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慶：夭折的上帝與有待「救贖」的人心

成慶：夭折的上帝與有待「救贖」的人心時間:2010-07-14 18:09 作者:成慶點擊:696次 　最近，著名的觀念史學家馬克·里拉（Mark Lilla）正在中國訪問，這次「遲來」的中國行本應是去年的計劃，但卻因馬克·里拉的私人原因而延宕至今。馬克·里拉在中國的名聲鵲起，只是近幾年的事情，考究其原因，除開其文筆洗鍊、可讀性強之外，也與他所研究的主題切中時代精神有莫大的關係。此次馬克·里拉在北京大學所作的兩次演講，一是「論反動」，一是談「上帝之政治」，前者主要以反對啟蒙運動的各種思潮為主題，後者則是他在2007年初版的新書《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與西方》里所闡發的議題：政治神學與政治哲學之間的關係。　　要了解馬克·里拉的思想主旨，或許有必要先探究一下他的學術與思想之路。如果按照履歷來看，馬克·里拉的學術思想之路並不十分「科班化」，甚至可以說是半路出家，他本科選修的是經濟學與政治科學，碩士階段則選擇的是哈佛肯尼迪學院的公共政策專業，從任何角度看，他所走的是一條以「實用」與「實證」為主線的受教育之路，與「政治觀念史」幾無任何瓜葛，但是在「干中學」（時任《公共利益》雜誌編輯）的經歷中，尤其考慮到當時他所在的《公共利益》雜誌的主編是新保守主義領袖人物歐文·克里斯托，他對當代美國政治思潮產生了濃厚興趣，從而逐步自學進修，最終萌發了去拿個博士學位、踏入學術圈的念頭。　　而這一念動起，卻也成就了馬克·里拉的學術機緣，因為哈佛大學政府系當時有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兩位大將坐鎮，一是茱迪·史珂拉（Judith. N. Shklar），一是哈維·曼斯菲爾德（Harvey Mansfield），里拉還有機會得到綽號為「哈佛大炮」的社會理論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的耳提面命。這三位名教授的思想背景，都給里拉帶來了深刻影響，根據他本人的回憶，儘管他的政治態度也曾經搖擺於自由左派與新保守主義之間，而他如今卻自稱為「後墮落論的自由派」(見劉擎《哲人與政治——對馬克·里拉教授的訪談與評論》)。　　這麼看來，馬克·里拉雖然從自由派與新保守主義兩方都汲取了思想養分，但是很明顯，他受到茱迪·史珂拉的影響，要甚於斯特勞斯學派。最為明顯的一個思想特徵就是，史珂拉對烏托邦思潮的敏感與反對，以及她所具有的溫和懷疑主義色彩，都在馬克·里拉身上有所折射。在這些方面，里拉無疑是繼續推進了其師的思想，史珂拉反對與啟蒙運動相伴生的各種意識形態幻象與迷思，將種種烏托邦思潮歸結為某種「從憂思到鄉愁」的演變之路，是對啟蒙運動的反動而引發的「盲目返回古代」的原始衝動。不過，里拉雖然沿襲了史珂拉的這一思路，但是將這一視域進行了擴展，其最終成果就是我們如今所看到的這一中譯本——《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與西方》。　　討論此書，儘管可以依據里拉自身的自由派思想脈絡來評說，但是筆者卻想引入另外兩位思想迥異的政治科學家（謝爾頓·S. 沃林與埃里克·沃格林）來略作對比，或許可以更為清楚地定位里拉的思想主旨。　　里拉在交代此書緣起時開章明義，一種以神學的整全性所主導的政治觀念與現代新型政治哲學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前者我們通常稱之為政治神學，按照里拉的解釋，也就是說帶有啟示性格的救贖教義，是如何規定與指導政治實踐的。　　今日之政治哲學家，面對「政治神學」，大抵都會認為現代性已經將其打入歷史故紙堆中，已成明日黃花，未來只需構建出新的政治哲學範式，就可開闢出適合當下與未來的政治道路。