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柱：中東的啟示

　　（一）「阿拉伯之冬」？

　　在開羅，我們住的旅館就在解放廣場附近，離著名的埃及國家博物館也不遠。晚飯後到廣場散步，想感受一下阿拉伯革命後的氣氛。二年前，肇始於突尼西亞的「阿拉伯之春」蔓延到這裡，廣場上爆發了大規模抗議示威和遊行，導致穆巴拉克政權倒台。

　　我們在廣場及周邊街區穿梭，一邊看一邊照相，心裡有點兒緊張。可能是前不久革命的震撼還停留在記憶中，希望看到點兒什麼，又害怕看到什麼，結果什麼也沒發生。

　　廣場中間還搭著一些帳篷，有一些標語和塗鴉，間或看見一些人聚在一起討論什麼話題，總體上卻平靜多了。兩年前被縱火燒毀的大樓，仍屹立在那裡，大樓牆體上窗戶破損，煙火熏黑，像一排排空洞無神的大眼，俯視著靜靜流淌的尼羅河。表面上，開羅人恢復了常態，到處可見的小商販們在街邊擺出服裝百貨，忙著招呼生意。

　　革命後的開羅什麼樣？在開羅徒步「暴走」6天，開始對「三個開羅」有了些了解：一是科普特開羅或稱舊開羅，位於城市南端，是信仰基督教的六百萬科普特人喜歡光顧的地方，這裡有許多教堂，還有一個展示古希臘、古羅馬與法老時代文物的奇特博物館，讓人聯想到曾經輝煌的科普特人的歷史；二是中世紀開羅或伊斯蘭開羅，在城市東部長4公里、寬2公里的老城區，布滿了古老的清真寺和狹窄彎曲的街道，這裡積澱了厚厚的中世紀塵埃，洋溢著濃郁的阿拉伯風情，居民延續著幾百年、上千年不變的生活方式；三是近現代開羅，以圓形解放廣場為中心，放射性向周圍延伸的街道兩旁，大多是十八、九世紀殖民時代的歐式建築，現代風格的高樓大廈不多，阿盟總部、埃及外交部及其它政府機構散落在廣場周圍。

　　在開羅各個街區行走，好像在時光隧道穿梭，瀏覽不同歷史時代的故事。可能是地處沙漠的緣故，建築物上總是蒙著灰塵，給人的感覺，像是一個沒洗臉的古典美人兒。這樣比喻並不準確，卻找不到更合適的詞了。

　　在古老城市中生活的現代開羅人什麼樣？在我們眼裡，看到的是開羅人對「錢」與「信仰」的矛盾態度。

　　開羅老城「征服門」旁的一家小飯館，老闆滿臉堆笑遞給我一個素炸丸子，說免費品嘗。然後殷勤邀請我們入座，端來沙拉、蘸醬、大餅等，吃完結賬，居然要70埃鎊（相當於人民幣76元），而我明明看到當地人買同質同量的東西不過4埃鎊。據理力爭，沒用。剛才的殷勤笑臉現在布滿陰雲，額頭一塊明顯印記，那是虔誠禮拜安拉的標誌。

　　作為自助旅行者，時時處處要用錢來解決問題：入境、過海關、乘車、住旅館、吃飯、買門票，以錢為中介與當地人打交道，強烈感受到埃及人在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之間搖擺。其他中東國家也是如此，許多情況下，金錢的誘惑力比信仰更大。我們曾被一個年輕人無理糾纏，他用英語大聲說：我愛錢！我就愛錢！

　　一位在亞歷山大經商十幾年的中國人在了解了我們的行程後說，「你們膽子也太大了，許多地方比如西奈，我都不敢去」。他說，埃及現在處於「革命後的混亂」，經濟不景氣，失業率上升，安全感下降，因錢引發的犯罪有所增加。

　　據報載，由於海外投資劇減、旅遊業崩潰，埃及已陷入經濟泥沼，外匯儲備下降60%，經濟增長下滑3%，埃鎊急速貶值，食品價格飆升，失業率上漲。政府提供的數據顯示，當前有25.2%的埃及人處於貧困線以下，還有23.7%的人臨近貧困線；每四個埃及年輕人就有一個失業。

