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發 侯宜傑 | 張之洞對立憲的態度（上）

微信號 modernchinesehistory

功能介紹 《近代史研究》雜誌是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專業學術研究刊物，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此號為本刊唯一官方公眾號，主要提供本刊最新目錄及摘要、各期精彩文章、學術會議、最新動態等。歡迎廣大讀者訂閱！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原文載《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注釋從略

·讀史札記·

張之洞對立憲的態度

——與孔祥吉先生商榷（上）

侯宜傑

張之洞是著名的洋務派，一貫主張變法只能學習西方的技藝，維護封建綱常倫理，反對改革政治制度。但時隔幾年，他的政治思想出現一個重大轉折，也同意實行資本主義國家的君主立憲政體了。他對立憲到底持何態度？大多數學者認為他持消極態度。孔祥吉先生則根據新發現的「重要史料」，認為「張之洞是清王朝上層敦促慈禧推行立憲政治的重要人物」。這個論斷得到一些學者的認同，但卻值得商榷，謹略抒淺見，以請教孔先生及學界同仁。

一、 關於「敦促慈禧實行君主立憲」

孔先生新發現的第一個「重要史料」為《時務匯錄》收錄的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七日張之洞入京奏對大略》（以下簡稱《奏對大略》），即張之洞同慈禧的一場對話，全文如下（孔先生抄寫錯漏的地方，以括弧註明）：皇太后旨：大遠的道路，叫你跑來了〔了來〕，我真是沒有〈辦〉法了。今日你軋我，明日我軋你；今日你出〈了〉一個主意，明日他又是一個主意，把我鬧昏了。叫你來問一問，我好打定主意辦事。

對：自古以來，大臣不和，最為大害。近日互相攻擊，多是自私自利。臣此次到京，願極力調和，總使內外臣工，消除意見。

問：出洋學生，排滿鬧得凶，如何了得〔得了〕？

對：只須速行立憲，此等風潮自然平息。出洋學生中多可用之材，總宜破格錄用。至於孫文〔汶〕在海外，並無魄力，平日虛張聲勢，全是臣工自相驚擾。務請明降恩旨，大赦黨人，不準任意株連。以後地方鬧事，須認明民變與匪亂，不得概以革命黨奏報。

旨：立憲事，我亦以為然。現在已派汪大燮、達壽、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預備，必要實行。

對：立憲實行，越速越妙；預備兩字，實在誤國。派人出洋，臣決其毫無效驗。即如前年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查〕何事？試問言語不通，匆匆一過，能考察其內容？臣實不敢〈相〉信。此次三侍郎出洋，不過將來抄許多憲法書回來塞責，徒靡多金，有何用處？現在日日言預備，遙遙無期。臣恐革命黨為患尚小。現在日法協約、日俄協約，大局甚是可危。各國視中國之能否實行立憲，以定政策。臣愚以為，萬萬不能不速立憲者，此也。

問：現在用人很〔狠〕難，你看究竟能大用者有幾人？

對：此事倉猝間不敢妄對。

問：徐世昌何如？近來參他的人很〔狠〕多。

對：徐世昌未始不可用，總之太得意，閱歷太淺。

問：岑春煊何如？

對：岑春煊極有血性，辦事勇敢，但稍嫌操切，然當今人才難得，投閑置散，亦殊可惜。

問：林紹年何如？

對：林紹年才具開展，操守極好。

問：慶〈親〉王何如？

對：奕劻閱歷甚深，［穩］當有餘。

問：趙爾巽能勝湖廣總督之任否？

對：趙爾巽才堪應變，任湖北綽綽有餘。但臣愚見，鹿傳霖拜跪維艱，不如簡任湖北，以趙爾巽調度支部，使之整頓財政，載澤人極開通，可調農工商部。溥頲人極顢頇，公事不甚了了，農工商部諸事廢弛，部務非其所長。

問：再派王公出洋如何？

對：王公出洋，匆匆遊歷，決不能有所得，侍從多人，徒招外人訾議，不如減少隨從，寬以時日，留學數年，庶有心得，［且］亦可省經費。

旨：你說的何嘗不是。他們這班人享慣的福，如何辦得到。據此，孔先生認為，張之洞「敦促慈禧實行君主立憲」，「頗能反映張氏對君主立憲的積極態度」；「它確實可以證明張之洞在當時是主張即刻實行立憲政治的，並直言『預備兩字，實在誤國』，其急切之情，已躍然紙上」。

對這個《奏對大略》，孔先生從時間、張氏赴京原因和奏摺內容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證，肯定其真實可靠。張之洞確實於八月初七日被召見，時間沒有問題。但其他兩個方面的論證則頗啟人疑竇。

