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和母親給我留下偉大的平凡記憶
父親和母親給我留下偉大的平凡記憶
（全文曾分多次發表/結集時略作修訂）
文/亦忱
父母生前存留的唯一合影 兒子亦忱攝
前言
我一直想寫點關於父親和母親的記憶文字，以紀念我心目中這兩位在世界上存在過80多年，但卻一點也不為人所知，其實是我最崇拜的既平凡而又偉大的小人物。
在談論我的父母之前，我想先談談對偉人觀的另類見解。
有很多的中國人一直以為，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是那位2200多年來，一直平安地躺在西安郊外自己為自己建造的世界上規模最為宏大的陵寢中，名叫嬴政，曾親手締造過中華第一個由皇帝高度集權、一統天下的秦王朝的始皇帝。
這不難理解。因為嬴政所開創的偉業，迄今尚沒有一位中華民族的後來者超得過：雖然自秦始皇調遣金戈鐵馬掃平六國，率先在中華上國演出「焚書坑儒」的精彩鬧劇，並以「車同軌」、「書同文」和「以吏為師」的舉措，一舉將偉大的中華民族拖進皇權專制的極權社會後，也不斷有步他後塵的人把分裂的中國重新歸於統一，像走馬燈一樣輪流在他坐過的宮殿和椅子上，主宰中華民族就像主宰牲口一樣，其殺人無數也很有幾位遠遠超過這位始皇帝，但是，能親手滅了六國的中國人，親自下令把460個政治異議者埋進一個大坑的人，夢想長生不老卻最終「倒街」死在出巡途中的人，的的確確自嬴政之後沒有了第二人。
總而言之一句話，嬴政把建立中華大統一社會的精彩遊戲，玩到了既空前又絕後的極致。所以，在一個極權社會中，秦始皇嬴政，能被那些憑藉暴力手段追求大一統社會理想的人，和那些心甘情願匍匐在專制者腳下，仰賴掌權者分一杯羹的人，讚譽為最偉大的中華一帝，並吹捧為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英雄，確實非常合乎這些人的思維邏輯。
然而，我卻並不這樣看。
我以為，人的偉大與渺小，不能單單以他的業績來度量。那些業績無可匹敵的人，應該叫做成功的人；業績渺小到不值一提的人，充其量也只能算失敗的人。儘管度量人的偉大與否，雖然不能說與成功和失敗毫無關係，但這顯然並不是唯一衡量一個人是否偉大的尺度。
至於秦始皇嬴政，無疑可算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人，儘管他的暴虐和殘忍也歷來最為引人矚目，但這恰恰是秦始皇能轟轟烈烈地生，也能轟轟烈烈地死，確保他得以成功的基礎條件。這就猶如，我的父母秉持善良和堅韌，卻死得悄無聲息一樣，其人生除了壽終正寢在自家床上，能算做他們心目中真正的成功，而不是像秦始皇死在出巡途中，被我父母生前所詛咒的那些惡人們一樣，成功地「倒街而死」。至少在我父母眼裡，一個人即使再出色和富有，如果不能死在自己家中的床上，而是「倒街」死在外頭，這絕對就是人生最大的失敗和作孽的現世報應。至於秦始皇想傳國萬代，卻是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所有帝王裡面唯一斷子絕孫的人，能不能作為一種偉大的成功，我相信任何腦子裡有一點點腦髓的人，其實都不難作出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確實是個完全不可救藥的東亞病夫。因為在我這個中國病人眼裡，那些在我看來偉大的人，雖然其業績是否彰顯迥然有異，但其胸懷卻都無比寬廣，全是些既對別人能理解和包容，又對自己能內省和自律的人，而秦始皇之流的孬種顯然不在此列：
像現代中國的倒霉鬼，唯一挽救了上世紀50至70年代中國思想家榮譽，使幾十年沒有思想的中國人足以證明，無論專制者如何殺戮，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至少還一顆思想的種子在嚴冬里都能發芽的顧准；
像事迹以經不可考，卻只有5000言《道德經》傳世的古代中國悲天憫人的思想家老子，和遭受宮刑摧殘卻在不朽的《史記》中為自己討回歷史正義的司馬遷；
像趕著自己那架吱吱呀呀的破馬車回到寂寞的農場打發餘生，卻棄皇冠如敝屣的美國奠基者華盛頓；
像憑藉和平抗爭，以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而率領印度從英國的統治下而光榮獨立的阿三中的英雄甘地；
像俄羅斯當年在古拉格營地受盡折磨的俄羅斯倒霉鬼，後來的民族良心索爾仁尼琴；
等等諸如此類的人物，都可以算做我心目中最偉大的人物。
但是，上述這些彪炳史冊的偉人們，和我偉大的半文盲父親和文盲母親相比較，其偉大都和我無半點直接的關係：他們確實偉大，然而只能遠觀，不可接近。
在我的心目中，我最為景仰的偉大的小人物，永遠只有我的半文盲父親和文盲母親。這種偉大，不僅可以接近，可以學習，而且可以觸摸，可以評說。
事實上，為了向我最偉大的父母表達崇敬之意，自從父親於1997年和母親於2000年去世後，我每年都會在清明和冬至時，於父母的墳前心甘情願地下跪，向這兩位偉人拜膜兩次，而上述別個偉人們，則永遠不可能令我對他們產生任何下跪拜膜的念頭。
下面，我試圖用自己的文字，證明我父母的偉大不是我的虛誇之詞。
自然，信不信的權利，認同不認同的自由，屬於我的讀者們。
一．關於父親的記憶
1.父親給我留下的金句：「留顆牙齒見閻王。」
我一直很覺得詫異，父親留給我最深刻的形象記憶，既不是他經年累月勞作被超負荷重擔壓彎脊柱而形成的駝背，也不是他那雙長滿老繭與瘦弱身材極不相稱的大手，而是他不到70歲就滿口牙都掉光了，而唯獨直到臨終前都始終不肯拔掉的那顆留在上頜的牙齒。
