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張春橋在文革的第一次交鋒！
那是發生在1936年「兩個口號」爭論中的一個插曲。張春橋19歲，初中畢業剛剛來到上海。
上海灘頭「弄潮兒」
1934年初夏，張春橋從正誼中學初中畢業了，沒有繼續升學。因為寫過幾篇文章的他，認為自己已經是文壇的作家了。1935年5月12日，沒有打招呼，只給家裡留下一封信，懷著當「大作家」的極大憧憬，揣著剛剛拿到的二十幾元稿費，學著小說中和封建家庭決裂出走的文學青年，18歲的張春橋，在濟南車站登上南下的火車，去大上海闖蕩了。
張春橋在上海最熟的人是陳白塵，本打算寄身陳家的，但卻沒有找到。原來陳白塵剛從國民黨的監獄中釋放出來，已經搬了家。費了整整兩天工夫，他才找到了陳的新住址。
張春橋總算在上海落下了腳，白天打工，晚上寫作。後來，他又搬到徐家匯另一個作家於黑丁的家借住。所以張春橋沾光，生活也稍好一些。朋友笑稱他說：「你在白道(白塵)、黑道(黑丁)兩家都吃得開。在陳白塵家，張春橋結識了一批進步作家，其中有一位名叫尤兢，即後來改名於伶的戲劇作家。他從陳白塵口中，了解到張春橋的經歷，又看到他在上海發表的一系列文章，覺得這也是一個可以培養的文學青年。於是便有意介紹張春橋加入「左聯」。
大喜過望的張春橋立即寫好自傳交上。後來，他接到通知被批准加入「左聯」。以後，又加入「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但只過「左聯」的組織生活。
從此，張春橋結束了遊盪，開始過有組織的生活。
但他還沒有資格單獨去見「左聯」的領導魯迅，只是在「左聯」秘書處下屬的小說研究委員會活動，討論創作，參加小說座談會，也討論一些時事問題。在活動中，他認識了許多左翼作家和領導人。並見到了周起應，即周揚。
在張天翼家裡，他還看到了作為魯迅助手的胡風，曾經托他代轉達對魯迅的敬意，希望能拜見一面。不久，「兩個口號」的爭論激化，張春橋自然是堅決站在提出「國防文學」口號的周揚一方，和胡風即不再來往。
這時候的上海進步文化界，正處在一種極為複雜的紛爭之中。
1935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當時上海左翼文化運動以周揚、夏衍等人為主的黨內領導者，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委託蕭三寫信建議的影響，認識到左翼作家中確實存在著「左」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認為「左聯」已經不能適合新的形勢，於年底決定「左聯」自動解散，並籌備成立了新的「中國文藝家協會」。
這一系列活動，曾由茅盾徵求魯迅的意見，魯迅勉強同意，但對解散的方式比較簡單有意見，甚至產生抵制情緒，表示「現此翼已經解散，別的什麼協會之類，我是決不進去了」。
魯迅消極情緒的由來自有其緣，但由此產生的爭論便開始一發不可收拾。
關於「國防文學」口號的爭論公開化以後，徐懋庸、梅雨、何家槐、周立波等人擁護這一口號，胡風、徐行、聶紺弩等人反對這一口號。《時事新報》、《大晚報》、《讀書生活》等報刊成為論戰的起初陣地。周楞枷周圍的一幫文學青年也分成兩派。張春橋、王夢野、萍華、胡洛等人一邊大力鼓吹「國防文學」，一邊指責魯迅不肯加入文藝家協會是破壞統一戰線，周楞枷等人則希望魯迅和「國防文學」派聯合起來。
「左聯」解散以後，張春橋即加入了中國文藝家協會。在論戰中，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和魯迅「交上了手」。
搭上了和魯迅論爭的末班車
1935年，從東北救亡前線回來的青年蕭紅、蕭軍出版了描寫東北人民抗日鬥爭的小說《生死場》和《八月的鄉村》。後者以「田軍」署名，魯迅為之作序。當時國民黨宣傳說東北實際不存在有領導的「抗日義勇軍」，《八月的鄉村》特別聲明書中描寫的是「人民軍」，也就是蕭紅、蕭軍筆名合起來的「紅軍」。小說將抗日民族戰爭的歷史運動在文學創作上予以反映，因此在國民黨控制的上海難以公開銷售。
據周楞枷晚年的回憶：1936年3月初的一天下午，他和周昭儉正在房內看書，王夢野、張春橋走了進來。看到桌上放著蕭軍的《八月的鄉村》和蕭紅的《生死場》，大家便以東北作家為話題談起來。