　　有人諷刺說，「阿拉伯之春」已經離去，「阿拉伯之冬」正在來臨。這樣的說法，或許過分了，但確實出現了局勢惡化的苗頭。

　　那位華商說，針對惡化的治安，有人上街遊行，打出的標語是「警察哪裡去了？」革命不徹底，各派力量爭權奪利，不排除二次革命的可能性。結果如何，有待觀察，但許多人開始認識到：民主不是萬能良藥，並非一民主就什麼問題都迎刃而解了。

　　2013年初，埃及通過革命後的新憲法，規定伊斯蘭教法是國家立法的首要依據。此舉在埃及社會引起巨大爭論，自由主義者強烈反對，中下層民眾多數支持。一位學習阿拉伯語的留學生告訴我們，所謂二次革命，可能是為了避免埃及由「民主革命」演變成「伊斯蘭革命」。何去何從？伊斯蘭主義還是世俗主義？民主後的埃及人民仍然面臨艱難選擇。

　　對其他伊斯蘭國家的觀察，也是類似感覺。這次中東之行，我們用兩個月時間走了西亞北非的埃及、伊朗、阿聯酋、卡達、黎巴嫩、約旦等國家，加上以前去過的中亞、南亞、東南亞，參訪的伊斯蘭國家已經有十幾個。

　　中東的民主化、現代化努力，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就開始了，並與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反殖民主義運動相結合，但走了不同道路：土耳其模式試圖全盤西化，竭力向歐洲靠攏；伊朗模式復興伊斯蘭傳統，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穆斯林什葉派國家；埃及模式仍在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之間搖擺；敘利亞的民主訴求則與教派衝突糾纏不清攪在一起，陷入慘烈而持久的內戰。

　　不管哪一種模式，哪一個教派，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伊斯蘭特色，姑且稱之為「綠色民主」。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化都表現為穆斯林權力的平等化，這與「天下穆斯林是兄弟」的伊斯蘭精神高度一致。所以，「綠色民主」在伊斯蘭世界並未遇到意識形態方面的障礙。換句話說，從意識形態角度看，伊斯蘭世界對民主的認同是一致的，因而實現民主化並不是特別困難的事。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民主能解決阿拉伯世界的其它問題嗎？至少目前可以看清楚的是：

　　第一，民主不能解決所謂文明的衝突問題。在民主制度下，穆斯林不會投票給基督徒，更不會投票給同樣實行民主制度的以色列。阿拉伯之春為什麼會引起以色列的不安和干預？為什麼會引起阿拉伯國家內部的穆斯林與基督徒衝突？

　　第二，民主不能解決伊斯蘭世界內部的教派矛盾，反而可能進一步加劇衝突。突尼西亞、利比亞的教派和部落衝突看不到和解跡象；敘利亞掌權的什葉派政府與遜尼派占多數的反對派打了2年還沒結果；什葉派人口占多數並掌權的伊朗，在伊斯蘭世界則是少數派，被大多數遜尼派國家孤立乃至制裁。土耳其向阿拉伯國家推銷土式民主和現代化，人家並不買賬，例如埃及人耿耿於懷的是，奧斯曼帝國統治的幾百年間，埃及淪為帝國一個行省，陷入經濟蕭條、文化停滯的「黑暗時期」。

　　更令人費解的是，沙特等海灣國家堅守世襲君主制、強烈反對阿拉伯民主化，但這些國家藉助石油美元實現了「生活現代化」。在迪拜，我們看到了許多令人艷羨的「奢華生活世界之最」，與那些追求民主但陷於貧困的阿拉伯國家形成強烈反差。

　　我們在中東幾個國家間行走，從過境、簽證所遇到的困難，也能明顯感受到中東地區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教派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

　　從黎巴嫩飛阿聯酋申請96小時過境簽，按規定，只要買了阿聯酋航空的機票，該公司即代辦簽證，但工作人員對我們說「你們在中東國家之間穿梭，不受理，去找移民局吧」。乘卡達航空飛伊朗被拒絕登機，說我們沒有伊朗簽證，但伊朗對中國公民實行落地簽，航空公司沒理由不讓登機。從約旦走海路過境到埃及西奈半島，我們有埃及多次往返簽證卻在邊境滯留8小時，經更高級別長官特批才得以入境。在約旦申請以色列簽證被拒，不解釋理由；反過來說，如果護照上蓋有以色列出入境章，將肯定有十幾個伊斯蘭國家拒絕入境。

