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清代儒林之冠

顧炎武（1613—1682），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地學家、音韻學家，與黃宗羲、王夫之齊名。本名繼坤，改名絳，字忠清；南明敗後，改名炎武，字寧人，號亭林，自署蔣山佣。漢族，南直隸蘇州府崑山（今屬江蘇）人。青年時發憤為經世致用之學，並參加抗清義軍。敗後漫遊南北，曾十謁明陵。康熙十七年，開博學鴻儒科，招致明朝遺民，顧炎武以死拒薦。康熙十八年，熊錫履推薦修撰《明史》，顧炎武亦堅決回絕。終身不仕清朝。晚年定居陝西華陰，卒于山西曲沃。

一

清代著名漢學家閻若璩自視極高，少有稱許，於明末清初間的學者，僅服膺三人，顧炎武為其一。同樣恃才傲物的汪中，「於時流不輕許可，有盛名於世者，必肆譏彈」，但自謂「少日問學，實私淑諸顧寧人處士」，推為通儒。四庫館臣謂「國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為最」。被譽為「嶺南第一才子」的宋湘有一段話，集中體現了清人對亭林的評價：

國初名儒，予最服膺顧亭林先生。先生之學博矣，而無考據家傅會穿鑿、蔓引瑣碎之病；先生之行修矣，而無講學家分門別戶、黨同伐異之習；先生之才識優矣，而無縱橫家矜才逞智、劍拔弩張之態。所著《日知錄》一書，舉經史子集之要，統修齊治平之全，擇精語詳，扶世翼教，其學為有用之學，其言皆有本之言。孔子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若先生者，庶乎足以當之矣。

在顧炎武百科全書式的學養中，最為人稱道的，一是音韻之學，一是地理之學。全祖望謂亭林「最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學之變，其自吳才老而下廓如也，則有曰《音學五書》」。而地理之學，顧炎武好友衛爾錫言其用心尤多。其地理著作影響最大的便是《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

就亭林著作的影響而言，當首推《日知錄》。據黃汝成於道光十四年所作《日知錄集釋敘》，此前為《日知錄》作註疏的學者多達96家。錢大昕學問之博大精深，在清代罕見其匹。他治學深受亭林影響，所作《十駕齋養新錄》，考鏡源流，包羅萬象，洞悉幽微，在體例上與《日知錄》頗相近。

亭林在清代的學術聲望，主要在他是公認的漢學開山之祖，不過就他對近現代學術影響而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兩段話，更值得重視。一是評《求古錄》：

炎武性好遠遊，足跡幾遍天下，搜金石之文，手自抄纂，凡已見方誌者不錄，現有拓本者不錄，近代文集尚存者不錄，上自漢曹全碑，下至明建文霍山碑，共得五十五種。毎刻必載全文，蓋用洪适《隸釋》之例，仍皆志其地理，考其建立之由，古字篆隸，一一注釋，其中官職年月，多可與正史相參。如：「茶」、「荼」、「張」、「弡」等字，亦可以補正字書之訛。

一是評《金石文字記》：

前有炎武自序，謂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今觀其書裒所見漢以來碑刻，以時代為次，每條下各綴以跋；其無跋者，亦具其立石年月，撰書人姓名，證據今古，辨正訛誤，較集古、金石二錄，實為精核，亦非過自標置也。所錄凡三百餘種，後又有炎武門人吳江潘耒補遺二十餘種。碑字間有異者，又別為摘錄於末，亦猶洪适《隸釋》每碑之後摘錄今古異文某字為某之遺意……在近世著錄金石家，其本末源流，燦然明白，終未能或之先也。

陳慶鏞一言以蔽之：「國朝自顧亭林先生岀，以金石證經、史，字學、經學皆大治。」

論者謂王國維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其「二重證據法」確立了科學的研究方法，開創了學術研究的新時代。由於時代的原因，顧炎武當然不可能達到王國維那樣的高度和深度，但他以金石證經、史，將歷史遺留的實物與文字記載相參照，對中國現代學術的實證研究，應有導乎先路的作用。

二

清初理學和心學之爭仍在繼續，亭林無疑是心學的批判者，他曾引述明人唐仁卿《答人書》之言：「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日知錄》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論》一篇，顯然也是維護朱熹，批判王學。