這是一顆長在右上頜的犬齒：它突兀地長在父親早已掉光了牙齒的牙床上，既長又黑，看起來不像牙齒，更像一根插在牙床上的金屬小棍。在父親大笑時，這顆牙幾乎會完全裸露在我的面前。我每次看到父親在我面前裸露這顆牙齒時，就會有一種極為異樣的情緒湧上心頭。現在，我才完全弄明白，那種對父親異樣的情緒，是一種對勞作一生，培養我們兄弟姐妹六人個個成人的父親發自內心的愛和憐憫。
記得在1981年底快過春節時，我想給生於
一天傍晚回家時，我對父親說：「爸，明天我帶你去看一位牙醫朋友，把你嘴裡剩下的那顆牙齒給拔了，請她給你安裝一副假牙吧。」
誰知，父親未加思索，便呵呵大笑地拒絕了我的這個美意。他說：「這顆牙我是準備留著去見閻王的，你們誰也別想打它的主意。」
父親說到做到。當一九九七年
等我慌慌張張地趕回父母住處，掀開父親的襯衣，把耳朵貼在奄奄一息躺在床上的父親胸膛上時，已經連父親微弱的心臟跳動都無法感知了，儘管父親的體溫依然是像往常一樣溫熱。於是，我知道，父親已經享受完了他86歲的人生，真的已經踏上了前往朝見閻王的黃泉之路。
安詳地躺在地上的父親，給我留下了終生不會忘記的最後的臨終之態：父親的嘴微微地張開，右上頜的那顆犬齒醒目地露在外面。他真的實現了留顆牙齒去見閻王的最後願望。
「留顆牙齒見閻王。」——這不僅是我的父親留給我的真正精神財富，更是值得我一輩子都記住的金句之一。
請我的朋友們好好想像一下，無論是在我們周圍，還是在任何民族有記載的歷史上，還有誰除了用這句話來罵人和要求別人之外，誰能像我父親那樣，僅僅對自己的兒子提出過這個晚年唯一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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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父親多舛命運的起點：五歲喪父，赤腳十年
我的父親一生歷經過難以盡數的人生苦難，他得以活到86歲壽終正寢在自家的床鋪上，耳中回蕩著兩個兒子不斷地呼喚著「爸爸」的聲音，而離開這個讓他「一世吃了兩世苦」（此為我母親對她自己和父親人生的總結之語）的世界，絕對是一個真正的奇蹟。
據父親告訴我並得到我二伯和母親的證實，我爺爺在1917年春天，父親未滿5周歲時，就撇下三個兒子撒手人寰。其時，我的大伯水根已經19歲，年長我父親14歲，帶著我的小腳奶奶和父親，在老家新建縣厚田鄉象潭村務農。據說當時我家是典型的自耕農，自有農田10多畝，且有一幢五進的大宅子。二伯茶根則有12歲，年長父親7歲，他在我爺爺去世前，已過繼給景德鎮一開瓷器行的前輩族人為子，而早早地離開了原籍。我父親小名叫春根，族譜上名叫陳志佳，一直到1940年代，都是在大哥水根的欺凌下，在家鄉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
我父輩的這三兄弟，老大水根，完全可以說是個既惡又蠢的歹徒。他居然自父親死後，一直令自己的小弟（即我的父親），打了10年的赤腳，而不論打凍還是下雪，都迫使我父親打著一雙赤腳去砍柴、挑水。可憐我父親，出生時是個健全人，愣是讓這個無惡不作的大哥，折磨成了偏駝的半殘疾人，其身高在壯年時，也從未超過
記得我二伯去世前曾親口告訴我，有一年，他隨過繼的父親回鄉探親，看到我父親被老大折磨得不成人形：一個15歲的後生，居然身體長得像個7、8歲的幼童。即當著我奶奶的面，厲聲責備水根：「老大，你怎麼能這樣折磨春根？難道你想凌死他不成？！」而我的奶奶則按我媽經常形容那些喜歡哭的人一樣，像「猴子抓了一坨屎」嚎啕大哭，併火上澆油，向自己的二兒子曆數了水根的不是：「這個天收的逆子，天天都不讓弟弟吃飽，動輒對弟弟拳打腳踢，每日要還他做個不停，你（指老二）再不回家管管這個無法無天的水根，春根總有一天會死在這個該殺的哥哥手裡。
結果，那次二伯還鄉離開我父親時，當著我奶奶的面，給大伯水根撂下了一句重話：「春根要是死在你手裡，看我怎樣回家剝你的皮！」
從此，我父親被大哥欺凌的苦難得以緩解，終於沒有了被大哥「凌死」的性命之虞，同時，還在二哥的關懷下，結束了打赤腳10年的歷史，於15歲時又重新有了鞋穿。
現在，我的父輩三兄弟早已作古，再說他們所經歷的不幸和苦難，其實也沒有多大意思。不過，對我大伯水根，有一件事情，我不能不提到，因為，這件事情可以說是大伯最不可讓人饒恕的罪惡：他命里其實得到了兩個兒子，可是在其中年時，居然因為缺錢用，把一個小兒子當作牲口一樣給賣了。關於此事，我父親和二伯曾親口告訴過我的經過是：當時，他們都勸他別賣兒子，其中，二伯還承諾，若是缺錢用，要多少就給他多少。可是，這個孬人，居然要二伯和我父親保證其尚未成年的長子今後不被抓壯丁。據親眼見證了大伯賣兒子的我媽說：那天，我那位小名叫駝駝的堂兄被當作牲口一樣買賣時，已經有7、8歲了，可憐他一手抓住一塊茅坑裡髒兮兮的蹲板不放，硬是由其吃屎長大的名叫陳水根的父親，強行扳開雙手，眼淚含含地讓人販子給牽著小手拖走的。而那雙被茅坑蹲板弄得髒兮兮的小手，居然連洗都沒有洗一下。
後來，我這個名叫陳水根的大伯，於1950年代中期，不到60歲，就酒後裝瘋，溺死在景德鎮一條我隨隨便便就可以游三個來回的昌江里。其屍體，還是我父親從河裡給撈起來的。水根大伯的橫死，我一直認為，可做一個現世報應的標本警示世人：為人不可作孽，作孽者終究不得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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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新建縣到景德鎮：陳平的後代成了戰爭難民
