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言 正文 論陶淵明的避世隱居- 雨軒閣天下藏書

正文 論陶淵明的避世隱居【收藏到百度】 【收藏到QQ標籤】 【打包下載】論陶淵明的避世隱居內容提要： 陶淵明是漢魏南北朝800年間最傑出的詩人，同時也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隱士之一。他的人格操守，修養品質，歷來都受到了許多文人士子的追捧、傾仰。隱士文化在中國，算得上是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古人之所以喜歡去隱居，究其原因，當中實不乏故作清高，甚至另有所圖。陶淵明先時官時隱而後全隱，原因又是怎樣？本文分別試從陶淵明的個人性格、社會環境兩方面進行探討，從而揭示陶淵明是如何走向隱士之路。關鍵詞：陶淵明隱居陶淵明一生斷斷續續地有過江州祭酒、參軍、彭澤令幾種官銜。這類芝麻綠豆般的小官職，自不必說樹立什麼微薄的功業了，就連踏足朝廷，瞻仰「天顏」，發一發政見牢騷的資格、機會都從來沒有。翻開陶氏的傳記、年表，看看這位被譽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鍾嶸：《詩品》中）的偉大人物的生平，不免要大失所望。在晉宋易朝這大時代、大背景之下，陶淵明有的只是平凡又普通的一生。「歸隱」兩個字，幾乎可以涵蓋他的所有。「避世」，似乎就是他這輩子降臨人間的目的。可是，這個世上並沒有所謂的「天生的隱士」。或許一個人要當高官、成就大業，僅需各自心存一條理由、抱有一個信念，就足夠了。但若要真正鐵了心放下利祿功名，銳意去歸隱避世，當中卻必定是有深刻的內因以及外因。一、性格與命運陶淵明（365－427）①，字元亮，一說名潛，淵明是他的字，自號五柳先生，私謚「靖節」。大約生活在晉宋之際，潯陽柴桑人。關於他的家世，據說大致上可以認定是東晉大司馬陶侃之後，甚至是他的祖父、父親，大約也有當過太守一類的官職，暫拋開了某些好事者的論爭，我們基本上已可以想像，陶氏遠祖是曾經有過顯赫的過去，但到了陶淵明時，霉運早已降臨。家道中落，導致了他的生活很早就潦倒艱苦，貧困不堪。例如顏延之在《陶徵士誄》里就說他「少而貧苦」，又說他「母老家貧，捧檄致親」。根據陶澍《靖節先生年譜考異》的說法，這應該是與他八歲便已失怙（喪父）有關。自幼便遭遇家運的不幸，承受家境的慘淡，總的說來，陶淵明在他整個青少年時期，都是極不得意的。這點結合他在晚年所寫的《有會而作》一詩自述：「弱年逢家乏」，便可以得到印證。而最為糟糕的是，這樣的霉運似乎絲毫未有過要停止的意思，就這樣一直延續了下去，延續了一生（即所謂的「老至更長飢」）。但同時他又是一個樂觀的人，貧困饑寒似乎更能磨鍊他的意志。面對「飢者歡初飽」、「悲風愛夜靜」的長年缺衣少食，饑寒交迫的生活，竟還能夠逆來順受，坦然固窮，展現出性格里豁達而寡慾的一面。以至於我們後來還可以在《五柳先生傳》里，看到他自己來調侃自己說：「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簟瓢屢空，晏如也！」「忘懷得失，以此自終。」篇末更借用了黔婁之妻的話來勉勵，也順道表達一下自己的志趣（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這句話其實並不盡然，凡世間性情雷同者何止千萬？也不見得人人就有相近的際遇，但性格對人日常各種行為的影響之深，卻是不容置疑。它或多或少也要和人的命途連繫在一起。因此，我們不妨對它略作修正，改為「性格左右命運」。陶淵明的命途，就是受過了他性格的左右。而他這種的性格形成，又是跟他的人生哲學密切相關。陶淵明一生中，本就不自覺地受到「儒道互補」價值觀的影響。到了生命的後期，對人生的歸宿，更是演變成了聽任命運的安排，講究隨遇而安。這一種宿命思想，他曾在《自祭文》里作出過充分的闡述。他說：「自余為人，逢運之貧……勤靡餘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至百年……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自述了從為人開始，就遭遇貧困的命運，但心情卻是悠閑自得，樂天從命，委隨本分來度過。