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保守主義與美國白人的焦慮

川普：保守主義與美國白人的焦慮

張鐵志

並不是到了杜林普（川普），共和黨才開始瘋狂。

在共和黨議員辦公室工作28年的資深幕僚洛夫格林（Mike Lofgren），一直以來視自己為一位專長於國防預算的專業人士，而共和黨曾經也算一個理性的政黨。但到了2011年，他覺得這個政黨已經陷入瘋狂。他只能離開，並寫下一篇文章《告別一切》（Goodbye to All That）。文中批評現在的共和黨宛如一個瘋狂教派，不僅被華爾街和企業金錢所控制，只想為富人謀利，且被一群極端右翼把持，彷彿20世紀初期的威權政治運動；在其中「一小撮有紀律的極權主義者把民主當工具來傷害民主。」

這篇文章被熱烈傳閱。

美國知名的保守派評論家卡根（Robert Kagan）在最近寫文章說，杜林普其實是共和黨自己創造出來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s Monster）:「難道不是共和黨過去瘋狂的「阻礙主義」（obstructionism）……教導了共和黨選民所謂政府、制度、政治傳統、政治領袖和政黨自己，都是可以被拋棄、忽視、侮辱和嘲笑嗎？」難道不是他們不斷地操弄草根選民的憤怒、放縱最極端的言論，造成了今日的惡果嗎？

當然是。

但是，杜林普的成功不僅是反映共和黨的瘋狂，也有共和黨缺乏的理性。

1.

現代保守主義的重要轉折點是1964年。極右派的高華德（Barry Goldwater）代表共和党參選總統，結果是，他的極端立場導致大選慘敗，但卻贏得了共和黨的未來。

《紐約客》（New Yorker）的評論家喬治帕克（George Packer）說的好，美國保守主義運動是在高華德時期開始，尼克遜（尼克森）帶入政府，列根（雷根）讓其受歡迎，金里奇（金瑞契）讓其激進化，而小布希（小布希）讓其破碎。

在1960年代，美國爆發了不同價值的文化內戰，尤其是黑人民權運動挑戰了既有的白人種族主義。也是在1964年，當民主黨的詹森（Lyndon B. Johnson）政府通過民權法案後，詹森總統和助理說：「我想我們剛把南方，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送給共和黨了。」

的確是。特別是1968年上台的共和黨總統尼克遜採取所謂「南方策略」，意指利用南方白人對民權運動的嚴重不滿，把他們從民主黨手中爭取過來。多年來共和黨的南方策略，使其主要靠白人就可以當選。例如在2000年的選舉中，小布希只拿了9%的黑人選票。從1964年到2008年，共和黨在非白人選票中的得票率平均只有6.1%。共和黨實際上是一個白人政黨。

面對越來越不白的美國社會，奧巴馬（歐巴馬）在2008年成功了建立一個包括不同族裔的新聯盟，但共和黨並沒有想去爭取其他族裔的選票，而是固守白人選民。蓋洛普民調在2009年初發現，十個共和黨人中有九個是白人。到了這幾年，有19個共和黨主導的州制定了各種法律以讓傾向民主黨的少數族裔投票更為困難（如要求有照片的ID）。

為何南方白人工人，會支持一個大力倒向富人的共和黨？這主要是因為前述種族牌，再加上宗教、墮胎、同性戀等所謂「價值」議題。共和黨因此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政黨。

2005年，Pew研究中心將右翼選民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企業型（Enterprisers），亦即高度愛國主義、強烈親商、反對社會福利；第二種是社會保守主義（Social Conservatives），比企業型更宗教虔誠，更擔心外來移民，但對企業力量比較保留；最後是「挺政府的保守派」（Pro-Government Conservatives) ，他們在經濟上更弱勢，更支持政府介入和更廣泛的社會安全網。

這樣的異質性當然不斷有矛盾和衝突。

意識型態之外，共和黨與保守主義的另一個轉捩點是在1994年。當時共和黨主導國會，金里奇當選議長，宣稱「對於我們的核心哲學來說，將不會有任何妥協。」然後共和黨團採取焦土政策對抗白宮，包括不通過預算，導致聯邦政府關門數天，因此造就現在共和黨的重要特質：「阻撓主義」（obstructionism）。

小布希上台後延續金里奇那種敵我分明的政治態度。副總統切尼（錢尼）對一群參議員說：「我們會在每一個戰線進行對抗……新政府將美國區分為藍和紅，將這個國家區分為支持我們和反對我們的人。」九一一給了他們最好機會，小布希政府的主要幕僚卡爾．羅夫（Karl Rove）等人更拚命打擊民主黨人，把他們說成「不愛國」。

同時，小布希時代所支持的右翼媒體，聲音越來越大；2008年，溫和派的麥肯（John McCain）贏得共和黨提名，右翼名嘴如Rush Limbaugh 批評他不是保守派的選擇，麥肯被迫放棄溫和派的副總統候選人，選擇了極端保守的莎拉佩林（莎拉裴琳）。