父親在世時，曾告訴我，他在老家象潭村的住宅，於1943年前後，被日本侵略軍一把火焚毀，便帶著我的小腳奶奶，從江西新建縣厚田鄉一路逃難到泰和縣。結果，我奶奶在1945年一個寒冷的冬日，一病不起，死在了泰和縣城。據我那位目前尚健在，但已癱瘓在床年逾80的堂哥運金告訴我，是他和父親用一床草席包裹我奶奶，草草把她埋葬在泰和縣城邊一處亂葬崗上。父親在風燭殘年時，不止一次對我嘮叨，此生最大的憾事，是沒有重返泰和縣，把我奶奶的遺骸遷回老家和我祖父安葬在一塊。
說來令人感到萬分羞愧的是，父親在生時，我只從父親嘴裡聽說過，他5歲時，也就是1917年就死了父親；我竟然從沒問過我祖父母叫什麼名字。而是後來於2000年前後，有一次去南昌出席全省政法工作會議時，抽空去了一次離南昌城只有60華里的家鄉，才從我一位遠房的堂弟家留存的陳氏宗譜中，得知我的祖父名叫陳顯保，祖母姓夏，譜上記為陳夏氏。
那次，我回鄉時，順便去看了看自己的祖居舊址。當時，在象潭村當支書的堂弟曉銀，帶我來到一棟屋前有庭院的大宅子門口，指著門內告訴我：這就是你家的祖居。當我圍著這棟大屋四周打量時，從屋裡走出一位60歲左右的老頭，名叫秋水。他得知是顯保當官的孫子開著一輛警車返鄉探訪故居，立馬嚇得臉色煞白，深怕我此行是為奪回自己祖居的宅基地而來，幾乎眼淚都要掉下來，遂操著一副哭腔告訴我：運琳（那是我在族譜上的名字）老弟，我在你家宅基地上建房，可是得到你運金哥哥（水根大伯的長子）同意的啊。我看他如此誤解我返鄉的意圖，便告訴他，我此次的來意，僅僅是看看祖居是個什麼模樣，順便給我祖父的墳頭培培土，燒柱香而已，不是來找你要回自己的祖居宅基地。於是，秋水便破泣為笑，非要留我在家吃飯，結果被曉銀弟弟勸止。因為曉銀弟弟早就在家準備了豐盛的午飯款待我這位遠道而來的堂兄。
據曉銀弟弟告訴我，當年，我們象潭陳家，是遠近皆知的名門望族，其祖先可以上溯到漢丞相陳平。雖然真假莫辯，但我們陳家子孫始終堅信族譜上白紙黑字的記載，確信陳平乃象潭陳家的始祖。按曉銀的說法，我們象潭陳家的敗落，源自日本兵的燒殺侵略。
那天，曉銀說，據陳家的老人講，當年日軍佔領新建縣城後，有幾個日本兵來象潭陳家姦淫婦女，結果被陳家幾個有血性的人給殺了，從而招致駐地日軍的瘋狂報復。當時，全村人口超過1000餘人，當即被屠殺的就有300多，整個村莊也被一把火化為灰燼。僥倖能苟全性命的族人，則逃的逃，走的走，從此，象潭陳家便一蹶不振，走向敗落。
其實，曉銀弟弟講的故事，我早年也不止一次聽父親講過。我父親當年曾告訴我，那天，他背著我奶奶躲避日軍的屠殺時，日本兵在他身後的槍子打得像放爆竹一樣，他能躲過尾追的日軍亂槍掃射，全靠慌不擇路亂跑，專挑沒路的地方鑽，才撿來兩條命。
戰禍毀了家園，我父親作為難民，先是流落到泰和縣，並在泰和縣和我母親相識、成婚，於1945年生下了我大哥。然後，於1946年初，挑著一擔谷籮，一頭坐著我哥，另一頭則擱著一隻破了個角的樟木箱，裡面僅有幾件換洗衣物，輾轉來到景德鎮，投靠早年過繼給族人為子，並繼承了族人所開的瓷器行而成了資本家的我二伯茶根。於是，我父親在30多歲時，才開始學徒，成了一位景德鎮瓷器行里出色的茭草工（即：用稻草包裝瓷器，景德鎮陶瓷行業傳承了至少1000多年，在紙箱包裝出現後才逐漸被淘汰的特有行當）。
後來，抗日戰爭勝利後，我父母因為祖居被焚毀，有家歸不得。於是，我們這一大家子陳平的後代，便祖籍頓成他鄉。在我的六個兄弟姐妹中，只有我和大哥回過老家，我的三個姐姐和一個妹妹，連祖籍在地圖上的什麼方位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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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父親勤勞的業餘生活：開荒、砍柴和撈泥鰍
在我對父親的記憶中，從我能記事起，一直到父親工作到年滿77歲，才真正退休回家歇息時為止，他除了端午節、中秋節和春節這一年三節會在家休息，其餘所有的假日，不是去開荒，就是去砍柴（有時是挖樹樁），或者是去撈泥鰍。這三件事，幾乎構成了他一生的業餘生活內容。
我家所在的景德鎮，有一條非常清澈的江穿城而過，名叫昌江。早年，江的東岸是城區，人口稠密，我家就住在離江邊一條名叫小十字弄的最裡面一小院里，距江邊不足
談起父親的非凡勤勞，令我記憶最深的，是小時侯經常陪父親去砍柴和挖樹樁的那些經歷。這些經歷，迄今都能像腦中過電影一樣而歷歷在目。
父親去砍柴或挖樹樁，在一般情形下，都是和住在隔壁大十字弄的同事王貴清一道結伴而行，其目的地不外乎東郊的蕎麥嶺、西郊的洗馬橋和龍頭山及北郊的浮梁縣舊城一帶。父親去砍來的這些柴火或挖來的樹樁，在蜂窩煤爐於1970年代普及之前，都是我們這些城市貧民家中燒飯必備的燃料。
下面，就是我記憶中隨父砍柴經歷：
冬日，凌晨3點左右。父親將借來的同事拉瓷器的板車準備好，把他那件最值錢的羊皮襖鋪在板車上，接著，喊醒熟睡中的我。吃了點父親燒的早飯後，他就叫我躺在他的羊皮襖中，然後，我們就上路了。一般情況下，當我撐開眼時，不是到了洗馬橋山腳下，就是到了蕎麥嶺的山坡上。我的任務是坐在板車上看著這兩部板車，在車上裝滿柴火或樹樁後，跟在車子後面走回家，只是在車子上坡時幫著推一下而已。
記得有一次，我上路不久，就被凜冽的寒風給吹醒了。當我蜷縮在父親的羊皮襖中撐開眼睛遙望星空時，突然發現一顆很亮的拖著尾巴的星星划過夜空，於是，我驚叫著大喊起來。父親和王叔叔抬頭一看，同聲說：別怕，那是掃帚星！後來，當我有了點天文知識後，才知道我所看見的「掃帚星」，原來是著名的克魯茲族彗星中的池谷·關彗星，它出現在1963年和1965年。