他認為自己是識運知名的，無論生前死後，都沒有什麼遺憾和眷戀，不像一些人為生前立功業，死後留名聲而十分計較。與此對應的，還有當他辭去彭澤令，最後決定歸隱田園是的一篇有名的《歸去來兮辭》，裡面末尾兩句是：「聊乘化以歸盡，樂乎天命復奚疑」。這就是所謂的「樂天知命」。在陶淵明身上，其實也是從認命到順命的過程。②人生的所有不如意，既找不出真實的原因，又不能得到滿意的解釋，無奈之下，只好將一切都統統都歸結於「命運」二字。陶淵明的宿命觀就從之而來。但待慢慢地逐漸想得通透了，由聽天由命到樂天知命，去除了思想上的苦惱和負擔，不再執著於名利及功業上——就弄明白即使是退隱不仕，也再沒太大不了！無需過分去強求。這樣，終於是將自己從觀念上扭轉了過去，思想上也總算是為遁世歸隱作好了準備工夫。得以儘可能地解除名韁利鎖的束縛。只有領悟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的大道理，才能夠以輕鬆的姿態去「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並能在真正的意義上、最大的程度上，變得淡泊恬靜，甘願地離開煩囂俗世，拋棄繁華競逐，擺脫官場周旋，將自己的餘生都寄情于山水，怡性于田園裡去。二、門閥制度下的愛國熱忱陶淵明的生平，大致上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即：出仕州郡與歸隱園田。並可以他辭彭澤令一事作為分界線。辭去彭澤令那一年，是東晉的義熙元年（405年），陶淵明已屆四十一歲。這一次棄官以後，就再也沒有入仕了。換言之，此時之前的陶淵明，卻是一直處於時官時隱的尷尬局面之中。也就是說，自太元十八年（393年），二十九歲初任江州祭酒開始，他在宦海之中便浮浮沉沉了長達十二年之久。魯迅認為：「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於漢末與嵇康於魏末不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表示，於是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里又《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招人注意罷了。」③他這段評論中提到的《述酒》詩，應該就是指有「儀狄造，杜康潤色之」這兩句題注的那首。全詩頗長，除了題注兩句外，詩中再找不到與酒相關的內容。通篇上下，也只見運用比喻的手法，記錄了南朝宋武帝劉裕篡權易代的過程。而且詩中句子，是描述得相當的隱晦曲折，以致韓駒、陶澍要「反覆觀之」、「反覆詳考」，後知「決為零陵哀詩也」。趙泉山也說：「此晉恭帝元熙二年也。六月十一日，宋王裕迫帝禪位，既而廢帝為零陵王。明年九月，潛行弒逆，故靖節詩中引用漢獻事。」顏延之《陶徵士誄》中更稱此是靖節「道必懷邦」（劉良註：懷邦者，不忘於國）。故無為子（宋·蔡絛）曰：「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西清詩話》）④這個伯夷就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孔子當年對他的評價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論語·衛子第十八》）這是孔聖人對這位古代節士一個相當不低的評價了。無為子作出這個類比，自然也是包含了前人對陶氏愛國熱誠的一種認同。這首詩寫於晉恭帝遇害之後，那時陶淵明五十七歲，距離最後一次棄官歸里，已有一十六年——是屬於他「全隱」之後的十六年。事實上，大約在這段期間，還寫過不少能表現出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魯迅語）的作品。這些作品包括了我們所熟知的《感士不遇賦》、《詠荊軻》、《擬古九首》等等，以及那篇傳頌最廣的《桃花源記》，亦當屬此列。即使四十一歲退隱之後，尚且如此「不甘寂寞」，時而賦詩著文，以排遣心底鬱悶。更遑論血氣方剛、躊躇滿志的年青時代。