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皇朝—帝制時代中國的西方形象
帝制時代中國的西方形象
發貼人: 周寧
萬曆年間，利瑪竇到中國。他發現，中國人想像的自己的國家那麼大，幾乎容不下世界，想像的世界又那麼小，幾乎容不下西方。當年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西方形象，讓利瑪竇難堪；多少年後，我們回顧這段歷史，也讓我們自己難堪。如果從東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來朝算起，到鴉片戰爭爆發，中西交通已有近一千七百年的歷史，帝制時代中國的西方形象，也經歷了兩個不同的階段。從同化美化的海西國「大秦」、「拂菻」到異化鬼化的「佛郎機」、「紅毛夷」，其中知識與想像的裂變、社會文化結構的隱喻意義，頗多耐人尋味之處，而利瑪竇見識的中國的西方形象，不過是一個焦點，一個歷史敘事的戲劇化的焦點。
一利瑪竇於萬曆年間到中國，最初在廣東肇慶教堂接待室的正面牆壁上，掛起了歐洲繪製的世界地圖。從圖上看出，世界有五大洲，中國是亞細亞洲的一部分，並非像中國人想像的那樣，是世界的全部或「天下」。神父用心良苦，他想用地圖改變中國人心中那種無知的自大與莫名的恐懼。「就國家的偉大、政治制度和學術的名氣而論，他們不僅把所有的別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蠻人，而且看成是沒有理性的動物。他們看來，世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文化是值得誇耀的。這種無知使他們越驕傲，則一旦真相大白，他們就越自卑……另有一個結果也同樣重要。他們在地圖上看到歐洲和中國之間隔著幾乎無數的海洋陸地，這種認識減輕了我們到來所造成的恐懼。為什麼要害怕一個天生離他們那樣遙遠的民族呢……」〔1〕
對外部世界的輕蔑與恐懼交織在一起，是一種複雜的民族心理，根本原因還在於無知。萬曆年間，利瑪竇到中國的時候，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中國海岸，已經有半個多世紀。不久荷蘭人也來了。這些長身高鼻、貓眼鷹嘴、鬈髮赤須、詭服異行的「佛郎機」或「紅毛夷」，不論對沿海的百姓還是帝國的官吏皇帝，都是一個謎。他們來自何方何國，來意如何，不甚了了。1517年，由艦長費爾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Peres de Andrade)與大使拖默·皮雷斯(Tome Pires)率領的葡萄牙使團到達廣州。在大明皇朝的眼裡，他們是來朝貢的番使，只是此前從未聽說過這麼一個「番邦」，也從未見識過那麼野蠻的習俗，貢船駛入珠江口，竟用殺人攻城的火炮來表示友好與尊重。禮炮讓懷遠驛的守備吃驚惱怒，於是佛郎機貢使被扣在光孝寺學習了三天的天朝禮儀，然後才定好日子引他們去見總督陳西軒公。《廣州通志·夷情上》記載很清楚：「佛郎機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駕大舶突至廣州澳口，銃聲如雷，以進貢請封為名。」葡萄牙、西班牙在大明天下，被統稱為「佛郎機」。這個稱呼並無惡意。按照利瑪竇神父的解釋，穆斯林將歐洲人稱為法蘭克（Frank），中國人隨他們稱呼，因為發不出「r」這個音，就成為「佛郎機」。當然，從馬來半島、蘇門答臘或爪哇島信奉回教的商人們那裡聽說的「佛郎機」，也絕非什麼善類。畢竟葡萄牙人佔領了他們的城市，燒毀過他們的船隻與房屋，屠殺過他們的父兄妻女。1511年，葡萄牙阿爾布克爾克總督攻陷馬六甲，洗劫九天，滿剌加國王蘇端媽末派使者(可能是國王的叔父穆德里爾)向大明帝國求援。遲遲十年以後，明世宗才想起讓兵部議一議這件事，並下了一紙詔書：責令佛郎機退還滿剌加，並諭暹羅等國前去援救。