　　伊斯蘭世界的分裂，給西方國家可乘之機，西方干預又反過來進一步加劇了伊斯蘭分裂。更有一種說法，西方支持以色列復國，是一箭雙鵰：一方面，成功把千年迫害猶太人的黑鍋轉嫁到了阿拉伯人頭上；另一方面，在伊斯蘭世界打入一個楔子，成為有效控制中東地區的工具。

　　中東地區，背負如此沉重的歷史包袱，糾結於如此複雜的民族國家教派矛盾，僅僅靠阿拉伯革命、靠西方鼓吹的民主，能走上繁榮富強的現代化之路嗎？

　　（二）一神教傳統與西方文明的傲慢

　　為了申請以色列簽證，在以色列駐約旦大使館，我接受了號稱世界上最嚴格的安全檢查。

　　打車到大使館，過四道崗、進入簽證大廳前，還要經過一個兩側有鐵門的安全檢查室，對每個人進行單獨檢查。經過漫長排隊等待，終於輪到我，進入安檢室，脫鞋摘帽除褲帶兩手平伸站立，兩名安檢人員人工加機器，用了差不多20分鐘時間，對我及所帶物品進行全身無縫隙探查。看著安檢人員一寸一寸揣摩我的褲縫衣角，那種一絲不苟的敬業精神和專業素養，給我的感覺，猶太民族的生命安全，就掌握在這兩個人手上。對於安檢人員來說，進入以色列的每一個人的每一寸衣腳褲縫，都可能藏著危險。

　　結果還是被拒簽了。可能因為我之前去過黎巴嫩、伊朗？抑或剛剛發生的波士頓爆炸案餘波震蕩？不得而知。

　　我們已經走過七大洲五十多個國家。翻開我的護照，看看簽證和出入境紀錄，任何有判斷力的簽證官都會認為我們只是純粹的旅遊者，但仍然拒絕發給簽證。對此，我並不生氣，簽證官一定有他的理由。我更想知道的是：猶太民族對於外族人的防範、警惕、戒心，何以發展到如此登峰造極、無以復加的地步？

　　進不了以色列，無法遊覽嚮往已久的聖城耶路撒冷，我們把目光瞄向另一個聖地：西奈山。

　　位於西奈半島的西奈山又稱摩西山，據《舊約》記載，摩西帶領族人出埃及，在西奈山見到上帝、接受了十條誡命。摩西十戒不僅構成了猶太教的基本教義，而且對後來的基督教、伊斯蘭教也發生了重大影響。摩西是三大一神教都承認的先知，因此，西奈山也就成了三教共同的聖山。

　　摩西十誡的第一條，就是要猶太人只信仰上帝，不可信仰其它神。猶太人自認為是唯一與上帝締約的民族，是上帝的唯一選民，這就使猶太教具有了鮮明的排他性。正如佛洛伊德所言：「相信只有一個全能上帝的宗教不可避免地不能容忍其它宗教信仰。」

　　所以，猶太教一方面讓猶太民族獲得了堅韌無比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排他性又帶來了無窮無盡的苦難。直到現在，上帝賜給猶太人迦南地即巴勒斯坦這塊「流著蜜和奶」的地方，幾千年來卻不斷流著淚和血。

　　夜裡2點多從聖凱瑟琳修道院出發，經過3小時跋涉，日出時登上山頂。我坐在西奈山之顛，就是摩西見上帝的地方，遙望耶路撒冷，心中浮想聯翩。剛剛升起的太陽，把群峰照得像燃燒的火焰，讓人聯想到上帝在火中降臨西奈的情景。山頂有一座東正教小教堂和小清真寺，給人以不同宗教和諧共存的遐想，而現實卻充滿悖論。

　　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同被稱作天啟宗教，都是一神教，信仰同一個主宰宇宙萬物、全能全知的造物主。但是，三教同宗同源不同流，雖然也相互學習交融，但更多是水火不容相互仇視且越走越遠。三大一神教不僅對造物主的稱呼不同，更相互指責對方惡意歪曲、篡改上帝（真主）旨意，是十惡不赦的異端、魔鬼、異教徒。

　　真理在誰手裡？這是個無解的永恆難題。但可以確定的是，宗教衝突的原因，在於堅守自己的信仰而否定別人的信仰，堅信自己信仰的神是唯一真神而別人信仰的神一律是假神、偽神。對自己的信仰越虔誠，對別人的信仰就越排斥。排他主義是一神教與生俱來的傳統，否則就不是一神教了。

