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的遷徙 30年震驚中外的「大逃港」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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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51年到1980年的29年中，大量的大陸非法移民以偷渡的形式從廣東進入香港，最終匯聚成了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

內地民眾大規模的「逃港」風潮，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也為中國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決策之一——深圳等經濟特區的設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鋪陳。

內地數以萬計的居民擁入香港

新中國成立期間，由於戰亂等因素，規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現。《香港年報》記載，上世紀50年代初，戰亂使超過75萬來自內地的居民擁入香港。

逃港難民集中居住的貧民窟

上世紀50年代末，人民公社化運動迅速發展。1957年，中共寶安縣委通過了《關於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幾項規定》，限制社員自留地和副業收入：副業收入不能超過全家全年總收入的30%，社外農民不準開荒，不準棄農經商，不準投機買賣。

而在當時的廣東沿海，副業、貿易是農民生存的基本來源。當時寶安縣委的報告說，當地50%的農民在走私，20%依靠走私為生。他們主要是把蔬菜和水果賣到香港去。

事實上，所謂的「走私」，就是漁民的小額貿易。在廣東東南部海豐縣的一個鎮，因「走私」不到半年間就抓了160人，有一個合作社的勞動力一半以上都被抓走了。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走投無路的民眾，開始孤注一擲地逃往香港，特別是廣東沿海一帶的民眾。

趕英超美的「大躍進」，直接引發了「三年困難時期」。愈演愈烈的「逃港」風潮，終於在1962年如火山般噴發。

「五月逃港潮」

1962年4月，在深圳（當時叫寶安縣）一股「逃港」風波突然襲來。原寶安縣第一書記李富林回憶說：「那次大規模『逃港』風波，來勢洶洶，簡直有點招架不住了！」

等待被遣返的逃港難民

解密的寶安縣委文件顯示，1962年4月26日開始，在寶安縣由東至西150多公里長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奔向邊境線，伺機進入香港。每天傍晚，從各地擁到寶安邊境外流的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達8000多人。

這次「逃港」持續時間長，波及面比較大，據統計，從4月底至7月初的短時間裡，共十多萬人次擁入深圳，51395名來自12個省、62個縣市的外逃未遂人員被收容遣返。

上世紀60年代以後，「大躍進」的惡果全面迸發。當時，珠三角一帶糧食短缺。更為重要的是，港英政府從1961年3月開始實施了新身份證申請政策（俗稱「抵壘政策」）。新政策規定，給予那些可以成功抵達市區而又有親戚朋友接濟，加上本身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士簽發香港身份證。新政策的實施，成為非法入境者的「大赦令」，不少群眾認為，只有「逃港」才是唯一的生機。

到了5月15日，偷渡抵港者達到了歷史最高峰。香港軍警一個上午截獲了約3000人，還是有一些「逃港」者進入了市區。

「逃港」導致了十多萬勞動力外流，嚴重破壞農村生產。有的群眾甚至破產「逃港」，將家中東西賣光，錢糧用光吃光，生活更加困難。

大規模的「逃港」風潮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關注。5月22日，周恩來總理就「逃港」一事作出重要批示。高層震驚，廣東省委立即從各地抽調萬餘名官兵協助，設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員。

到了7月初，大規模的「逃港」活動暫時被壓了下去。

用青春做賭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大批在深圳寶安插隊的知青開始選擇偷渡香港。

香港警察在維持遣返現場秩序

1967年1月，著名音樂家、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因飽受凌辱，鋌而走險，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攜家帶口乘坐一艘布滿標語和口號的小艇偷渡到香港，然後秘密轉道赴美國。1月19日全港報紙頭版報道了這一消息。不久，一場以廣州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浪潮拉開了序幕。

