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的華人

印尼的華人不少，約佔兩億多人口總人口4％，上千萬華人在印尼經濟發揮著重要作用，為該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印尼華人擁有不同的祖籍地、移民時間，分布於印尼不同的地區。根據研究，印尼華人大多來自於中國的南方省份，如福建、海南、廣東。總的來說，中國近代歷史上有三次向東南亞的移民潮。第一次可以追溯到15世紀，鄭和下西洋的時候，第二次是鴉片戰爭前後，第三次是二十世紀前半葉。前兩次進入印度尼西亞的移民通過聯姻或逐漸被同化後變成了creolised或huan-na（福建話：番仔），被稱作峇峇娘惹。而最後一次的移民因為還保留著中華文化，被稱作新客(Cina Totok)。大多數的移民是勞工或從事貿易的商人。在荷蘭的殖民政策下這些中國移民很難獲得土地，加里曼丹（舊為婆羅洲）西部是唯一一個有相對大量中國農民的地區。印尼華人大多分布於城市如雅加達、泗水、棉蘭、北乾巴魯、三寶瓏、坤甸（龐提納克）、錫江（馬卡薩）、巨港、萬隆及邦加檳港等。印尼語稱中國為Tiongkok、Tionghoa，即源自閩南語「中國」、「中華」發音。中國的唐代(618年-907年)和宋代(960年-1279年)是南海海上貿易的開放時期；同時，印度尼西亞也處於室利佛逝朝代(650年-1377年)、又稱為三佛齊(Samboja)朝代的統一時期。這一時期，有大量的中國商船沿著"廣州通海夷道" 往來於廣州和蘇門答臘、爪哇等地。這些中國人均自稱為 "唐人"，來自 "唐山"、"唐土"，由於貿易的需要，有一部分留在了當地，成為早期的海外華人。 而"唐人"這一稱謂，則一直沿續至今。南宋末年，蒙古大元軍入侵南宋，南宋皇室沿海路南逃福建、廣東，被元軍消滅於廣東崖山，部分臣民及勤王將士自福建、廣東流亡海外。1293年，元軍調派五百艘戰船，兩萬軍士進攻爪哇麻喏巴歇，無功而還。