前面雖提到陶家發展到了陶淵明的時候，經已是家道中落了，但他的祖父、父親都當過中層地方官員，畢竟算得上是個士族家庭，少小時也自當有過例行接受儒家那一套正規教育的機會。如他自己在《飲酒》詩中就說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且能夠看得出，他那個時候對於儒家孔子的思想理念，也是相當的執著（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儒家所注重、提倡的是積極用世的思想。這些思想，也就肯定有對陶淵明產生過影響。在他晚年時候創作的《雜詩十二首》裡頭，更曾是直言：「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念此懷悲戚，終曉不能靜」，「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這些都顯示出他早年懷有入世建功立業的崇高理想、宏偉志氣。可是偏偏「有志不獲聘」，只能空嘆「歲月不待人」。我們知道，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一向盛行以家族本位的宗法****制度。歷代祖先的門第高低，對後代的社會地位，有著相當的影響。而整個魏晉南北朝，恰恰就是一個極端重視門第觀念的時代。陶淵明之所以不為當世重用，大可能便與當時這種歷史大環境有很深的關係。就拿他的祖先陶侃為例，根據《晉書·陶侃傳》開頭的一段簡短的記載，陶侃乃「字士行，本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潯陽。父丹，吳陽武將軍。侃早孤貧，為縣吏。」這段話草草交代了他的背景：父親名字叫做陶丹，做過吳地的武官，但因為死得較早，導致「侃早孤貧」。待他長大之後，最初也只能夠當上個小小的縣吏。從中可見，陶侃的家世，斷不應是什麼世家豪族，也不見得有多高的社會地位。但陶侃是個進取心極強的人，並不甘心屈居人下，本身又是很有魄力、膽識，適逢世局的動蕩不安，他的才幹，更是大有了用武之地，以軍功起家，最終做到「位極人臣」。只可惜的是，由於晉朝上層社會極端重視門閥世族的限制，一直都不能使他徹底擺脫出生於寒門地位的陰影。譬如陶侃年輕時，曾有個「伏波將軍」叫孫秀的，因為是「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原人對他普遍有歧視，竟都不屑做他的下屬，無奈只好找來陶侃，「以侃寒宦，召為舍人」（《晉書·陶侃傳》）。此外，尤覺欺人之甚的是，吏部郎溫雅竟公然地稱他為「小人」（《世說新語·賢媛第十九》），大臣溫嶠也曾在背後喚他作「溪狗」（《世說新語·容止第十四》）。這樣令人頹喪、窒息的社會制度、社會風氣，當然很容易教人心灰意懶，自也可想而知，陶淵明要能得到朝中貴人的重視提攜，致使仕途通暢，施展抱負，實在談何容易。三、十二年目睹之怪現狀在時官時隱的十二年來，陶淵明是見盡了人間之困苦，嘗盡了亂世之窘迫。除了上述森嚴的門閥制度，給年輕時期志氣高昂的他，在仕途製造過一定障礙之外，當時整個社會環境的動蕩惡劣，朝廷官場內外的黑暗無道，也給他造成過絕對不容低估的打擊。這些打擊，到了最後，甚至直接導致了他要遠離宦海，執意歸田，走上那隱逸下半生的不歸路。據載，陶淵明的一生基本上有過三次入仕。這些都是在他四十一歲之前的經歷了，且均發生在東晉時期。第一次是在太元十八年（393年），「公二十九歲。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但是出於「不堪吏職」的原因，「少日，自解歸」。同年「州召主簿，不就」。他這個「州祭酒」從初任到離職，都俱在太元十八年，因此可以肯定他這個官，前後做了一年的時間都不足。關於他何以初次出仕，就「不日少解歸」。有人根據「世路靡悠悠，楊朱所以止」，以及《答龐參軍》序言的兩句「楊公所嘆，豈惟常悲」，認為陶淵明大可能是曾受到了楊朱典故的啟發，才毅然作出了那樣的決定。「世上歧路太多，人生如何選擇，成為一大難題。陶潛當時也是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可南可北，可進可退。楊朱主張全性保真，陶潛終於也選擇歸隱田園裡」，又說：「但他當時大概還沒有下定決心，在歧路面前有點茫茫然」。