如美國的激進左派思想家謝爾頓·S.沃林，也曾寫過一本大部頭的政治思想史——《政治與構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續和創新》。在他看來，無論是柏拉圖的那種以倫理指導政治的思路，還是中世紀用福音進行治理的努力，都最終宣告失敗，而現代政治的最大成果，就是將政治秩序成功地從「上帝恩寵」中分離出來，所以沃林將馬基雅維利的思想看作是政治理論首次以自主性面目出現的現代方向，也就是說，那種以「天國共同體」為目標的教會政治模式，已經宣告破產，路德的新教改革，也只不過加速了基督教倫理與世俗政治之間的分離，「啟示得救」開始與「世俗政治生活」分道揚鑣。　　假如單單從這裡觀察，馬克·里拉基本上會贊同沃林的分析，在《夭折的上帝》一書中，里拉最引人注目、也引人詬病的就是關於「大分離」的論述，不同於沃林以馬基雅維利為轉折點，里拉將霍布斯看作是將神學與政治成功分離的先驅者，因為霍布斯認為，宗教只不過是人對自然的恐懼感，是人的慾望和無知的表現，與其讓人們所信仰的諸神互相廝殺，還不如另立一個新的「利維坦國家」來全權掌控世俗政治。顯然，在霍布斯的假設中，人是一種慾望動物，信仰上帝只不過是因為恐懼與敬畏，要解決宗教戰爭問題，就需用一個專制型的國家來維持秩序，正是在這裡，以「世俗秩序」為最高目標的現代政治哲學開始萌生。　　但是，里拉畢竟不是一位激進民主派，他不像沃林那樣，認為現代政治領域已經完全驅逐了啟示與福音，現代政治的核心問題就只剩下「民主參與」。沃林曾說，「政治參與的結束時刻也就是民主失落之處」，這種「瞬間式」、「朝生暮死式」的政治特質，甚至有人將其與施密特的「政治決斷論」相提並論。但顯然，里拉雖認為政治與啟示宗教有必要分離，但畢竟承認，這種分離並未完成，而且可能最終也難克竟全功，這也意味著，個人自由與個人權利的保障，仍然時刻面臨著彌賽亞許諾的威脅 ，這種危險，在第三帝國那裡已經得到最為殘酷的展現。　　不過，這種啟示宗教的威脅，當真是因為政治與宗教沒有完全分離所造成的？抑或還有另外的解釋？顯然，在這個問題上，當代另一位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會有明顯不同的回答。不過有必要提及的是，涉獵過沃格林著作的讀者，或許在閱讀《夭折的上帝》時，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尤其是關於政治彌賽亞主義方面，幾乎與沃格林在《新政治科學》里所提到的靈知運動如出一轍。在本書中，我並未查到任何關於沃格林的註解，但是里拉顯然是了解沃格林的，在2007年的其中一期《紐約書評》上，他曾就《沃格林全集》撰寫過書評，但里拉並沒有完全把握沃格林的立場，他似乎認為，沃格林只是一位「西方文明危機」的診斷者、艾略特筆下那位擁有自由心靈的「卡索朋先生」（Mr. Casaubon），而沒有看到沃格林對近代各種政治意識形態運動（包括自由主義）的批判背後，到底緣於一種什麼樣的政治思考。　　與里拉不同的是，沃格林並不認為政治與宗教有必要分離，首先，對於歷史而言，一旦我們用分離的視角去考察，將無法理解大部分文明的政治實踐；其次，近代以霍布斯所開啟的所謂政治與宗教「大分離運動」，只不過是政治與宗教關係的另一種扭曲形式，即一種「內在化的世俗超越模式」，單單以個人主體出發來思考超越性問題，這是「謀殺上帝」之後的結果，雖然擺脫了天啟式的救世論，但卻陷入另外一個以歷史進步為名的新約束之中，而且還時刻受到極權主義的誘惑，例如各種以「啟蒙」話語為基礎的帝國擴張運動。　　雖然沃格林認為，人是一種處在圓滿性和動物慾望性之間的神秘造物，但是他也從沒有期待某種圓滿性或神啟突然降臨於世間，他反對靈知式的天啟教義，也反對近代啟蒙運動所顛倒的靈知內在化版本。馬克·里拉認為霍布斯成功地將天啟政治與世俗政治區分開，但是沃格林卻認為，一旦拋棄啟示與福音，在霍布斯之後的長長隊列里，人類實際上依靠自身創造出了各種彌賽亞性質的人造宗教，霍布斯的利維坦就是一個異教式的政治建構，而並不是里拉所講的「大分離」。　　