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我的朋友

文學講習所的同學

　　 王安憶： 就我的創作道路，在我的寫作的生平裡邊，大概有幾個關節口，有一個是講習所，講習所應該說是比較重要的。1978年我回到上海，在《兒童

時代》社做編輯，寫了些兒童小說，其中那個《誰是未來的中隊長》得了一個全國的獎。當時我去講習所，應該講我是裡邊資歷最弱的、整個情況最差的一個人，因為我的業績恐怕只有這一個短篇小說，六千字，而且那時獎還沒評出來，只是有些好評，後來在我們學習期間才評出來，是二等獎。其他同學多是得了全國的優秀小說獎啊，中篇小說獎啊，短篇小說獎，說出來一個個名字都很嚇人的，蔣子龍是我們班長，還有葉文玲，陳國凱是我們副班長，還有張抗抗，還有上海的竹林，還有葉辛，葉辛那時候在貴州，還不算上海的，還有陳世旭。反正我們這裡邊三分之一是得過獎的。好像全國獎裡邊凡是這個年齡段的人，差不多都在我們裡面。

　　我們說是第五屆，之前有四屆，全都是「文革」以前。那時候叫文學講習所，到了我們後邊就改成魯迅文學院了，人們都稱我們為「黃埔五期」。這幫子人太棒了，老師都對他們很客氣，我在裡邊就顯得特別差，特別沒資本。我在講習所里，有了一種職業寫作的預習，因為半年裡邊基本上半天上課，其餘時間你就是寫作，而且在班裡邊有一種互相影響的氣氛，都很想發表作品嘛，尤其是我，因為我資歷特別薄，所以我就寫得特別勤奮，什麼事都不幹，就過著文學的生活，我覺得這對我很重要，是讓我在這個環境裡邊泡一泡。從那時候開始至少給我一個暗示：將來可以過這樣的生活——寫作的生活。

　　我在這班的時候寫了很多東西，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雨，沙沙沙》大部分是在講習所的時期或者寫作或者發表的。我記得很清楚是六月份，六月份正好在講習所學習期間嘛，我一下子在《人民文學》、《北京文學》、《廣州文藝》發表了三篇東西，這在班上挺轟動的。因為那時候發表作品不像現在這麼多這麼廣泛，而且《雨，沙沙沙》這麼一個小說挺特別的。我現在回想起我們這個班上的人都蠻好的，有一個同學叫王宗漢，當時在主持一本地市級的刊物，什麼名字想不起來了。他就向班上的同學約稿，我就給他寫了一篇小說，他卻把這篇小說給了當時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好像是《小說季刊》，他說給他的刊物可惜了，那就是《小院瑣記》。他們都待我蠻好。蔣子龍也向我約稿，那時他是天津的《新港》主編，他向我約，我就給他了一篇小說，他親自指導我改，他真是有兄長風度的人。記得有一篇對我來說比較長的短篇小說叫《苦果》。當時寫好給葉辛看的，葉辛在那裡也是比較成功的，寫了兩部長篇小說。葉辛看了以後很肯定我，激動得不得了，他當時就對我講了這麼一句話：「你好像寫東西很有氣氛。」那時候我和葉辛接觸特別多，上海人好像多比較喜歡清靜，與人打交道也比較拘束，星期天都是在講習所度過的，不像別人朋友多。葉辛那時候就是和我講怎麼寫小說，所以我覺得葉辛很有趣。葉辛談他在貴州的生活談得特別多，而且我覺得他談的貴州生活比他小說里寫的要生動得多了。