　　西方價值觀是在基督教文明搖籃中孕育、誕生和發展起來的，這是常識。但以基督教為根基的西方價值，繼承了一神教傳統，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和唯我獨尊傾向，卻並沒有被充分認識。

　　最初，從猶太教發展出的基督教，開始具有了包容性。基督教的寬容來自耶穌，耶穌把上帝的選民從狹隘的猶太民族擴展到其他族裔，任何種族民族只要信仰上帝，都可以成為上帝的選民。耶穌也是猶太人，但他創立的基督教接納非猶太族裔成為上帝的選民，是對自認為上帝唯一選民的猶太民族的徹底背叛，因而為猶太人所不容，被釘上十字架處死。

　　但西方價值觀並不完美，因為它並未徹底放棄一神論的排他主義傳統。在經濟、政治、軍事、科技、文化各方面遙居世界領先地位之後，西方的文化傲慢和制度傲慢達到頂峰，並利用覆蓋全球的話語霸權優勢，宣傳唯我獨尊、西方價值至上。突出表現之一，是在民主問題上，認為西式民主是唯一模式，是唯一正確的民主、是唯一普世的「好民主」。

　　以西式民主為標準來看，伊朗的民主不是民主，俄羅斯的民主不是民主，凡具有非西方特色的民主都不是民主。但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都符合民主程序，實行憲政，具有現代民主制度程序正義的全部要件：一人一票投票普選、多黨競爭議會和言論自由（伊朗當然不能反對伊斯蘭）、三權分立，等等，怎麼就不是民主了？

　　說穿了，西方在口頭上推銷民主自由價值的背後，還有高於民主的價值，那就是國家利益。別國的民主，如果威脅到西方的國家利益，就一律斥之為專制；而真正專制的國家即使極度封建保守也仍然是盟友，例如海灣君主制國家。

　　這就是西方文明的傲慢。

　　（三）中華文明的人文精神與「共和」價值

　　在中東旅行，參觀了無數清真寺，聆聽了無數次宣禮召喚，深深領略了宗教的力量。在穆斯林什葉派聖地伊朗馬什哈德禮薩清真寺，在伊斯蘭世界享有盛譽的開羅愛資哈爾清真寺，濃烈的宗教氛圍撲面而來，包裹了我的全身，給我以巨大震撼。

　　然而，內心的我，仍然是無可救藥的無神論者，在中國世俗生活中形成的價值觀，早已根深蒂固、不可動搖。內外感覺的強烈反差，讓我突然領悟到：中國才是徹底的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國家。在國內對此感受不深，「只緣身在此山中」。

　　中國文化是以人為本的文化，中華文明是以人為本的文明。自古以來，中國哲學探討「人與人」的關係、西方哲學（包括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探討「人與神」的關係，起點上就不一樣。

　　經歷過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又經歷過給人本主義正名，讓我誤以為人文精神是西方舶來品，現在體認到，中國古典哲學早就發展了豐富的人文精神，只是中國人本主義與西方語境下的人本主義有根本區別。

　　西方人文精神，是在與「神本主義」的對立、鬥爭中發展起來的。中世紀歐洲，以上帝為最高權威，規範人與神、人與人的關係。上帝是全能全知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而人生來就有「原罪」，活著的唯一意義只在於崇拜上帝，為「末日審判」升天堂做準備。為此，扼殺人的慾望、泯滅人的本性，人性絕對服從神性。

　　中國人本就不信神，自古以來就是以人為本，視人為世界的中心。以儒學為主的中國文化，其要義是以人為對象，規範人與人的關係，以此形成社會道德、維繫國家秩序。在君與臣、父與子、夫與妻、官與民的相互關係中，根本沒有神的地位，完全是人說了算。中國傳統文化，從來不給神說話的機會。

　　中國傳統文化雖然強調以人為中心，完全排斥神，但在人與人的關係上，把人劃分為不同等級，追求皇權至上和官本位，以人為本實際表現為「以君為本」「以官為本」，從而形成了君、臣、父、子、夫、妻、官、民之間「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沒有平等、少有自由的人治社會。