無論馬克·里拉對自由主義立場的堅持緣於的是人性懷疑論，還是對其在制度建設方面的信心，或許都與沃格林的看法相左。甚至可以如此理解，在馬克·里拉感到悲觀之處，正是沃格林充滿期待的內容，而在沃格林感覺悲觀的地方，對於馬克·里拉而言，卻不構成任何問題。　　沃格林顯然會認為，自由主義對人性的理解不足，而這種缺陷直接影響到對政治的認知，而自由主義對制度建設的樂觀情緒，沃格林也曾在1964年的「社會與歷史中的人」一文中加以批評。因為沃格林會認為，制度的建設有賴於對人的神秘性有充分的認知，才能讓政治秩序的複雜性得到展現，他如此論述道：「當市民非常積極地在法律中尋找這樣或那樣的漏洞，但卻不敢觸及大家眾所周知，各種小惡的根源，蘇格拉底將這看作是城邦的癥候。他們的行為有如病人，永遠追求著萬靈藥，但是卻不願意修補其生活方式之病症的根源…城邦善的根源不在制度的範式上，而是在於開國者或統治者的靈魂，他們會將其靈魂的印記銘刻在制度上。」　　當然，馬克·里拉可以如此回應，他在書中沒有提到的東西，要比他所強調的內容要更多，這也是他在附錄中與卡薩諾瓦以及查爾斯·泰勒的討論中反覆強調的立場。但是里拉在這本書中所強調的「大分離」的論斷，仍將會不斷受到質疑。這些挑戰一方面來自於對具體歷史經驗的闡釋，一方面則來自於對「人」的意識及其活動複雜性的理解程度。如果說里拉的精神導師史珂拉始終沉浸在一種「消極」懷疑論的情緒當中，試圖避免作任何正面的政治建構，里拉則明確地提出政治與啟示宗教分離的主張，但他也悲觀地認為，「政治彌賽亞主義」隨時會崛起，對自由民主社會構成嚴峻挑戰。就像他常常提到的那封伊朗總統內賈德寫給小布希的那封充滿神學語言的公開信一樣，似乎是政治神學在場的鐵證，對自由民主社會赤裸裸的威脅。　　但是，政治神學不僅僅挑戰自由民主社會，里拉似乎只注意到西方歷史，而對其他文明視若不見。日本學者三石善吉在《中國的千年王國》一書中提到，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過程中的彌勒信仰與凈土信仰，也構成了某種「政治彌賽亞主義」。假如這個論斷具有合理性的話，那麼我們或許會回過頭來考慮，這種渴求「凈土」與「末世」的衝動，為何會不斷發生，而且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非政治神學傳統」的文明，也會以相似的方式不斷重演？這當真是像里拉所認為的那樣，是政治與啟示宗教沒有足夠區分所帶來的惡果嗎？抑或是，這二者本身就無法分割，也不能分割？　　對於這樣一個問題，沃格林會斬釘截鐵地回答道，政治與宗教不應分離，也不能分離，人的靈魂有序化問題不僅僅涉及宗教，也涉及到政治秩序的構建，近代的極權主義運動所具備的彌賽亞性格，並不僅僅是啟示宗教的問題，而是人在驅逐上帝後自我僭稱的結果，要治療這樣的意識形態癥候，自由主義認為要將政治與宗教分離，而沃格林卻期待於靈魂的有序化。里拉看到「大分離」尚未完成，而且想讓這個分離運動更為激進地向前推進，至少是要對政治神學保持高度的警覺性；而沃格林並沒有最終回答「好社會是否可能存在」這一關鍵問題，他相信超越性的存在，但是卻看到人性在追逐超越性過程中危機重重，時而脫軌，時而彷徨，由此產生了各種混亂與無序的政治秩序。但是，他並不認為「大分離」就能解決這一問題，對他而言，人類意識始終充滿著難以揣度的神秘性，而正是這種神秘性，也讓政治秩序的建構充滿了風險，馬克·里拉洞察到了這種風險，但他卻最終指引了一條問題重重的道路。來源:《獨立閱讀》2010年6月號 [文章來自共識網：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007141339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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