　　他那時候在農村，讓他去教小學，他很負責任，去家訪，其中一個學生的父親一直在幹活，看到葉辛來家訪，什麼也沒說，就到後院去拔了根竹子，然後就用砍刀削成一個打人的工具塞給葉辛，說你用這個打他。他們都是體罰的，打得非常厲害。有一次有個孩子，個子比較高，葉辛比較矮小嘛，結果打起來了，葉辛性格也很耿，就說你再也不能進學校，結果這個孩子就失學了。小學畢業要考中學了，他說一定要讓他們上中學，當時他們村子裡沒有一個上中學的。怎麼上呢，他首先跑到教育局他的同學那兒去搞到了考試的數學題目，讓學生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時他又搞到了當時的作文題目，他給全班五十個人寫了五十篇作文，每個人背。結果除了幾個年齡超過的，其他統統都上了中學。多年後碰到一個學生，他怎麼說？他說至少他，學習了一種文明的生活方式，會刷牙，會用床單。他講的故事都很好聽，可是老看不到他寫下來。還有剛剛開始上學，他就問學生說，你們能不能說說你們誰家裡有書，其實是他自己很想看書，因為上海帶來的書已經看完了，最後只有一個小孩子說他家裡有本書，他說你明天帶來給我看看。第二天小孩子拿來了，是1956年出的一本皇曆，這就是他們所有的文化財產。葉辛也很好玩，似乎是為了滿足自己對文學的愛好，他就把自己的文學夢想輸出給小孩子，教他們普希金的詩，他覺得他教學中有一個遺憾，就是學生自始至終只能講本地話不會說普通話，他們是用貴州話念「秋風來了……」他學給我聽，很生動。

　　然後他還給他們念高爾基的《二十九個和一個》，講到麵包，那些孩子不懂什麼是麵包，有一次他回來探親就買了個麵包帶去放在講台上。我問你是不是給他們每人吃一口？他說我要自己吃，他們就排隊繞著麵包走了一圈。他的東西多得不得了，但就是不寫，真是氣死人啊。他的文學是另外一種文學，很奇怪，他講很多故事真是好極了。

　　你可以想像那個氣氛，非常文學化的，都在努力地想把自己的東西寫好，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古華那時候就在班上跟我們說他的小說，講《爬滿青藤的小屋》。《爬滿青藤的小屋》是被《上海文學》退稿的，真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後來在哪兒發表了得了全國獎。他講得最好的是《芙蓉鎮》，我覺得當時的寫作是很慎重的，不像現在那麼隨意地寫，他們那些故事已經在腦子裡滾瓜爛熟了，那些作者尤其是內地來的，以故事為主，故事在他們那裡是很結實很結實的東西，有多少生活經驗，多少的情緒在裡面，然後慢慢結構成《芙蓉鎮》。喬典運當時是我們班年齡最大的一個人，穿了件黑棉襖，剃了個平頂頭，完全就是個農民的樣子，他來我們班上的時候好像四十九歲還是多少，反正我感覺是很大的一個人了。所以我們到北戴河的時候，當時我們的所長，中國作家協會的一個幹部，就說你們這些同學在一起應該打破一些圈子，應該和不同的人在一起，他舉一個例子讓大家哄堂大笑，他說：王安憶可以和喬典運在一起談談嘛。可見我和他有多麼不同。一個是年齡差別，性別也不同，然後一個農村一個上海的，於是大家就轟然大笑，就覺得很滑稽。

　　那段生活對我來講，是很好的寫作起點，和他們在一起會把自己和他們放在一起考慮問題，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我們年輕的時候都很驕傲，把頭回過去可以說這個寫得不好，那個寫得不好，可是你真的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心情不是這樣的，因為他們畢竟是在享受成功的人了。你和他們在一起的話，會發現他們眼界很開闊，在他眼裡你什麼都不是，我反正挺崇敬他們的，挺崇拜他們的。

　　北京挺有這種圈子的，我們在講習所的時候他們男生打籃球，籃球比賽的時候就會有很多作家來捧場，其中就有北島。我們上課的時候，外面的人會來旁聽，像史鐵生就來聽課，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史鐵生。還有肖復興，他當時在中央戲劇學院，也過來聽課。那時候可以接觸到很多精英。那個時代回想起來真是好，我覺得是正當的競爭，非常健康，健康向上，就是想文學，而且是很正面地想，心懷虔誠，即便是要質疑和推翻，首先是承認的態度。挺崇高的。不像今天我們已經把它變成可以討論的東西，我們當時覺得是一件用不著商量和討論的事情。現在回想起來都像做夢一樣的，也不過二十多年。

