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禮重法」思想的創新性發展（專題深思）

黃蓉生

《 人民日報 》（ 2015年03月09日 07 版）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這一重要論斷既立足我國現實國情，又繼承和創新發展了我國傳統文化中「隆禮重法」思想的合理內涵。

　　「隆禮重法」思想的基本內涵

　　「隆禮重法」思想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荀子。「隆禮重法」，即「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就是將道德教化與法律約束、德治與法治相結合，使禮與法共同化導人心、共建社會秩序。在荀子看來，「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一個有擔當的人，一個真正的君子，首先應考慮如何處理與天地的關係、與先祖特別是父母的關係、與君王和國家的關係。這就是荀子強調的，「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君子必然熱愛自然、敬畏生命，必然慎終追遠、孝敬父母，必然忠君愛國、至死不悔。而禮正是實現這些理念所必需的。

　　在國家層面，禮是一種合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安排。荀子認為，禮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人人都有慾望要得到滿足，滿足慾望就會去求取，求取不得就會紛爭，紛爭就會擾亂社會秩序。為了防止這種不良後果，就要制定禮來合理分配資源，滿足人們的正當需求。這是禮的主要功能。正因為禮在修身和治國方面都有重要規範作用，高度重視禮的作用即「隆禮」就是理所當然的。

　　在「隆禮」的前提下，荀子還提倡「重法」。他說：「法者，治之端也」，即法和禮都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是衡量曲直、判斷是非的準繩。荀子認為，賞罰必須嚴明。如果不對犯罪分子予以相應懲罰，就無法發揮刑法應有的懲戒和震懾作用。除了主張重刑，他還主張慎刑，反對株連，強調盡量避免傷及無辜。當然，荀子所說的法不能等同於現代意義上的法，而相當於今天所說的刑法。

　　總的來說，荀子一方面發展和修正了孔孟關於禮的思想，另一方面發展和修正了法家的法學思想。他強調禮的功能在於積極規範、法的作用在於消極刑禁，將禮和法統一起來，形成了「隆禮重法」思想，對我國秦漢以後的政治制度、倫理道德、思想觀念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這就是說，禮和法都是治國平天下所必須的，但二者各有所長：禮防患於未然，法則在少數人超越道德底線後採用強制手段予以懲戒。這一思想基本為後世所接受和採納。

　　法治和德治在國家治理中不可或缺

　　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傳統「隆禮重法」思想在當代中國的創新性發展。現代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德治與法治互補，「禮樂政刑」綜合為治。

　　從分工和基本效用來看，法治以法律的權威性和強制性規範社會成員的行為，德治以道德的感召力和引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法治的本質在法，無法談不上法治。但法治的形成不能離開道德，法律制度需體現道德要求，否則就難以為人們所接受和踐行。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範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只有將二者緊密結合起來，國家才能治理有序，社會才能健康運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範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既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培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法治意識，又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有機結合。

　　（作者為西南大學黨委書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