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概念到規則:「政治正確」及其對民族議題的影響

「政治正確」是美國乃至西方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常用概念，這一概念劃定了一條政治言行限制線。政治正確最早使用於19世紀的美國，是一個特定的司法概念，特指在司法活動中所使用的語言要「符合司法規定、符合法律或憲法條文」。伴隨著美國民主化的進程，20世紀70年代，美國新左派開始使用政治正確這一「術語」，到了20世紀80年代，政治正確具有了「話語和判斷從眾性」的用法，即要與具有壓倒性優勢的輿論或習俗保持一致。政治正確這一概念既培養了人們在政治生活中的敬畏感，有時也添加了一些羈絆。

一、政治正確的起源、發展與含義

(一)政治正確的起源。

有學者介紹說，1793年政治正確(politicallycorrect，簡稱PC)一詞在美國最高法院亞歷山大·齊斯霍姆(AlexanderChisholm)起訴喬治亞州的庭審中最早出現，當時有一個名為詹姆斯·威爾遜(JamesWilson)的法官負責審理這樁案件，他在反對通用的祝酒詞時，第一次使用了「政治正確」這個詞。但在當時，「政治的」(politically)和「正確的」(correct)是兩個分開的詞語，它們還不是固定的片語，也並不存在固定的用法。

政治正確概念的生成與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有關。比爾·林德(BillLind)在其闡述政治正確由來的文章中認為:「政治正確是一種文化馬克思主義(culturalMarxism)。是馬克思主義從經濟領域轉化到文化領域的術語。」

丹尼爾·格雷諾(DanielGreno)則指出:「批判的炮火被文化馬克思主義者從經濟領域開向了文化領域，帶來的結果之一就是文化多元主義的誕生，這裡的文化多元主義主要包括三種內涵:美國的文化多樣性、人文教育和政治正確。」

思考上述學者的表述，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相關性，即從起源上來看，政治正確與文化馬克思主義有著密切聯繫。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內涵幾乎等同於如今人們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定義，是當今世界存在的一種非常重要的西方批判理論，它的主要關注點在於西方社會裡的性別、種族以及文化身份等一系列問題。歐洲早期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分為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和英國伯明翰學派，在馬克思主義從經濟領域向文化領域的轉化和引申過程中，一些學者在納粹掌握德國政權後，分散到了歐洲和美國等地(例如1933年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所」遷往美國)，因此對歐洲和美國的學術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政治正確於是在美國思想與文化界登場。

筆者認為，政治正確概念在美國的流行還與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有關。在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的美國，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共、排外運動涉及到了美國政治、教育、文化等領域的各個層51面，這一運動以「麥卡錫主義」為代表，對美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塑造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的過分泛濫使得人們不得不對「正確立場」進行選擇與表態，「報紙頭條叫囂著陰謀、不忠和背叛;調查委員會傳訊、敦促他們透露自己的過去，對抗變得司空見慣」。該運動對社會的震蕩與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共同構成了如今美國的「政治正確」的基本內涵。關於這一點，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專門指出:「當左翼的意識形態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時，就產生了全國的政治正確，這就是自由麥卡錫主義。」

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發揮的效應對於「政治正確」的影響表現為，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政治正確的詞義，使其一步一步演變為一種帶有負面意義的說法，即使在某些正面場景下被當作褒義使用，也總是包含著一些諷刺的意味。一些右翼的批評家更是將「政治正確」直接定性為貶義詞，他們以「政治正確」指謂各種偏激的政治行為和態度，也用「政治正確」來表達對矯枉過正的立場的不滿。

(二)政治正確內涵的變化。

在隨後的發展中，政治正確不再與馬克思主義直接相關聯，而是越來越趨向於塑造一種對於語言和態度的「矯正」觀念，而這一概念的演變主要是在美國幾次大的社會運動的推動下逐漸成型並被人們所廣泛接受的。「在美國社會中，政治正確是一個在各項社會運動的共同推動下所描繪的藍圖，這些社會運動包括民權運動、女權主義、反種族主義和同性戀解放運動。」

政治正確在美國由一個概念發展為一種社會思潮。在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的影響下，「政治正確」作為一種新的社會思潮在美國社會流行。例如，不得歧視有色人種、不得歧視婦女以及殘障人士等重要條款白紙黑字出現在1964年頒布的美國民權法中;社會上事實存在的種種歧視行為在這一法案頒布後也得到了有效遏制;不得歧視「少數」也被視為民權法的內在精神代代傳承。在民權法內在精神的引導下，一部分社會團體指出，在人們的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語言中，大量的帶有歧視意味的辭彙仍然普遍存在，非常有必要立即更正和限制這些不文明的語言，於是，一系列語言「糾錯」開始實施，這一系列的措施大大豐富了政治正確的實際內涵。