　 　張新穎： 那到後來你們這撥人，就是比你大的這些人，他們慢慢地就不寫了，這和時代變化有關係嗎？

　　 王安憶： 對，至少怎麼苟延殘喘也堅持到九十年代。

　　這幫在講習所的人，多是在所謂的「傷痕文學」的背景下出來的，同時也是從第一、二屆全國小說獎的背景下出來，肯定不是韓少功、張承志他們那一幫，他們的背景還要寬廣些，「傷痕文學」的背景，這已經決定了局限性。其實講習所的同學在八十年代寫作，已經有很多人感到苦惱。我記得我們當時有一個同學申躍中，當時年齡已經蠻大了，他在「文革」以前就有一個很有名的小說在《人民文學》發表，好像叫《掛紅燈》，我們都不曉得，是寫農村生活的很好的小說。講習所時他已經苦惱了，他走在大家前面，也苦惱在前面。苦惱什麼呢？我覺得，總的來說所有的苦惱就在於什麼樣的生活經驗可以進入小說。他看了我的《雨，沙沙沙》，就說：你們撈生活的網啊，網眼特別小，怎麼撈都能撈起來東西；我們的網眼特別大，都漏掉了。這個話說得很對。他說，我心裡故事一大堆，經驗一大堆，我不曉得該寫什麼。該寫什麼是他們最大的一個問題。鐵凝那時候寫一個送葬的小說《喪事》，他說這樣的事我看得太多了，我從來沒想到這也可以寫成一個小說。所以他們這一代人其實蠻苦的，他們的寫作背景成長背景對小說的理解很狹隘，始終要一個意義。小說一定要有一個意義，這個意義一定要是先進性的，或者是合乎時代的聲音的。其實和現在小孩子的寫作很像，現在是要現代性。所以他就不大能理解我寫《雨，沙沙沙》和鐵凝的《喪事》，這種故事能成立為小說嗎？他很懷疑的。他這種苦惱一直延續到以後，似乎後來也沒什麼創作，生活上我聽說他也不幸福，我對這個同學印象很深刻。有時候和他們這些底層來的作家在一起，包括後來的路遙、鄒志安，你會覺得生活是這麼沉重，寫作真是很輕薄的。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這樣的想法，這是無從揣測的，但是我覺得他們個人心裏面有非常非常豐富的思想。當時班裡藏龍卧虎，什麼樣的人都有，但是九十年代以後就開始軟弱了，現在有些人還在堅持寫，陳世旭現在還在寫，但沒有《小鎮上的將軍》那樣響亮。還有一個原因吧，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對理想主義者有很大很大的質疑，連他們自己都懷疑了，好像生活中也提供不出理想主義材料了。你看他們的作品，批判社會也是對社會抱有期望，企圖開藥方的，他們這幫子人都是理想主義者。

　　 張新穎： 還有一個會不會是他們的文學觀念已經比較固定了，就是什麼東西可以進入文學，什麼東西不可以進入文學，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寫作這個行為本身也變成一種制度或者什麼東西了，它總是限制了一些東西進入文學。

　　 王安憶： 我個人覺得這是個好問題，一個作家就要問這個問題，就是什麼可以進入小說，現在的作家我不喜歡的地方，就是他們覺得什麼都可以進入小說。而這幫子作家正是相反，可以進入小說的東西非常狹隘非常少。我到現在也不敢說他們的苦惱是好還是不好，很可能是一種優點，他們真的是對自己很苛求，不像現在的人那麼隨便地在寫。我在想，進入小說的東西確實是很有限的，而他們在那個時代里，時代對他們的要求和限制又好像和文學無關，問題就這麼攪在一起，我覺得蠻悲劇性的，但不覺得是不值得的，挺有價值的。其實我們現在，至少是我吧，最大的問題還是什麼能寫成小說，並不是我每天坐下都有東西可寫。當我把一個東西寫完以後，心裡馬上有一種失落，好像喪失了什麼。然後，我又碰到了這一個問題，什麼東西可以進入小說。這個問題是每個寫作的人日常化的問題，至少我是這麼想的。相反覺得任何東西都能進入小說是很糟糕的，相當糟糕的。