　　中世紀的西方是「神治社會」，神是至高無上的，人是低微卑賤的，但人與人的關係則是平等的。根據基督教的說法，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的，上帝並沒有把人類分成三六九等，上帝面前人人有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這正是後來西方人本主義的宗教基礎。

　　西方人權具有神權基礎？聽起來矛盾，但歷史就是這樣。歐洲的幼年時期，古希臘古羅馬孕育了樸素人文主義精神，但中世紀歐洲是基督教的一統天下，古希臘羅馬文明被遺失殆盡。正當中世紀歐洲陷入一片黑暗之時，伊斯蘭文明則處於鼎盛時期，伊斯蘭「百年翻譯運動」重拾古希臘古羅馬典籍，把它們翻譯成阿拉伯文並傳承下來，成為後來文藝復興的思想源泉。

　　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西方文明的三個源頭即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基督教文明，藉助伊斯蘭的推動匯流在一起，使西方人本主義具有了宗教基礎。於是，歐洲的人文主義精神，奇特地包含了人權與神權兩個方面：一方面，打倒神權，解放人權，從神本主義演化到人本主義；另一方面，打倒神權卻沒有消滅基督教，反而使基督教成為教化民眾、普及人權理念的有力工具。於是，人權、平等、民主理念隨著基督教的傳播，藉助於神權的力量，廣泛進入每一個基督徒的思想意識中，進而發展出相應的制度安排。現在廣為人知的「人生而平等」觀念，在美國獨立宣言中，原文本來的含義是「人因被上帝創造而平等」。

　　不僅在人文領域，人文精神具有宗教基礎；在自然科學領域，科學精神也具有宗教基礎。正是因為人在不斷追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上帝是誰？上帝在哪裡？」的契而不舍的探索中，開啟了近現代科學之門。

　　中國既沒有敬神的傳統，也沒有平等自由的傳統，還缺乏窮追不捨、尋根問底的科學探索精神。中國人的主要精力和聰明勁兒，都放在了「與人奮鬥」的「謀略」和「拉關係」上了。

　　中國傳統文化是「皇權至上、官本位」的等級秩序，沒有一個統一的、具有無上權威的最高神作為倡導民主、平等的精神力量，缺乏西式民主的文化資源和宗教資源，無法通過宗教工具去教化民眾，而且可以肯定，中國永遠不會複製或製造這種宗教資源。

　　但是，中國傳統文化蘊藏著豐厚的「和」文化資源，同樣具有教化民眾和發展出現代民主的潛力。

　　追根溯源，「和」的文化基因，產生於中國古代世俗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衝突與調和。人與人的利益衝突，具有可調和性，因為衝突有個成本問題，在世俗社會中，人的理性行為受「成本—收益規律」支配。衝突導致「禮崩樂壞」、戰亂、分裂，對誰都沒好處。當衝突成本過高、相關方都無法承受時，就會尋求妥協，這就是「和」的起點。用現代經濟學原理解釋，就是「利益誘導行為、競爭達到均衡」，社會運行機制與市場運行機制的道理是相通的。

　　緩和衝突、降低成本、恢復秩序、均衡利益、達成共贏，由此發展出了「和而不同」「以和為貴」「和氣生財」等一系列以「和」為核心的價值及和諧、和睦、和平、和善、天人合一、中庸之道思想。

　　從一分為二走向合二為一、從矛盾對立走向和諧統一、從文革時崇尚鬥爭造反走向改革開放後倡導寬容共贏，這就是中國哲學一以貫之的智慧和發展邏輯，這就是中華文明的「共和」核心價值。

　　「共和主義」價值的巨大優勢在於它具有包容異己、化解衝突的能力。「和」不是無原則的一團和氣，而是首先承認不同利益主體的獨立存在，承認有矛盾、有鬥爭、有衝突，在此前提下，通過妥協、協商的方式滿足各方利益訴求、達到共贏發展的結果。

　　中國不可能複製西方基督教文化資源，但「和」文化的包容性不僅可以解決內部矛盾衝突，也有利於吸收外部適合「中國胃」但由「異教徒」創造的先進文化。事實上，在改革開放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已經大量吸收消化了適合「中國胃」的人類其它文明創造的先進成果和先進文化。所以，今日的中國文化，「面子」已經與幾十年前截然不同，但「里子」仍然是「和」為內涵的中國心。

