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改革開放以來的四次大爭論

06-03

改革開放以來的四次大爭論

《領導文萃》作者：馬立誠

改革開放30年，如果把政治、文化、經濟各領域綜合起來看，可以說在開放的進程中產生過四次大爭論。著名政論家、前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的作者之一馬立誠先生，近日為此撰文，回顧30年的改革歷程——

第一次大爭論：「兩個凡是」還是改革開放？

（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這個社論提出這樣一個號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就是「兩個凡是」。

大家知道，針對「兩個凡是」，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先是於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發表；第二天，《光明日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表；第三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轉載。該文發表之後，遭到當時的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和「凡是派」人士猛烈指責。在這關鍵時刻，鄧小平給予了支持。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開了36天。會議由華國鋒主持，原定議題是討論經濟問題。但當時成千上萬的冤案壓在人們頭上，非常緊迫。開會第二天，陳雲就提出六個問題，包括薄一波、王鶴壽、彭德懷、陶鑄、楊尚昆等同志的冤案應該平反，天安門事件應該平反等等，引起強烈反響。參加會議的同志紛紛響應，並且提出了更多需要解決的急迫問題。這就打破了原來的議題，華國鋒控制不了會議。在會議進行過程中，《北京日報》、新華社、《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和通稿，為天安門事件平了反。

在會議的閉幕式上，華國鋒做了檢查。他說，「兩個凡是」束縛了思想，他要負主要責任。鄧小平在這個會議閉幕式上做了重要講話，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在這個會議的基礎上，12月18日到22日，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一屆三中全會最重要的貢獻，是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拋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另外，全會公報還提出，對經濟管理體制要著手認真改革，這是在中央全會上第一次提出「改革」這個詞；公報還說要努力採用各國先進技術經驗，這就是「開放」。

第二次大爭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

（1989年下半年——1992年）

1989年下半年，「左」的東西得勢。1990年2月22日，一位權威人士在北京某大報發表長篇署名文章《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文章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經濟根源就是個體私營經濟。文章還對中國的改革提出質問：到底是推行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還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這是當時第一篇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的文章。

同年7月30日，北京某大報發表文章《誰說社會主義講不清》，矛頭直指鄧小平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講話中提到的：「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

這個時候，世界上發生一件大事，就是1990年柏林牆倒塌了。有人說中國應該充當世界革命中心。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明確表態說，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我們自己力量不夠，當了頭，很多主動就失掉了。

1991年初，鄧小平來到上海。針對北京一些人提出的問一問姓「社」姓「資」的問題，鄧小平說：當時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很多人不同意，家

庭聯產承包還算社會主義嗎？不要認為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鄧小平希望上海人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不要被「左」的聲音嚇住。

鄧小平在上海的講話局限在一個比較小的範圍。但是，他的講話精神，通過《解放日報》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評論文章傳達出來了。然而，皇甫平文章發表之後，遭到北京一些媒介合力圍剿。

形勢發展到這樣一個地步，很多人為改革開放捏一把汗。

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鄧小平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鄧小平說，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鄧小平一下子把形勢扭轉過來了。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發生了一場深刻的體制變革，這就是用市場經濟重塑中國經濟體制。

1992年6月9日，江澤民到中央黨校發表講話，提出了經濟體制的模式應該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年10月召開的十四大，對猖獗一時的「左」的思潮給予了有力回擊，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並且要求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武裝全黨。

第二次爭論的結果，是市場經濟取代了計劃經濟。

第三次大爭論：私營經濟是禍水還是活水？

（1995年——2002年）

這一時期有個新的東西出現，就是社會上廣泛流傳的萬言書。

第一份萬言書《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於1995年初在社會上流傳。該文說，中國的所有制結構變了，階級關係變了，社會意識變了，執政黨也變了。私營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一旦時機成熟，就會把共產黨「連鍋端」。

第二份萬言書出現在1995年夏秋之間，題為《未來一二十年我國國家安全的內外形勢及主要威脅的初步探討》。文章提出，蘇東劇變之後，中國面臨形勢嚴峻。國內由於新的資產階級形成，和平演變危險大大增加。因此，要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各條戰線，開展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的階級鬥爭。