詔書下得荒唐可笑，生長在內宮太監女眷身邊的年輕皇帝，還真以為四夷慕化賓服，帝國撫有天下，佛郎機不過是滿剌加旁邊蒼茫大海中的一個蕞爾小番邦。《明史·佛郎機傳》記「佛郎機近滿剌加」就顯得莫名其妙！當時在廣州做僉事的顧應祥詳細記述了第一隻葡萄牙使團在中國的遭遇：「正德丁丑(十二年)，予任廣東僉事，署海道事，驀有大海船二隻，直至廣城懷遠驛，稱系佛郎機國進貢。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深目高鼻，以白布纏頭，如回回打扮，即報總督陳西軒公臨廣城。以其人不知禮，令於光孝寺習儀三日，而後引見。查《大明會典》並無此國入貢，具本參奏，朝廷許之，起送赴部。時武宗南巡，留會同館者將一年。今上登極，以其不恭，將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廣東，驅之出境，去訖。其人在廣東久，好讀佛書。」〔2〕
大明皇朝的官員百姓，似乎弄不清葡萄牙與滿剌加究竟有多遠，分不清阿拉伯人與葡萄牙人，並將天主教與佛教混同一談，看到葡萄牙人讀《聖經》、聽佈道、做禱告，就想當然地判斷「好讀佛書」。廣州素來是五方雜處的商港，唐朝時據說就有十多萬大食番商，黃巢起義曾對他們大開殺戒。明朝以來禁海，外番貢使從海路來，限走廣州。見怪不怪，如今多了個回回打扮的佛郎機，似乎也不足為奇。若不是他們過分剽悍兇險，經常如海寇犯邊擾民、劫財掠物，天朝似乎也不會特別注意他們。但是，由於他們在中國海岸的暴行，天朝民間出現一些關於他們的恐怖傳說：「番國佛郎機者，前代不通中國。……其人好食小兒……法以巨鑊煎水成沸湯，以鐵籠盛小兒置之鑊上，蒸之出汗。汗盡，乃取出，用鐵刷刷去苦皮。其兒猶活。乃殺而剖其腹，去腸胃，蒸食之。」這段吃人故事，見於1574年閻從簡的《殊域周咨錄》。當然，記載這段故事的遠不僅這一部書。佛郎機在明朝的印象早已被塗抹得一團漆黑。這裡有外夷的暴行，也有國人的想像。1521～1524年間發生在廣東屯門島與1549年發生在福建走馬溪的剿海戰役，使佛郎機人的形象進一步惡化。他們被中國備倭海道生擒、斬首，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出現在中國史書中的怪誕甚至醜陋的譯名，諸如別都盧、疏世剌、浪沙羅的嗶咧、佛南波、兀亮別咧、鵝必牛、鬼亦石、喇噠，據說還有一名「賊婦」「哈的哩」〔3〕。
利瑪竇知道，佛郎機人侵暴邊疆、殺戮人民、劫掠財物、烹食小兒，番鬼形象惡劣到極端，所以他才極力避免讓大明人將自己與那些海上暴徒混為一談。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他和他的同道們都來自那個香山澳，大明帝國邊境上的一個「番鬼城」。這是讓國朝人士感到極不舒服的一件事。總督張鳴上書比喻：廣東澳門有夷人，猶如帝國的背上長了個疥瘡〔4〕。疽疥雖無大礙，但總讓人難受，何況還長在背上，癢痛難撓，讓人有苦無奈。比喻還真是細微妥帖。
佛郎機干擾了一個世紀，商人海盜在邊境，傳教士在內地京城，但國朝中人，連最飽學者，也說不清他們是誰，來自何處。《明史·佛郎機傳》說，佛郎機人兇險，武器也最精良，海外諸番無敢與之對抗。他們強佔滿剌加地，並偽稱滿剌加人來國朝上貢，後來據說又改稱「蒲都麗家」（應是葡萄牙Portugal的譯音）、「干係臘」（可能是天主教gatholic的譯音，也可能是卡斯提利亞王朝Castilla的譯音），到底是誰，來自何方何國，讓人困惑。來歷不明，就難免讓人心有疑慮。朝廷不準其朝貢，但邊防又無法制止，於是坊間議論紛紛。不知不覺大明皇朝覆滅，佛郎機們倒也沒有釀成大害。〔5〕
連佛郎機與滿剌加都分辨不清，就更難分辨葡萄牙與西班牙了，何況不久葡萄牙又一度被併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繞道美洲征服菲律賓的西班牙人，晚半個世紀來到中國海岸。大明官民把他們也稱為佛郎機。於是，有澳門的佛郎機，還有呂宋島的佛郎機。滿剌加與呂宋都曾是大明皇帝冊封齎賜過的藩屬國，但滿剌加被葡萄牙人佔領，皇帝拖了十年才下了一紙不著邊際也不合時宜的詔書，還以為真像鄭和船隊回來宣傳的那樣：「天書到處多歡聲，蠻魁酋長爭相迎。南金異寶遠馳貢，懷恩慕義攄忠誠。」〔6〕
呂宋島被西班牙所據，馬尼拉滿者伯夷王后裔們的宮殿化為灰燼以後，入侵者用皮鞭與棍棒逼迫土著人，其中可能還有華族移民，為他們修筑西班牙式城堡與天主教堂。災難傳到國朝，變成了一則荒誕無稽的詐騙故事：自稱從西方「干係臘國」來的一股佛郎機人，借給呂宋王祝壽獻上黃金，並請求國王賜給他們像牛皮大小的一塊地蓋房子。國王恩准了，想不到他們竟將牛皮剪成細條，連接起來，圈了一塊地，大得讓國王吃驚。國王后悔，但又不好失信於這些遠夷……〔7〕