小布希時代黨派鬥爭激烈，保守主義理應更昂揚，但由於他在任內進行兩場不受歡迎的戰爭，又爆發一場金融風暴，因此隨著他下台，共和黨的保守主義也遭到巨大打擊。直到兩年後，出現茶黨（Tea Party），讓失落的草根情緒找到新的出口。茶黨加上極右派媒體，成為共和黨中聲音最大的激進勢力。

於是，到了奧巴馬時代，共和黨更是一個「說不的政黨」：沒有一個共和黨眾議員支持白宮在2009年一月提出的經濟刺激方案，沒有任何一個共和黨的參眾議員支持健保改革法案。茶黨的出現，更加深這種對抗態度。在共和黨的國會初選中，任何曾在國會中妥協的議員都被茶葉黨嚴厲攻擊。

2011年，約翰博納（John Boehner）當選眾議院議長。在此後幾年間，眾議會的共和黨黨團不斷地要戰白宮，幾乎沒有妥協餘地，甚至讓政府一度關閉，但激進派掌握的黨團仍然對相對溫和的博納不滿，甚至批評他是叛徒，逼他在2015年辭職。

這是共和黨的瘋狂。

2.

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在2011年參選時是一名新人，對手有該州資深參議員且是當時共和党參議院黨鞭、以及切尼、朱利安尼等人的背書，亦即共和黨主流的支持；保羅的背後則是茶黨，和茶黨的女英雄莎拉佩林。結果他大勝。

保羅的立場是茶黨的極致：主張關閉教育部、廢除聯邦儲備理事會，強調徵稅是政府擴權；在他勝選後幾天，更公開表示1964年通過的民權法案禁止南方餐廳種族隔離，是聯邦政府侵犯私人權利。

為什麼茶黨的保守民粹主義可以吸引這麼多共和黨選民？

主要原因之一是金融風暴造成的經濟衰退，讓許多人生活陷入危機。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在幾年前分析，原本他以為經濟危機應該會讓民眾向左轉，但事實上很多人是向右轉，更不信任政府。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拉（Mark Lilla）進一步解釋：因為金融風暴的原因或是解決的經濟法案都太複雜，人們很難理解，只知道這會強化政府角色。而極右派名嘴們刻意把問題簡單化、恐嚇民眾，把政府妖魔化，所以越是危機，人們越不相信政府。

表面上看來，茶黨是延續列根時代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且更極端，不但激烈批評奧巴馬推動的全民健保，更主張消滅教育部、國稅局。

這似乎代表茶黨選民的意識型態也是自由放任、是小政府。但其實不然。哈佛大學研究生凡尼莎威廉森（Vanessa Williamson）與知名社會學者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等人就指出，茶黨群眾並不反對社會安全和老年醫療保險（Medicare），因為他們許多人就是領取福利的中老年人；他們反對的是把福利給非裔、拉丁裔和年輕人──尤其是非法移民。他們認為這些人是不勞而獲，而他們自認為那是他們應得的。所以，他們強烈反對「奧巴馬健保」（Obamacare）表面上是反對大政府，但其實是因為那會將健保擴張到少數族裔身上。

更深一層來看，共和黨的核心意識型態中，的確有白人種族主義的成分。加上金融風暴後的經濟困境，以及奧巴馬的上台，讓他們怨念更強。威廉森跟斯科克波的論文提到，茶黨的重要基礎之一是對奧巴馬的「仇恨」（hatred）。因為奧巴馬代表一切他們所反對的東西：黑人、自由派，和推動全民醫保讓少數族裔不勞而收穫，所以極右派更能動員那些白人選民的恐懼與焦慮。

茶黨的興起既是強烈反對奧巴馬，也是對共和黨建制的不滿；尤其是金融風暴後，人們看到政府去救大銀行，看到政府與企業如此親密，但中下階層的生活卻越來越慘，自然非常憤怒，因此深深感到共和黨建制中的華盛頓菁英背叛了他們。

從這裡出發，我們才能好好理解杜林普現象。

3.

杜林普確實是粗魯的、排外的、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但他所體現的瘋狂並不是從他開始的 。 其一是如前述共和黨越來越走向白人中心主義，甚至族群仇恨──尤其表現在對奧巴馬的諸種瘋狂質疑（例如說他是在外國生的穆斯林）。但客觀事實是，美國的人口組成早已越來越不「白」，這也因此造成中下階層白人的焦慮。尤其過去一年多美國種族主義問題激烈化，南方几個州原先所掛的「邦聯旗」被迫拿下，這都讓白人種族主義者嚴重不滿。

