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保守主義運動的新動向:盧比奧的反思
按:本文譯自《國家評論》(4月23日),英文原文見文末的「閱讀原文」。作者馬克·盧比奧(Marco Rubio,1971- ),美國共和黨政治家、代表佛羅里達州出任聯邦參議員,曾參加2016年總統選舉。在本文,盧比奧坦承,「作為競選的參與者,我可以證實:特朗普的成功要歸功於在眾多候選人之中,他極深刻地理解到美國的兩大政黨已經失去了對數百萬美國選民的號召力。CNN讚譽的那些『理性的保守主義者』或保守派智庫口中的『純粹的保守主義者』,在數百萬感到被遺忘、被拋棄的美國人那裡毫無意義。」
文中,盧比奧所提倡的「保守主義」運動,頗類似於19世紀後期英國首相迪斯雷利倡導的「一個國家」保守主義(One-Nation Conservatism),究其大意,即強調共同體意識,強調精英的社會責任,強調傳統價值觀。從某種程度上講,盧比奧的反思意味著共和黨建制派向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民族-民粹保守主義的妥協,或者說代表了美國保守主義運動的新一輪重組。在經濟全球化對美國製造業造成衝擊的背景下,這種保守主義比較偏向於社會保守主義,而非經濟保守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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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事業(America cause)正面臨生死存亡的挑戰。它需要一場致力於「一個國家」原則的保守主義運動,來克服這些挑戰。
第一次競選公職的那一幕,彷彿就在眼前。為了當選市議會議員,我幾乎挨家按戶拜訪了西邁阿密小城的每一戶人家。通過那次競選,在選民家中的前廊和客廳里,我開始深刻理解我即將代表的選民。
大約二十年過後,我有幸參加了美國總統的競選。正如第一次競選,這一次我從美國人民那裡獲益良多。我希望通過分享這些觀察,為美國的事業貢獻綿薄之力,以便將所有的美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應對我們面臨的嚴峻挑戰。
競選期間,我在新罕布希爾州(該州的經濟基礎已經被新經濟掏空)各城市的市政廳發表演講。同時,我還出席愛荷華州的競選活動,和普通的美國人交流,他們珍視努力工作(hard work)、家庭、信仰和社區等傳統價值觀,並且認為當權者已經不再信奉這些價值觀。
與此同時,我前往加利福尼亞、芝加哥、棕櫚灘和紐約,去向過著截然不同生活的人募集資金。他們從新經濟中受益良多。但很多人並不像我在新罕布希爾和愛荷華遇到的那些人一樣,他們並不尊重傳統的價值觀。
我尋求選票支持和資金支持的這兩類人,都是善良的美國人。但其中只有一群人認為美國政府代表了他們的利益。顯然,他們不是新罕布希爾的失業工人和愛荷華的卡車司機。
最終,特朗普總統贏得了這場選舉。作為競選的參與者,我可以證實:特朗普的成功要歸功於在眾多候選人之中,他極深刻地理解到美國的兩大政黨已經失去了對數百萬美國選民的號召力——CNN讚譽的那些「理性的保守主義者」或保守派智庫口中的「純粹的保守主義者」,在數百萬感到被遺忘、被拋棄的美國人那裡毫無意義。
不論是第一次競選中,我在西邁阿密遇到的家庭,還是這次總統競選所遇到的家庭,他們都不是熱衷於意識形態鬥爭的戰士。他們是普通的父親和母親,工人和小企業主,體育教練和教會義工。他們所關心的只有一點,就是選出一個能理解他們,並為他們的權益而奮鬥的領導人。
他們所需要的領導人,不僅僅把工作看成是養家糊口的營生;相反,應當把工作看成事關尊嚴的重中之重。他們所需要的領導人,願意把美國人的需要置於其他國家的需要之上。他們所需要的領導人,需要知道儘管全球貿易使得在沃爾瑪購物便宜了許多,但如果它以摧毀本國工作為代價,那也是無用的。
我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因為我努力保守美國事業的核心原則:自由。在家庭、社區、信仰和勞動尊嚴的支持下,這是一種能讓我們過上有道德和有意義的生活的自由。同過去一樣,現今我們需要一場保守自由的政治運動,因為美國生活的核心要素正面臨威脅。
美國工作文化(work culture)——掙夠錢去養活家人——正受到那些與美國勞動人民隔絕的經濟全球化精英的撻伐。這些精英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免於經濟衰落的風險,他們更關心跨國公司如何在中國做生意,對美國工人的失業情況卻漠不關心。
作為全社會最重要的基石,家庭不僅受到經濟壓力的衝擊,還受到那些試圖取代家庭生活的社會工程的衝擊。
現如今,我們先輩們的信仰以及他們所傳授的傳統價值觀,常常受到新聞界、好萊塢以及學術界的自由派精英的嘲笑、諷刺和與日俱增的漠視,這否定了數百萬美國人在公共政治中的話語權。
美國共同體——一個有著共同家園和命運的國家——已經被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所拋棄。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適者生存的民主,這種民主讓美國民眾在宗教、種族、民族甚至在上次大選中支持哪位候選人等諸多問題上相互對立。
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只能在不進行再分配的狹義的經濟增長(narrow economic growth)或是進行再分配的狹義的經濟增長之間二選一,這個國家將會變成什麼樣子?或者當一個國家的社會保障機制(由強大的家庭所提供的),服務於積累財富或者依賴於政府的計劃時,這個國家又會怎樣?當根植於信仰的的絕對真理被相對主義所取代,這個國家又會發生什麼?當一個國家的公民放棄了他們的共同遺產,轉而沉迷於基於財富、種族或意識形態的身份政治時,這個國家將會面臨怎樣的危機?
事實上,這正是美國的現狀。而且,在它們威脅我們國內安全的同時,由於自由主義秩序未能識別或糾正世界各國類似的不安全,這一失敗正威脅到我們整個的政治體制。而且,這一失敗也使得數以百萬計的人更容易陷於極權主義的古老誘惑。
我們正處在民主與獨裁政治競爭的中心。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威權主義正取得勝利,而民主與自由正備受攻擊。俄羅斯、土耳其甚至菲律賓的獨裁統治者都認為,民主會引發社會動蕩和國家衰落。他們的主要借口就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民主共和國——美國——也面臨著激烈的分歧和懸而未決的挑戰。
美國的事業正面臨著生死存亡的挑戰。背景多元的民眾是否可以利用上帝賦予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去建立和維護一個公正且繁榮的國家,這個革命性的理念正在接受檢驗。
通過發揮表率作用,美國激勵著世界上其他國家追求自由。然而如果我們不能撥亂反正,我們最終會讓獨裁統治更加肆無忌憚。
這正是為什麼我比以往更加致力於重振全國性的美國保守主義,這一保守主義將家庭、社區、信仰和勞動的力量置於首位。我們的政策議程也會緊密圍繞這一目標。
重建美國的事業不僅僅只是保守主義者的工作。這需要公眾廣泛的覺醒:作為一個有著不同觀點的民族,恢復我們討論這些問題的能力,重新獻身於我們的建國原則,並且確保我們能留給後人一個自由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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