至於說到父親善於撈泥鰍，他在同事中簡直有口皆碑，凡是同他一起去撈過泥鰍的人，無不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事實上，能獲得和我父親一道去撈泥鰍的人，都是那些對我父親非常尊敬的人。而我卻一次也沒有被父親獲准過同他去撈過一回泥鰍。父親不帶我去的理由是，撈泥鰍的地方有很多蛇出沒，被蛇咬那可不是鬧著玩的事情。
在我早年的記憶中，我一年四季都不斷地有泥鰍吃。我家有一個很大的瓦缸，至少可以養30斤泥鰍，那個缸彷彿是個寶缸，永遠都能撈出泥鰍來。其實，那都是我父親從山溝里和田邊的水渠中給撈來的。
在父親去世之前，有一次，我握住他那雙長滿老繭的大手時，好奇地問父親：「我高你半個頭，那是因為你駝背的緣故，按說，我長得如此像你，怎麼一雙手會比你的手小那麼多呢？」
父親卻笑嘻嘻地說：「這有什麼稀奇的？我的手是扒豬屎的手，你的手是寫文章的手，當然會不一樣咯。」
此時此刻，說一句很難令人相信的話，我父親留給我的印象，除了勤勞、堅韌和達觀之外，我從來都沒有看到過他愁眉不展的樣子。這或許是他幼年受到大哥非人的折磨而鍛鍊出了過人的意志，其成年後所遇到的艱難困苦，已經不能令他飽經滄桑的神經激起波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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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父親教我學茭草：世襲工人學了門嫡傳的手藝
有些國內外三流的學者們說，中國又進入了一輪新的世襲社會：除了神州最高領導人坐的那把椅子是像堯、舜時代一樣禪讓之外，高官的公子千金們大都像候鳥回到繁育地一樣紛紛從學堂進入官場和大型國企為官，富商大賈的子女們則離開大學的課桌後立馬可以坐上大班台成為出有車入有樓的油頭粉面的小開，而工農的後代們除了極少的幸運兒可以憑藉知識改變命運，其最終的去處，大都是拎著蛇皮袋塞進被褥和幾件換洗衣服擠進火車的硬座車廂，不是走向遍布960萬平方公里的工地或工廠，就是來到賓館和歌廳與酒肆成為跑堂的小二或賣笑的小姐。
其實，早在這些三流的學者們談論新的新世襲社會來臨之前的1975年12月，我父親於六十四歲時，曾如願以償把自己的茭草長凳傳給了自己的兒子，我就早早地親身做過一回世襲的工人。不過，坦白地說，我做世襲工人的時間很短，只有兩年不到的時間。在次年10月，華國鋒、葉劍英等人扭轉中國歷史演進的方向後，我得以從「四人幫」垮台的歷史轉折中把握住了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作為看起來像有點文化其實是沒有任何學問的工人，經車間推薦，被廠黨委抽調去參與清算工廠里的「四人幫」殘渣餘孽，而得以脫產留在廠里的保衛科當上了幹事。後來，我又在鄧小平所倡導的幹部「四化」中的知識化，其實是幹部們混文憑的運動中，以高中肄業的學歷，魚目混珠地鑽進了沒有圍牆的大學——廣播電視大學，而獲得了一個寶貴的大專學歷，並最終憑此而躋身仕途。
下面，言歸正傳，繼續我對父親的回憶。
那年，我接父親的班成為世襲的茭草工，對我父母而言，是家中最值得慶賀的事情：我終於結束了高中一年級輟學後流落在社辦企業打工朝不保夕的生涯，而進入了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工資旱澇保收的國營企業，當上了堂堂正正的國營職工。
我頂替父親職位所進的工廠，是當時景德鎮十大瓷廠之一的景興瓷廠（這個工廠現在已經變成了一條街道，早已名存實亡）。工作地點是距厂部約有
我當時跟著父親所學的茭草手藝，那些早年沒在景德鎮陶瓷行當討過生活的人，可能會不知所云：那是一種用稻草作為包裝材料，把易碎的瓷器緊緊包裹起來便於運輸的手藝，就像手錶匠人是瑞士揚名世界的傳統手工業者一樣，這是一種景德鎮所特有的源遠流長的技藝，它和瓷都的陶瓷產業一樣古老，在時間上至少可以當瑞士手錶工匠的爺爺的爺爺的爺爺，絕對不會少於1000年的歷史。。
就像溥儀是中國的末代皇帝一樣，我則是景德鎮末代的茭草工。因為後來興起的瓷器紙箱包裝工藝很快就取代了稻草包裝。我由父親所嫡傳的瓷器茭草手藝，除了今後哪位導演想把我父親的故事拍成電影時，得以出演自己的父親可以一用之外，已經是毫無用處了。這就像當年那些學會把人閹掉做太監的手藝人一樣，我哪怕想故技重演，也已經失去了施展手藝的條件和市場。
可是在當時，我能進入一家瓷廠成為茭草工，卻是很多同樣在瓷廠工作的窯工們和坯房佬們羨慕不已的工種。它是瓷廠里僅次於選瓷工種（一種瓷廠中最輕鬆地把瓷器分出等級的工作）的上佳工種。從事這一工種的人，無論是在勞動的自由度上還是在技術含量上，都為瓷廠中的工人們所一致公認。我的那些師兄弟們，至少在後來找老婆時，都比那些從事繁重的燒窯、裝坯的窯工們和被釘在流水線上不得動彈做坯房佬的同事們，具有顯著的優勢。
我記得，那時跟著我父親學徒的師兄弟一共有六個。這六個人，除我後來獲得父親常說的「雞屎碰狗屎」的機遇，得以鯉魚跳龍門搖身一變成了吃皇糧的公門中人外，有一位後來像我一樣考上電視大學讀書學法律而成了律師，我近年經常能在自己工作的中級法院，看著他西裝革履打著刮嶄的領帶拎個皮包在各個庭室轉悠，對那些趾高氣揚的我的同事們點頭哈腰裝煙點火；有兩位在40多歲時下崗後成了摩的司機，他們不時在大街上看到我，只要是沒有載客，都會主動靠過來非要盛情難卻地免費載我去不遠的目的地，搞得我們分手時，總是像打架一樣在街道邊你推我搡，直到我最少把5塊錢塞進他們口袋並成功拒絕他們找錢後才作罷；還有兩位身體不太好的師兄，從工廠分手後已不知所終再也沒有打過照面，他們如今是不是還在人間可能都是個問題。