　　如果有一件事情讓他們非常肯定地覺得可以寫成小說的話，我相信他們都是有能力做到的，這點能力沒有的話就不必寫小說了。但是不能肯定啊，總是在懷疑，這真是很好的，我覺得是一個好時代的話每個人都在這樣的懷疑裡面。當你掌握更多的技巧的時候你能處理得更好，你可以把很多看起來不能進入小說的處理成可以進入小說，但未必是一種好的結果。我現在覺得有很多小說寫得真的蠻無聊的，最近借了張片子叫《2046》，我心裡覺得怎麼那麼無聊，我也不說它好還是壞，就是極其無聊，我覺得這是文學最糟糕的事。不是把一件壞事寫成好事，那還有有價值的東西，最糟糕的就是無聊，很蒼白啊。

陳丹青　史鐵生

　　 王安憶： 我是1983年在美國認識陳丹青的。陳丹青當時挺孤獨的，我到了紐約之後就和陳丹青聯絡，約了見面的地方。第二天我就去了，他已經到了，坐在林肯中心的噴水池旁，他坐那兒，哎喲蠻嚴肅的，我覺得特別嚴肅，當時他思想上很苦悶。其實陳丹青的苦悶，蠻引起我尊敬的，當時所有的留學生生活都很困苦，但是陳丹青生活沒有問題，因為他到那邊立刻就有畫廊的簽約，他的居留也不成問題。哎喲，當時他非常不高興，很苦悶，就好像跑到那邊受到很大的很強烈的衝擊一樣。我覺得在美國這段時間認識陳丹青非常重要，然後他就帶我去看大都會博物館。我每次到紐約，他總是帶我到大都會博物館，像去他們家一樣。我到現在都無法整理出他當時的苦悶，有一個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不肯學英語，我沒想到他英文那麼差，後來好了，但那兩年不喜歡學英語，只看中文書。我當時帶給他兩本小說集，他就在地鐵上看。當時這種氣氛真是挺寂寞又是挺苦悶的，然後看到家鄉來的人給他帶兩本小說，寫的又是他同時代的人的生活，他就在地鐵里哭，一邊看一邊哭，別人都不曉得這個中國人發生什麼事情了。別人都忙著向西方認同，他卻在向中國認同。我第一次到紐約的整個旅行經驗都是和他在一起得到的。他難得一笑，不開心，對美國的生活我看他毫不了解，想家，強烈地想家。這種想家，而且很無望，不像我們插隊落戶時候想家，那時到過年總歸好回家了吧。我回到上海以後，他就連連地來信，可是我呢因為回到上海以後生活會比較豐富嘛，過了好久我才寫封信，這封信到現在我還記得很清楚，寫了到他家裡去的一些狀況，因為我想他那麼想家，我給他寫他們家裡邊的情況，哎呀，激動得不得了，就好像自己回到了家一樣的感覺。那個時代很好，大家都是認真地想些事情，正經地在學習，總之就覺得做夢也沒想到會有這麼一天，所以大家都牢牢地抓住這個機遇。我和他經常會談到一個匱乏的問題，其實我們有的時候覺得，必要的匱乏是應該的，一定程度的匱乏是必要的，不能太滿，不能太多。

