒，新開辦的電影製片廠紛紛關閉，上頭決定讓長春電影學院下馬，攝影系學生轉學新聞攝影專業。學生們對不能從事電影攝影十分不滿。恰恰這時，當時的國家電影局局長陳荒煤到長影視察工作。作為班長的李振盛召開全班同學開會，推舉包括他在內的三個學生代表去同陳局長談話。院方發現後全力勸阻，另外兩名學生代表比他年齡大得多，其中一人當過醫生，另一人曾經是教師，都經歷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知道這會招惹麻煩，最後沒有出現。李振盛初生牛犢不怕虎，照樣去見。　　陳荒煤相當開明，聽取了李振盛反映的意見，回到北京後，告訴新華社，他們這些學生所學的電影攝影專業訓練很紮實，能成為出色的新聞記者。新華社從中挑選了五個人，李振盛本來是其中之一，但院長不讓他去，因為他「不聽黨的話」，越過學校領導向上級反映意見，是在搞「非組織活動」。　　被選上的五個人，後來被送去北京外語學院念英語，培養新華社駐外記者。李振盛的替換者，後來成為新華社駐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記者。「我失去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機會。」李振盛提起這段往事似乎不無遺憾。　　不過，世事往往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如果當初李振盛如願去了新華社，可能就不會有後來這數萬張文革照片留存於世了。或者正是「天降大任於斯人」，李振盛才有機會成為「歷史的記錄者」。　　＊燕雀安知鴻鵠志　　為了那次的「不聽黨的話」，李振盛付出不少代價，經歷種種一言難盡的磨折。1963年8月，李振盛開始在《黑龍江日報》工作。當天晚上，他在日記中寫了一句話：「決不老死黑龍江！」燕雀安知鴻鵠志。他相信通過個人奮鬥，一定會走向成功。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李振盛無法理解為何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毀壞那麼多珍貴的文物，為什麼要將所有的佛像砸碎，燒毀經書。批鬥極樂寺和尚是他最難忘的事件之一。紅衛兵強迫和尚們扯起自辱門楣的橫幅，上面寫著：「什麼佛經，盡放狗屁。」　　李振盛回憶說，當時有好幾位攝影記者在場，包括一位資深攝影記者，「為了要拍和尚低頭認罪的照片，他想讓和尚放下橫幅，甚至動手將橫幅從他們手中打掉。但我讓和尚扯起橫幅來拍照。因為我學過電影，知道拍攝人物沒有什麼能比臉部表情更具表現力，因此，我讓和尚抬起頭，而且看著前方。」30多年後的今天，這幅甚具人物張力的照片，成為控訴那個荒謬時代的有力證據，「有圖為證」。　　在李振盛拍攝的數以萬計的照片中，幾乎每幅照片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如他在1975年7月23日拍攝的一張阿城縣五萬農民在山坡上觀看中央芭蕾舞團下鄉演出《白毛女》樣板戲的照片(見《世界周刊》封面彩色照片)，觸怒毛澤東夫人江青險些招致滅頂之災。他為了拍攝人山人海的觀眾場面，在女主角喜兒與男主角大春會面的高潮時刻，李振盛突然從側幕衝到舞台中央，搶拍到這個「決定性瞬間」。由於舞台上突然多了「另一個角色」，而這齣戲是由「革命文藝旗手」江青指導排演的，芭蕾舞團團長每天晚上都要通過電話向在北京的江青直接彙報演出情況。舞台總監對李振盛的「大膽妄為」非常憤怒，江青接報十分不高興，說李振盛在舞台上的出現是「嚴重破壞革命樣板戲」的行為，指示團長轉告省委，必須對這個攝影記者「雙開」（開除公職，開除黨籍）。　　