說實話，在我和父親一道勞動之前，我一直不能理解，像我父親如此老實巴焦的工人，為什麼每年不是作為先進工作者受到工廠獎勵，就是作為勞動模範有資格戴著大紅花去景德鎮最著名的會場群英堂出席全市性的表彰大會？這個一直困擾我的謎團，是父親成了我的師傅後，才迎刃而解。
可以這樣說，我父親作為一名工人，是世界上品質最最優良的勞動者：既勤快，又自覺，而且干起活來，無論是做分內事和分外事，就像一個上滿發條的座鐘一樣，從來就沒有停擺的時候。他除了做好本職工作之外，不僅幾十年如一日地把不計工作量的打掃倉庫的衛生活兒主動給包了下來，而且，最令我揪心焦慮和不可思議的是，倉庫里每次進包裝的原材料稻草時，除了極少幾次被我搶先佔住位置而不給父親留下機會之外，總是他一個人自覺地早早呆在飛塵最濃烈的草庒里碼放稻草。每次碼放完稻草後，他除了兩個眼球里沒有灰塵外，滿頭滿身都是灰塵。雖然我們這些包裝工碼放稻草時，都由車間配發了口罩防塵，但是，我父親因為鼻子里長了息肉，自50多歲後，一直有點呼吸不暢的毛病，所以，他所戴的口罩，才是名副其實的「口罩」——只罩住嘴巴，而把鼻孔留在口罩外面。恐怕只有天知道，他一生中究竟在勞動中把多少灰塵吸到了自己的兩頁肺中。父親後來死於咳嗽引起的肺衰竭，我估計與此有著很大的因果關係。
1977年5月，當我被車間主任李長耀（這是個改變我一生命運的第一個人，一個真正的好人，願上天有靈永遠保佑他的後代）推薦我去厂部，加入廠「揭批查」工作組參與對「四人幫」殘渣餘孽的清算後，我父親也隨之結束了退休留用的生涯。現在看來，父親當時之所以願意拿微不足道的補滿工資的微薄收入而留在工作崗位上，完全是出於把精湛的茭草手藝手把手地傳給自己兒子的私心，確實有點像乾隆皇帝把做皇帝的本事傳給嘉慶皇帝的意味。我記得，當我離開班組後的第二個月，他就收拾了自己的圍裙和剪刀，告別了景興瓷廠，而改為去幾個社辦單位打短工，為我找老婆成家而開始積攢更多的金錢。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一直工作到1987年冬天他76歲時，才真正回家歇息，而開始安享他人生最後十年的寧靜晚年。之前，他一直都在幫助幾個社辦單位包裝瓷器，為我這個不成器沒有本事賺錢的兒子成家而攢錢和為我們兄弟姐妹們拖兒帶女回家啃老吃白食，補貼其開銷的不足。不過，那時他已經不太茭草而是改為用紙箱包裝瓷器了。
我於1985年9月至1987年7月，脫產在電視大學黨政幹部專修班讀書時，隔三岔五抽空去父親工作的場所看看父親，經常是一邊幫助父親幹活好讓他早點完工回家吃飯，一邊則和他天南海北地聊天。
現在，父親作古後殊感遺憾的是，當時，我居然沒有問過他這樣一個問題：他對自己從事了一生並養活了一大家人的茭草手藝，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而慢慢地開始失傳，會有點什麼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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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母親的記憶
1.我的母親喻水英：堪稱文盲中的常識大師
我的文盲母親名叫喻水英，江西省新建縣流湖鄉新塘村人氏。她直至去世時，一直是真正的文盲。說來別人很難相信，她至死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認識，而只能分辨人民幣上那些彩色的阿拉伯數字，所以，她認得錢的大小。從狹義的「文化」定義上講，我母親是個最沒有文化的人，按說我應該為自己擁有一位沒有文化的娘而感到羞恥。然而，我卻一直為自己擁有一位文盲母親而感到發自內心的驕傲。那是因為，這位沒有文化的母親，卻是我家真正的常識大師。
前些日子，我為了把這個回憶父母的系列小文寫完整並儘可能做到準確，特意去了一趟大姐的家。從而，把母親的生卒年月真正搞清楚了。與我父親「上七」出生「端午」去世，其生卒時間極好記憶不同，按我母親自己的說法，她是在兩個「閑日子」生死的：
我母親活了８３歲，除了生育兒女六個，個個讀書成人後獲得正當職業是她最偉大的人生成就之外，就是領導我的半文盲父親，把一個難民之家打造成了一個團近幾條弄堂的鄰居們公認的和諧之家。熟悉我家境的朋友們都知道，我家若無我的文盲母親操持和把舵，不會是如此欣欣向榮的境況，而一定早就淪為中國底層社會的最凄慘的不幸之家。
關於我母親運用常識應對人生變故的故事，我以前應《雜文報》的編輯約稿，曾塗鴉過一篇小文刊發在該報的校園版上。此時此刻，我很想炒現飯再說一次。
我媽常說的口頭禪是：有樣看樣，無樣看世上。所以，她為人處世的姿態，永遠是順民中的刁民做派：從不自己無故地鬧事，也不懼怕別人無端地生事。在我的記憶中，只要母親在場，就沒有人敢違背常識欺負我家任何人。
下面這個故事，是我母親親口對我們兄弟姐妹們講過的、她如何運用常識應對家庭變故，而堪稱經典的人生故事之一。
這是一個發生在1963年秋天的故事。那一年的秋天，歷經三年全民挨餓的痛苦歲月，我們全家8口人非常幸運地全熬過了那個餓死人的年代。那時，我哥因飢餓難忍而初中畢業輟學在家已經兩年了，他除了不時在外做點臨工賺些錢補貼家用外，就是在家讀書，讀那種名叫《中華活頁文選》的一大摞古文。我哥早先像我，或者說我現在像他，很喜歡研究中國歷史。
一天傍晚，我爸所在的包裝工廠的同車間萬主任陪著廠黨委曹書記來我家造訪。原來，是雙雙前來動員精簡失業在家的我媽，讓我哥下放農村，去120里之外的九龍山農場墾荒。
