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人間佛教的重光  古德的人間性格

　　 一、人間生活　　

　　中國禪宗六祖慧能大師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猶如覓兔角。」我們要成佛，依循佛陀的教示，必須在人間磨鍊、修行，才能由人而成就佛道。慧能大師到五祖弘忍大師那裡參學，磨石纏腰，勤奮舂米，八個月有餘。他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里曾開示道：「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參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慧能大師將深奧的佛教義理，以人間化、生活化的活潑方式，深入淺出地為大眾開示，使佛教為廣大的群眾所接受。其後，馬祖道一禪師創建叢林，倡導農禪生活以自給自足，主張「平常心是道」；百丈懷海禪師立清規，提倡「上下均力」的「普請法」，尤其嚴格的要求自己「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我們從古德弘法利生生活化里可以得到印證：　　

　　有一個初學青年請教趙州禪師：「我是剛入門的求道者，誠懇的請求老師給予一些特別的指教。」　　

　　趙州道：「你吃過飯沒有？」　　

　　青年：「謝謝！用過了。」　　

　　趙州：「那麼去把自己的食器洗乾淨吧。」　　

　　青年：「洗乾淨了。」　　

　　趙州：「請將地清掃一下吧。」　　

　　初學青年終於非常不耐煩地說道：「難道除了洗碗掃地以外，老師就沒有別的禪法可以教我了嗎？」　　

　　趙州禪師也很不客氣的說道：「我不知道除了洗碗掃地以外，還有什麼禪法？」　　

　　碗不洗，地不掃，生活問題都解決不了，生死怎麼能解脫呢？有詩云：「粥罷令教洗缽盂，豁然心地自相符，而今飽餐叢林客，且道期間有悟無？」　　

　　有源律師請教大珠慧海禪師道：「如何修行？」　　

　　大珠回答：「飢時吃飯，睏時睡覺。」　　

　　有源不解的說：「如此說來，每一個人天天都在修行？」　　

　　大珠道：「不同！不同！別人吃飯，挑肥揀瘦，不肯吃飽；別人睡覺，胡思亂想，萬般計較。」能把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照顧好，才能談修行和成佛。　　

　　這些事例都說明，禪者非常重視生活。活潑的思想啟發，生活化的教育風格，使禪宗更能接近社會大眾，使佛法更深入人間。　　

　　唐朝道亮禪師，在封龍山出家為僧後，三十年中，與大眾同食同行，不講特權，不賣資格，每日發心為常住舂粟糧，整整六年，沒有一天中斷過。後來智慧大開，講經說法，經他教化的弟子，四十多人，皆為住持一方的人才。　　

　　古德有云：「欲為佛門龍象，先做眾生馬牛。」又說：「未成佛道，先結人緣。」佛門裡講究的不是世智辯聰，而是菩提道心。翻開佛教典籍，可以發現歷代的祖師大德們都是以苦行出身，在作務中服務人群，開悟見性。例如：　　

　　雪峰禪師在洞山座下擔任飯頭，　　

　　慶諸禪師在溈山座下擔任米頭，　　

　　道匡禪師在招慶座下擔任桶頭，　　

　　灌溪禪師在末山座下擔任園頭，　　

　　智通禪師在洞山座下擔任直歲，　　

　　曉聰禪師在雲居座下擔任燈頭，　　

　　稽山禪師在投子座下擔任柴頭，　　

　　義懷禪師在翠峰座下擔任凈頭，　　

　　還有石霜禪師的篩米，雲嚴禪師的製鞋，臨濟禪師的栽松，仰山禪師的牧牛，洞山禪師的種茶，雲門禪師的擔米，楊岐禪師的司庫，圓通禪師的知眾，百靈禪師的知浴，道元禪師的種菜，溈山禪師的粉牆，玄沙禪師的砍柴，趙州禪師的掃地，丹霞禪師的除草，懶融禪師的典座，印光大師的行堂等等，一一都說明禪者非常重視生活。充份說明工作的意義在於擴大自我，服務人群，提升生命的價值。捨生活中的作務和發心之外，還有什麼是最好的修行？　　

　　宋朝圓照禪師說：「掌眾務而不礙商略古今，典炊爨而不妨入室參道。」研經習禪固然是入道要門，勞動作務又何嘗不是悟道之法呢。所以搬柴運水是修行，推磨舂米也是修行，砍柴挑擔無一不是修行。古德躬自作役，出坡勞動，簡樸篤實的奉獻精神，是人間佛教的實踐。