第三份萬言書的題目是《關於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若干理論和政策問題》，1996年底問世。該文說，兩種改革開放觀鬥爭的焦點，就在於是堅持還是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第四份萬言書的題目是《1992年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動態和特點》，在1997年初鄧小平去世之際流傳開來。這份萬言書開列了一個很長的「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的名單，還開列了許多「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媒介名單。名單中包括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法學家、作家和理論家，以及許多重要媒介。要求對這些人和媒介採取嚴厲行動。

這四份萬言書，開啟了「左」的代表人物發表不同政見的一種形式，造成很大困擾。

1997年5月29日，鄧小平逝世後3個多月，江澤民來到中央黨校發表講話。他在談到學風問題時說：「離開本國實際和時代發展來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這就對萬言書作者拿著馬克思的條條到處嚇唬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評。江澤民在講話中還重申了鄧小平的一句話：「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就更直接地拒絕了「左」的選擇。

這一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大明確宣布：「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觀念。

2002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大，更進一步肯定了「資本的活力」，要求放寬民間資本的市場准入領域，並提出了「完善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到目前，非國有經濟加在一起，創造了中國70％以上的GDP、60％的稅收和80％的出口，並且吸納了將近兩億人就業。這個事實告訴我們，私營經濟並不是禍水，而是活水。

第四次大爭論：中國的改革是搞對了還是搞錯了？

（2004年——黨的十七大）

這次爭論從2004年「郎咸平旋風」開始，一直延續到黨的十七大。

在這次爭論中，引起廣泛關注的是「四個旋風」、「兩個萬言書」和「一本書」。

「四個旋風」：第一個是「郎咸平旋風」。從2004年6月起，郎咸平多次指名痛斥一些人借國企改革鯨吞國有資產，引起轟動。第二個是「劉國光旋風」。2005年，老資格經濟學家劉國光認為目前西方現代經濟學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地位邊緣化，並提出了「領導權在誰手裡」的問題，還說姓「社」姓「資」的問題是迴避不了的。這番言論引起了廣泛爭議。第三個是「鞏獻田旋風」。2005年8月，鞏獻田上書全國人大，指《物權法（草案）》平等保護國家、集體、個人的財產是「違憲」，實質上是要保護一些人利用非法手段侵吞來的財產，結果暫時阻礙了《物權法（草案）》的通過議程。第四個是「張勤德旋風」。張勤德自2004年以來在互聯網上多次發表極左文章，點名批判50個著名人士，給他們扣了上百頂聳人聽聞的政治帽子，從而引發諸多糾紛，有人準備訴諸法律解決問題。

「兩個萬言書」：第一個是2005年5月1日，一部分人簽名的《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的建議書》。這個建議書，對國務院在年初發布的《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又稱「36條」）提出批評。這些簽名者說，「36條」違反了憲法第6條「公有製為主體」。他們認為私營經濟已經很強了，再鼓勵支持不就變成私營經濟為主體了嗎？第二個是2007年7月山西黑磚窯事件發生之後，一些人簽名上書，痛陳兩極分化、官員腐敗等種種問題，指責改革開放全盤搞錯，要求改變「路線錯誤」，回到毛澤東時代。

一本書是《紀念毛澤東》。這本書公然要求為「文革」平反，為「四人幫」平反，號召幹部群眾學習「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恢復「以階級鬥爭為綱」，並要求沒收房地產公司的財產分給窮人，甚至不惜暴力革命。此種倡議，理所當然遭到多數人拒絕。

黨的十七大對這些來自「左」的挑戰做出了回答，同時也為第四次大爭論做出了結論。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同時，又強調了必須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

黨的十七大結束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出台不少措施，如降低公益事業收費門檻、提高企業人員待遇等，著力改善民眾生活，解決環境惡化等問題，受到民眾好評。有些重大措施如加快經適房、廉租房建設，制定醫療改革方案，建立全民社會保障等還在進一步推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