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步雲、張千帆 等：讓憲法說了算——中國的憲政之路（上）(5)

　　根源在於權力不受制約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阿克頓勛爵的這句至理名言深入人心，幾成「老生常談」，不僅專家學者及寫評論的人愛用，就是那些腐敗官員，在被查之前坐在主席台上，也說得頭頭是道。但是，真要理解這句話，須正視人性的弱點與局限，探究不受制衡的權力究竟能產生多大的誘惑。

　　絕對權力的體制，必然滋生腐敗亂象。因為：

　　一，權力越位。權力就是利益，更是稀缺資源，因此人們看重權力，不願意放棄權力。現階段腐敗滋生蔓延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權力直接進入市場。同時，權力來源於權利，權力的終極目的和權力正當性的根本依據在於保護權利。因此，權力侵犯公民的權利，干涉公民的自由，或者不接受人民的監督，就是一種嚴重的權力「越位」，在憲政民主國家就是違憲。權力的合法性是權力最大的邊界，實行民主憲政的國家，都對權力規定了清晰的不可逾越的邊界。在現代，權力合法性的唯一來源是人民依照法律程序授予，而不能假借「天命」、「正統」或其他任何形式自封。

　　二，反腐敗的主體錯位。雖然高度重視反腐，但黨內反腐幾乎成了唯一主體，而腐敗的最大受害者也是反腐的真正主體——人民，卻處於消極被動的地位。如果公民沒有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沒有代表自己利益的自願結社團體，就失去了抵禦權力濫用的強大屏障;如果公民沒有普遍的選舉權，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自己的代言人和政府，而選舉權是對權力最有力的監督。

　　三，監督缺位。絕對權力是排斥監督的，而失去監督的權力就是絕對權力。監督分縱向與橫向，從縱向來看，目前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監督，而缺少自下而上的監督。即使是自上而下的監督，也存在缺位的現象;從橫向來看，權力過分集中，權力結構單一，缺少權力相互制衡的機制。「一把手說了算」成了黨內監督的一大難題，此外，一些地方將輿論監督變為監督輿論，髮指令、下指示，違反新聞傳播規律主觀地過濾和篩選信息，又導致「次生腐敗」。

　　治本之策是走憲政之路

　　江平教授認為反腐有治標和治本兩策，政治體制改革就是治本之策。過去30年，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不相配套。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從計劃經濟轉型為了市場經濟，市場產生出巨大的利益，但政治體制改革並沒有有效啟動，因此政府仍然在資源分配、市場秩序方面保留了很大的干預和控制能力，擴大了權錢交易的空間。要想從根本上治腐，必須從政改入手;而政改，首先是逐步推進憲政體制，使得政府權力民主化，真正做到以民為本，落實選舉權讓老百姓真正當家作主。

　　走憲政民主之路，也是一些黨內高級幹部的識見。前湖南省委常委、紀委書記楊敏之著文認為，審視反腐敗鬥爭，必須以更寬廣的視野和從更高層次上來研究和推進，「憲政民主的道路是一定要走的」。文章認為，憲政民主雖然由資本主義所創立，但不能由此得出姓資的結論。事實上，憲政民主已經成為人類的普世價值，並且為全世界所認同。只有憲政民主，才能擺脫「絕對權力」的困境。因此，現階段正確的選擇應該是，在黨的領導下，集中精力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並且在推進民主化進程中學習憲政民主，創造憲政民主的條件。

　　江必新在《人民論壇》發表的文章稱，要把憲政作為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的基本路徑。這篇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若干思考」為題的文章提到，對公共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是任何法治形態的基本要義;公共權力具有二重性，唯有法律方能使其揚長避短和趨利避害;破壞法治的最大危險在一般情況下都來自公共權力;只有約束好公共權力，國民的權利和自由才可能安全實現。

　　「創造憲政民主條件」，除了法治、分權和司法獨立，還有一點就是思想、言論和新聞自由。張千帆教授在其專著《憲政原理》中，將其列為「憲政國家的第一原則」。楊敏之也認為，自由首先是思想的自由，而言論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外在表現。只有採取措施保障憲法賦予人民的各種自由，首先是言論自由，使人民都敢講話、講真話，才能監督公權，遏制腐敗亂象，「中國才真正有希望」。

　　憲政的基礎：市場經濟和權力邊界

　　葉檀/文

　　2013年新年獻辭，多方呼籲憲政。

　　憲政不是浪漫主義的高調，需要各方划出各自的責、權、利邊界。任何憲政都非一蹴而就，而需要漫長的奮鬥過程，在奮鬥過程中可能有強權、有流血，也有各方利益集團在公開的平台上絕不浪漫的斤斤計較的博弈過程。

　　英國大憲章始於1215年，到1928年女性才獲得平等選舉權。作為中國的近鄰，韓國新近選出第一任女總統朴瑾惠，已到憲政時代，而就在其父親朴正熙時代，韓國仍處於類似於軍政與訓政的交界期。身為軍人的朴正熙完成了韓國從軍事統治向常態統治的轉變，其發展重工業、消除絕對貧困的新村運動，嚴厲的反腐，以及在國際關係上的寬容，為韓國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沒有朴正熙不可能有韓國的憲政。參照韓國的憲政奮鬥史與台灣地區國民黨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部曲，可以看出國內的穩定、經濟的發展、消除貧困與文盲、寬鬆的國際環境、接受基本民主觀點的精英強人，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中國百餘年的民族復興奮鬥史，在精英階層的觀念上經歷多次反覆，從梁啟超的新民、閻錫山的山西實驗、晏陽初的農村教育到毛澤東的大鍊鋼鐵、文化革命，均未取得成功。這些改良缺乏經濟基礎，缺乏民眾的理智呼應。國人在呼籲憲政的同時，很少同時呼籲市場經濟，呼籲稅收與權利的對等，呼籲司法獨立，更沒有呼籲通過法律尊重合法的民權，現在，是通過市場經濟的實驗劃定所有群體與個人責權利邊界的時候了。