孔先生說：「搞清張氏赴京原因，有助於判斷該史料之真實性」，「張氏此次來京同丁未政潮後清廷上層權力鬥爭有密切關係」。在敘述了「丁未政潮」的過程後，他指出：「這次政潮是統治者上層以奕劻、袁世凱為一方，與瞿鴻禨、岑春煊、林紹年一方的權力衝突。面對兩派激烈的權力角逐，慈禧既對前者不滿意，又對後者不放心，加之留日學生鬧事，搞得慈禧惶惶然，六神無主，因此，才迫不及待地召張之洞來京垂詢。搞清楚這一背景，對慈禧一開頭就說：『大遠的道路，叫你跑了來』，『今日你軋我，明日我軋你』云云，就覺得容易理解得多了。」

此論難以令人認同。在「丁未政潮」中，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七日，瞿鴻禨被開缺；七月四日，岑春煊亦被開缺，林紹年出任河南巡撫。而奕劻、袁世凱仍然穩穩地安坐在原有的位置上。至此，勝敗已定，「兩派激烈的權力角逐」結束。這場鬥爭系慈禧親自處理，既然鬥爭業已結束，她根本不會再產生「迫不及待地召張之洞來京垂詢」之意。倘若一定要這麼說，也應該是在鬥爭尚在進行之時，令張之洞「迅速來京陛見，有面詢事件」的七月二日，而不是在鬥爭結束一個月之後。但七月二日「又奉到硃批：賞假二十日，假滿迅速來京」，可見即使在此時，慈禧召見張之洞的心情亦非「迫不及待」，否則七月二日就讓他立即進京而不會賞假二十日了。張之洞八月初進京，實際是赴七月二十七日清廷授予的軍機大臣之任，並非慈禧為「丁未政潮」「六神無主」而召其有所「垂詢」。

孔先生說：「從奏摺內容，亦可判斷該項史料之真實性」，「其證據之一是張氏曾私下與瞿相會」，「之二是梁鼎芬於丁未五月上疏奏劾袁慶結黨營私」。張、梁「關係至為密切，由梁氏舉動，不難窺見張之洞在丁未政潮中的立場。故張之洞在奏對中聲稱：『徐世昌未始不可用，總之太得意，閱歷太淺』，對奕劻之辭語亦僅『閱歷甚深』，而對他們的政敵評價卻與此不同，謂岑春煊『極有血性，辦事勇敢』，並為其『投閑置散』而鳴不平，對林紹年亦以為『才具開展，操守極好』。所有這些評語均符合張之洞當時的心態，亦可說明該項史料真實可靠」。

在此，孔先生只是注意到了《奏對大略》的表面文字，沒有從張之洞的為人和處世哲學方面進行考察。張之洞圓滑佞巧，善於觀察時勢，見風使舵，有時隨波逐流，有時倡辦新政，有時陰持兩端，而目的只有一個，即梁啟超在《上鄂督張制軍書》中所說的「全軀而已，保位而已」。他在戊戌變法及其後一些重大問題上前後態度的變化，出爾反爾的言行，都十分清楚地證明梁啟超所言不謬。他同情被開缺的瞿鴻禨和岑春煊，卻沒有上奏為他們「鳴不平」，也表明了這一點。至於說張之洞「對奕劻之辭語亦僅『閱歷甚深』」，那是因為孔先生拋開了後面「穩當有餘」四個字。此四字的意思當是奕劻為軍機大臣領袖綽綽有餘，評價不可謂不高，同樣表明了其圓滑佞巧、陰持兩端的官場處世哲學。

為了「全軀保位」，張之洞在握有實權的慈禧太后面前只能順旨行事，絕對不敢稍示異議，更無膽量直接頂撞，公然斥責上諭。然而，在這次所謂奏對中他卻一反常態，與慈禧大唱反調，而且態度非常強橫。慈禧最痛恨革命黨，他也最痛恨革命黨、厭惡留學生，曾在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為反對司法獨立而致軍機大臣和編纂官制大臣的電報中說：「方今革命黨各處蠢動，沿江沿海伏莽繁多，凡內地獲一亂黨，必有海外學生聯名干預。」如果司法獨立，裁判官員「每遇拿獲逆黨，必將引西律曲貸故縱，一匪亦不能辦，不過數年，亂黨布滿天下，羽翼已成，大局顛危，無從補救，中國糜爛，利歸漁人，是本意欲創立憲之善政，反以暗助革命之逆謀」。而此次竟說，「出洋學生中多可用之材，總宜破格錄用」，應當「大赦黨人」，為留學生和革命黨人辯護。清廷已明發上諭，告知天下，實行預備立憲，張之洞竟肆無忌憚地斥責「預備兩字，實在誤國」，不啻直斥慈禧「實在誤國」，他敢這麼膽大包天嗎？慈禧剛剛下令命汪大燮等三人為出使考察憲政大臣，分赴英、德、日三國進行考察，他竟斷言「臣決其毫無效驗」，又否定了慈禧的決定。慈禧將岑春煊開缺，免去林紹年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僅僅一個月，他竟又對他們大加讚揚。慈禧尚稱奕劻為慶王，他竟直呼其名。凡此種種，都違背其平時的官場處世哲學。故從奏對內容看，難以判斷該項史料的真實性。