　　 二、孝親報恩

　　《父母恩重難報經》中，有一段經文：「假使有人左肩擔父，右肩擔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繞須彌山，經百千劫，血流沒踝，猶不能報父母深恩。」《心地觀經》說：「世間一切善男女，恩重父母如丘山，應當孝敬恆在心，知恩報恩是聖道。若人至心供養佛，復有精勤修孝養，如是二人福無異，二世受報亦無窮。」《菩薩睒子經》亦云：「人有父母，不可不孝，道不可不學，濟神離苦，後得無為，皆由慈孝學道所致。」佛陀教導弟子要用功修行，孝養父母，其福與供佛、敬佛、拜佛同等。因此，歷代的高僧大德，把佛門的慈悲孝順在人間廣為宣揚。　　

　　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的目犍連尊者，為救母親倒懸之苦，供養夏安居圓滿的僧眾，仰仗大眾修行圓滿的功德，超薦母親出餓鬼道，故「盂蘭盆會」一直流傳至今。隋朝的敬脫和尚，以孝行聞名鄉里，他每次外出弘法、聽講佛學，都用扁擔，一肩挑著母親，一肩擔著經書，隨緣度眾。齊朝的道紀禪師，事母至孝，常往來鄴城東郊說法濟世，行路間，經常是一擔在身，右肩挑經書佛像，左肩擔負母親，舉凡衣著飲食，大小便利之事，無不躬親服侍，還不時告誡時人：「躬親孝養母親的人，其福德與登地菩薩是一樣的。」明朝蓮池大師撰文「為僧宜孝父母」、「出世間大孝」，對人間子女孝順父母，有三等的看法：　　

　　下等孝順：甘旨奉養，讓父母無饑寒之苦。　　

　　中等孝順：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中興家門。　　

　　上等孝順：引導父母進入佛門，將來往生佛國，永離三途之苦。　　

　　此外，在《緇門崇行錄》里記載：唐朝慧斌法師為報父親的劬養之恩以及自己未能克盡人子之責的愧疚，在山東省汶水城邊鑿義井一口，供往來行人汲水解渴。他把這份孝思擴大成為對眾生的仁義。唐代子鄰法師為報母恩，日夜禮佛誦經，當他禮佛四萬拜，諷誦《法華經》百部時，親見母親往生忉利天。唐代陳尊宿，曾參學捨身於開元寺黃檗禪師門下，每日默默織蒲鞋於市場販賣，以賣鞋的錢供養母親，人稱陳蒲鞋。　　

　　俗語說：「百善孝為先。」孝，是一切善行的根本。人間最重要的就是孝順，佛門更能實際地表達孝親，出家更接近人間。佛教里孝親報恩的事例比比皆是，述說孝道的經文更是不勝枚舉，如：《佛生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地藏經》、《提謂波利經》、《盂蘭盆經》、《心地觀經》、《孝子經》等。可見佛門對孝養父母的重視。

　　 三、弘法利生　　

　　佛教僧侶視「弘法為家務，利生為事業」，把教化民眾，凈化社會人心視為自己重要的責任。因此運用種種的權巧智慧度化眾生，或以講學、教育來弘法，或以著述議論來弘法，或以創建道場、莊嚴寺宇殿堂來弘法，或以提倡素食、創辦社福工作為利生的事業。他們不求恭敬，不存回報，發心無盡，願力無窮，視這一切的作為為本分事，只是「不忍眾生苦，不忍聖教衰，緣起大悲心，趨向於無為」。　　

　　三國時代，佛教初傳江南，並不為人接受。康僧會為了推動佛教的流傳發展，以神奇的感應事迹來解釋佛教的修行，又以通俗的善惡報應來詮釋佛教因果輪迴的思想，因而度化江南的人民。　　

　　自古以來，釋道儒三家思想即與中國文化水乳交融，如：唐朝玄奘大師西行印度求法，曾將中國老子《道德經》傳譯於印度，這是中國佛教徒把中國思想文化傳播於世界的第一人，對促進中印文化交流有很大貢獻。明朝憨山德清，其思想融和禪與華嚴，倡導禪凈無別、三教歸一之說，著《中庸直解》、《春秋左氏心法》、《老子道德經注》，將佛教與中國文化融和在一起，使佛法更能為社會大眾接受。　　