荒誕傳聞正好可以填補知識的空白，讓人感到心安理得。西班牙人佔據菲律賓，並一度狂想遠征中國，他們開闢了從南美洲到菲律賓的大帆船貿易，於是，美洲的白銀被源源不斷地運抵中國購買中國貨。國朝不知海外變故，盛傳「海上有銀山」。萬曆皇帝為自己營造了一座豪華的陵墓，花了八百萬兩白銀，而朝鮮戰爭又掏去國庫白銀兩千六百萬兩。內府、宗藩、冗官，勢窮弊極，耗盡帝國財政。人們只知銀元流入，卻不知銀元來自何方，閩南兩位風
天朝官民的這份糊塗，給利瑪竇委實帶來許多麻煩。利瑪竇把自己扮成和尚在肇慶傳教，但總遮掩不了「長身高鼻、貓睛鷹嘴」。肇慶是個內陸城市，聽到過一些關於佛郎機人剽劫行旅、掠食小兒的傳說，而好奇的小孩向教堂扔石頭，教士的僕人抓住一個小兒，周圍的百姓就沸騰了。他們哭天搶地，說孩子被食人生番捉走了，要求官府懲治番鬼。利瑪竇不理解，中國百姓為什麼如此容易仇恨容易激動。其實問題還是出自那些傳言，據說佛郎機國在狼徐鬼國對面，狼徐鬼國「分為二洲，皆能食人」。「嘉靖初，佛郎機國遣使來貢，初至行者皆金錢，後乃覺之。其人好食小兒。雲其國惟國（口）得食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至是潛市十餘歲小兒食之。每一兒市金錢百文。廣之惡少，掠小兒競趨途，所食無算。」〔9〕
與佛郎機人打了一個世紀的交道，朝野對佛郎機還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似乎也不想知道。荷蘭人又到了。《辛丑年記事》（1601年）曰：「……九月間，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國人。人呼之為紅毛鬼。其人鬚髮皆赤，目睛圓，長丈許。其舟甚巨，外以銅葉裹之。入水二丈，香山澳夷慮其以互市爭澳，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後為颶風飄去，不知所適。」〔10〕
佛郎機橫行海上一百年，中國的飽學之士大多不知「狡夷」來自哪裡，孤陋寡聞令人失望。而佛郎機凶狡不可名狀，荷蘭紅夷又颶風飄來，更殘暴也更讓人捉摸不透。1604年、1622年兩次衝突之後，「紅毛水怪」又佔領了台灣。世界變得越來越不可接受了，而難以接受的事必須得到一種「合理的解釋」，才能化解它對社會與傳統觀念帶來的衝擊。一個可以解釋的世界，總還算是一個幸福的世界，任何一種貌似合理的解釋，都可以幫助人們忍受苦難與災變，甚至獲得道德上的優勝感。荷蘭人佔領台灣，大陸流傳著另一個牛皮割地的荒唐故事。而且人們已經習慣了用老故事解釋新現實：荷蘭紅毛欺騙土番用重金購買一塊牛皮大小的地，台灣土番像呂宋土番那樣上當了，紅毛夷則像佛郎機那樣將牛皮剪成繩，續起來圈了很大一塊地，築城而居〔11〕。又是一個割牛皮乞地的奸詐故事。總不值得為一群逞兇鬥狠、殺人越貨的海賊費太多思量，野蠻人可以擁有武力上的強大，但絕不可能擁有道德上的強大，動搖不了天朝帝國文化優勝的神話。直到1680年清朝遣使巴達維亞，人們仍以為荷蘭國沒有陸地，在爪哇島附近的大海深處。或者，「地近佛郎機」，而佛郎機又在何處呢？近滿剌加，或狼徐鬼國對面？
二萬曆時代中國人的世界知識與西方形象，不僅讓利瑪竇神父難堪，實際上也讓國人自己難堪。想當年，鄭和七下西洋，汪大淵浮海萬里，杜環經行西亞，法顯玄奘西遊，張騫「鑿空之行」，國人不僅漫遊世界，也將世界知識帶回中國，胸懷眼界，何等開闊。至少此前一千年，中國人已經知道羅馬帝國，知道那些通往「海西國」的道路，知道「大秦」的風土文明，不僅引為同類，而且頗有些羨慕。只是後來遺忘了，遠的不說，就連本朝人鄭和遠航，兩百年後也變得荒渺蹊蹺，遠航的事迹與所歷的國家，似乎都半真半幻，若有若無。利瑪竇在北京那些年裡，坊間正流行羅懋登的《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碧峰長老給永樂皇帝呈上一個「經折兒」，圖中畫著西洋十八國。長老說：「西洋是個總名，其中地理疆界，一國是一國……第一國，金蓮寶象國；第二國，爪哇國；第三國，女兒國；第四國，蘇門答剌國；第五國，撒發國；第六國，溜山國；第七國，大葛蘭國；第八國，柯枝國；第九國，小葛蘭國；第十國，古俚國；第十一國，金眼國；第十二國，榜葛剌國；第十三國，木骨國；第十四國，忽魯國；第十五國，銀眼國；第十六國，阿丹國；第十七國，天方國；第十八國，邦都鬼國。」