其次，共和黨在過去試圖採取一種可笑的民粹主義立場，批評自由派的媒體菁英與華盛頓的權力菁英背離基層，宣稱共和黨才是在為勞動階級說話；而白人勞工（尤其是宗教信仰較虔誠的）也的確成為共和黨重要的選票基礎。如今杜林普正是以一種圈外人的姿態出現，且充滿展現出他的強悍與「真誠」（意思是他敢說出別人不敢說的政治不正確語言），他常公開說的就是：「我是強悍的、政客是軟弱的」。

事實上，全球許多地方出現的右翼民粹力量，都是因為在經濟上缺乏安全感，且在政治上不信任傳統政客，所以選擇了既有體制外的新力量。根據蓋洛普民調：認為美國有很多機會的人現在是52%，這是是前所未有的低；美國民眾對兩黨的同意也是史上新低，不到四成。這可以看出選民對體制的嚴重疏離感。

因此，杜林普最主要的競選主軸就是「創造工作機會」，是要「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這抓住了美國的心。

要如何做到呢？一則是如眾所皆知的強烈本土主義、批評／歧視外來移民；但另一方面，他有和過去共和黨不同的經濟思維，所以他也能爭取到共和黨中比較溫和的選民。

過去共和黨經濟思維是「自由放任主義加上小政府」，但是科技發展、全球化和金融危機造成了貧富不均和中下階層生活的困境。保守派評論家 David Brooks 指出，針對這些問題，共和黨仍然不相信政府可以扮演積極角色。角逐共和黨總統提名的克魯斯（Ted Cruz）就是這種態度，過去的茶黨也是。然而，杜林普不是。他支持全民健保政策，支持對富人加稅、批評自由貿易、反對刪減社會安全，甚至說出他支持福利政策，以避免讓弱勢者「死在街上」。

美國著名評論人法蘭克（Thomas Frank） 在英國《衛報》上指出，大多數媒體評論都認為白人支持杜林普的主要理由就是種族主義，但他認為，大部分白人藍領階級所關心的問題都是「經濟」。

他引用美國最大勞工組織「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底下單位 Working America 的研究報告指出：工人中支持杜林普的比例的確很高，甚至包括自認為是民主黨的工人，而他們最喜歡杜林普的部分是「態度」，亦即他的直接爽快。就議題來說，他們最關心的是「好工作／經濟」；「移民」只是第三位。此外，根據蘭德智庫的民意調查報告，許多共和黨選民都希望一個大政府，來保護他們免於老年貧窮和高醫療成本。

他的這種自由派經濟立場讓保守派非常擔心。美國保守派最重要的刊物《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之前舉辦過一個「反對杜林普」（Against Trump）的論壇，而在其社論中說：「杜林普是對美國保守主義的威脅，他會以粗暴的民粹主義之名，踐踏我們幾世代以來的努力。」

法蘭克作為左翼，或許是希望把議題拉回經濟立場。但杜林普的吸引力是否全然建立在經濟焦慮上仍有爭議。例如另一項民調指出，整個共和黨最關心的是兩個議題：「對民主黨的憎惡」和「對移民的關切」。即使在溫和派中，都有近八成的人想投給反移民的候選人，且有88%的人認為民主黨危害國家福祉。Pew 研究中心在2012年問受訪者「新移民是否威脅美國價值？」，全體受訪者有半數贊成，而共和黨贊成率更高達六成。CNN/華盛頓郵報的民調發現，對於杜林普要禁止穆斯林進入的說法，在阿拉巴馬州，有78%的共和黨初選選民贊成，在德州有67％的共和黨初選選民贊成。

對移民的關切是經濟或者是文化？或者都有。

簡言之，藍領白人對這個體制有很深的憤怒與焦慮。他們嚴重不信任華盛頓菁英；他們認為外來移民和中國搶走了他們的工作；他們不反對政府提供福利，但不認為福利應該給別人；他們所看到的美國是白人不再是這個國家的多數，然後2008年又是一個黑人自由派當選總統（且父親是肯亞人，小時候又在有許多穆斯林的印尼成長過）──因此，這是一個他們感到日益陌生的美國，或者說他們熟悉的美國正在一點一點崩毀。

2015年一項民意調查問選民：「是否同意他們越來越不能認同美國的改變？」72%的共和黨選民表示同意，民主黨選民是45%；被問到，「這些日子我覺得自己在自己的國家像一個陌生人」，有三分之二的共和黨選民表示同意。

這才是杜林普這個科學怪人的秘密：他一方面是過去共和黨文化（從種族主義到不妥協的對抗態度）所豢養的產物，另一方面，他又比那些只是為富人牟利的極端自由市場派，更能掌握選民的經濟需求，且在許多社會議題上更理性。

杜林普現象的確反應了美國政治中的保守、偏狹和瘋狂，但選民對既有政經體制的不滿與挫折感、對於全球化和移民的焦慮也是真實的。只是，杜林普當然不是這些問題的答案。無論如何，希望共和黨可以從杜林普主義中學到教訓，而希望美國人可以選擇比他更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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