　　他現在說話很有效果。在美國時，沒人聽他說話，現在太多人要聽他說話。不久以前，我跟他通了個電話，我感到好像又有點恢復過去的對話方式。有一段時間我和陳丹青沒法說話，這大概就是一個原因。你想向他討個意見，是永遠討不到的，他以前給你的回答都是很肯定的，好或者不好，高或者低。但是有一段時間很奇怪的，他總是說，這樣子蠻好嘛，就這樣好呀。永遠沒法討論問題了。但是最近我和他打電話時可以討論問題了。因為有十個畫家要和我對話，都是油畫家，我一點都不認識，不了解，我就向他打聽情況，然後他就問我看他們畫的感覺、印象，我說我就想知道他們為什麼這麼取消細節，他們為什麼怕落後，或者生怕沒現代性。他就說你這個問題提得很好，他可以肯定我的意見提得很好了，已經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邊他都不說這種肯定或者否定的話了，他覺得你的意見是沒有意義的，你的困惑是沒有意義的，我覺得好像有點慢慢回來了。他有一段時間真的很奇怪，他怎麼會變成這樣？我覺得還是後現代理論在起作用。

　 　張新穎： 那麼我們再回到剛才那個話題，就是那次在美國，通過陳丹青是不是還認識了其他一些中國人，接觸了一些什麼？

　　 王安憶： 沒有，陳丹青這人生活很封閉的，你不要指望他有什麼社會生活。你說很奇怪吧，陳丹青在美國的生活，一個是很封閉，另外一個就是很像匠人，就是畫畫。其實藝術家吧，真的就是匠人。

　　在我的生活當中，我覺得和陳丹青的交往是重要的，雖然有時候會生氣，可是我覺得他真是我的一個思想伴侶，我們會很長時間不談話，可是忽然之間會談，就像昨天剛剛談過的一樣，會在某一點上達到契合，互相特別能夠提供材料或者說提供一種積極的反應，會談得很好，但是也會非常非常談不攏，也會有這種情況，但我覺得始終可以在一個水平線上。

　　 張新穎： 還有什麼人對你很重要呢？

　 　王安憶： 史鐵生。我說我第一次是在講習所看見他，後來我上門去看他，我經常上門去，我有時候就在想，我這人是一種不太喜歡別人上門的人，可是我是喜歡上門的，我覺得我上門是有主動性，我可以選擇，別人上我的門我沒有選擇。

　　他有很嚴格的作息制度。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吧，他父親出來就擋我們，不讓我們進，今天不是接見時間，這時候呢史鐵生在裡面大概聽到我說話的口音了，他曉得我是從上海來的，他就給他爸爸一個暗號，敲敲玻璃窗，當時住的小院子，他爸爸就放我進去了。那時候是冬天，我看史鐵生的家裡也沒有暖氣，燒的爐子，他那時還沒結婚，還沒女朋友，穿得挺單薄的，我動點小心眼，回到上海就給他織了件毛衣，從此以後他爸爸就不攔我了，只要是我，去好了，他父親連我叫什麼名字都搞不清楚，只知道我是上海來的，給史鐵生織毛衣的。我愛上他家有很多原因：第一個我覺得到他家去真的很放鬆，就是很放鬆；還有我就覺得與他個人的魅力很有關係，你渴望和一個人接觸，這個人肯定是有魅力的。

　　他是那種思想很有光彩的人。他也是可以談話的，可是和他談話要辛苦得多，他會進入一個玄思的世界，因為他是沒有什麼外部生活的，他外部生活非常非常簡單，所以你和他談話很快就到形而上去了，你就跟著他形而上，很辛苦的，和他談話真的很辛苦，就像看他某些小說一樣的，但是很有樂趣，真的很有樂趣。像有的時候他講一些比較現實的事情吧，倒覺得挺沒意思的。

　　他有很多看法就是和我們不一樣，而且我覺得他所有的看法都是他自己思想的果實，不是說看哪本書啊，都是他自己挖掘出來的，他自己慢慢推理出來的。比如講到同性戀的事情，有那麼多同性戀理論，他卻認為，同性戀是什麼呢？因為男女之間關係已經方便到唾手可得，太容易了，太方便了，而人總是在向艱難的欲求不得的地方攀爬。他的思想和別人的那麼不一樣。史鐵生是一個很特別的人，有的時候你和他在一起你會覺得，哎呀，你會覺得他很健康，覺得他很健全，你不覺得他有什麼缺陷，他有一種在思想上可以不斷激發人的力量。史鐵生就是一個偶像，你覺得不能和他有過多的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