還有一點極其可疑，即該項史料的來源。在《八月初七日張之洞入京奏對大略》和其他幾篇文章之前，《時務匯錄》特地寫有「丁未七月以下見於神洲報」字樣，說明此文錄自《神洲報》。但當時中國並無此報，只有革命黨人于右任在上海創刊的《神州日報》。因條件限制，筆者未能查對。即使《神州日報》刊登過《奏對大略》，亦不能肯定實有其事。筆者逐日查閱了八月七日及以後近一個月的天津《大公報》，其報道中三次明確提到這次召見：一為「初七日召見張中堂、軍機」；二為「張相國之洞日前召見，奏對各辭甚為秘密，外間無從訪悉。惟聞是日慈宮與袁（世凱）尚書言及內憂外患日相迫切一事，曾為痛哭不已雲」；三為「張中堂……初六日（疑為初七日）請安時先在朝房等候……至八鍾時即蒙召見，奏對甚久，眷遇極隆。慈宮曾諭云：你到精神尚好，現在辦事之人極少，時事又如此，如何是好。你之老成穩練，中外共知，現在之事，成敗惟你是賴，等語。張則唯唯而退」。《大公報》是滿族人英華創刊的，距離北京又近，採訪宮廷新聞比《神州日報》靈通，它開始即言「奏對各辭甚為秘密，外間無從訪悉」；繼而訪得一點實際內容，亦僅為慈禧對張之洞頗為看重的幾句話，張之洞「唯唯而退」而已。《大公報》尚且如此，《神州日報》又從何處訪得《奏對大略》中那麼詳細的對話？其真實性實在難以令人置信。

如果再考察一下張之洞對立憲的一貫表現，孔先生所論尤其值得商榷。

張之洞與人正式討論君主立憲問題始於光緒三十年湖廣總督任上。其時國內立憲的呼聲漸高，張謇等人遊說兩江總督魏光燾和張之洞奏請立憲，並為他們代擬了奏稿，請求清廷「仿照日本明治變法立憲，先行宣布天下，定為大清憲法帝國。一面派親信有聲望之大臣遊歷各國，考察憲法」。張之洞怕冒政治風險，囑張謇探詢直隸總督袁世凱的口氣，再決進止。張謇致函袁世凱。袁世凱答以需要等等看。張之洞未敢將奏稿呈進。不久，張謇就得到北洋友人來信說，張之洞「創為有限制憲法之說，民間有義務而無權利，譏其毒民，後必不昌」。

隨著立憲運動的高漲，一些大臣開始奏請立憲。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張謇又致函袁世凱，請其贊助立憲。袁世凱見立憲已成大勢所趨，為了避免將來光緒皇帝執政報復自己，消弭革命，同時也為了執立憲之牛耳，遂與調任兩江總督的周馥和張之洞電商。張之洞亦感立憲潮流確實難以阻擋，想博取力行新政的美名，加以有袁世凱出面牽頭，方表同意。於是三人聯名電奏，請實行立憲政體，以12年為期。