那晚，我爸對主任和書記的造訪，其實早就心裡有數。因為此前，我爸媽為這事已經不止吵過一架。因為我那位「老實的結殼」（此為我媽對我爸的鑒定之語）的父親，根本就扛不住組織的壓力，早已經在廠里對書記主任屈膝投降，答應了讓我哥下鄉務農，而只是我媽堅決不答應，他才告訴書記主任，自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所以，才拖到最後得由書記和主任雙雙親自出面，來解決這個「釘子戶」的問題。
據我媽告訴我，那天晚上，萬主任是這樣對我媽說的：「嫂子，現在黨和政府正在號召城裡的知識青年下放農村搞建設，你家兒子現在中學畢業正好可以響應號召去九龍山農場務農啊。那個地方我和曹書記都去看過，真是個青山綠水的好地方呀。你兒子今年去，明年篤定會娶個好老婆回家，後年你不抱孫子，就算我是龜孫子騙你。」
我媽耐心等那萬主任說完，便接著他的話頭說:「好啊！我們是要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我兒子是應該去農村。不過，我看你萬主任的兒子今年也初中剛畢業了，曹書記的女兒去年初中畢業後也在廠里做臨工，要不，這三個伢一起去九龍山農場如何?」
我媽這一席話說完，曹書記和萬主任頓時瞠目結舌無以應對。遂灰溜溜地從我家告辭，從此，再也沒有跨進過我的家門。
結果，此事便不了了之。從此以後，再也沒有那個鬼敢上我家，來找我媽的麻煩。
老實講，我雖然比我媽有「文化」，但我自忖和反思後得出結論：無論是就生存智慧而言還是拿處事技巧而論，不獨是我，而是我家沒有任何人，能達到了我媽的水準。
記得我媽當年曾在不同的場合告戒過我：你遇到任何麻煩事情，都要抱著「泥干自落」的心態去對待；切記，只有慢火才能熬熟豬頭，性急是吃不了熱豆腐的；你遇事永遠不要擰著性子去霸王硬上弓，而要順其自然；命里有的東西，你不用爭自然有，命里不載的東西，僥倖弄來了也終究會守不住的，所以，你永遠不要過於在意自己的得失。
在此，我只想說說所謂「泥干自落」的意思，至於我媽所秉持的人生哲學，若要展開來說，估計10萬字都不一定能打住。「泥干自落」是指這種情形：下雨天時，你若被別人濺了一褲腿的泥巴，千萬不要用手去拭，而只要等待泥巴幹了，它就自然而然地會從你的褲腿上掉下，那時，你只要用手輕輕拂一下褲腿，就乾乾淨淨了。
像前面所講的，我媽應對書記主任逼迫我爸讓自己的小孩下放農村，而將自己的兒女們留在城裡就業的把戲，他們豈能在我那位堪稱常識大師的母親面前玩過門？由此看來，中國的官員們小瞧中國民間草民們的智慧，有著悠久的傳統，而不獨是當代中國才有的事情。
現在想來，當時若不是我媽抱著「泥干自落」的心態，坐等書記主任上門，用「攀比」這個平民都能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武器」，一舉擊退書記主任的上門叫板，而令他們自討沒趣回去，我那位「老實的結殼」的父親，將在工廠里被他的大小領導們逼瘋。
能不能這樣說，我的文盲母親早在「攀比」這個現代最流行的辭彙上市之前，就曾扎紮實實地和領導我父親的書記主任們攀比過一回，終於輕易把我哥給留在了城裡，等來了次年國家經濟恢復之後的招工熱潮，得以被招工到一個三線工廠去當解放牌卡車的駕駛員。從而，使我哥的命運得以在1963年秋天發生了真正的逆轉。
從此，我哥不必像淪落在窮鄉僻壤的老知青一樣，眼巴巴地盼著那些拎著蛇皮袋外出打工的兒孫們，從沿海的血汗工廠里匯來的散發著腥味的錢供養自己，在只能聽到雞鳴犬吠的偏遠農村的曠野里了此殘生，而能夠每月刷卡，拿著足以保證自己衣食無憂的退休金，在燈紅酒綠的繁華城市裡，含飴弄孫，頤養天年。
（
2.我幼年時的「岳母」陳老妹和我母親的草根友誼：溫馨 純潔 外帶著最善良的愚昧
（1）
早年，我家住在景德鎮一條名叫紙馬弄（文革時改為現名馳馬弄）靠近昌江河岸的地方。陳老妹家就住在我家對門的大十字弄。這兩條弄堂被一個名叫水龍廟的小廟分開。不過，自我能記事之日起，這個水龍廟裡既無和尚也沒有菩薩，而是住了一大家人。
我家所在的紙麻弄靠近沿河的那段，在1960年建設景德鎮中醫院時被拆除，所以，我家就被政府安排搬遷到大十字弄隔壁的小十字弄，這條俗稱「戳頭弄」最里端的一個小院里，和那位一直當居委會主任的鄰居合住。但是，我媽在隨後的歲月里，始終沒有和這位當時團近一帶最有權勢的「方主任」劉素清大媽，發展出值得記敘的友誼，而是和當初住在紙馬弄的鄰居們依然保持了常來常往的友誼。其中，和陳老妹一家的友誼最為深厚和奇特。
陳老妹大娘，其實我應該叫陳老妹「丈母娘」才更合乎歷史事實。她是一位像我媽一樣真正影響了我一生的偉大女性。她是余干縣人，一直沒有參加工作，而是把在河對岸金魚山上開荒種菜，作為自己的生活只要內容，除此之外，就是在家納鞋縫衣做些女紅，我一大家人恐怕都穿過她親手做的布鞋。
老妹的丈夫姓余，是一位在房管局當會
我是1956年我
說來恐怕很難令人相信，我最初呀呀學語學會喊人，第一是學會喊「媽媽」，第二是學會喊「丈母」。據我大姐說，我小時候是個典型的白痴型的晚熟兒童，屬於那種「頭大眼木」孬仔。我小時候只要摔跤，幾乎每次都是腦門著地，所以經常是頭上消了一個小包，又隆起一個大包。我永遠記得，我大姐曾經不無憂慮地對我說過，我到了6、7歲都不認得錢的樣子，更不知道錢的價值，你今後怎麼活命啊？那是一次我跟著大姐去河邊洗衣服，在上墩頭時看見一張當時面值最大的10元大錢躺在地上，便高聲喊叫走在前面的大姐回頭來看看這張花紙片是個什麼東西，結果，被一位比我還小几個月的小孩，手疾眼快一下子就撿走了。當我大姐回頭來看時，這10塊錢就已經在那位小孩的姐姐手裡了。後來，可想而知，我們連一分錢也沒有分來，這10塊錢被那姐弟二人獨吞了。此事，成了我早年弱智的經典證據，而被自己的哥姐們憂心與呵護的主要原因：他們一般不太願意領我這個木吶的弟弟出去玩，就是萬一迫於父母的交代必須照看我而帶我出門，都不敢放手讓我一個人走遠，深怕我走失。所以，我的童年幾乎像個自閉症的患兒一樣，經常喜歡蹲在一個螞蟻窩邊，看著螞蟻搬家，一看就是半天。