在15世紀前中國與現在的印度尼西亞很少有直接的聯繫。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群島的貿易掌握在印度尼西亞人手裡。一個例子是西洋文中中國商船的標準名稱junk來源於爪哇語jong。jong在爪哇語中用來描述那些從中國南部長途跋涉到東南亞的商船。中國的史料中有僧人法顯在5世紀經過這一地區去印度的記載。唐朝時也一度與印度尼西亞王國有頻繁的聯繫。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人是爪哇最早的伊斯蘭傳教士，但是現在的大多數印尼華人卻不是穆斯林。有一種理論認為，在15世紀的時候，是鄭和等中國商船將伊斯蘭教帶入印尼。另外一種理論認為，是印度人將伊斯蘭教帶到了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群島。最早的華人移民潮發生在荷蘭殖民的早中期，大多數都是尋找商機的商販。華人與印尼原住民的關係直到今天都還是問題重重。一些評論者認為這可以追溯到荷蘭殖民時期。當時荷蘭人的殖民政策偏愛華人，因此華人在這一地區建立了經濟上的主導地位。荷蘭人建立的社會等級制度使得華人很難與當地原住民融合。因為華人和阿拉伯裔是社會的第二等級，土著是社會的最底層，歐洲人位於社會的最高等級。荷蘭人是選擇性的優待某個少數民族或宗教而達到其破壞原有社會體制策略的發明者。華人成為他們殖民統治的道具，成為緩衝其與原住民矛盾的緩衝器。（法國人和英國人後來採用了同樣的策略，他們利用當地的天主教信徒和猶太人來統治阿拉伯世界。）由於華人被荷蘭人認為聰明，勤奮，有能力管理大農場而受優待，許多華人成了殖民統治的支持者。事實上，在荷蘭殖民早期，華人積極支持荷蘭人在這片地區建立其統治地位。例如，17世紀時萬丹省的蘇鳴崗在他管理雅加達的時期大量組織華人移民到印尼，這極大的動搖了這一地區的經濟，使得荷蘭人更容易征服伊斯蘭萬丹王國。作為獎勵，在1619年蘇鳴崗成為第一個甲必丹。殖民政府還獎勵給他的繼承人封地，授予世襲的Sia稱號。這些貴族化的峇峇娘惹掌握了爪哇島上從原住民貴族手中沒收來的大量土地和財富。通過這種手法，他們統治了雅加達的峇峇娘惹和華人。這種體系後來延伸到了爪哇在內的其他的島嶼上。而那些被剝奪了土地的原住民貴族，由於缺乏建立領地的經濟基礎。於是尋求用武力方式奪回原本屬於他們的土地。荷蘭人和華人參與了上千爪哇奴隸的貿易活動。爪哇人被認為容易出問題，他們被運到了在蘇門答臘的華人農場.荷蘭人常常並不友好的看待華人。在18世紀早期，由於華人從雅加達建成伊始就在經濟上佔主導地位，這在某種方式上導致他們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大量華工建造雅加達城，並且耕作附近的土地，中國商人的數量也不斷增加，造成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對華人的依賴越來越大。由於東印度公司的利潤大多數來自於在亞洲國家間的貿易，並不運回荷蘭，雅加達的華人很自然的成了聯繫中國的最好方式。荷蘭人和華人在經濟上相互依賴，理論上應該有很好的關係，但是由於華人的社會地位實際上與荷蘭人平等，而經濟上又是對手。這一因素造成荷蘭人對於華人與日俱增的憎恨。引起這些憎恨最終爆發的不僅是華人的商幫，還有華人在爪哇各個經濟領域的活動：富有的華人從中國引入窮人當苦力來開展農業生產。這些苦力成了最重要的經濟領域——甘蔗種植園——的主要勞動力。越來越多的苦力被引入，導致快到1740年的時候，華人人口佔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地區一半。1690年殖民當局嚴令禁止再從中國引入苦力。但這沒能阻止從中國引入苦力的浪潮，僱主通過向官員行賄的方式繼續引入。1720年，歐洲市場逐漸飽和，蔗糖市場面臨越來越深的危機。爪哇的甘蔗農場面臨來自更便宜的巴西蔗糖的激烈競爭。許多農場主破產，殖民當局沒有採取措施緩解越來越嚴重的失業問題，一些絕望的失業者成為了暴民。最後，殖民當局宣布將加里曼丹的苦力運到荷蘭在錫蘭南部加勒的種植園。無法知道是不是荷蘭人的真正意圖，謠言開始流傳說荷蘭人想把這些苦力運到海里扔掉。苦力拒絕登船，叛亂爆發。叛亂者不僅在農村地區搶劫，甚至要攻擊雅加達。雖然沒有證據，雅加達的荷蘭人懷疑城內的5000華人計劃加入叛亂的苦力。