李振盛說，江青以為黨報的記者必然都是黨員，其實他不是。雖然他同父異母的哥哥是「革命烈士」，父親是共產黨員，他算得上出身「革命家庭」，但被黨組織認為有「資產階級的名利思想」，所以一直不讓他入黨。　　本來，李振盛那次觸怒江青，一般「不會有好下場」，幸虧他的好友王雙印是紅極一時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作曲家，時任黑龍江省文化局副局長，正代表省委接待中央芭蕾舞團，暗中壓下江青的指示，幫助他逃過一劫。也正應了他出生時算命所言，關鍵時刻總有貴人相助，化險為夷。　　＊搶拍「決定性瞬間」　　李振盛另一幅「經典作品」，拍的是時任黑龍江省省委書記兼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任仲夷被批鬥的場景。李振盛至今記憶猶新：兩個大漢將任仲夷揪到台上，觀眾高呼：「打倒黑幫分子任仲夷！」　　「他們專門為任仲夷準備一把木製折迭椅，這種椅子很難站穩，如果沒有站在中間，稍往前站就會一頭栽倒，稍往後站則會使椅子折迭起來，連人帶椅一起摔倒在地。因此，必須小心翼翼。」　　紅衛兵們先給任仲夷掛上牌子，又拿來一米長、上書「黑幫分子任仲夷」的高帽子要給他戴上，但帽口太小了，一名紅衛兵使勁往他頭上扣，結果硬是給撐破了。這時，另一名紅衛兵想出一個點子，在高帽子的後面拴一根繩子，逼著任仲夷把雙手背到後面，抓住繩子的另一頭。一個紅衛兵端過來一臉盆墨汁擎到任仲夷面前。先是逼著他把兩隻手伸進墨汁盆里，蘸滿氣味難聞的墨汁，往自己臉上塗抹，或許覺得任仲夷塗抹的程度不夠，不像「黑鬼」的樣子，那個紅衛兵將臉盆高高舉起，對著任仲夷的臉、眼睛和鼻孔使勁往上一抖，墨汁順著他的嘴巴、鼻尖往下流淌，一直滴到水泥地上。　　又一個紅衛兵，拿起飽蘸墨汁的一支毛筆，在任仲夷的白襯衫上寫了一行字：「打倒黑幫分子任仲夷！」大概覺得還不夠過癮，乾脆端起剩下的半盆墨汁，從任仲夷後脖頸子灌進去，只見墨汁穿過腰間又順著雙腿流淌到腳下，灰藍色褲子從里往外滲透出一道道墨痕。　　「我當時使用的是黑白膠捲，拍攝出來的照片上也分不清是血，是淚，還是墨。」李振盛說。　　李振盛第一次看到紅衛兵真正打人，是在1966年8月。「當時，他們在批鬥一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地主資本家，其中包括黑龍江省長李范五。他們先強迫這些被批鬥者低頭，高喊：『看一看這些吸血鬼！他們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然後，開始打人。有一名紅衛兵用軍用皮帶頭抽打李范五，他的遭遇其實比挨打更慘。」　　由於李范五在出差時，有時帶小女兒同行，父女倆同乘火車包廂和同住賓館套房。與他有矛盾的省委同事夥同造反派便要李范五的這個女兒指控他亂倫，她有兩個選擇：如果同意在編造的揭發材料上簽字，便能參軍得到好處；如果拒絕簽字，便會被打成「黑幫分子」的子女，送到鄉下勞動改造。　　李范五這個女兒最後違心地在揭發材料上籤了字。1966年9月4日，共有幾十萬人集聚在紅衛兵廣場，參加「炮打司令部」活動，李范五及其它省委領導人被押到台上，紅衛兵逼迫他站到椅子上90度彎腰低頭，然後宣讀他女兒的揭發材料，並指控他有「政治野心」，「因為很不幸，他的髮型很像毛澤東的髮型。他曾在大連海濱照過一張相片，他梳著大背頭的髮型，穿著一件風衣，面朝大海遠眺，看上去非常像毛澤東在北戴河避暑勝地海濱照的一張相片，這張照片變成對他不利的證據。『戰友們，你們看他所留的髮型，同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髮型一樣！