亭林自謂16歲時，「獨好五經及宋人性理書」。他編《下學指南》，意在「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繇朱子之言以達夫聖人下學之旨」。但不能因此說亭林是理學的追隨者。早在他童年時，就已聆聽了嗣祖顧紹芾的教誨：「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為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鑒》，必不如《通鑒》也。」顧紹芾這番話，是針對當時人不讀《通鑒》，而以朱熹編纂的《通鑒綱目》取代這種現象而發的，並督促亭林在14歲時，即將《通鑒》讀完。這番話對亭林更深刻的影響是：作為理學代表人物的朱熹，其改動都會有損元典的精義，不可輕信。即使最傑出的理學家，也不可能替代前人的成就。因此，治學必須從讀經入手，這是根本。這種治學思想，貫穿亭林的一生，不曾有絲毫怠懈。亭林能成為清學的開山祖，實基於此。

清初漢學和宋學之爭，尚不明顯。但由於治學精神和方法的不同，二者之間的分歧始終存在。乾嘉之後，漢宋之爭愈趨激烈，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方東樹《漢學商兌》代表了兩種極端的態度，也正是在這兩部書中，對亭林作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

江藩曰：「黎洲乃蕺山之學，矯良知之弊，以實踐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陸王之非，以朱子為宗。故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為不可廢耳，多騎牆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知灼見者哉？」而方東樹反駁說：「江藩曰：顧亭林、黃太沖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為不可廢耳，多騎牆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知灼見者哉云云，意甚憾其不專宗漢學，已為謬見；又稱其深入宋儒之室，益為無見之談。以餘論，黃、顧二君，蓋得漢學之精而宋學之粗者也；如江氏、惠氏，乃拾漢學之渣穢者也。後有真儒，必以余言為信。」

江、方之說，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都有明顯的偏見。在當時持論比較客觀的章學誠，也認為亭林之學出自朱熹：

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為勉齋、九峰，再傳而為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為仁山、白雲，四傳而為潛溪、義烏，五傳而為寧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已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

但要真正作出一個正確的判斷，還得從亭林自身的著作入手。

《日知錄》卷十四《嘉靖更定從祀》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獻，在這條雜記中，亭林肯定貞觀間崇尚「傳注之功」，批評嘉靖間褒獎「論性談天之學」，其間軒輊，不言而喻。又，韓菼序王夢白、陳曾所撰《詩經廣大全》20卷，曰：「往顧先生亭林嘗語余：自五經有大全而經學衰，大全者，當時奉詔趣成之書，殊多闕略。」「自五經有大全而經學衰」的真實含義，即以理學思想研究經籍，必將導致經學的沒落。顯然，亭林認為理學並不能包辦對經籍的研究，對經義都作出合理的解釋。更何況理學和心學一樣，都受佛學的影響，帶有禪學的氣味，並不純粹。

與友人論學書，是體現亭林思想的代表作，文中揭櫫「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對理學家最關注的「天道」、「性」、「命」，毫不措意。《亭林文集》卷三：

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全祖望言亭林「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經過全祖望的概括，「經學即理學」成了集中代表亭林思想、廣為後人引用的名言。

三

自荀子起，中國一直有原道、徵聖、宗經三者一體的說法。而放在清代這個特定的社會環境中，亭林這句話，則含有以經學取代理學之意。陳澧說「國朝人尊鄭君自亭林始」，也就是說，亭林將清代學術引入重視漢學的道路。

但若據此說他是一個漢學家，也未得亭林之心。他曾坦言治學宗旨：

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而既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

李祖陶《國朝文錄》錄此文，謂「此作可作《亭林文集》序」。

當務之急，就是治國平天下。亭林繼承了大學的精神，從格物致知入手，完成治國平天下的大業。經術和經世，在亭林原為一體的兩面，不可或缺，治經是為了經世，而經世又必須從明經入手，因此也就無畸重畸輕之弊。事實上，在清代確實也有一些客觀的評價——

張杓曰：

要之先生之才，體用兼備，固不屑屑以考訂見長，而亦不徒以經生自命也。即以經學論，書中所錄，及世所傳五經同異類，皆折中眾說，不名一家者，是先生學期心得，不尚苟同，而亦非立異，正不必於馬、鄭、程、朱之間，為先生強分主奴也。