周楞枷認為，東北作家除了李輝英的文學表達能力稍差外，其餘幾位作家都寫得很好，尤其是《八月的鄉村》最為出色，所以很暢銷。
張春橋一臉妒意地搖搖頭說：「我看有些地方不真實。」周問：「何處不真實？」
張春橋似乎早有準備，翻開一頁，指著一段描寫人民革命軍攻克一個村莊的文字說：「這就寫得不真實。」
周楞枷不以為然地反問：「你沒有這種生活經驗，怎麼知道他寫得不真實？世事往往出乎意料，譬如我們都稱作東北義勇軍，他這裡卻寫作人民革命軍」。聽到這裡，王夢野突然插嘴說：「他就是不該早早從東北回來，要不然可以寫得更好一點！」
談話結束了，沒有想到，約10天後的3月15號，張春橋根據這次談論中他和王夢野的觀點，以「狄克」筆名在《大晚報》副刊《火炬》發表了一篇批評《八月的鄉村》的文章，題為《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含糊不清地對小說進行了所謂的「批判」。
「狄克」的筆名，並非張春橋於本篇文章首次使用。魯迅看到狄克文章，很不滿意，於4月16日寫出《三月的租界》，由胡風交給「左聯」盟員方元中，發表在方編輯的《夜鶯》月刊一卷三期上，予以反駁：「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地說道——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有《大晚報》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壇》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為證。」
針對狄克只含糊地批評作品有「許多問題」，卻不具體指出，藉此全面否定作品的做法，魯迅批駁說：「狄克這篇文章並不是第一個非難者。」魯迅當時也並沒有把狄克視為敵我之爭，文中說：「自然，狄克先生的『要執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那些作家是我們底』的緣故。」同時，他也指出，當前不把主要矛頭對準敵人反而對革命文學吹毛求疵，是十分錯誤的，產生了壞的影響。
魯迅文章尚未發表，張春橋即看到稿件。到了書局，方元中從皮包里拿出《夜鶯》第三期稿子來，攤在桌上。周楞枷一瞥，看見第一篇就是魯迅的《三月的租界》，不覺好奇心動，趁方元中和老闆盧春生接洽生意，拿過來看，原來是斥責張春橋的。周楞枷隨即想到，可能是周昭儉把那天議論中張春橋和王夢野的言論告訴魯迅，「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此時張春橋從外面進來，周楞枷忍不住說：「魯迅批評你了！」張春橋嚇了一跳，忙問：「在哪裡？」周說：「在《夜鶯》第三期上。」張春橋望望屋裡的人，露出想看又不敢啟齒的神情。周回憶說：「無意中我偷看了下張春橋，只見他坐立不安，不停地用手帕拭臉。他見我看他，便漲紅了臉又強作不在乎的樣子自我解嘲道：『魯迅先生誤會了，我要去信解釋一下』。」
張春橋果然十分惶恐地急忙寫了一封信，托內山書店轉交魯迅，進行辯解。這篇1977年才影印公開的信稿說：
敬愛的先生：
頭幾天，偶然地到新鍾書店去，看到《夜鶯》第三期的稿件，裡面有先生底那篇《三月的租界》，是關於我的。這使我心中不安了好幾天了。經過幾天的思索，我才寫這封信給先生。
我希望我們底批評家多一些工作，對於讀者、作者都有益的。
……
就是不製造坦克車的話，在投槍制出以後我們是不是要經過大家底研究和改進呢？如果說要的話，我底意見便在這裡。對於田軍，像對於每個進步的作家一樣，我是具著愛護心的。……說出來，只能使我們當中有了誤會和隔膜——我認為現在還沒有什麼誤會太大的地方。
我所要說的話，似乎就是這些。只希望先生能夠給我一個信，使我安安心。同時，我還有許多意見告訴田軍，也想在下次信里說。
信，請寄大晚報火炬星期文壇編輯部轉我吧！
狄 克
4月28日，魯迅在日記中記載：「午後……得狄克信。但是他兩天後仍然寫了《〈出關〉的『關』》，不留情地繼續抨擊。」