　　歷史傳統鑄就了西方價值追求個人主義與自由獨立，東方價值追求集體主義與「群體共和」。價值觀的重大差別，決定了中國走向民主的目標和路徑必然不同於西方。西方民主從打倒神權開始、以解放人權為目標，解決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從君權神授到君權民授）問題。中國式民主從打倒皇權開始、以解放民權為目標，解決官本主義向民本主義轉化的問題，這個轉化過程就是實現中國特色的民主的路徑。

　　（四）變「文明的衝突」為「文明的共和」

　　冷戰結束後，西方思想界出現了兩個引人注目的觀點：一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認為西方價值觀和制度已經取得最後勝利，因而爭論價值觀與制度孰優孰劣的歷史可以終結了；一是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認為資本主義陣營與共產主義陣營的鬥爭，將被不同文明間的衝突所取代。

　　福山的觀點一度贏得「西方價值至上」擁護者的一片喝彩，卻反映了西方的傲慢與無知，隨著世界形勢發展，很快失去影響力。亨廷頓的觀點表達了對西方文明衰落、東方文明崛起的憂慮，正是這種憂慮，讓他的思想持續發酵、不斷引起新的爭論。

　　按照亨廷頓的說法，當今世界有七、八個主要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亨廷頓預言，西方衰落、伊斯蘭復興、中國崛起，將打破既有國際格局，導致文明衝突。他甚至臆想了駭人聽聞的「全球文明之戰」，說中華文明可能與伊斯蘭文明結成聯盟，共同威脅西方文明。

　　與鼓吹西方價值具有普世性的福山不同，亨廷頓認為西方價值和制度是西方獨有的，因此，西方領導人的責任，不是按照西方形象重塑其他文明（因為西方正在衰弱力所不逮），而是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

　　亨廷頓的觀點發表後，在世界範圍內引起極大爭議， 幾年後發生了9·11事件，似乎印證了他的觀點；隨後的歐債危機、金融海嘯、金磚國家特別是中國的迅速崛起，更讓人看到了西方衰落東方興起的趨勢，甚至加深了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結盟的臆想，推高了「中國威脅論」聲浪。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是一神教排他主義思維合乎邏輯的結果，儘管他沒有明確指出這一點。西方的歷史經驗、三大一神教千年纏鬥至今不消停的現實，早已使排他主義深深紮根於西方人的思想深處，成為剎不住車的集體思維慣性了。

　　西方價值體系里，不存在解決文明衝突的文化資源。化解衝突的思想力量，蘊藏在東方的「共和主義」思維中。以「和」為核心的共和主義，根源於東方的無神論、無信仰，或多神信仰傳統，這與西方的一神教排他主義傳統完全不同。

　　中國人不信神，中國人價值觀的形成，不是來源於神的啟示，而是來源於現實生活的體驗。這種價值觀形成的方式和路徑，決定了中國人重視世俗效果，追求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批評者喜歡用反義詞表達，把它叫做實用主義，中國人對信仰也是實用主義，不管是上帝、真主還是佛陀，能給我治病消災我就信，能讓我升官發財我就拜，沒有一神教教徒那樣專一的信仰虔誠。

　　中國人不信神，沒有信仰，即使有點兒信仰，也不虔誠、不持久、不恆定。今天佛陀有用就拜佛，明天上帝有用就拜上帝，這叫與時俱進，用反義詞表達叫機會主義。

　　正因為中國人不信神，沒有信仰的虔誠，反而造就了對於別人信仰的寬容。中國文化接納了佛教，也不排斥基督教，不排斥伊斯蘭教，而且是世界上少有的不帶偏見和附加條件就接納猶太人的國家。

　　多神信仰也是共和主義的來源。古希臘、古羅馬是多神信仰。希臘神話中，儘管每個神的性格脾氣不一樣、道德水平不一樣、能力大小不一樣，但大家都是神。印度教有三千萬個神，三大主神各有無數化身，大家都住在同一個世界。佛教也不是一神教，而且據說人人可以修鍊成佛，所以彼此包容。多神教的特點就是信仰多元共存，你信仰的神是真神，我信仰的神也是真神，彼此互相承認，這就是共和的基礎。

　　從主觀願望來說，西方不會放棄一神教排他主義思維，始終堅持「真理在我手裡，信仰我，大家都平等；不信仰我，就排斥、打擊、消滅你，直到你改信歸宗於我」。西方文明的傲慢，讓他們看不到東方的共和主義智慧，而且總是以己度人，推斷東方也是排他主義，因而文明衝突不可避免。