⑤就這種說法，倒似是有一定的依據、一定道理。而且加上當時社會上的玄風極盛，士族文人都喜好清談，普遍企羨隱逸。或者那種追求精神自由的風氣，也在他的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響。第一次辭官之後，他開始「躬耕自資」，直到隆安四年（400年），事隔七年左右，他又再度出仕。這段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如他自己中年喪妻。孝武帝暴斃，晉安帝繼位。安帝舅王恭討伐王國寶，反對司馬道子擅權，晉開始內亂。桓玄不受朝命。司馬元顯亂政。孫恩起義……世局亂得一團糟。次年遇上生母孟氏卒，以奔喪為由，旋即辭官回家去了。光陰匆匆飛駛，四年之後，即元興三年（404年），陶淵明終於第三次出仕了。這四年期間，司馬元顯詔討桓玄，反被桓玄所殺。孫恩起義敗死，盧循繼之。桓玄篡位，改國號為楚……時至元興三年的二月，劉裕等起兵討伐桓玄，桓玄挾持安帝出逃江陵，五月兵敗身死。是年春秋間戰事不休，音訊阻隔。陶淵明這時還一連作了《停雲》、《時運》、《連雨獨飲》幾詩。就在桓玄死後一個月，他趕赴京口作鎮軍府參軍。次年三月，晉安帝複位還於建康，八月，陶淵明當上彭澤令，這是他一生人最後的一個官銜。同年十一月，他又棄官歸里，並寫下了著名的《歸去來兮辭》，作為這官與隱、去與來之間的一個終結——同時也算一個伊始。就陶淵明這次矢志的歸隱不仕，有意見認為是他辭去彭澤令後，深知劉裕因為平定桓玄變亂，立下了大功，已逐步掌權（即所謂「王業漸隆」），心裡不願意與他合作使然。如沈約的《宋書·隱逸傳》里即聲稱：「自曾祖（陶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在他死後，顏延之作《陶徵士誄》稱呼他「有晉徵士」，並「謚曰靖節徵士」，大概就是持相同看法。不過到了後世，也出現了不同的見解。例如近人梁啟超在《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一文中就說到：「其實淵明只是看不過當日仕途的混濁，不屑與那些熱官為伍。倒不在乎劉裕的王業隆與不隆」，再舉了《感士不遇賦》作為例子，接著說「當時士大夫浮華奔競，廉恥掃地……縱然沒有力量移風易俗，起碼也不肯同流合污。」同時代的陳寅恪則表示強烈反對，認為沈約在《宋書》里的敘述「最為可信」。而我對此的看法，是比較傾向於梁氏，雖則他的見解也還頗有需要斟酌的地方。上面已有列舉過在陶淵明四十一歲歸隱之前，時官時隱的期間，社會上所發生過的一些覆雨翻雲的遷變。在那個動亂的時代，宗室內部的爭鬥，軍閥對政權的野心，掀起了一場接一場血雨腥風的火併殺戮，弄得民不聊生。陶淵明的政治雄心，難免要受到壓抑、磨蝕。雖然他一直也在關心國運，從未曾真正的忘懷，對國家日衰，黎民疾苦；對朝政敗壞，用人不當；對社會動亂，權臣篡位等等，都有激起過義憤，並時常將之訴諸詩賦散文中去。但在當時「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的險惡政治環境下，夢想無疑是破滅了，能見濁流而勇退，或屬不得已，卻也殊不容易。素來就潔身自愛的陶淵明，心底對那幫「一丘之貉」的所作所為，定必極感厭惡，自然不甘淪落為其中的一份子——也總算是做到了。至於到底是要「事晉」還是要「事宋」，倒未必是他真實關心、在意的。有意思的是，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的《序》中，明確交待出自己接任彭澤令的真實原因：竟自是家無餘糧，生活困難。這當官的主要目的，誠可謂之膚淺得可以——不過是為了解決家庭的溫飽問題而已。足見他這時的心裡頭，實已老早種下了退隱的根。他說道：「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栗，生生所資，未見其術。」但又因鑒於時局不靖，社會動亂，不敢遠行，嗜酒的性子又偏改不過來，便由叔父引薦出任了彭澤令一職（家叔以余貧苦，逐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盡，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不難看出，陶氏出任這彭澤令一職的時候，就很有委身屈就、勉為其難的意味，顯然已再不敢奢望在政壇上面能有何建樹了。