夏季，關於「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論戰進入了激烈階段。6月1日，胡風在《文學叢報》上發表文章，正式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和」國防文學「抗衡。6月7日，周揚在《文學界》發表《關於國防文學》文章，批評關門主義和宗派情緒，指出：「國防的主題應成為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題。」8月15日，馮雪峰替病中的魯迅擬稿，經魯迅修改和增補，發表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一文，進一步明確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並猛烈抨擊「國防文學」的提出者。
對30年代文壇這樁公案，本文於此無意評價其是非。1938年5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對曾被魯迅嚴厲批判過的徐懋庸說過的一番話，可以作為一個結論：
一、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的問題，周揚同志他們來延安以後，我們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聽了你所談的，有些情況使我們更清楚一些，具體一些。
二、我認為，首先應當肯定，這次論爭的性質，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爭論，不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爭論。你們這邊不是反革命，魯迅那邊也不是。
三、這個爭論，是在路線政策轉變關頭髮生的。從內戰到抗日統一戰線，是個重大的轉變，在這樣的轉變過程中，由於革命陣營內部理論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認識有分歧，就要發生爭論，這是不可避免的。其實，何嘗只有你們在爭論呢？我們在延安，也爭論得很激烈。不過你們是動筆的，一爭爭到報紙上去，就弄得通國皆知。我們是躲在山溝裡面爭論，所以外面不知道罷了。
四、這個爭論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爭來爭去，真理愈爭愈明，大家認識一致了，事情就好辦了。
五、但是你們是有錯誤的，就是對魯迅不尊重。魯迅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藝運動的旗手，你們應當尊重他。但是你們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寫得很不好。當然，如你所說，在某些具體問題上，魯迅可能有誤會，有些話也說得不一定恰當。但是你今天也說，那是因為他當時處境不自由，不能廣泛聯繫群眾的緣故。既然如此，你們為什麼不對他諒解呢？
六、錯了不要緊，只要知道錯了，以後努力學習改正，照正確的道理辦事，前途是光明的。
從上述結論，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把那場爭論準確地定位為「革命陣營內部的爭論」，雙方都「不是反革命」。他指出，徐懋庸也即所代表的周揚一批人的錯誤，是態度上對魯迅「不尊重」，但也同意如他所說，魯迅「有誤會，有些話也說得不一定恰當。」這是否可以理解為含蓄地肯定在「從內戰到抗日統一戰線」的「重大的轉變」中，周揚等人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還是比較正確的呢？
可惜，毛澤東的這些結論60年後才為人所知，沒有能夠平息文化領域實際是政治領域以後無窮盡的互相指責。
20世紀50年代，與魯迅關係密切的胡風、馮雪峰被斥責為「欺騙」、「利用」魯迅而劃入另冊；20世紀60年代，與魯迅論爭過的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被張春橋一夥定為「圍剿魯迅」的「30年代文藝黑線」而打倒；20世紀70年代，既魯迅爭論過，又揮舞過「反對魯迅」這根大棒打入的張春橋也遭到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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