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生成

郭鐵成896一中國自來就不是一個崇尚思想的國度。當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和孟子分別以「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和「息邪說，放淫詞」而把自己的儒家學說絕對化時，就已經確立了禁絕思想的基本精神。此後，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成為兩千多年中國王權專制主義的統治思想，思想基本就在傳統中國滅絕了。我這樣說，也許立刻就會有很多人反駁我：思想滅絕了？怎麼會呢？難道儒家思想本身不就是「思想」嗎？難道在社會上一直存在的道家、法家思想不是「思想」嗎？當然，這都可以說是「思想」，甚至構成了「學說」，但他們並不是我所說的「思想」；我說的「思想」是指人類向永恆的未知世界無休止探尋的精神，是對世界以及人類的實踐不斷有所發現、有所進取的知識理性。任何「思想」都必須有助於思想的生成，以其「思想」的存在，催發和激活思想，這也是思想的基本要義和基本屬性。那種依據自己的狹隘經驗形成的學說，並且一經形成就自以為是「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絕對真理」，再以此來拘囿人類的思想和思維——「我花開處百花殺」，它就由最初的「思想」迅速地轉化成了一個僵化、板結、繩范思想的體系，不再具有任何思想的意義了。老實說，我對孔子的儒家學說本身並沒有多大興趣——它從頭到腳都不過是些道德訓諭，再把這道德訓諭統一在自己「仁」的學說里，最後落實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制」上；使我真正感到興趣的是何以這樣一個誕生得那麼久遠的學說，竟然統治了中國兩千多年而巋然不動，所有的中國人，包括無數並不比孔子缺乏思維能力、也許比孔子有更豐富歷史經驗和更廣闊視閾的智者，居然都無例外地拜倒在它的腳下，對其基本原理竟沒有一絲一毫的懷疑，一切「思想」也就只在它的原理中打轉——什麼「今文經學」還是「古文經學」，什麼「尊德行」還是「道問學」，什麼「宋學」還是「漢學」，「學問」自然頗精深細微，卻不曾越雷池一步。——這倒的的確確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學術問題。本文當然不是回答這一問題——這也是本文無力承擔的大問題；我想說的只是我的一個小小的聯想：想到思想的艱難，想到思想生成的一些機制性問題，由此也不免生出一些感慨。二思想，是人類從野蠻人向文明人過渡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種能力，也是只有人具備的能力。然而，對人來說，思想是比簡單的生存需要所付出的體力勞動艱巨得多的一種勞動，是對形而下的生存的一種形而上的超越和升華，這對人無論如何是一種不太願意經受的考驗。所以人是能不思想就不思想的。人之所以思想是出現了某種特殊的形勢，或出現了刺激他思想的「問題」，這形勢要求他作出抉擇，他如果不作出抉擇就要威脅到他的生存，或那「問題」強烈地吸引了他，他如果不解決它就會寢食難安，於是那「形勢」和「問題」迫使他思想了。即以孔子而論。那是春秋後期，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形勢，這形勢逼得本來很樂天安命、又很「入世」的孔子不得不思想：我是認同這種情況還是不認同這種情況呢？於是就有了他的全部思考和思考後作出的結論：「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他還對自己這種情況作出了說明：「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確，我們縱觀孔子的思想，他只是豐富和發展了周公的思想，形成了一種學說，並沒有脫穎而出，體現出對新出現的社會局面意義的發現和探索精神。自然，法家在「法古」、「泥古」這一點上，與孔子相反，認為「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所以「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變，因為之備」。對儒者的「以古非今」、「道古以害今」真可說是恨之入骨，「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也」，甚至主張「以古非今者族」。不過它的「以法治國」強調的也是禮的絕對性，只是要用剛性的法來統治老百姓。「諸子百家」其他各家的情況，也大抵如此，都是對「社會形勢」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作出的回答。如果拿孔子和「諸子百家」的情況與古希臘大體同時期的哲學家們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不同：孔子等是直接面對已經出現的社會變動，完全是形而下地匆匆作結論和選擇，紛紛為統治者出謀劃策，雖然還是「獨立的」，卻表現出與權力體制的融通姿態；而「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家」卻是高高地站在已經出現的社會變動之上，觀察它，理解它，表現出對未知事物的積極探索精神，並且把這種探索升華為一種形而上的哲學，例如，赫拉克利特就論證變化是萬物的始基，肯定「戰爭（矛盾、對抗）是萬物之父」，說出了「萬物皆流」那句名言。