國朝人士不僅不知道大西洋國，甚至連兩百年前鄭和遠航所至的國家及地區也不清楚了〔12〕。歷史衰落到人已經無法想像人的事迹，就只好將人的事迹神魔化。《西遊記》問世於1580年前後，玄奘和尚乘危孤征、遠徙萬里去印度取經的歷史變成了神魔夾道的傳奇。無法相信人的事迹，神魔化是一種解釋，也是一種安慰。畢竟不可想像的偉大事業原不屬於人的經歷，衰落中的現實也就不會令人難堪。《西洋記》根據鄭和七下西洋的事迹演義，三寶太監鄭和已變成一個蝦蟆精，千百舟子當年牽星觀斗的航行，現實到尋常，如今因為不可思議，只好讓碧峰長老從中呼風喚雨送帝國水師西洋取寶。所以，《西遊記》與《西洋記》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作為英雄的人的事迹已經微不足道，他的所有的努力與成敗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西洋記》寫作的史料依據是《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和《西洋番國志》，幻想的內容卻無奇不有。兩百年前鄭和下西洋（1405～1433），遠至東非與阿拉伯半島。三百年前汪大淵（1311～？），附舶浮海，兩下東西洋，遊蹤廣遠，甚於鄭和〔13〕，後人更不可想像，他所著的《島夷志略》錄島夷九十九條，今天可以考證的只有五十三條〔14〕。鄭和時代不論就航海還是世界知識，都不見比汪大淵時代有所進步。李約瑟研究中國科技史，發現1402年由朝鮮李薈和權近繪製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是在1330年左右李澤民的《聲教廣被圖》和1370年左右僧清濬的《混一疆理圖》的基礎上合成的。遺憾的是兩幅中國的地圖已經失傳，但從留下來的朝鮮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看，汪大淵時代〔15〕中國人所掌握的世界地理知識非常廣博，中國人的西方地理知識不僅比同時代西方人掌握的中國地理知識多，而且還有可能比西方人掌握的西方地理知識還多：「……圖中的西方部分很值得注意，其中一共有將近一百個歐洲地名和三十五個非洲地名，非洲的形狀很正確地畫成三角形，而且三角形的尖端所指的方向也是正確的。圖中非洲北部的撒哈拉，與許多中國地圖（包括《廣輿圖》在內）上的戈壁沙漠一樣，畫成黑色。在亞歷山大里亞所在的位置上繪上了一個塔狀物，以代表亞歷山大里亞的著名燈塔。地中海的輪廓畫得很好，但繪圖者沒有把它畫成黑色，這也許是因為繪圖者不能肯定它是不是一個普通的海的緣故。德、法等國的國名均用音譯（A-lei-man-ia和Fa-li-his-na），而且還繪上了亞速爾群島。從所使用的符號來判斷，朝鮮的平壤被認為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首府之一，而另一個被認為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城市則位於歐洲，從它所在的位置來看，大概是指布達佩斯。從這幅地圖可以看出，繪圖者所掌握的西方地理知識是相當廣博的，比歐洲人當時所掌握的中國地理知識明確得多。」〔16〕
萬曆朝國人的世界知識，已經收斂到爪哇，爪哇以遠若有若無，半真半幻。書籍散佚是集體遺忘的證據，當年廣博的世界地圖已經不知去向，沒有人關心甚至沒有人相信。1275年前後，馬可·波羅到達北京的時候，北京的景教徒列班·掃馬從房山「十字寺」出發，去耶路撒冷朝聖，後來又受波斯伊兒汗王之託出使歐洲，遠至巴黎。遺憾的是列班·掃馬用波斯文寫的遊記、出使報告、日記以及書信全部散佚了〔17〕。元朝地圖上可能出現近一百個歐洲地名，明朝人卻基本上不知道歐洲何處。艾儒略撰《職方外記》五卷，詳細介紹了世界五大洲，尤其詳述了歐洲地理人文、物產習俗、賦稅詞訟、文學宗教。國朝少數敏感的士人如楊廷筠、李之藻、瞿式谷者，希望該書可以「破蝸國之褊衷」。但實際上做到這一點很難。《明史·意大里亞傳》最後提到《職方外記》也一帶而過，認為那些泰西傳教士喜歡吹牛，說起他們國家的風俗物產，「多有誇飾」。