女權主義的發展使政治正確的內涵得到完善。女權主義是歐美國家婦女為了爭取與男性公民一樣的平等權利引發的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美國的政治正確也與其激進女權主義運動密不可分。1975年，時任美國全國婦女組織主席的卡琳·迪克(KarinDick)第一次在公共場合提出了英語語言應當實現「政治正確」的觀點，在她的演講中，明確指出並批評了英語語言中一些歧視女性的說法，演講迅速得到了社會響應與支持。反種族主義與激進女權主義相互協作，成為推動政治正確運動的兩大生力軍，兩者的合力表現於:激進女權主義是從社會傳播到校園中的;而反種族主義正好相反，校園是它的發源地，所以反種族主義在美國大學中的影響力更為深遠。

反種族主義成為政治正確的重要內涵。反種族主義視角的政治正確已經不同於20世紀60年代之前，它不僅僅反映在言論用語上，還反映在街頭政治等政治行動中。一些學者的經典論述也不斷將種族主義的傷害警示世人。

一位密歇根大學法律教授表示:「對於我來說，關於種族主義的那些壞話不是語言，而是炮彈。」199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Morrison)在當年的頒獎儀式上痛陳:「壓迫性言論並不只是代表暴力，它本身就是暴力。」查爾斯·勞倫斯帶著強烈的感情要求人們理解種族主義言論所造成的傷害，理解種族主義侮辱所造成的傷害的直接性。當一個少數族裔被他人叫作「黑鬼」(nigger)、「西班牙佬」(spic)、「猶太佬」(kike)的時候，臉上就好似被打了一耳光，這種傷害所帶來的羞恥感讓人無法釋懷。

身份政治的勃興進一步豐富了政治正確的內涵。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爆發了同性戀者權利運動，它的盛行使得社會對同性戀者的態度變得更為寬容。除此之外，美國還有許許多多不同的社會團體、民間組織都為爭取平等、消除歧視發起了不同程度和規模的社會運動。

這些運動都是由各個特定群體為了爭取自己所在群體的利益而推動的，某種「身份」成為某種群體內部連接的紐帶，像移民身份、種族身份、女性身份、同性戀身份等等。所謂身份，一般意義上是指一個人的出身背景和社會地位，它是個體或群體差異的標誌，也是參與資源分配的依據之一。將注意力放到族裔政治和身份政治的視域內觀察，可以發現，一個基本理念貫穿於美國的政治正確:每個個體從出生開始就從屬於一個不可改變的、有別於其他群體的、有自身獨特的歷史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族群」，要尊重和保護每個族群的特色才是正確的。

總之，「政治正確」的內涵在美國20世紀60年代對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中得到發展，政治正確作為一種信條有助於美國社會正確認知其族裔問題，但要消除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影響，政治正確還有待於從信條轉化為有效行動。

(三)政治正確的含義。

整體而言，政治正確在西方學界有著這樣幾種解釋。其一，政治正確是指導行為的一種價值倡導。在《現代美國的方方面面》中，艾麗西亞·德哈克(AliciaDerhake)對政治正確的含義做出了這樣的解釋:「政治正確對社會的影響不僅體現為它已經成為人們所秉持的一種理念，而且它也是使人們時刻踐行的價值導向，政治正確使得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會再去以歧視性的語言談論少數族裔、婦女和某些群體，以避免對他們造成冒犯。這種做法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流行於大學校園。」

其二，政治正確堅持、貫徹多元文化的原則。耶魯大學的一位教授曾闡釋說:政治正確維護的是多元文化的基本原則，其主要目的是要盡量維持一種平等關係，一種在不同性別、種族、階層之間的平等關係。從其主要內容來說，是指語言使用者要自律，不能公開說認識有所不同、有所區別的話;是用來描述語言、政策或措施的目的主要是不冒犯任何特定的群體社會中的人;是不應該談論或是批評各類人在膚色、民族、性別、家庭出身、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別。有學者更是將美國的政治正確歸結為四項基本原則:「第一，不可以冒犯少數族裔;第二，不能冒犯女性;第三，不能冒犯同性戀者;第四，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持有者。」