俞樾說：

國史儒林傳以顧亭林先生為首，讀其書，篤信紫陽，不為陸、王異說所奪，則自宋以來儒者相承之嫡派也；於經史古義、註疏舊說，爬羅剔抉，不遺一字，則又本朝治漢學者之先河也；至於朝章國典、吏治民風、山川形勝、閭閻疾苦，博考而詳詢之，原原本本，如示之掌，則永嘉諸儒猶有未逮，而百餘年來老師宿儒，未有講求如先生者。嗚呼，是宜為一代儒林之冠矣！

四

潘耒稱亭林為通儒，即綜貫百家，上下千載，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而非僅能箋注蟲魚、綴輯故實而已。也就是說，其人既要有詩書滿腹的博學，又要有匡時濟世的卓識，既探經術之奧，又備經世之用。但世人卻偏要根據自己的好惡趨尚，加以軒輊。由此又引起亭林學術成就，究竟在經術還是經世的爭論。重經術的考據家最推崇的是音韻之學，對此讚不絕口。顧炎武在清代學界的聲望，主要基於以《音學五書》為代表的學術成就。而重經世的實學家則重視《日知錄》和《天下郡國利病書》，有清一代，關於《日知錄》、《利病書》的論述，無不集中在經世致用上面展開。

出於對明亡的沉痛反思，清初學者，特別是亭林的友人，無不推崇其學的經世之用。但至乾嘉年間，社會環境、學術氛圍，都已發生很大的變化，偏重漢學的四庫館臣便不同意：

炎武生於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慨然以復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觀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復起，必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為末務，殆非篤論矣。

這固然出於自身的學術追求和愛好，但就純學術價值而言，也不無道理。阮元有一段話，值得注意：

明末諸儒多留心經世之務，顧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為經濟勝於經史。然天下政治隨時措宜，史志縣誌可變通而不可拘泥。觀《日知錄》所論，已或有矯枉過中之處，若其見於設施，果百利無一弊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亭林之學，經史為長，此至論，未可為腐儒道。此《肇域志》稿本未成之書，其志願所規畫者甚大，而《方輿紀要》實已括之。亭林生長離亂，奔走戎馬，閱書數萬卷，手不輟錄，觀此帙密行細書，無一筆率略，始嘆古人精力過人，志趣遠大，世之習科條而無學術、守章句而無經世之具者，皆未足與於此也。

世易時移，經世之術必然也隨之而異。亭林當年的政治主張，不可能再行之後世，倒是純學術的，特別是考據類的論述，能傳之久遠，始終為人所引用。

但知人必須論世，對亭林的評價，不能離開他所處的歷史環境。更何況對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評價，其後續都是揚棄，是如何繼承。而該繼承的除了具體的知識，還有意識和精神。四庫館臣感興趣的未免瑣細，缺乏更高層面的追求。姚椿已看到這一點：

或謂亭林經濟不如經史，其說發自紀河間。經濟誠不可空言議，然天下容有能言而行之未盡善者，未有不能言而所行乃與古合。且謂經濟不出於經史，則正昔人所謂岐而二之者也。

這個問題，很快就被新的歷史時期提出。晚清又開始新的劇變，對世事的憂慮，使時人的心和明末清初的學者貼近，對亭林的關注，也回到經世致用這一面。

曾國藩作《聖哲畫像記》，自文王、周公直至當代，共32人，其中就有亭林：

我朝學者以顧亭林氏為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捨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指哉！

左宗棠18歲時，「購顧氏炎武《郡國利病書》、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諸書，昕夕稽究，有所證發，輒手自條記，見者笑以為無用，公為之益勤」。而張之洞《書目答問》，所引亭林著作尤多，稱之為「經學家」、「史學家」、「經學史家兼理學家」、「金石學家」、「經濟家」。光緒三十二年，在經過長達22年的辯論後，光緒帝下旨應允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三人從祀文廟。而促使他下決心的，實與「炎武所著《宅京記》、《肇域志》、《郡國利病書》，所言皆天下大計，卓然名論」；「夫之著書行世較晚，而咸豐、同治以來，中興名臣大半奮跡衡湘，則亦未始非其鄉先生教澤之所留貽」有關。

鑒於國運日頹，內外交困，曾國藩特彆強調源自亭林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說，其幕僚周騰虎赴上海催餉，臨行前，曾國藩贈以「匹夫之賤，與有責焉」。

清末國益危，憂益深，無論是維新派，還是革命派，都高揚「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之說，以激勵士氣，鼓舞民心。

（本文編輯謝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