多麼狂妄！是可忍，孰不可忍！』全場群眾義憤填膺地呼喊。『給他剃了！給他剃了！給他剃鬼頭！』」　　李振盛在紅衛兵動手前，搶先一步跑到李范五跟前，迅速拍了一張照片，畫面背景是掛在主席台上的毛澤東畫像，正好將兩人髮型作一個對照。接著他用一組照片記錄了剃「鬼頭」的全過程。李振盛拍攝的這一組照片被耶魯大學中國近代史學者史景遷教授稱讚為是「李最傑出的一組系列照片」。　　給李范五剃完「鬼頭」，紅衛兵又逼迫他彎腰站到椅子上，李振盛又拍了一張背景是毛澤東畫像的對比照片。由於被指控亂倫，李范五一直沒有真正得到平反，文革前期，大約被批鬥兩千多場。他至死也沒有原諒他的這個女兒，甚至在遺囑中，不讓她出席追悼會和葬禮。　　李振盛還拍到毛主席在北京接見紅衛兵的照片。1966年9月底，李振盛到北京採訪紅衛兵「大串聯」，以及毛澤東第五次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10月17日夜晚，喇叭廣播宣布毛將在第二天接見紅衛兵。大家激動得幾乎整夜沒睡，通宵慶祝在天安門廣場跳忠字舞。李振盛也十分激動地去拍照，只睡了一、兩個小時。　　「當我在鏡頭中看到毛澤東的吉普車經過時，全體紅衛兵激動得熱淚盈眶地在道路兩旁歡呼，但我沒有看到所謂偉大領袖神采奕奕的光輝形象。毛澤東既沒有揮手，也沒有微笑，直視前方，臉上沒有任何錶情，只是雙手作鼓掌狀。他乘坐的吉普車也開得非常快，機會稍縱即逝，我抓緊時間按下快門，只拍到一張照片。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親眼見到毛澤東。」「我第二次親眼看到毛澤東時，他已靜靜地躺在水晶棺中。」　　＊「這個世道太黑暗了！」　　1968年4月5日清明節，李振盛拍攝了一組槍斃七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照片。其中兩人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是哈爾濱電錶儀器廠的技術員巫炳源和王永增，他們的罪狀是散發了一張油印的名為《向北方》的小報，被當局指為「一心向著北方的蘇修」，將他們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李振盛記得其中一人叫巫炳源，當他聽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時，仰天長嘆：「這個世道太黑暗了！」便閉上了眼睛，到死都沒有再睜開眼。　　李振盛見證了八個死刑犯的行刑經過：他們脖子上被掛著大牌子押到卡車上，經過市區遊街示眾後，開到哈爾濱西北郊外，然後在離黃山火葬場不遠的一片空地上，一字排開，雙手被反捆，並被迫跪下，然後從腦後被開槍打死。　　當時的報紙上根本不會發表刑場處決的照片，報社領導也不準記者去拍攝這類照片，更沒有人要求李振盛近距離拍屍體，但他還是拍了一些特寫鏡頭。由於當時他的「萊卡M3」相機上只有35毫米的廣角鏡頭，必須靠得很近，因此能聞到剌鼻的血腥味和看到腦漿四濺的慘象。　　在後來整整半年的時間裡，他一直無法忘卻這些人的臉。他住在單身宿舍半夜起來去公用廁所時，總是閉著眼睛在昏暗的走廊里摸索著往前走，試圖不要想到那些被槍斃的人。「每當我在報社食堂見到原先很願吃的一種東北地方菜——血豆腐時，總感到想嘔吐，因為這種血豆腐是紫紅色，而且是膠狀的，一看就會產生聯想。」　　當他在暗室里昏暗的紅燈下放大這些屍體的照片時，他在心裡默默地對他們說：「如果你們變成鬼魂的話，請不要來找我。我只是要幫助你們，我製作這些照片是要記錄歷史，我要讓人們知道，你們是被冤枉的。