其三，政治正確要求語言表達和立場正確。起初，政治正確在美國的含義是指關懷和保護弱者;並且不許對少數族裔、女性、同性戀者、不同的信仰或政見持有者懷有偏見;在公共場合發表講話時所使用的語言要儘可能地不對弱勢群體造成傷害。這裡的弱勢群體包括:少數族裔(包括以國籍、種族、宗教劃分的族群，與本國主流族群相對比)、女性(與男性相比)、同性戀者(與非同性戀者相比)和殘疾人士。政治正確在《朗文當代英語詞典》(1998英語版中)的解釋是:「認真選擇更讓人感到舒適語言和行為，盡量使自己的語言和行為對其他人(特別是黑人、婦女和殘疾人)不造成冒犯和侮辱。」一些學者專門指出:政治正確不僅強調用詞正確，還包括觀點、政策和行為等方面要保持正確，尤其是不能違背被認為正確的一些立場和主張。概而言之，一般語境下的政治正確是指用一些最為中立、最沒有指向性的字眼，去儘可能的避免一些事實上存在的、或者是一些所謂的不公正的歧視現象。比如為了避免一些處於不同宗教、性取向、信仰的人之間產生誤解，專門採用更易廣泛被接受的中立性用語，如夫妻/夫婦→配偶(因為有同性戀婚姻)，聖誕快樂→節日快樂(因為有的人不信奉基督教)等。

二、政治正確的社會作用

政治正確作為一種理念、一個原則、一個立場，對相關國家的社會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逐步內化為一種文化、一種自覺，但有時過於強調政治正確，反而會產生負面效應。

(一)積極作用。

1．有助於規範社會言行。在現今的美國，政治正確更多的是指說話要注意用詞。相應的，政治正確在語言領域所引起的變革也最為顯著的。在政治正確的推動下，人們比之前更加註意自己的語言和行為，這有助於避免或減少無意識的不當言行給他人所帶來的傷害。

最為明顯的是一些稱謂的改變，例如，人們開始用「非裔美國人」(AfricanAmerican)而不是「黑人」(black)、「黑鬼」(Negro)來指稱黑人群體。雖然政治正確的內涵並不局限於語言的使用，但在實際生活中，其對語言領域的糾正卻是最為明顯的。與語言轉變相關的政治正確話題與實踐也是最受關注的。按照霍蘭德·保羅(HollanderPaul)的說法:從最初開始，我們就一直在重點強調關於「政治上的正確」以及它的簡稱，原本指的是一系列的改變不當語言的行為。

在反對和糾正種族主義言行方面，羅斯瑪麗·克勞利(ＲosemaryCrawley)認為政治上的正確性是政治家、媒體和相關種族個體反對種族主義及其思想的利器。艾倫·k·斯科特的觀點是:「我基本上認為，作為一個有顏色的女人，反種族主義的探討讓我更有信心進入一個歷史上非常『白色的』組織」。

2．有助於實現公平正義。政治正確術語、理念在美國的出現和流行是為了保護少數人的權益，消除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而政治正確運動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它原本實現公正、公平的目的。

有學者評價道:「毫不奇怪的是，政治正確多年以來一直引起了許多激烈的爭論，並引起了人們之間的分裂，不僅是語言學家，還包括許多熱心的支持者和反對者。捍衛它(政治正確)的理由，是因為它可以有效地打擊不容忍，偏見和不公正。反對基於年齡、能力、外貌、性取向等因素的偏執和偏見，是重要的也是值得稱道的。正是由於這些原則、信念、和值得讚揚運動才使得社會才更加公正。」一部分呈現非洲裔美國人的真實生活的電影也

在凸顯著反對種族主義的主旨。從奧斯卡·米考斯(OscarMicheaux)到斯派克·李(SpikeLee)，他們所導演的影片一直將反對種族主義作為突出主題並獲得相當高的票房。這些影片的製作和放映有利於減少和遏制黑人群體在當代社會中面對的種族歧視現象［。由此，理查德·羅蒂(ＲichardＲorty)認為:「學院左派對美國社會改造的貢獻雖不能說乏善可陳，但至少在日常生活層面上，美國社會要比過去寬容和文明的多了，這無疑與政治正確對少數族裔的關注有關。」