有明一代，國人也不清楚天涯何處是歐羅巴。一打傳教士、三五個熱心西學的士人，他們的知識既不能廣告天下，也不能取信於人。《明史·意大里亞傳》開篇就斷定意大里亞「自古不通中國」。萬曆年間人閻從簡收集舊聞寫成《殊域周咨錄》，其中提到一個拂菻，可能與歐洲有關，卻顯得語焉不詳。但《宋史》曾為拂菻國立傳，稱：「元豐四年十月，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大首領你廝都令廝孟判來獻鞍馬、刀、劍、真珠。」此滅力伊靈改撒可能是東羅馬帝國皇帝邁克爾（Michael Ducas）或其政敵布里延涅斯·凱撒（Bryennius Caesar），也可能是塞爾柱克突厥的副王「Melek-i-Rum Kaisar」。拂菻國可能是拜占庭帝國也可能是塞爾柱克帝國。因為塞爾柱克國王也曾稱自己為羅馬王（King of Rum），在伊斯蘭世界裡，直到十五世紀，還稱小亞細亞和土耳其帝國為羅馬（Rum）。
《宋史·拂菻國傳》斷定拂菻國「歷代未嘗朝貢」，而且似乎混淆了塞爾柱克與東羅馬。實際上拂菻國通唐，就是已知近千年的「大秦」。《後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記：「大秦國，一名犁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塈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拂菻國或大秦，據考就是東羅馬帝國〔18〕，不僅古已通中國，而且在中國獲得「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的好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漢帝國的視野內，大秦是一個不同於荒外四夷的文明國家。漢帝國雖雄霸，但國朝人卻沒有後世那麼自大，並不自以為是世界上惟一的文明國家〔19〕。《史記》、《漢書》、《後漢書》中有關有關犁靬、大秦、海西國的記載，可能指希臘化時代晚期的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和羅馬帝國。歐洲確屬遠國絕域，絲綢之路經「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據說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還曾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大漢天下分崩離析，《晉書》記大秦，除照搬《後漢書》並有所刪減或遺漏外，還渲染了獵奇色彩，如「屋宇皆以珊瑚為梲洏，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欄礎」。在將近四個世紀里，華夏王朝朝立暮覆，戰亂頻仍，直到元魏時代才有定局。《洛陽伽藍記》（卷三）記元魏時代洛陽永明寺有「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陲」；四夷館中「西夷來附者」，「自蔥嶺已西，至於大秦」。《魏略·西戎傳》中關於大秦的陳述較為全面，除複述《後漢書》的內容外，在人文制度、地理物產方面，似有所補充，並想當然斷定「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域外謂之大秦」。
國人祖上也曾胸懷寬廣，例如，西方作為一個「有類中國」的文明國家的形象，最初是出現在漢代中國的世界視野里。從中亞和西南亞來的商人與漢廷出使西域的使節，都可能帶回大秦國的消息。犁靬、大秦、海西國、拂菻，可能指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可能指小亞細亞半島、義大利半島或巴爾幹半島，可能指托勒密、塞琉古王朝，也可能指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甚至塞爾柱克王朝。不管怎樣，它們在地理與文化傳統上都與我們今天所說的「西方」有關。中國傳統視野中的西方指中亞或印度，以羅馬帝國為代表的歐洲文明出現在更遠的西方，就成了海西、遠西、泰西。直到近現代，西方才特指歐美。西方的整體性認同並不表現在地理上，而表現在文化上，即兩希傳統（希臘與希伯來）、基督教信仰與啟蒙哲學、資本主義經濟與民主政治。