後來成為香港「金牌編劇」的梁立人、「樂壇教父」的羅文、「期貨教父」的劉夢熊，陳獨秀的女兒、著名醫生陳子美等，也先後偷渡逃往了香港。

「逃港潮」所產生的效應並不完全是負面的，對於香港而言，它甚至是不可或缺的。30年間，數十萬的內地非法移民進入香港以後，成為一支重要的「廉價勞力軍」，及時緩解了香港在經濟騰飛時期所面臨的勞動力短缺問題。

不少「逃港」者在香港立足之後，從社會最底層做起，艱苦奮鬥，不僅慢慢融入主流社會，而且成就了很多「財富神話」。曾憲梓、黎智英等人的財富之路，就是從那個時代到香港開始的。

鄧小平：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20世紀70年代末期，隨著「文革」結束，中國老百姓從極端政治高壓下解脫出來。從1976年開始，「逃港」事件和人數逐年大幅增加，在1978年、1979年達到高潮。與「文革」期間相比，此時「逃港」群體更為廣泛，不少普通市民、基層幹部，甚至一些十多歲的中學生都加入到這個隊伍。

逃港者在難民營吃飯

此次「逃港」風潮引起中央高層震驚。廣東省委趕緊從各地抽調萬餘官兵到寶安，同時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東莞石龍、寶安龍崗等通往邊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設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員。

與此同時，香港的工業化高潮接近尾聲，勞動力需求開始回落，大量非法移民來港產生諸多社會問題，港英當局不得不嚴陣以待，在邊境一線成立了「軍警聯合指揮部」，出動部隊、直升飛機和軍艦晝夜巡邏，並宣布取消實行多年的「抵壘政策」，實施「即捕即解」。在粵港雙方共同努力下，此次「逃港」風潮暫被壓制下去。

就這樣，持續了20多年的「逃港」與「運動」，讓廣東沿海的經濟與社會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1977年11月，復出後的鄧小平將視察的第一站定在廣東，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同行。廣東省主要領導同志把當時愈演愈烈的「逃港」作為重大的惡性政治事件作了彙報。鄧小平連吸了幾根煙，眺望著窗外的羊城街景，沉默了好一陣子才說：「我們的政策有問題，這事不是部隊所能管得了的。」他接著說，「『逃港』，主要是百姓的生活不好，兩邊的差距太大了。」

鄧小平敏銳地認識到，「逃港」問題的實質不在於群眾覺悟的高低，也不在於資產階級的誘惑，而在於「左」傾錯誤路線所導致的國民經濟凋敝，以及由這種凋敝所帶來的艱難的民生。

中國最高決策者從「逃港」這一歷史怪圈中再次認識到，光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須把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

「逃港」催生經濟特區

1978年7月，剛到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的習仲勛，第一次視察便來到「逃港」最嚴重的寶安縣。他考察了羅芳、蓮塘之後，來到沙頭角。在那條獨特的「中英街」，習仲勛看見幾塊豎在街中間的石頭，把一條窄窄的街道一分為二——香港那邊車水馬龍，顯得繁華熱鬧；而屬寶安的這邊卻是破破爛爛，蕭條冷落。如此強烈的對比，使習仲勛內心受到極大震撼。

得知自己將被遣送回大陸時，難民嚎啕大哭。

當天晚上，習仲勛來到了蓮塘臨時收容站，看到裡面關著許多被抓住的偷渡者，就問其中一個：「社會主義那麼好，我們自己當家做主人。你們為什麼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僕，受人剝削？」

偷渡者回答很簡單：「我們窮，收入也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這次視察對習仲勛觸動很大，他親身體驗到了老百姓對改革開放、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以及發展經濟、縮小與香港差距的緊迫性。

之後習仲勛等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率先向中央提出設立經濟特區的設想。

不久，經黨中央批准，1980年8月26日，經濟特區在「逃港」最嚴重的深圳最先建立，由此揭開了旨在讓中國人民富起來的改革開放的序幕。

困擾了廣東幾十年的「逃港」偷渡現象，終於畫上了句號。（摘自《文史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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