(二)消極作用。

1．注重名義上的正確。從政治正確的起源和本意來看，政治正確的提出似乎是一個可以給社會帶來積極影響的術語、理念、原則和立場，然而，在新近舉行的美國大選中，政治正確一詞頻繁出現，並被當作一個徹底的貶義詞來使用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Trump)甚至聲稱要終結「政治正確」。特朗普提及的政治正確即暗示某種觀點只是政治上正確，而事實上是不正確的。也就是說，有一些政治正確所指的只是名義上的正確而已。在將「政治正確」作為關鍵詞進行信息搜集時，也會找到許多「政治正確」負面影響的信息。

在美國，電影中的一些特定角色被設定為某種「少數群體」現如今非常流行，這是電影行業向社會表達他們「政治正確」立場的一條便捷而又有效途徑。在科幻片《星際迷航》系列中，編劇在新一季里把「蘇魯」這個角色寫成了「同性戀者」以向同性戀群體示好;迪士尼也曾推出過「非裔」的公主來表明「政治正確」，然而，有意思的是，不少觀眾對此並不買賬，認為這樣似乎太過刻意，過於牽強的去追求一種名義上的「政治正確」。

2005年，著名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Summer)就因質疑女性數學能力太低、不適合做科研的言論而被抗議，並導致其最後辭職。儘管他非常認真地用各種數據證明了自己結論的正確性。

2．過度的政治正確招致批評。知名童話故事《政治正確的床邊讀物》中，有一段經過改編的小紅帽的故事，當大灰狼正要吃掉小紅帽，而伐木工衝進來準備救小紅帽時，小紅帽卻大聲斥責伐木工，說他認為自己是女孩子，憑一己之力打不過大灰狼，伐木工來幫自己是對女性的歧視。這類作品揭示了一些過度的「政治正確」的現象。

有的學者在批評過度的政治正確現象時，尖銳地指出:「政治正確實際上是一個左派的意識形態陰謀和顛覆性的政治，教育是其發揮作用的第一領域。它的目的是消滅言論和表達的自由。」還有學者指出，它是一種政治控制和操縱的工具，也是一種言論自由的障礙。

3．招致部分議題過於敏感。實際上，政治正確如果變得極端化，它又會形成一種新的「霸權」，這反而與政治正確本身所倡導的「反歧視、求解放」的精神南轅北轍。比如在美國種族議題似乎已經成了一條高壓線，一些人似乎過於「草木皆兵」。一個黑人可以為自己的黑人身份而感到自豪，但一個白人卻不能驕傲於自己的膚色，起碼不能說出類似於此的這種話，否則就會被社會千夫所指，並被扣上邪惡的種族主義者的帽子。還有人認為就是因為「政治正確」過於敏感，才會導致像是加州聖貝亞迪諾一類的屠殺事件這樣的悲劇發生:人們在屠殺事件發生之前的幾天，就覺得那對穆斯林殺手夫婦行為異常，但大家都不敢報警，因為擔心如果自己的判斷是錯的，那就會被指責為種族歧視。

奧巴馬政府的「同廁案」更是引起了軒然大波，為了彰顯當局「政治正確」的立場，該法案允許變性人(Transgender，指生理雖然上男性，但心理上卻把自己定位為女性;或相反)按照自我認同隨意進入相應性別的廁所。「同廁案」在美國社會引發巨大爭議。

再如，萬聖節的時候白人不能打扮成少數族裔，因為你把人家的文化當成玩具，你就是不尊重人家的文化;男生不應該主動謙讓女生，因為男女平等……可見，「政治正確」理論的初衷是好的，但若演變到一定程度，就會變得過於教條，反而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羈絆。

4.引發反向歧視的爭論。政治正確受到很多抨擊，因為一些其他族裔感到了「反向歧視」。比如為了政治正確照顧少數族裔、非洲裔學生的入學分數會低於白人學生，更遠低於亞裔學生。美國社會中很多人認為，在目前的社會結構中，黑人與白人已經不是劃分貧富差距的標準，富裕人群中也有很多黑人，也並不是每一個白人都很有錢。例如一些白人提出了質疑:一個家庭年收入3萬美金的白人學生，僅僅因為自己的白人身份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因為他的競爭對手是一個黑人學生，雖然他是一個家庭年收入高達20萬美金的黑人學生。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人的憤怒和壓抑可想而知。而唐納德·特朗普將他們的心聲表達了出來:「我認為政治正確是美國的大問題，我不會毫無原則的去政治正確」，「要不是因為我，你們甚至都不會討論非法移民問題，因為政府對這些人所使用的詞語是『無文件的僑民』。」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各界開始關注到政治正確所引發的「反向歧視」問題，討論的重點放在了因為少數族群得到了保護，在很多方面獲得了優先權，這卻使得一些白人失去了自己原本應該擁有的權利。比如在同等甚至更優條件下，白人反而會找不到工作。社會學家的調查顯示，美國白人中的大多數並不支持「特殊照顧黑人」，他們並不認為政府應該因為黑人這一身份而採取壓制白人的措施去幫助黑人。1987年威廉·J·威爾遜(WilliamJWilson)在他的《真正的劣勢》一書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一思想，他認為，在過去，種族歧視確實存在也確實對社會造成了危害，可是這僅僅存在於過去而已，如今，在社會地位這個問題上，一個黑人如果不佔優勢，主要是由於「本身擁有的劣勢的累積」。