拂菻之名，最早出現在隋唐時代〔20〕，以後直到佛朗機人出現在明代，中國文書中一直以拂菻與大秦並用稱拜占庭帝國〔21〕。大唐天下，疆域遼闊，五方雜處，四夷稱臣。《舊唐書》（卷一九八）記載貞觀十七年、乾封二年、大足元年、開元七年，拂菻王波力多遣使來朝獻貢。遣使的拂菻王波力多，據西方漢學家考證為羅馬教皇西奧多羅一世（Pope Theodorus I）或敘利亞總主教帕特拉克（Patriach）。將Pope Theodorus連起來讀或讀patriach，都可得「波力多」譯音。
大秦國是因為「有類中國」，而被稱為大秦的。最初出現在中國的世界視野里的西方形象，儘管並不具體準確，但至少不像後世那麼詭異荒蠻。在漢唐胸懷中，國朝人士強調的是西方「有類中國」的文明一面，甚至美好的一面。從漢到唐宋，大秦形象在中國，有些特徵被遺忘了，有些情節則添加進來，只是有類中華之說被一再重複。大秦如中華，風物教化，無不文明，城居車行，田作衣綉，人民長大平正……怛羅斯戰役中杜環被黑衣大食俘虜，流離西亞數十年，才從海道乘大食商船取廣州回國。劫後餘生，杜環著《經行記》，記述了自身遭遇與西亞風土人情。可惜這部書散佚了，只有其中一些內容轉述在唐代杜佑著的《通典》（卷一九三）中。提到大秦，它已不滿足於有類中國之說，乾脆成了中國人：「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雲，本中國人也。」
國朝祖上胸懷寬廣，對世界、對西方，有知識也有好印象。利瑪竇神父卻沒有趕上那個好時代。然而，一切都變了。在中國人的眼界中，帝國膨脹，世界縮小，大明皇朝際天極地，帝國之外，不是蠻荒大漠，就是兇險的海洋，幾個雞零狗碎的小島，加起來不如帝國的一個省大。中國人的這種自我感覺，讓利瑪竇神父傷透腦筋。中國人不了解世界，怎麼了解世界中的西方，不了解西方，怎麼能了解西方的基督教，還有他，這個泰西和尚……利瑪竇到京師，自稱大西洋人。而禮部上書稱，大明會典記載到西洋瑣里國，並無大西洋國，利瑪竇其人可疑，其國也「真偽不可知」。
利瑪竇和他的同道們繼續傳播他們的地圖，介紹天下有五大洲：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亞墨利加、墨瓦臘泥加，希望能夠改變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對歐洲人的看法。徐光啟在南京見過趙可懷、吳中明進士刻印的《山海輿地圖》，李之藻與友人造訪利瑪竇時，也見到他懸掛在堂前的「大地全圖」。神父感到欣慰是，不僅一些有知識的中國人開始接受他的《山海輿地圖》，對歐洲文教制度有好感，而且萬曆皇帝傳旨將大西洋和尚利瑪竇獻的萬國全圖印在宮裡的屏風上。利瑪竇1610年在北京過世，十三年後，艾儒略神父在楊廷筠協助下編成《職方外記》，卷首「五大洲總圖界度解」之後分五卷，即亞細亞總說、歐羅巴總說、利未亞總說、亞墨利加總說和四海總說，其中歐羅巴總說對歐洲的介紹尤其詳細。然而，艾儒略還是感覺書不盡言，1637年又出《西學問答》，進一步解答了有關西方風土人情的四十多個問題，對方域、列國、飲食、衣服、宮室、制度、立學、設官、宗教、政形、武備等方面都有生動的描繪。國朝總算有人明白，如謝肇淛《五雜俎》所言：「天主國，更在佛國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與中國無別。」〔22〕
可喜的是，利瑪竇、艾儒略、畢方濟、南懷仁，由明入清，百年間編製了坤輿萬國全圖，金尼閣到中國，又帶來了七千多部圖書，大量介紹歐洲，從山川風俗到政教、軍事、物產、技藝各個方面，一應俱備。但國朝很少人知道，更少人相信。張維華指出：「明人於歐西地理始終不明，而於西士所言及其著述，亦始終疑為偽妄。」〔23〕在創修於順治二年（1645年）的《明史》中，四國傳表述的歐洲國家觀念，仍一片混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都被誤當作南洋國家，近滿剌加、呂宋或爪哇。雖然聽說義大利在大西洋，但不相信利瑪竇的萬國全圖與五大洲之說，評價「其說荒渺莫考」，「其所言風俗、物產多誇」。顧炎武可算當時飽學之士，《天下郡國利病書》寫佛郎機也不外是流行套話：「佛郎機國在爪哇南，古無可考……素不通中國……略買食小兒，烹而食之。」〔24〕