他們的思考與權力統治也不發生任何關係。這裡的「超越」和「不超越」，是看得很清楚的。我們知道黑格爾是不大看得起孔子的，在他的《哲學史講演錄》中曾對孔子有一些不太高的評價：「我們有孔子與其弟子間的談話，其中包含通俗的道德；這種道德我們到處都見得到，而且比它更好；它並非傑出的東西。孔子是一位實踐哲學家；在他那裡完全沒有思辨哲學，只有良好的、精明的、道德的教訓，但我們從中無法取得任何特別的東西。」黑格爾這些看法當然有些傷害中國人的「民族感情」，1958年中國一些新儒家的代表性學者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徐復觀幾個人，還發表過一個「宣言」（用「宣言」的方式談一個學術性問題，不免有點讓人發笑），駁斥這種認為中國文化缺乏超越精神的看法。不過，說實在的，如果單單從學術著眼，而不把「民族感情」扯進來，我倒很同意黑格爾的觀點。我常想，如果當時有人這樣問一問孔老夫子：「你為什麼一定要把周禮看作是不可超越的真理呢？歷史才發展到今天，你就把那一套絕對化，不是太武斷了嗎？」我不知道這位老夫子該作何回答。當然，也沒有人這樣問老夫子，似乎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也沒有一個人這樣問過。為什麼沒有人提出這一類問題？我想最關鍵的就是在所有人的思維中都承認有那麼一個「絕對真理」，也就是「天理」；這「天理」竟早早地為「孔聖人」發現了，沒說的，我們只能服從這「聖人言」。順便說一句，這思維一直統治了我們幾千年，至今還在發揮著它的餘威。歷史學家錢穆一向是以「美化」中國傳統文化而著名，但他下面這些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話，我以為還是比較客觀的：「厥為其始終以人文精神為指導之核心。因此一面不陷入宗教，一面也並不向自然科學深入。其知識對象集中在現實人生政治、社會教育、文藝諸方面。其長處在精光凝聚，短處則若無橫溢四射之趣。」（見他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文）「精光凝聚」和「無橫溢四射之趣」，這未免太美文化了，他也沒有再說下去。其實說透一點，就是早早地在人生政治等方面「凝聚」為一個不變的王權專制主義學說，至於更廣大無邊的宇宙和無限發展的人類歷史則不在他們思索認識之內了。東方和西方早期思想家一「思想」，就步入了區別甚大的兩種思維領域。前者是以古代已有的人生政治為出發點形成自己的思想，並以自己的思想為絕對真理，封殺一切其他思想；後者是超越政治之上，向人類普遍面臨的未知世界探索、求知，在永恆的實踐和變化中開拓了一個廣闊的思想天地。當董仲舒說「道之大源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時，當自漢以後的歷代中國王朝都把儒道的基本精神視為「地維」和「天柱」時，孔子的儒道就被徹底絕對化了。有一句話說「人類一思想，上帝就發笑」。我想，上帝「發笑」的一定是這種情況：可憐的人啊，你剛走出伊甸園，就以為把世界一覽無餘、握有「絕對真理」了，是不是太沒有自知之明了？三不過說實在的，孔子把自己絕對化，後人再把孔子絕對化，倒也給中國士子們帶來了很多好處：他們再也無須思想了，思想的問題已被孔老夫子從根本上解決了，他們按照孔老夫子的教導做事就是了，如果他們還想干點「思想」的事情，那就「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把孔老夫子的思想發揚光大吧。而尤其重要的是，孔老夫子還強調：「學而優則仕」（當然這是孔子的弟子說的，但代表了孔子的思想），也就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成為一個有文化的官僚，如此，還要「思想」幹什麼？兩千多年的中國王權專制主義不是沒有「問題」，而是「問題」叢生，時時讓它自身面臨危機。比如，就在董仲舒強調「王道三綱，可求之於天」的時候，他就意識到了這不受制約的王權的可怕性。但儒道早就先驗地確定了王權的至高無上，他就只能以「災異說」來「規勸」王權而別無他法了。這就是儒家學說自身無法克服的內在困境。所有的思想都困囿在儒家的大經大法中。一切矛盾、衝突都要在「三綱」的大前提下「解決」。人們的一切希望都只好寄托在理想的「仁君」、「清官」以及「替天行道」的「義士」、「俠客」身上。中國的全部思想都「精光凝聚」在這裡。於是中國，既是政治大國，卻無政治學；既是倫理大國，卻無倫理學；既是「儒表法里」，卻無法理學；……在儒家學說和為儒家學說所支撐的王權專制主義的合謀下，中國既無法生成思想，也失去了思想的生成者。如此，兩千多年過去了，中國迎來了歷史「未有之大變局」。國門一被強行打開，國人頓時看到了一個儒教文化圈以外的世界。不管它是「夷狄」也好，「化外」也好，反正那世界之強大是「中華上國」所無法比擬的。這真是石破天驚，振聾發聵，甚至讓人不太相信這就是事實。它對國人的刺激更在於國人意識到了在儒道之外居然還有另一個廣大的思想世界，居然有那麼多學說和「主義」，操著讓人似懂非懂的概念，闡述著那麼多讓人目不暇接、想都沒有想過的「思想」。它讓人國人感到所謂「天朝上國」不過是個井底之蛙。兩千多年前中國「精光凝聚」、無與倫比的發達文明，竟顯得那麼落後和陳舊。那個帶頭欺侮中國的小小的英吉利，公元四百多年還是一些沿波羅的海岸以劫掠為生的海盜（那時我們已經快進入盛唐了），後來才輾轉落腳在大不列顛島上，如今已經發展出了燦爛的近代文明。這真是匪夷所思！首頁前十上一12下一 後十尾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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