然而，老妹「丈母娘」卻對我始終像對待自己的兒子一樣關愛有加。他不僅有什麼好吃的東西會喊我到家裡去吃，而且，從不嫌我鼻涕搭煞，每次看見我玩得灰頭土臉時，總是把我牽到自己家裡給我洗臉洗得乾乾淨淨，而讓那些不勞我神的姐姐們在母親面前冒功領賞。
（2）
說心裡話，我小時候，第一怕的人是我媽。因為她專門為我在門角里準備了一根竹掃把上取下的長長的竹稍，那是專門用來教育我的工具。我媽的教子理論是，「竹稍頭上出孝子」。所以，我的那雙喜歡亂跑的「野腳」上，經常被我媽用那根竹稍抽出一道又一到經久不退的紅印子。
我第二怕的人，則是老妹「丈母娘」。老妹看見我時，總是先擼起我的褲子，看看我的腿上是否又添了紅印，每當她看見我的「細如麻桿」的腿上又添了傷痕，我都能看見她的眼裡會盈滿淚水。其中，有一次因為她告狀而導致我被母親傷心地抽了一頓，居然事後導致她把我抱在懷裡哭得無比傷心。
那是我在她家門口的男廁所里和一幫小孩爬高拉低玩打仗的遊戲時，被我的「丈人」
可是，當老妹前腳剛走，我媽則無名火起，隨即從門角里拿起那根竹稍對我一頓亂抽，而不光是專門抽腳，連背上都被抽得毛焦火辣。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媽對我最後一次施用肉刑，從此之後，她把那根竹稍放灶里燒了，再也沒有對我動過一小指頭。
我挨了這頓惡揍之後，從此，不再喊老妹做「丈母」了，就是上茅廁也不再去老妹門口邊上的那個廁所，而是捨近求遠去隔了三條弄堂的桃花弄那間廁所拉屎。大約過了10多天，一天斷夜邊的樣子，老妹給我送來一點好吃的東西（我們兩家有經常互贈食品的傳統）。我一見老妹進門，就早早地鑽到被窩裡睡覺去了，連和她打個招呼的願望都沒有，根本就不想理她。
在被窩裡，老妹和我媽說話的聲音我聽得一清二楚。
老妹說：「十多天沒有看見光仔了（光是我的家人對我的昵稱）。他是不是病了？」
我媽說：「沒有啊。好好的的呢。自從你那天把他帶回家後，他真的變好了。我聽說，他現在不再去那個該死的茅廁里爬高拉低了，現在屙屎都是去桃花弄的茅廁屙。」
老妹：「哦。……」
我媽和老妹都沉默幾分鐘後，老妹沒有再說什麼就走了。走時，來到床邊摸了摸我的臉，我假裝睡著了沒有吱聲。
隔日，老妹一早就守在那條我進出家門必走的弄堂口上。當我出門再去桃花弄廁所屙屎時，她見我走來，不容我迴避，一把就抓住我的小手。她把我牽進自己家門後，連聲問我：那天她離開我家後，我媽是否打了我。我則一聲不吭。於是，老妹擼開我的褲子，掀開我的上衣，見我身上布滿道道紅印，便一切都明白了。結果，她把我緊緊地抱在懷裡嚎啕大哭，我則任由她把淚水撒得我滿頭滿臉。
後來，我讀書去了。又是在遠離家門的景德鎮第二小學上學，我除了寒暑假和過年時互相拜年，能見到幾面老妹之外，但喊她「丈母」則成了歷史。這到不是我記她告狀導致我被母親惡揍一頓的仇，而是我開始明白「丈母」一詞的真正意思後，而難以啟齒的成分佔絕對多的成分。
（3）
記得在1968年初冬的時候，一天傍晚時分，老妹來我家和我母親辭行，說是她和兩個女兒將隨同老公餘會計被下放到浮梁縣福港公社一個山村裡做農民。余會計是作為「五七」大軍中的幹部下放，而她則因為沒有工作是家庭婦女，得隨夫一道去農村，且戶口、糧油關係都得遷走，住房也要還給房管所。當晚，這對「親家母」究竟談到多晚再依依惜別，我因為早早睡了，不得而知。
從此以後，老妹成了我家的貴客。每次她帶著小蘭前來市裡採購一些農村買不到的日用品時，我家則像過節一樣，有著豐盛的美食上桌。她們母女，在城裡也沒有什麼親戚，在城裡一般都是當日來當日回到那個距城約
到了1969年秋天時分，一次老妹來我家走動時，我媽感覺老妹消瘦了許多，便關切地問她，是否有什麼身體不舒服的地方。老妹說，經常夜裡盜汗，上午低燒，有時還痰中帶血。於是，我媽就陪著老妹去看了看醫生。結果，令人五雷轟頂的是，老妹得的是俗稱「癆病」的嚴重肺結核，且到了所謂空洞型的中晚期，治癒的可能性已經不大。
於是，老妹來城裡看病的時間日漸頻繁，來了也不太當日趕回去，而是在我家和我那位1960年出生的小妹睡在一頭，和我媽還有同媽睡一頭的我，四個人睡在一張鋪上。由此所造成的一個意料之外的嚴重後果是，我的小妹很快就染上了結核病，我的父親也染上了「癆病」，我則染上了只是沒有任何癥狀而已。我是直到1975年底招工時，才在透視檢查身體時，發現兩肺均有大小不等的結核鈣化點。
後來，老妹的病到了肺結核的晚期，人已經形銷骨立，眼窩深陷，皮膚既乾枯又黯黑，所有女人的第二性徵幾乎從他身上完全消失了。她站都不能站很久，經常大口大口地在我家堂前吐血吐到一個破碗里，由我媽或我的姐妹們再倒進門口的陰溝里。
大約在1970年開春的時候，小蘭有一次獨自來到我家，告訴我媽，說她媽恐怕不行了，想最後見我媽一面。次日，我媽就隨小蘭上路了。
當晚，我媽沒有回家。第二天還沒有回家。第三、第四、第五天都沒有回家。當第六天我媽回來時，我發現她的眼裡布滿了血絲。
我媽告訴我：「你『丈母』老妹死了，她真可憐。她的老公『余瞎子』和兩個女兒那個哭呀，真哭得令人被挖心和斷腸一樣難受。」
（
【注】考慮到陳老妹的女兒目前和我同生活在一座城市，其真實姓名我只能用化名代替。
3.雖然生活的重擔把母親的身體壓成畸形，但艱難困苦從來就沒有摧垮過母親的堅韌意志
據大姐告訴我，母親在1958年國家搞「大躍進」時，雖然是個文盲，但也在國營企業景德鎮包裝工廠參加過正式工作，是個國營正式職工。她所從事的職業，是一種景德鎮陶瓷包裝行業所特有的「打草結」工作，即：把兩股稻草打一個結，提供給我父親這樣的茭草工包裝瓷器使用。這個活兒，在景德鎮陶瓷行業的歷史上，一直都是由那些包裝工人的家屬們所壟斷。