傳教士們煞費苦心，國人們不是不聞不問，就是將信將疑。當然，將信將疑者還算是溫和，激烈者已開始大加討伐，認為「外夷」所傳，不可盡信，甚至盡不可信。魏濬在《利說荒唐惑世》一文中說：「利瑪竇以其邪說惑眾，士大夫翕然信之。……所著《坤輿全國》洸洋窅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見，足之所不能至，無可按驗也。真所謂畫工之畫鬼魅也。……中國當居正中，而圖置稍西，全屬無謂。……焉得謂中國如此蕞爾，而居於圖之近北？其肆無忌若此？！」〔25〕由此看來，明清之際，中國並不是沒有獲得世界知識的條件，而是沒有接受世界知識的心態。
往事已經忘卻，大秦或拂菻，早成為無稽之談；新知依舊漠然，歐羅巴或大西洋國，妖妄怪誕，說了也沒人相信。就連徐光啟那一代人的西學知識，也很快被遺忘了。只有那些迷山蹈海、詭詐莫測、殺人掠物、烹食小兒的番鬼紅夷的形象，定格在中國人的記憶與想像中。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來了，被稱為佛郎機；荷蘭人來了，被稱為紅毛夷或紅毛番；英國人又來了，也分不請究竟是荷蘭人還是英國人，總之一頭紅髮，便是紅毛番夷。英國人1638年到中國海岸，1717年廣東碣石總兵陳昂的奏摺上才提到一個「英圭黎」，覺得與荷蘭難分別，都屬於「紅毛」〔26〕。同時有台灣知縣藍鼎元《粵夷論》道：「紅毛乃西島番總名，中有荷蘭、佛蘭西、大西洋、小西洋、英圭黎、乾絲臘諸國，皆凶狡異常……」〔27〕有關西方的觀念，總還是那麼亂七八糟。
知識變成荒渺莫考的傳說時，真正荒渺莫考的傳說也可能變成人們信奉的知識。荷蘭、佛蘭西、英圭黎、乾絲臘諸國，尚有國可考，但大西洋、小西洋，又是何國何處？《大清一統志》於乾隆八年（1743年）成書，書中所論西洋，一塌糊塗，認定西洋國可在印度洋附近，也可在西南大海中，佛郎機、荷蘭與蘇門答臘、爪哇相鄰。四十五年後，即乾隆五十四年，和珅等奉旨編修的《欽定大清一統志》完成，外國都被列為朝貢國，西方國家就有荷蘭、西洋、俄羅斯、西洋鎖里、佛郎機等，地理方位、人文制度，一樣的混亂模糊。利瑪竇、艾儒略、徐光啟、楊廷筠的努力真可謂全白費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紀曉嵐等校訂《清朝文獻通考》、《四夷考》中還在批判《職方外記》「所言未免誇張」，五洲之說「語涉誕誑」。更有甚者，時人平步青忿忿不平，認為明人甘受利瑪竇之流奸佞小人的侮慢矇騙而不自覺，認為利瑪竇將歐洲譯為「歐羅巴」，用字就有誇大之嫌，而將亞洲譯為「亞細亞」，用心更為險惡，「亞」者，有「次」、「丑」、「細」、「微」等意，可見《爾雅》、《說文》等，這分明是在侮辱國人〔28〕。
最大的侮辱還在將來。當凶狡姦宄的紅毛打破國門，即鴉片戰爭失敗了的時候，道光皇帝才想起讓人打聽清楚英國到底在什麼地方。可就在他的皇宮中，有一百多年前傳教士為他祖父康熙皇帝繪製的《坤輿全圖》，其中清楚地標明了英國的所在位置與遠來中國的航線。受道光皇帝旨意去詢問鴉片戰爭中被俘的英國士兵有關中國與英國和俄羅斯距離遠近的姚瑩也發現，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所刻萬國坤輿圖將海陸諸國何者接壤、孰為東西、相距遠近等標示得已經非常清楚〔29〕。
中國並不是沒有了解西方的機會與條件，而是沒有了解西方的動機與心態。明季西方人大批來到中國之後，中國人也開始零星地到西方去了。1681年底，一位名叫周美爺（閩南話：Tsiu Bi-ya）的華人醫生，隨荷蘭駐巴達維亞總督高恩（Rijklof van Goens）至荷蘭，一年以後返回巴達維亞。1702年10月，福建莆田人黃嘉略隨梁弘仁神父到歐洲，10月中旬到倫敦，月底到巴黎，又轉赴羅馬晉見教皇。他娶了法國妻子在巴黎生活了十四年，編就了一部《漢語法》，最後死在巴黎（1716年）。這些人去歐洲，卻在中國沒有任何影響。就現在所知，去西方的中國人最早留下記錄的是山西人樊守義（1682～1735）。他從少年時代就是虔誠的基督教徒，1707年隨艾若瑟（Jos Anti Provana,1692～1720）從澳門出發，到了歐洲和美洲。1719年從葡萄牙啟程，1720年回到廣州，寫成了《身見錄》一書，記述自己這十餘年在歐美的見聞。遺憾的是，這部書並未刊行。又一百年過去了，楊炳南根據謝清高遍游海外諸國的經歷編成《海錄》。西方人越來越多地來到中國，國人了解西方的機會也越來越多，西方文明的種種優勢，也越來越明顯，但在社會一般觀念中，西方形象依舊是那般模糊怪誕。
