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與修改的愛因斯坦

出於自責或是自豪，弗雷德·傑羅姆將遮蔽一個完整的「愛因斯坦」的始作俑者，像枚勳章似地頒給了美國人，他說，「當局試圖重寫歷史」，視線顯然在他的祖國。

不過，或許世界各地都參與了這了不起的遮蔽———這麼多年來，我們其實一直不願做成年人，人們其實應該可以想到，即便一個如愛因斯坦這樣的偉人，也不可能對眼前的世界完全熟視無睹。何況這位物理學家活躍在二十世紀那些世界政壇格局紛紜變幻的年代。鮮有人對愛因斯坦的政治面向有印象？可見這場「遮蔽」之成功：將愛因斯坦激進的政治立場從他的公眾形象中抹去———他們將他描繪成一個慈眉善目的教授學者，時常心不在焉，因為在思考宇宙真理的大問題，人們願意相信，「他的頭腦漫遊在高於我們這些凡夫俗子的層次里，總是沉浸在偉大思想里的他可沒有時間思及人間憂患。」這種近乎於「完全重新裝修」的工程，不但把握了當年的美國民眾，它還遠涉重洋，來到我們身邊，塗抹了一切關於「科學巨人愛因斯坦」的材料。

如果局外人的無知可以寬宥於「信息的不對稱」，那麼知情人的諱莫如深，像是一種罪過。愛因斯坦的生命中有個領域直到今天都備受忽略。科學作家弗雷德·傑羅姆在收集「知名科學故事」的材料時，無意間獲悉冷戰時期調查局曾為愛因斯坦設檔，並曾羅織了一些罪名，於是順著這條線索去找這份檔案。起初他認為這是一篇可以引起轟動的雜誌頭條，隨著獲得的檔案資料逐漸深入，他發現這份有著明顯「反愛因斯坦偏見」的調查局檔案(TheEinsteinFile)，也顯現出愛因斯坦大體上不為公眾所知的一面：他一生的政治面向，包括他對社會正義的當仁不讓、他反對種族歧視的主張、他對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回應。

弗雷德深知關於愛因斯坦的一切都是好題材。當《時代》將愛因斯坦選為「世紀風雲人物」，各大主流媒體皆以頭版報道之時，對他的政治立場這個領域卻完全略而不提。在他1955年辭世之後，愛氏本人雖然成了偶像，但曾是重大新聞的他的反權威政治立場卻成了非新聞。將愛因斯坦偶像化，已經讓他從一個橫眉豎目的社會評論者搖身成了一位不問世事、心不在焉、活在雲端的學者。愛因斯坦是天才，是年輕人的偶像，如果這個天才同時也反戰、反種族歧視、傾向社會主義，是絕對不為那拖著長長陰影的冷戰思維所能接受，因此，在所有通過審核的歷史版本當中，這些都被塗抹掉了。

職業的訓練和對歷史的責任感開始作祟，弗雷德的研究後來就成了這本專著。弗雷德堅持認為本書寫作的目的，旨在表明愛因斯坦和他所支持的一系列團體對社會公義有著共同的關切，這曾經是否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讀者和歷史都必須作出判斷。