事實上，干這種風吹不到、雨淋不著的工作，不僅比較養活，而且是屬於計件核算工錢的既簡單又不要多少技術含量的活兒。所以，在以往景德鎮建立國營的瓷器包裝工廠之前，這些打草結的活兒，不太可能提供給外人來做。我記得自己跟著父親學做茭草工時，最先學會的手藝，就是打草結。不過，後來打草結的活兒，基本上都是提供給那些打短工的瓷廠職工的家屬來做。在70年代，一個打草結的零工，一天要打10捆草結，每捆100個，共打1000個草結，才能獲取每月38.87元的二級工工資。
我媽的國營職工身份後來丟了。那是「大躍進」摧垮了中國的經濟，中央政府出台了所謂對國營企業「調整、精簡」的政策，我母親作為從事沒有什麼技術含量的輔助工人，就被精簡出廠而成了家庭婦女。
但是，我母親做家庭婦女的時間很短，只有幾個月。隨後便在1961年底，去一個集體所有制的小企業「景德鎮太白園運輸站」找到了一份出賣勞力的短工做：從昌江河裡運煤的船上，把船艙里的煤炭用籮筐挑在肩上，艱難地一步步從陡峭的墩頭上挑到河岸上。
母親因為長期從事這種男人都視為畏途的繁重體力勞動，天長日久，終於壓壞了她那柔弱的身子。到了晚年，當母親日漸憔悴時，我們兒女們看著母親邁著挑擔形成的八字步，一個肩膀高，一個肩膀低，吃力地移動自己的畸形身體時，無不為母親「一世吃了兩世苦」而感到命運對父母也確實太殘酷了。
然而，在我伴隨父母勞作而成長的記憶中，雖然能夠每日感到父母被生活的艱辛勞累，而疲憊不堪地邁著沉重的步履回家，經常癱倒在家裡那把竹子做的搖椅上許久不願動彈，但是，我卻從來沒有看見過父母唉聲嘆氣，以怨天尤人的話語對自己命運多舛的人生際遇發過什麼值得一提的牢騷。
我記得，母親每當我遭遇諸如讀書時學習成績不如同學、工作後入黨時被人算計幾度不得其門而入、以及讀中學時一度被生病尿血和後來參加工作後於1996年夏天被胃出血的毛病擊倒在病榻上，而唉聲嘆氣時，她總是這樣教誨我：「做人，無論遇到什麼解不開的心結，無論遭到什麼三災六難，永遠不要在人前人後唉聲嘆氣。特別是對一個男子漢來說，一嘆則會三窮。」
其實，相較於我的那點不上斤兩的小挫折、小失敗和小病痛，我母親所經歷的家庭不測，才真正算得上難以承受的災難。
比如，據我媽生前告訴我，1959年冬天，我哥和父親相繼罹患敗血症，同住在景德鎮第一人民醫院的一間病房裡，那真算一場從天而降的災難。特別是我父親發病時的情狀，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他這個「老實的結殼」忠厚之人，居然是帶病工作時，一頭栽倒在茭草凳頭上，而被送進醫院搶救。當命大的父親連續昏迷三天三夜蘇醒過來時，第一句話居然是這樣對我媽說：「你幹嗎不去做事，坐床頭看我做什麼？」
在那段晦暗的日子裡，我媽既要工作，又要操心醫院裡的兩個病人，按母親的原話來講，是那種「心都要碎的感覺」。可是，我媽用她柔弱的肩膀扛過來了。
又如，1970年代初，我父親和妹妹同時被「癆病」擊中，特別是我那個當時只有10歲的妹妹，每天睜著一雙絕望的眼神，在黯然神傷地等待母親回家的日子裡，母親回家後第一件事，就是把小妹摟在懷裡好一陣子，並在晚上帶著這個罹患高度傳染性疾病的妹妹在一頭睡覺，從而，用那種世界上最偉大的母愛，給了小妹頑強活下去和肺結核病抗爭的精神動力。
那時，雖然父親有著國營職工都有的公費醫療，但是，我能以我那偉大的父母在天之靈擔保而起誓，我父親從來就沒有拿過一粒「雷米封」給我妹妹吃。我妹妹的肺結核是由我父親每周帶去景德鎮石獅埠街上一姓黃的草藥郎中開設的診所里，用一塊錢撿七包草藥，帶回家吃了大半年，才根治了這個所謂「窮人的富貴病」。坦率地說，正是因為我的妹妹被草藥治好了肺結核頑症，和我父親經常用一種俗名叫「雞心草」的青草治癒了許多朋友生的疔瘡和無名腫毒，我一直對中醫中藥保有強烈的好感和信賴。
我一直很驚異，我的母親居然在她所走過的83歲人生中，除了1990年罹患闌尾炎確實腹痛難忍，雖然她晚年經常因心悸和血壓偏高不願過多地活動，但他卻幾乎從來就沒有去看過醫生。那年，她因為闌尾炎急性發作，肚子疼痛難忍，身上冷汗直流，被我們兄弟姐妹們強行送到第一醫院住院，她卻寧死都不肯上擔架去進行這個微小到不值一提的手術。而是對我們說：「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看來，自己命數只有七十三。」所以，母親求求我們別讓她挨一刀再死。
後來，是我哥哥一個在景德鎮電瓷廠當中醫的中學同學江醫生，用三包中藥，外加住院吊鹽水消炎滅菌，居然真的使我媽逃過了開刀切除闌尾的手術，而得以痊癒出院，使她再好好地多活了十年。
結語
現在，當我爸去世15年，我媽去世12年之後，再來回顧他們那凄苦遠遠多於歡樂的坎坷人生，我以為，他們在極為卑微和平凡過日子的生命歷程中，其應對任何人生苦難來襲時，都以一種處變不驚的姿態，或是頑強抗爭，或是逆來順受，或是以不變應萬變的「泥干自落」的對付任何麻煩的人生哲學，來迎接命運的挑戰，其堪稱平凡而又偉大的情懷，確實足以消解任何自然或人為加之於自身的危情和艱難。
在我的眼中，我父母身上所蘊涵的中華民族最平凡也最偉大的草根精神，可能正是我們這個苦難民族在數千年來的社會動蕩中，得以在極為惡劣的生存環境里，不僅能生生不息，劫後重生，而且能苦盡甘來，人丁興旺，堪稱所謂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的精髓之所在。
（初稿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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