直到現在，當我為出版《紅色新聞兵》這本畫冊而在紐約放大這些照片時，我仍然這麼默默地對他們說。」他用這種方式排解看到這些血腥畫面難以抑制的恐懼感。　　李振盛通常自己動手沖印照片。在當局下達命令上繳「負面」底片後，他將那些「給文化大革命抹黑」的照片，如批鬥和處決的底片，放在小袋子里，藏到他在辦公室資料櫃抽屜中自己設計的暗藏隔層內。　　文革是觸及每一個人靈魂深處的大浩劫。1968年秋，身為報社掌權派、時任革委會常委的李振盛被一夥在報社支左的「革命小將」點名攻擊。10月1日國慶節後，對他的鬥爭升級，報社樓道里貼滿矛頭對準他的大字報：「打倒李振盛！粉碎邢、李、王、朱地下黑司令部！」幸運的是，他已將「負面」底片從報社轉移到家中。結婚初期，他與妻子分別住在單身宿舍里，約半年後，終於找到一個12平方米的房間。他在俄式平房的家中書桌底下的木板地上，鋸了一個書本大小的洞口，再將鋸下的木地板塊重新放回去，然後繫上一根小繩，以便能打開。當時還沒有塑膠布，他只好用孩子接尿的黃油布將底片包好藏在地板下。後來，當他被「革命小將」批鬥後，深夜裡由一王姓紅衛兵帶領一伙人去抄他的家時，這些藏在地板下面的底片總算躲過一劫。　　1968年10月30日，他的兒子出生。為了表示絕不被攻擊他的「政治寒流」壓垮，他給兒子起的名字是「笑寒」。　　＊初戀女友忍痛為愛分手　　李振盛的愛情也像他的奮鬥之路一樣曲折。他的初戀女友孫培奎原為長春電影學院表演系的學生，在三年困難大饑荒時期，常常在不被同學注意時往他手裡塞糧票，對他說得上有救命之恩。文革期間，孫培奎的母親被指為地主家庭出身，遭受折磨後自殺身亡。那個年代的中國人，連死的權利也沒有，自殺被視為「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的行為。　　一夜之間，原為重點培養對象的「模範教師」孫培奎的生活改變了。為了不連累她深愛的男友，她從任教的吉林省四平市來到黑龍江的哈爾濱見李振盛，說為了李振盛的前途而不能跟他結婚。她注意到報社的一位女編輯祖瑩俠，既聰明又漂亮，還寫得一手好字，而且是李振盛發起創建的「紅色青年戰鬥隊」的成員之一，還是共產黨員。孫培奎到報社時是住在女宿舍里，因此與祖瑩俠認識，她勸說李振盛應當選擇跟祖瑩俠結婚。　　李振盛懇切地對她說：「如果你的家庭成分影響我當記者的話，我就不幹記者了，讓我們躲到深山老林去生活。」但孫培奎認為這不可行，最後不辭而別，只在他的房間留下一張字條：「因為我愛你，而又不想害你，才決定離開你，請忘掉我吧。」　　李振盛發現後，追到火車站，遍尋不獲，便搭下一班火車趕到吉林四平找孫培奎，希望她改變主意。兩個月後，她寄來一封信，內有她的結婚照片，對象是她在大連老家的鄰居，早在她上電影學院之前就追求過她，這時她決定嫁給他，是為了讓李振盛徹底死心。 　　半年後，1968年1月6日，李振盛和祖瑩俠結婚了。那是個典型的「革命婚禮」。編輯部幾位同事用惡作劇的黑色幽默方式，在新郎新娘的脖子上掛了兩個牌子，上書「走社會主義道路新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新娘」。