1919年，廣義相對論得到確鑿證實，因戰爭而兵疲馬困、求英雄若渴的世界，霎時發現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接下來數年，愛因斯坦因光電效應研究得到諾貝爾獎(1921年)，1933年10月定居於美國普林斯頓，度過了最後二十多年。《愛因斯坦檔案》講述的著重在這二十多年。可以看出，對於「流亡」美國，老科學家經歷了一個艱難的適應過程，起初對美國當時的政府立場也有很多批評，同時那裡的學術環境也吸引著他，納粹上台的腳步原來越近，迫使他不得不做選擇；而當他一旦對這個安身的國度產生價值觀上的認同以後，在自己的研究之外，就開始表現出知識分子的本能：對世界時局持續觀察，不停思考，而且當他發現多數以科學名義提出的演講邀請，觀眾常常渴望聽到的是他的政治觀點，於是越來越傾向於直接訴諸輿論，力促民間發起草根運動，視之為確保世界和平和公正的手段。這給了對其持續關注的調查局為他專門設檔的充足理由。世人知道的，往往只是這位科學巨人「當年出於納粹的迫害，移民美國」，可曾想到他曾經在入美簽證時不但受到來自官方的意識形態審查，還受到「五月花號」名門的後人的聯合反對？又有誰會想到，這位最先提出先於納粹研發原子武器的理論物理學偉人，會被排除在「曼哈頓計劃」之外，長期受到美國社會右翼輿論的批評，更被調查局構陷「情報中轉站」莫須有罪名？那些年，愛因斯坦面對社會普遍的思潮，往往是以「一人敵一國」，一面是思想界的明星，一面是公眾的普遍偏見和冷戰思維，《愛因斯坦檔案》里充滿了時代的嘆息。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弗雷德·傑羅姆本人也出身於一個「問題家庭」，在本書序言中，他坦言自己的寫作有傾向性，「當初我著手寫這本書，心中並非一無成見。我是個現今所謂的『包紅色尿布的嬰兒』，出生在一個本身也被調查局設了個厚檔的家庭里。就在調查局建立愛因斯坦檔案的那些年，我父親……在『史密斯法案』(SmithAct)下被判刑，於賓夕法尼亞州路易斯堡聯邦監獄(FederalLewisburgPeni-tentiary)服刑三年。我記得，調查局特工穿戴著他們一式一樣、一看即識的法蘭絨灰西裝和軟呢帽，在紐約市的地鐵站進進出出跟蹤著我的家人、我的青少年朋友和我，有幾回甚至跟著我去約會。」筆者以一個普通讀者的視野，去看待這種歷史寫作中的傾向性。這同時涉及到如何評估作者弗雷德本人的經歷，傾向性無疑會干擾歷史寫作的客觀，這一回是對的，難保下回可能就是錯的。弗雷德已經意識到這一點，為此做了紮實的田野調查，參考了大量一手材料，有些調查很顯然還有些涉密風險。

弗雷德曾說他不會寫一部多餘的《愛因斯坦傳》，事實證明他更重視的是表現知識分子和時代如何相處，如何互相影響。前面筆者把弗雷德這本書稱為歷史寫作，不僅僅出於全書嚴謹的搜證和規範的引用材料的寫作形制，更重要的是本書收錄了大量美國社會轉型時期的史料，幾乎涵蓋從二戰到「麥卡錫主義」時期漫長的年月。所謂「麥卡錫主義」在麥卡錫本人出現在公眾視野之前就誕生了，最早可以追溯到1946年甚至更早，幾乎在二戰勝利後脆弱的美蘇結盟時，冷戰已經先期開始。「麥卡錫主義」的核心人物也並非麥卡錫，而是本書的「男二號」胡佛和他的調查局。在那位出身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在歷史中一閃而過時，胡佛那龐大的機構嫌棄的「紅色恐怖」長久地影響了當時美國人的觀念和生活。不幸的移民老科學家，在麥卡錫主義氣焰最盛的時期，也迎來了自己命運的最黑暗時刻，成為遭人構陷的對象。當眾多傑出的物理學家被剝奪了赴國外旅行的權利，他們之間也不被允許互相討論專業，只是出於戰時對敵方獲取曼哈頓計劃資料的恐懼———這樣的侵權行為，和後來的「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那數不清的舉發和控告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了。不停地向公眾發言，並且接受社會惡意大於善意的反饋，甚至是孤立，伴隨了愛因斯坦人生的最後十年。

一個人的榮譽或許來自於他的反對派那裡。對愛因斯坦來說，媒體攻擊早已不是新鮮事。一戰時期的柏林媒體指責他的和平主義，戰後德國民族主義者的反猶思潮對他的打擊，希特勒的爪牙出現後，愛因斯坦又屢次成為親納粹媒體的箭靶。來到美國後，當他對這個國度產生認同感並把它看做終老之地，又成為政府和極右派的種種抨擊的對象。作為偉大的和平主義者，反種族歧視主義者、國際主義者、有自己傾向性的社會主義者，愛因斯坦在讀者眼中現在已經全然不是那個被鼓吹和修飾為活在雲端、不介入現實的科學巨人，浩繁的「愛因斯坦檔案」強有力地反證這個人的豐富和多面性，告訴我們一個知識分子面對現實應當去怎麼做。人，因思想複雜而成為這真實世界之靈。這是歷史所給予我們的最貴重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