　　但從客觀上看，隨著全球化和現代化進程，人類生活也日益世俗化了。現代化、全球化進程越快，世俗化進程也越快，從而宗教信仰淡化、弱化的進程也會加快。事實上，基督教文明的世俗化早已經持續進行，而東方無信仰共和主義則有了更廣闊發展空間。

　　在一個世俗的世界裡，國際衝突主要是國家利益衝突，即使同屬一個文化圈、同持一種價值觀，因追逐國家利益而引發的衝突也屢見不鮮。所以，當今世界的衝突主要不是文明的衝突，而是國家利益的衝突。國家利益認同優先於文化價值認同，就是全球化時代的特點。

　　處理國家利益衝突，有兩種基本模式：

　　一種由西方排他主義思維演化而來，其特點是「用文明的衝突掩蓋利益的追逐」，表面上堅持普世價值，實際上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最明顯的例子是美國的中東政策。

　　人們曾充滿疑惑，在中東，為什麼美國曾經支持、曾經扶植的一些勢力又變成了美國不共戴天的敵人？比如薩達姆，比如本·拉登。其實，美國追求的並非「價值觀的純潔性」，而是有意把國家利益與文明差異攪在一起，利用文明衝突掩蓋對國家利益的追求。結果，在中東這塊宗教氛圍濃厚的土地上，信仰與利益、神與神、神與人、人與人的矛盾盤根錯節，越來越複雜。局勢越混亂，越有利於美國的控制，有利於美國亂中取利，最終目的就是實現美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另一種是東方世俗的共和主義思維，這種思維淡化神的存在，脫掉信仰光環，赤裸裸坐下來談利益、估成本、討價還價、尋求妥協，通過談判達到利益均衡，實現共贏，變「文明的衝突」為「文明的共和」。這才是世俗化世界中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化解衝突、解決問題的可行思維。

　　這並非妄想。隨著全球化的加速，世俗化也在加速。中國式無信仰共和主義思維開始有了用武之地。在此之前，世界人口的80%以上有宗教信仰，中國人的無神論、無信仰、世俗主義，被譏為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與全世界格格不入。現在看來，這種狀況要逐漸改變了。

　　前不久，一條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首腦幾乎同時訪問北京的新聞，引起全球關注。人們關注的重點，不是這次訪問解決了什麼實際問題、取得了哪些立竿見影的成果，而是兩位首腦訪問中國的背後所隱含的長期戰略意義。

　　中國對中東問題的影響，原來主要是道義上象徵性、禮儀性的，對於實際問題的解決，影響甚微。中東問題的話語權和實際控制權、有效干預權，完全掌握在西方手裡，與中國沒有關係。但是這一次，中國明確提出解決巴以問題的「四點主張」，主動擔任起調解員角色，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已經具有了解決實際問題的意願和能力？是否已經有足夠信心介入巴以和談斡旋、有效影響中東和平進程？

　　中國的和平崛起，正不斷增強中國人對自己文化傳統的自信。這種自信，既來源於國家實力的增長，也來源於對自身優、缺點的清醒認識。中國人不信神、無信仰，這既是中華文明的優點所在，也是它的缺陷所在。沒有神的約束監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的慾望無限釋放，一方面使經濟社會充滿動力和活力，另一方面也導致拜金主義泛濫，道德滑坡和犯罪。這就決定了中國社會不僅需要通過「民主」「自由」釋放人的權力和慾望，也需要通過「集中」「法治」「秩序」給出個人自由和人權的「底線」，劃清私權力與公權力的「邊界」。在這方面，中國社會擁有豐富的政治資源和文化道德資源，現在要做的是，把這些資源轉化成現實的法制、道德「產品」，逐漸遏制、克服文化缺陷帶來的弊端。

　　儘管中國文化並非完美，儘管中國人不信神、無信仰可能被人誤解誤讀誤判，但無信仰無神論孕育生髮的共和價值，符合基本人性，是人類天性、人本主義、人文精神的精髓，是化解人類各種衝突的良藥，是中國軟實力的核心價值，其中的正能量遠遠高於副作用。

　　中國和平崛起，勢不可擋。我們有理由相信，中華文明的無神論、無信仰傳統孕育的「共和」價值，在未來的世界格局演變中，將大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