　　被佛教徒尊稱為護法大王的「阿育王」，在許多地方開鑿岩壁，樹立石柱，刊刻詔令，「以法勝，是為最勝」，主張以慈悲道德感化人心。他弘揚佛法，曾派遣僧侶至各處布教傳道；興建舍利塔，供人瞻仰崇拜；奉獻兒子摩哂陀、女兒僧伽蜜多出家，把佛法傳入斯里蘭卡；護持佛教第三次經典結集；賑濟施貧；對弘法利生的事業貢獻很大。　　

　　隱元禪師能書善畫，精通醫藥、建築，一六五四年應日僧逸然之請，赴日本弘法。他提倡素食，並將中國內地的蔬菜種子帶給當地的信徒種植。一六六一年，隱元禪師在日本創建黃檗山萬福寺，拈唱祖道，舉揚黃檗禪風，並設戒壇，授禪門大戒，日皇特賜號「大光普照國師」，對中日文化交流，社會民生有具體的貢獻。　　

　　古德高僧們在弘法利生的事業上，有無限的方便與靈巧，他們的一語一默、一棒一喝，如醍醐灌頂，開啟眾生的迷津。對古德高僧而言，宇宙萬有，隨手拈來都可作為弘法利生的資源，無論是士農工商、達官顯貴、販夫走卒，都能給予方便的引導、慈悲的教化。

　　 四、參與政治　　

　　宋代高僧契嵩法師在《寂子解》說：「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賓士。儒者，聖人之大有為者也；佛者，聖人之大無為者也。有為以治世，無為以治心。」他把出世與入世統一起來，認為把世間法做得妥當，才能為出世的資糧。歷代以來，僧侶或有輔弼朝政被尊為國師者，或有轉而出仕，貴為宰相者。另外，對國家政治的安定，社會的和諧有深遠影響的僧眾更是不計其數。如：南北朝時代戰禍連連，西域高僧佛圖澄度化石虎、石勒，解救無數生靈，其弟子道安大師勸諫苻堅休戰；梁武帝原本崇奉道教，後來為佛教高深教理折服，禮寶志禪師為國師，受菩薩戒于慧約禪師，向達磨祖師請法問道，受到佛教的影響，而成為仁王。　　

　　《佛祖歷代通載》記載寶瓊法師任僧統職，掌理國家的行政和軍事任務：「法師寶瓊，陳宣帝命為僧統，綏御有法，四眾安之，屢入重殿講道，帝尊之為師。初梁魏間，僧統盛飾杖直替擬官府。」　　

　　在中國禪宗史上，被譽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的唐朝神秀大師，在玉泉寺大闡禪法，宣揚《楞伽》漸修法門時，從四面八方從學的人很多，可謂「就者成都，學者如市」，則天武后經常向他問道求法，被朝廷封為國師，極受朝野尊敬。華嚴宗三祖法藏賢首，唐高宗曾跟隨他求受五戒，武則天也常向他請法。四祖清涼澄觀更受到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等皇帝的崇敬，被尊為七帝國師；南陽慧忠禪師，唐肅宗、代宗都曾封他為國師。南宋慧琳法師，宋文帝禮請他為宰相來治理萬機，政治因而清明，時人都稱他為「黑衣宰相」；清朝玉琳國師是順治皇帝的師父。　　

　　清朝末年，滿清腐敗，外有列強的侵略，內有太平天國與捻亂回變。處在這多災多難的時代，僧侶們多滿懷憂國憂民的心情，例如愛國詩僧八指頭陀寄禪和尚，在吟詠中流露出他愛國的情懷，「我雖學佛為忘世」、「國讎那敢忘須臾」、「落日哀猿不可聽，聲聲欲喚國魂醒」、「世上悠悠寧足道，好將書劍凈風塵」，有多少人能體會他「僧情不比俗情濃」的心境。　　

　　民國太虛大師提出佛教徒「問政不幹治」的主張，他在《菩薩學處講要》一文中，鼓勵發大悲心的在家菩薩，應本其智力能力挺身而出，為保障人民大眾利益，為國家服務。抗日期間，他呼籲全國佛教青年組織護國團，當時在上海、重慶、湖南、鎮江、成都等地，都有佛教抗敵後援會。大醒法師就曾主持七個縣的「僧侶救護隊」給予救護訓練，興建難民收容所，並赴南洋募集經費援助抗戰。　　

　　古德們以超然胸懷，無盡的慈悲智慧，為國家安樂、人民幸福提出鍼言，這些都是古德高僧們將佛法的慈悲落實於人間的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