　　百餘年來，中國不僅未能真正實現憲政，甚至未能得到表面上的尊嚴。

　　從清末開始到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中國並未有統一而穩定的政府，而國民黨政府在大陸期間忙於戰爭，在借貸中度日，在大陸的最後一次貨幣改革以慘敗告終，從始至終，未能取得統一財政、法治稅收的試驗成果。在他們略有控制權、獲得民眾支持的1927到1937年間，財政與稅收的統一獲得了長足的進展，這在當時政府特聘的美國財政專家楊格《1927—1937年中國的財政經濟情況》中有詳盡的描述。但這場統一財政的實踐因抗日戰爭而終止，此後中國進入戰爭財政時期，在30年代曾經實行的預算等制度被破壞，抗戰後嚴重的腐敗加劇了財政的破敗。退踞台灣後，國民黨政府痛定思痛，統一財政、稅收，大力發展經濟，通過土改消除了絕對貧困群體。

　　貧困不可能產生憲政。2012年年底電影《1942》在中國熱映，影片反映的是在封閉體制下絕對貧困，人群最大的目標是活著，尊嚴、法律等等都是奢侈品。直到改革開放之前，多數中國人都在貧困中度日，貧困生活被鍍上了社會主義之金依然是貧困，所追求的無非是活著，喊口號的貧困與不喊口號的貧困沒有本質區別。政府了解重工業對現代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在全國布局重工業主要生產企業，但對市場經濟的蔑視以及對數字的絕對追求，使這場重工業化運動以可笑的大鍊鋼鐵結尾。並不奇怪，此時的教育是在不相信科學常識者的帶領下的洗腦運動，最終交白卷者成為英雄。

　　沒有市場經濟，沒有財富，此時的中國離憲政的距離比唐僧到西天取經的距離還遠。經濟運動的失敗被錯誤地歸咎為道德衰落，1978年前，掌權者始終相信文化革命是建立理想社會的基礎，一次次靈魂深處鬧革命的結果依然是貧窮。

　　中國人逐漸擺脫貧困是最近三十年的成果，中國脫貧的成功使聯合國的貧困人口比例直線下降，這是市場經濟提高效率的成果，不承認中國三十年來改革開放下發展市場經濟的成功，中國必然倒退到國進民退、普遍貧困的老路。

　　不容否認，由於創業環境不佳、階層隔絕明顯、稅收漏洞大，中國財富分配極不均衡。一項「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簡稱CHFS)的社會調查顯示了各階層間的財富鴻溝，2010年，中國最富裕的10%的家庭佔有了全國收入的57%。中國當年的基尼係數攀升至0.61，遠遠超出之前估計的水平(約為0.41到0.48之間)。這項調查由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經濟系教授兼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甘犁負責，以美聯儲消費者財務狀況調查為模型，CHFS覆蓋了中國8,438個家庭，尚未涉及西藏、新疆、內蒙、香港和澳門地區。

　　財產性收入重要性突顯、貧困世代傳遞，使中國未來可能產生可怕的前景，即產生世代輪替的低收入群體。筆者到過中國西部貧困山區，以種植土豆、蕎麥為生，留守兒童惟一的希望是考上大學，如果沒有外力介入，這些地方的民眾不可能擺脫貧困，富裕的城市被大片貧困的海洋包圍。去年12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到貧困地區河北省阜平縣處於太行山區，考察的兩個村人均純收入不到1000元，此地距離北京的車程不過三個半小時。阜平縣需要的不是讓某個央企駐紮在當地，財政轉移支付也不可能讓當地真正脫貧，以市場化的手段發揮當地的優勢資源與外界交換，進入全國的市場體系是當地脫貧的必需之舉。這是溫州脫貧的經驗，同樣可以用於其他地區。

　　消滅貧困群體與市場化、城鎮化、稅收改革並行不悖，制度能夠制衡每個個體理性對待自身的權利與業務，就是好制度。以下的基本觀念應該在60年來的實踐中得到確立，否則中華民族將永遠缺乏反省精神：市場經濟提高效率，平衡博弈是建立公平制度的基礎，制度劃定責權利邊界，每個群體、每個人都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各個群體、個人、政府博弈的第一項權利就是稅收與權利，英國、美國等國家的憲政建設均從納稅權的爭奪開始。從這方面來說，中國的制度建設遠未到位：分稅制解決了中央財政，卻沒有改變責權利不匹配的狀況，地方政府對地方財政權利的要求是合法合理的。目前進行的營業稅改增值稅，沒有解決地方政府的財政困境;通過強有力的公開預算制約各級政府是納稅人的權利;監管機構監管每個納稅人、懲處偷漏稅者，是題中應有之義。互相箝制的組織架構，使每個人擁有權利，同時必須承擔義務。人各負其責，人各利其利，社會才能和諧。

　　中國不可能一步進入憲政國家行列，中國在未來的幾十年內仍需要強有力的統一的政府，發展經濟消滅貧困建立相對公平的分配製度，這是現實，但現實不應遮蔽前行的方向：中國必須向憲政國家的方向前行，而不是回到口號國家與集權國家的行列中去。

　　在當下的中國，更有必要關注市場經濟的步伐，以及稅收權利的邊界，這才是憲政的基礎。

　　(摘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