是出仕還是歸隱，從陶淵明初入官場開始，似乎就一直搖擺不定。這種矛盾的心態，其後還日益嚴重。而這次最後的自免去職，究其原因，按他本人的說法，便是由於自己率真的本性「作怪」——經已到達再不能用虛偽造作來掩飾的地步。他自覺出仕解決饑寒問題固然很現實，但這樣違反自己的意願，委曲求存，則徒使精神更加痛苦。此亦難怪，在那個陰暗的年頭，充滿著權力紛爭的世道之中，就連一切卑污血腥的陰謀算計，都無不打著崇高道義作為幌子，秉性真淳的陶淵明又將情何以堪。事已至此，即使尚去抱著一顆赤子之心，頑固不息，勇往直前，重蹈官場為國為民謀取福祉而奮鬥，他實在已經不知道自己再能夠做上些什麼。力挽狂瀾，他早已做不到，或者他一直都沒有這個能力。東晉義熙元年（405年），他已經是上了四十歲的人，入世再看不到前程，未來似乎也沒有曙光。既然入世沒有了出路，那就只能夠背道而馳——選擇出世，立心走上一條遁世歸隱的道路，那才是他最後的歸宿。孔子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顏回說:「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異類也。」孟子也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⑥他終於是狠下心腸，放棄了年青時所堅持過的理想，寧願返回到田園裡每日躬耕，從此投入到那種「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生活中去——企圖通過這樣來洗滌自己靈魂染上的塵埃污垢。因為那種悠閑、恬適的情景，與他自己日後筆下那個小國寡民、與世無爭的桃花源世界是相當接近。幸好，這一個結局，與他一貫安貧樂道、固窮守志、淡泊率真，「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的秉性，也是相當的吻合。四、 結束語陶淵明的遁世隱居，由於自身因素，加上外界環境的制約，從入仕之初，一開始就經已註定下來。他只是一步一步地朝著這個方向蜿蜒靠近。古代的中國是出產隱士的國度，幾千年下來，每個朝代都有。針對這種隱士文化，有的稱讚，有的加以責難。李審言丈《媿生叢錄》一則云：「太白、韓公，恨於陶公不加齒敘，即少陵亦只云：『陶潛一避俗翁也』」《有不為齋隨筆》卷壬亦謂：「太白、少陵、昌黎皆不重淵明。」 ⑦相反，蘇軾對於陶淵明卻是推崇備至，平時就很喜歡化用陶詩，對陶氏當然也就有著極為強烈的認同感，甚至還有過「我即淵明，淵明即我」（《書陶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後》），「只淵明，是前生」（《江城子》）之說。《佚名氏跋》里更稱陶氏為「江左偉人」，盛讚他「仕不得志也，則掛冠而歸。此所以為淵明。設其詩文不工，猶當敬愛。」（據紹興本《陶淵明文集》）姑且不論世人是給了陶淵明一個怎樣的評價，「江左偉人」也好，「一避俗翁」也好，他於後世的影響肯定是巨大的。李白和蘇軾，便是受其影響中文人士子的佼佼者。他們三人性情、思想，又的確也有許多彼此相類的地方。雖則蘇軾一生不曾隱居，一生盡職於政事；而李白除了做翰林，做幕僚，流放夜郎的日子，基本上都在「仗劍去國，辭親遠遊」。這是因為他們和陶淵明生活的時代大不相同。他們命運比起陶淵明來，理論上要好上一點，並不至於學他那樣，官沒有做好，要跑去山野隱居。這是幸與不幸？最後大膽稍改了陶氏詩句作為結尾：「此中有爭議，欲辯已茫然」。【注釋】①陶氏的生平年歲，歧說甚多，本文採用六十三歲說。②李錦全《陶潛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版，第163－165頁。③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④⑤李錦全《陶潛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版，第197頁、第73－74頁。⑥見《論語·衛靈公》、《孔子家語·致思》、《孟子·卷十三盡心章句上》。