同年，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張之洞非但沒有在奏請實行立憲的基礎上前進一步，反而有些倒退。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出洋考察政治大臣戴鴻慈、端方返回上海後，致電徵求他對於立憲問題的意見。孔先生引胡鈞所編《張文襄公年譜》記其事說：「公電復云：立憲事關重大，如將來奉旨令各省議奏，自當竭其管蠡之知，詳晰上陳，此時實不敢妄參末議。」此處說的是「立憲」，並未涉及派人出洋考察之事。張之洞沒有明確答覆，表現得相當消極。而孔先生為了證明張之洞「主張儘快實行立憲」，卻說答覆是「對派王公大臣出洋考察持反對態度，以為『匆匆遊歷，決不能有所得』，這同反對立憲是兩回事」。無須諱言，孔先生將答覆的原意理解錯了。事實上，從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清廷發布遣使出洋考察政治上諭始，至十二月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出訪止，在這半年時間內，張之洞並未表示過「對派王公大臣出洋考察持反對態度」。「匆匆遊歷，決不能有所得」是張之洞在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七日《奏對大略》中說的，孔先生將其移入三十二年六月答覆立憲之事中，把兩個不同時段、不同事件攪混在一起了。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發布了仿行憲政的上諭，接著改革中央的政治體制。由於對地方體制改革分歧很大，九月十九日編纂官制大臣將兩種改革方案通電各省督撫，徵求意見。張之洞接閱之後，致電浙江巡撫張曾敭說：「外官改制，窒礙萬端，若果行之，天下立時大亂，鄙人斷斷不敢附和，倡議者必欲自召亂亡。」雖則如此，他「因聞各省多不以為然者，故未敢首先提倡駁議」。兩個月後，見各省督撫多已答覆，他才致電編纂官制大臣，表明了態度：來電所開各條，「惟設鄉官、設議事會、董事會兩法有關立憲本意」。設議事會、董事會可以，不過，「議事之員但許有議事之職，不予以決斷之權，其議決之可否，悉由官定」。「董事之員，只可供地方官之委任調度，不宜直加以輔佐地方官辦事之名。若許可權逾分，必致官為董制，事事掣肘，雖有地方官監督之說，徒擁虛文，而其為害殆不可思議。故議事之員能議而不能決，董事之員宜聽官令而不宜聽紳令。」待實行10年，如果人民的程度達到標準，「再議立憲之大舉」。屆時「人民道德未能盡純，智識未能盡充，則尚須從緩」。對於其他辦法，他一概加以反對。認為地方官制「宜就現有各衙門認真考核，從容整理，舊制暫勿多改」。過了一個多月，他又致電軍機大臣和編纂官制大臣，反對司法獨立。最後又極力表白：「洞所以前電力陳更張太多之弊，此電尤於裁判司法獨立一節，不憚苦口力爭，非阻立憲也，蓋深盼立憲之局之必成者，莫洞若也。」

由上述可以看出，張之洞從未「主張儘快實行立憲」，他認為實行立憲之期最快為10年，如屆時人民程度不夠，「則尚須從緩」。其所以如此，並非偶然。他曾對人說：「我從政有一定之宗旨，即『啟沃君心，恪守臣節，力行新政，不背舊章』十六字，終身持之，無敢差異也。」所謂「力行新政，不背舊章」，不過是「中體西用」的同義語。他堅持這一宗旨，對立憲這一新政必然「懼吾民之日及於囂張，而亟亟焉訪求東西成法以防維之，陽示以採取，而陰施其鉗制之術。新進之以憲政進質者，則曰：『東西各國憲法之精意，已悉具於四子六經中矣，特患吾人不知返求耳。』」所以，他在給編纂官制大臣的複電中開宗明義地寫道：「考各國立憲本旨，不外乎達民情、采公論兩義，此二事乃中國聖經賢傳立政之本原，唐虞三代神聖帝王馭世之正軌，心同理同，中外豈有殊異。」意即立憲在中國古已有之，只要遵循聖帝賢王的教導去做就足夠了。此即其心目中的立憲。「達民情、采公論」雖是專制政體下比較開明的執政理念，但與立憲制度具有本質區別。按照他的這種理解，立憲根本沒有必要。這就決定了他不可能採取積極態度，成為敦促清廷實行立憲的重要推手。他極力表白自己「深盼立憲之局之必成」，不過是畏懼遭到社會輿論攻擊，妄圖維持其「力行新政」的虛名而已。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1907年9月），張之洞何以會極力主張速行立憲，連「預備」都不要，也就是說，應該立即頒布憲法、召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等等，態度之激進超過任何一位官僚，與前一年形成鮮明的對照？從其現存的奏摺及其他文獻中，很難發現其思想變化的軌跡。在八月初七日的《奏對大略》中，也僅能看出影響其思想變化最大的是日法協約、日俄協約。可是，這兩個協約雖對中國不利，卻未構成多大的直接威脅，尚不致使其思想達到發生突變的程度。

總之，從各方面分析，《八月初七日張之洞入京奏對大略》的記載不具真實性。由此而得出張之洞「敦促慈禧實行君主立憲」，「主張即刻實行立憲政治」的論斷不能成立。

（未完待續）

該文章作者已設置需關注才可以留言

寫留言

該文章作者已設置需關注才可以留言

寫留言

載入中 以上留言由公眾號篩選後顯示

了解留言功能詳情

微信掃一掃關注該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