《世界周刊》發表李振盛與祖瑩俠在文革中舉行「革命婚禮」時被報社同事掛上「走社會主義道路新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新娘」牌子的「黑色幽默」結婚照。 他和祖瑩俠結婚十個月後，祖瑩俠的父親也自殺了。「他只是一個農村公社衛生院的醫生，由於他的中醫醫術在當地很有名氣，便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一天晚上，幾名造反派先將他在屋裡用火爐烤得他滿身大汗，然後逼迫他脫掉外衣，只穿件背心和短褲，將他推到室外去挨凍，在雪地里站了幾個小時，幾乎凍成冰棍。第二天，不堪受辱的他便在隔離室上吊自殺了。」　　祖瑩俠得知父親自殺後，大哭一場，但她沒有時間也不能悲傷。第二天她帶著一雙紅腫的眼睛，去向進駐報社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代表報告，表示「自己父親背叛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與他劃清界線」。即使如此，如同孫培奎一樣，祖瑩俠自此也被歸入「政治不可靠」之列，被迫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她曾被認為是報社一名很有發展前途的女編輯之一，但在她父親自殺後，再也不允許她在編輯部工作。　　李振盛最難忘的是，1968年12月26日毛澤東75歲生日那一天。當天晚上，在報社支左的一夥「革命小將」專門組織了對他的批鬥會。他被押到台上，被迫低頭，在300多名報社職工面前共批鬥六個多小時，這一夥殺進報社的學生造反派批判李振盛這一派組成「邢、李、王、朱地下黑司令部」，「反三紅：反對省革委會，反對在報社支左的解放軍，反對省革委會派來的幹部和殺進報社的革命小將」，企圖要「主宰」報社，建立「獨立王國」，還指控李振盛是「新生資產階級分子」。　　1969年9月6日，李振盛夫婦與其它26人被送到柳河五七幹校。即使在那林海雪原、前途茫茫的情況下，他仍相信將來還會做攝影這一行，所以特別注意保護眼睛和手指，而不少人在砍柴時砍傷了手指。一次，他看到一個人操作電鋸時被一塊飛出的木頭擊中頭部，當場死亡，由於此人在1957年曾被划過右派，他的屍體被草草地埋葬。　　1972年2月6日，李振盛的女兒出世了，取名為「笑冰」，「期望她能具有笑傲冰霜的堅強性格」。經歷了難以想像的痛苦，終於熬到「紅色革命風暴」結束，生活又恢復了原來軌道。　　現在已退休在長春孀居的孫培奎與李振盛夫婦成了好朋友，兩家的兒女們之間也都很熟識。一向風趣幽默的李振盛有時跟女兒笑冰開玩笑說：「如果不是你孫阿姨主動勸說我跟你媽媽結婚，可能就沒有你的存在了。」　　＊既是財富更是歷史　　「四人幫」倒台後，1980年代初，李振盛調往北京工作，在中國人民警官大學新聞系執教15年。1996年10月，應邀赴美國哈佛、普林斯頓大學作學術演講，隨即以傑出人才身分移民美國，目前他一家四口人定居紐約。近年他以寫作為業餘愛好，並很快掌握使用電腦的本領，「回顧往事煙雲，用鍵盤敲擊出所感所悟的千言萬語」，文章屢屢見於海內外報刊上，書也出了一本又一本，「內心不禁洋溢著餘熱發光的充實感」。　　總結他64年的風雨人生，「有幸」親歷文革這樣一段波瀾起伏的大時代，見證政治風雲變遷，這是很難得的人生閱歷。李振盛謙遜地說：「漫漫人生路，我雖無甚建樹，卻也跟隨著國家的命運，百姓的甘苦，風一程、雨一程地走過來了。」一直以來，有一個無聲之音總在他身耳邊縈繞，呼喚並引領他在風雨中前行。「這個呼聲就是：百姓的經歷，黎民的故事，既是財富，更是歷史。」　　他說，在歷史長河中，人生只是短暫的一瞬，人們在這短短的人生旅途中，全力以赴追求人生目標，實現人生價值。「到頭來，成功的輝煌與喜悅，失敗的無奈與苦澀，統統伴隨著人生的終結而煙消雲散，惟有那些紀錄歷史足跡的碎片會留存人間。」 《世界周刊》記者 曾慧燕　　來源：世藝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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