綜上，口頭上的政治正確不一定代表內心的政治正確，要實現真正的政治正確需要從心底做起，從真正心懷平等、尊重、關愛開始。在美國「政治正確」雖然在保護弱勢族群方面卓有成效，但是，其虛偽的一面也不容小覷:如果人們公開表達自己的真實意見的權利受限，反倒會加深心裡對於一些群體的偏見，這種偏見甚至有可能加劇，最後轉化為心底的歧視和仇恨。1995年，美國一位法官在一次涉及「種族問題」的案件中明確表示:任何政府在立法時如果涉及到種族問題，都必須對其進行嚴格而又徹底的審查，保證不論是歧視還是優待，都應該做到有理有據，因此，對於聯邦政府對黑人的種族優待等措施，也應接受嚴格審查。

三、政治正確對我國的啟示

政治正確在美國和西方的流行源於無差別對待各類群體的初衷，具有較為凸顯的進步意義，其尊重他者、注意言行的主張對於當下的我國社會具有啟示意義。

(一)有助於消除隱性和顯性的歧視。

政治正確的內涵之一就是維護多元文化，尊重多元群體，消除社會歧視現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向巴平措在2015年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上，作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執法檢查組關於檢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實施情況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近年來，在內地的一些服務性窗口行業，比如車站、機場、碼頭、出入境等安全檢查中，歧視、拒絕來自某些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群眾(甚至包括漢族群眾)的情況時有發生。這表明，目前一部分社會成員還不能做到正確地遵守和執行民族政策，正確地開展民族交往交流。抱守規則，心存敬畏，克服偏見，是消除隱性和顯性的歧視的需要。

(二)規範涉及民族因素的言行。

伴隨著和諧中國、文明中國的建設步伐，我國也逐步在規範相關用語和表述，例如以「殘障人士」替代「瘸子」，以「盲人」替代「瞎子」，以「演員」替代「戲子」等，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新華社日前頒布了一系列禁用詞及規範用語，其中，還專門對涉及民族宗教的不當用語進行了規範:對各民族，不得使用舊社會流傳的帶有污辱性含義的稱呼，也不得隨意簡稱;在口頭語言或專業用語中禁用含有民族名稱的污辱性說法;不得混淆古代民族名稱與後世民族名稱;不能把宗教和民族混為一談;穆斯林宰牛羊及家禽，只說「宰」，不能寫作「殺」等等。

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近年來涉及民族因素的網路輿情不斷發生，既涉及到新聞媒體，有涉及到學生、學者、官員，這些輿情不僅傷害民族感情，而且不利於民族團結。而一些輿情的引燃就是因為言行不當，缺乏自我規約意識，缺乏堅守底線意識。

(三)應該以事實作為正確的標準。

在美國，政治正確的道義標準是傾向於保護弱勢群體的，而如今因為過度「政治正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和批評卻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人們對於「政治正確」的批判一方面是由於它限制了言論的自由;另一方面，是由於它的「過度」發展，可能會帶來的「矯枉過正」。從美國的經驗中，我們應該得到一些啟示:貫徹執行民族政策，實現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幫助不應該只停留在口頭上，更要轉化為實際行動，進而內化為一種自覺。同時，實事求是、客觀公正地看待一些敏感議題，不迴避，不過度。

總之，政治正確是一個流行於西方社會的重要概念和原則，全球化的浪潮將這一概念帶入我國社會，一方面，準確了解這一概念和原則有助於認知其產生的政治、社會生態環境;另一方面，準確了解這一概念和規則也會啟示我們客觀、慎重地對待民族議題，自覺規範相關言行，促進多民族社會的和諧、包容。

（微文編輯：朱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