國人心目中的西方想像，重要的往往不是表述一個異域文明，而是證明該異域在本土視野內的特定世界觀念秩序中的意義與功能。自先秦九州之說開始，國人就形成了以內外文野來區別確立秩序的「世界觀」。天下九州，中國只佔一州，所謂赤縣神州。神州為「海內」，其他為「海外」，海內以天子為中心，五服（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依次向外延伸，由文明而野蠻、由高雅而低劣。儘管中國歷史上異族入侵與征服一再打破這種形象的秩序，但每一次現實的挫折，都更加強化國人關於這種世界秩序的想像與信仰的強度。蒙元入侵之後，明代的華夏中心主義優越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強；而滿清征服之後，國人的華夷之防心態越發敏感頑固。中國之外有四夷，中國恩威，四夷賓服。可西方出現在四夷之外，對國人的現實與觀念秩序，都是一種衝擊。在國朝朝貢典錄中，沒有這些國家，他們在知識之外；這些國家橫行海上、威脅內陸，在帝國的權力之外。在觀念上，我們發現，晚明清初國人對西方的心理有拒絕與歸納兩種傾向，拒絕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否認佛郎機或紅毛夷或西洋國是現實中的國家，將其鬼化或妖魔化；歸納是試圖將晚近出現的西方國家納入南洋朝貢國家系列內，堅持佛郎機或紅毛夷近滿剌加或爪哇，西班牙與菲律賓是大呂宋與小呂宋。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知識問題，而是社會文化問題。塑造一個荒遠、模糊、怪誕、詭異、危險、低劣、野蠻的西方形象，可以維護國朝人士的世界觀念，更重要的是維持這種世界觀念秩序中的自我身份認同，尤其是在這種認同出現危機的時刻。將日見強大的西方妖魔化為一個詭異低劣的他者，不但可以證明天朝上國中正文雅，避免西方出現造成的天朝文化身份認同危機，還可以將這種危機的聲音壓制遮蔽起來，所謂「戒世人侈談異域」。
國人心目中的西方想像，意義還在從文化上確認、緩解、超越國朝與西方緊張的現實關係。西方擴張勢力到中國，犯邊擾民。首先是他們的貿易與傳教事業衝擊中國原有的國家與世界秩序，然後是政治與軍事勢力與經濟文化力量結合以來，沖跨中華帝國的內外防線。強調其荒遠模糊，可以在無意識中遠離威脅，使威脅變得似是而非，從而減少壓力；渲染其怪誕詭異，既可以排斥異類，又可以從中獲得一種優越感，使外來的威脅與自身對這種威脅無可奈何的尷尬，都變得可以接受，畢竟是一些不通人倫、不通情理的番鬼紅夷，不可一般見識；貶低其文化低劣野蠻，可以從失敗與無奈中解脫出來，鞏固或重獲其文化自信。往往是西方的侵擾衝擊越激烈，國人關於西方野蠻的想像與傳說就越活躍。我們注意到，在國朝歷史上，西方越是表露其強大，它在國人想像的文化秩序中，形象就越是野蠻低劣。
「總要有一點點秩序，將我們保護起來，躲開混亂。最令人痛苦的莫過於某種事物難以捉摸，某種觀念稍縱即逝，或遁於無形，或沒於遺忘，或陷於我們不再能夠把握的他者……」〔30〕德魯茲（Deleuze）與加塔利（Guattari）在談到觀念秩序的意義時這樣說。西方人出現在帝制時代晚期的中國文化視野內，衝擊了華夏天下的觀念秩序，該秩序內在的協調機制迅速反應，或者將西方納入其藩屬貢納體系中，或者將其排斥到鬼國魔域，在觀念中抹殺其現實性。從漢唐到明清，中國的西方形象中，除了知識的退化之外，另一點最值得注意的特徵就是，漢唐文化中的西方形象，強調的是其共同人性的一面，大秦有類中國；而明清文化中的西方形象，強調的是其不同於人性的一面，番夷甚至鬼魔。在中華帝國晚期的文化心態中，西方形象是一個被壓抑置換表現的他者，有關西方的表述，都是一種意識形態〔31〕，它在不同文本中構築同一種西方形象，它們的價值不是認識或再現西方的現實，而是構築一種天朝文化的世界觀念秩序中必要的關於「外番」的意義，使得國朝文化能從中既可以「把握」西方，又可以認同自我。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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