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2012諾貝爾文學獎：莫言的想像力通行全世界

2012年10月12日 17:12來源：文匯報 作者：吳越北京時間10月11日19時，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揭曉。「MoYan」，當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的代表輕聲說出這兩個單音節字，十分之一秒的靜場過後，現場響起了此起彼伏的歡呼與掌聲，聽得出來，這是遠在瑞典的中國記者們自然而然的第一反應，代表了所有熱愛自己的、同時又與世界互動著的文學、文化的中國人的快樂與自豪。57歲的中國作家莫言，成了第一位中國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評委會給出的獲獎理由是：「莫言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品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和當代。」記者昨夜聯線採訪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眾議和白燁、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思和、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光東等專家，他們共同認為：莫言獲獎的意義超越了他個人，這是中國當代作家整體水平的一次證明。同時，諾貝爾文學獎選擇莫言，標誌著這一獎項的考量標準「回歸」了文學性，「回歸」了文學讀者。「莫言的想像力通行全世界。」陳眾議說。「逃離」福克納和馬爾克斯「為什麼莫言受到諾獎評委會的青睞？最重要的是他的想像力。」中國社科院外文研究所研究員陳眾議認為，「莫言的想像力非常豐富，迸發出來非常大氣，充滿了澎湃激情，並且一直在自我超越」。他說：「他的想像力來自現實、來自生活、來自中國民間傳統，與他生於斯長於斯的這方水土不可割裂；同時他的語言不過分雕琢，流暢豐沛、一瀉千里；而他的作品在譯介到國外的過程中，文學價值的流失較少。」評獎委員會評價莫言的文學成就，稱他「將現實和幻想、歷史和社會角度結合在一起；他的作品令人聯想起福克納和馬爾克斯，但是以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為出發點……」此說可謂恰當。福克納和馬爾克斯是讓莫言在小說技法上「開竅」的兩位重要導師。上世紀80年代，世界上各種現當代文學流派湧進中國，著實給一批年輕的寫作者造成了衝擊。但是，「到了1987年我已經意識到必須『逃離』福克納和馬爾克斯他們，否則就像挨著兩座火山，會把自己給灼燒了。」莫言昨天獲知得獎後在接受央視採訪時這樣回憶。「也許莫言的作品確實能讓人想到福克納和馬爾克斯，由此你也可以知道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價體系還是西方式的；不過我個人認為，他首先是一位本土作家，他關注的永遠是中國的農民，人們通過莫言的小說可以看到50年來中國農民的經歷和感情世界，他總能把農民的情緒和他們與土地的關係體現得異常飽滿。」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思和說。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莫言作品研究者王光東認為，莫言獨特的世界性文學價值恰恰是在「逃離」之後激發出來的——「他一方面可以說很先鋒，西方的技法借鑒得比較多；另一方面，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他重新發現和復甦了中國民間文化傳統，民間的想像和力量，我認為這是他最大的價值所在」。王光東教授說，在今天這樣的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世界各地的生活經驗漸漸趨同，文學更應該有一種自覺，「越是全球一體化，我們越要有民族化、本土化的意識」。中國有成群結隊的好作家得知獲獎，莫言說了一句話：「實際上有資格問鼎諾貝爾獎的中國作家成群結隊，我只是比較幸運。」這話透著他一貫的謙遜低調。近些年來，不少評論家都認為中國作家的整體水平應該被諾貝爾文學獎「正視」。陳思和告訴記者，他得知莫言獲獎的消息並不十分意外，「他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剛剛成為繼《紅高粱》、《天堂蒜薹之歌》之後第三部被翻譯成瑞典文的作品，這是一個信號，說明他在歐洲的影響已經比較社會化了。」在陳教授看來，近十年來，中國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這個「懸念」隨著海外文學版權的商業化運作越來越成熟而越來越沒有懸念。「過去我們一直抱怨、呼籲，形成了所謂的『諾貝爾情結』，但那時候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西方文字的很少，外國讀者無從了解中國的小說與詩歌，後來西方一些漢學家如葛浩文等，翻譯並研討了一批中國文學作品，把影響擴大了些，但還局限在高校里。」陳思和指出，「進入新世紀以來，情況發生了變化，不僅莫言，王安憶、蘇童、余華、格非等一線作家的作品幾乎已是出一部翻譯一部，而且都是國際上最大的一些版權圖書公司在做商業化操作。這就使得我們目前有一批作家與世界文學發生了相對對等的溝通，中國文學在世界上的影響越來越大。莫言獲獎不是他一個人獲得肯定，而是中國作家整體水平的一次證明。」「說實話，我這些年對諾貝爾文學獎選出來的結果是悲觀多於樂觀多於尊重，」陳眾議說，讓他驚喜的是，這次的結果表明諾獎回歸了文學——「諾獎大概也意識到應該變變口味了，不然就快被讀者們『拋棄』了」。白燁也認為，從莫言獲獎可以看出諾貝爾文學獎自身正在做一些調整：淡化非文學性因素，強化文學性因素；收斂歐美化因素，擴大世界性因素。連說「馬上要回到寫作中去」昨晚傳來的消息，讓許多與文學相關和不那麼相關的人都生出了多種多樣的感觸，正如一位網友昨夜發出的微博：因為莫言，今晚我們都是文學評論家。也許在所有人當中，最淡然的是莫言本人。正在家鄉高密的他看不出一絲多餘的興奮，接受採訪，他反倒在曆數手頭幾部寫開了頭或備好了素材準備寫的小說和劇本時，表現出了較高的興緻，連連說「等這一陣的社會活動過去，馬上要回到寫作中去」。今年8月的上海書展上，莫言曾出席書展主題論壇活動，與王安憶、劉震雲和畢飛宇等茅盾文學獎得主共話讀書與寫作生活。當時，莫言說了這麼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話：「那些文學經典就像一座座高山，在它們面前，繼續寫作的意義顯得有些含糊。我也曾想，是不是該放下手中的筆，去做點別的事了？但手中的筆卻始終放不下，明知道這個坎過不去了，還是一次次去邁，這是人的偉大與無奈之處。」莫言還為自己的筆耕不輟找到了一條更「高尚」的理由：「陪練。」他說：「100個作家中說不定能出一個超越自我、創造經典的，那其餘99個就算是當陪練了，也挺光榮。我現在的存在價值就是當陪練，激勵其他的作家繼續寫作。」現在，有這位諾獎得主當「陪練」，中國文學是不是能有更強健的未來？白燁對記者說：中國籍作家拿到了世界最高文學獎，既要高興，也要冷靜，因為這個獎不是我們的終極目標或者唯一目標，而是所有寫作者在追求理想過程中的一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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