⑦錢鍾書《談藝錄·陶淵明詩顯晦》，中華書局1984版，第88頁 。【參考文獻】⑴李錦全，陶潛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⑵張亞新，從陶淵明到蘇軾，濟南：濟南出版社，2004⑶王質，陶淵明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6⑷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這是我的畢業論文了。論文答辯題目：請簡明扼要地談談道家思想對陶淵明的影響。答：陶淵明的一生，大部分的時間是在退隱或半退隱中度過。避世隱居，為要潔凈心靈，遠離煩囂，本就與道家的思想代表——「老莊」哲學算得上了一脈相承。雖然老莊更多是主動地追求的「消極避世」，而陶淵明的避世，則有點不得已，且退隱了，也不無積極的一面。陶淵明對道家思想的接受，大可以將之「一分為二」。因為他不但繼承了正始以後道家精神批判現實、敢於否定現實的一面，又有老莊的清靜無為、順適自然的思想。譬如他晚年寫的散文《桃花源記》，我們能在老子早年所形容過的「小國寡民」思想里找到影子。陶氏在文中如此寫到：「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這些簡單的描寫，勾勒出了一片與世隔絕、戰禍不生、人人安居樂業的「凈土」來。但這畢竟只是個幻想，連作者都感覺到了這樣的一個世界，實在不合現實。所以在《桃》的結尾處，我們還能發現這麼一句看似「自圓其說」般的話：「（武陵人）乃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無論是「不復得路」還是「遂無問津者」，都隱隱透露出了陶淵明寫作此文的真正目的。作者並不奢求得到這一種「人間仙境」——陶淵明就是食盡了「人間煙火」而選擇棄官隱退的不歸路，當然不可能天真到了這種地步。他只是通過創造「桃花源」的理想境界 順帶來寄託一下自己的理想。明末陳子龍認為《詩三百》里的讚歌是：「雖頌皆刺」。這句話同樣適用於陶淵明的身上。對桃花源的美化，正是表明他對現實不滿的反映。另一方面，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對陶淵明的影響過深了，甚至深到有點不能自拔，這就是他最終產生「宿命思想」的原因。聽任命運的安排，講究隨遇而安，無疑成為了他生命後期的主旋律。在《自祭文》里嘗將自己形容為「心有常閑」、「樂天委分」、「識運知命」、「從老得終，奚復所戀」。這種「順命」心態，豈不也與道家的「復歸於朴」（《老子》），「天道無為而自然」（《莊子》）暗合？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中說陶淵明的思想「承襲魏、晉清談演變之結果」，又說這屬於「依據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創改」的「新自然說」。且這種「新自然說不似舊自然說之養此有形之生命，或別學神仙，惟求融合精神於運化之中，即與大自然為一體……」我們在陶詩中可以輕易為陳氏的說法找到佐證。與自然的融合，或達到「無我之境」（王國維語），是陶詩歷來受到稱道的原因。一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何等境界！「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則是詩人闡述要想保持人的天性，途徑只有回歸自然之道。也正是這種思想，教他後來得以儘可能解除名韁利鎖的束縛，抽身官場，投入自然的懷抱，願意「結廬在人境」，在「而無車馬喧」環境下安度餘生。道家的思想，與陶淵明的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都或間接或直接影響著他的一生。「儒道互補」的價值觀在他身上有很深的烙印，但從他最終也選擇了避世隱居作為歸宿，就可見道家的那一套，對他的影響更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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