1740年10月9日，荷蘭人命令搜查所有在雅加達的華人居民的住處。這最終演變成三天全方位的大屠殺——所有的華人都被屠殺在自己家裡，先前抓獲的也在監獄和醫院裡立即處死。一個傳教士煽風點火說殺華人是「神的旨意」，殖民政府據說按人頭懸賞。這次屠殺的受害者人數估計有5000至10000。紅溪（Kali Angke）這個名字據說來源於那次屠殺造成的「血流成河」。在這之後，殖民政府宣布「恢復秩序」。在雅加達等其他荷蘭統治的城市裡華人被指定住在特定的區域。雅加達華人被指定住在Glodok區，現在還有許多華人生活在那裡。大屠殺後，荷蘭總督Adriaan Valckenier被逮捕並要求向Heeren XVII（十七世殿下，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說明。他死在監獄裡，但是對他的指控宣布「免於死刑」。這件事在後來還常常被提起，特別是在形勢緊張的時候。後一波的移民仍然維持與中國的聯繫，這些聯繫主要是通過支持中國民主運動推翻滿清政府的方式。雖然這些支持主要是通過提供資金的方式，但一些印尼華人積极參与政治活動，尤其是在孫中山時代。新客是他們當中最活躍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峇峇娘惹加速融入印尼文化。而新客的下一代仍然維持與中國的關係。雖然荷蘭政府給予印尼華人特殊地位，但他們越來越加緊歧視壓迫所有的印尼華人。因此三個華人族群越來越一致的的傾向印尼民族運動，特別是提供資金支持。但越來越多的檔案顯示了華人對荷蘭的准軍事支持，試圖粉碎印尼獨立運動，因此遭來印尼原住民長期的敵視。越來越多的印尼華人參與印尼的政治。新客建立了一個聯合印尼和中國為目標的政黨，並且建立了報紙。峇峇娘惹通常加入民族主義政黨。他們有些成為荷蘭軍官，後來又成為日本軍官，但是不利用他們的職位幫助印尼民族運動。他們也是印尼報紙的先鋒，利用他們剛剛建立的報社，他們與其他印尼作家一起發表他們的政治理念。

1928年11月，中文周刊《新報》是第一個公開發表印尼國歌《偉大的印度尼西亞》的報紙。有時，牽涉到這樣的活動有入獄甚至生命的危險，因為荷蘭殖民當局禁止民族主義刊物和活動。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日本佔領時期，印尼華人積极參与獨立運動，當時除了華僑中會以外的其他印尼華人政黨都被禁止。出現了一些著名的支持獨立運動的人物，比如蕭玉燦和林群賢，遺憾的是蕭玉燦作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去世，葉全明等，印尼獨立籌備委員會成員，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成了美國公民。雖然中國共產黨在早期並未得到印尼華人的支持，但從二十世紀三十年的起，共產黨的抗日鬥爭獲得了許多新客甚至是土生華人的支持。與國共內戰同步，印尼華人在對中國的支持上分為兩陣營，一派支持國民黨，一派支持共產黨。最初由日本人支持建立的「BPUPKI」（印尼獨立準備調查團），在日本統治結束後的1945年8月17日宣布的印尼獨立聲明中扮演了中心角色，表明重回荷蘭殖民統治是不可接受的。

印尼獨立運動期間，許多印尼華人支持印尼獨立運動。起草1945年印尼憲法的BPUPKI成員有六個是印尼華人。類似美國二戰中組建的純日本裔部隊，組建純印尼華人部隊也被提出來，但這個建議最終被拒絕。華人被要求加入當地支持獨立的團體。由於缺少像這樣能夠明確區分族群的部隊，在印尼民族革命中華人參與革命的精確數字和華人參加革命的比例現在仍然有爭議。這成為一個敏感問題，因為這涉及到一個在那場戰爭中建立起來的印度尼西亞戰後華人的地位問題。

1946年，中華民國駐巴達維亞總領事蔣家棟在棉蘭表示，中華民國支持印尼獨立。在1945至1950年，為了從荷蘭獨立的民族革命中，一些印尼華人加入了印度尼西亞共和軍。那時經濟滑坡賦稅加重，所有的物資都很缺乏。，而且大多數被荷蘭或日本沒收給他們自己的軍隊了。印尼華人為走私這些貨物作出貢獻。然而，隨著荷蘭漸漸的重新建立起他們的統治，走私變得越來越難，武裝衝突也在所難免。獨立後，日本和荷蘭的公司都荒廢了。新政府將他們以很便宜的價格賣出。印尼華人很快消化了這些公司。然而，許多pribumis試圖限制這一現象，他們非難華人在戰爭中不愛國（因為他們很少參與武裝衝突）。新生的印尼政府強制要求他們放棄已經獲得的財產。這可能是印尼華人個人權利被限制的開始。於是華人的政治活動大大的減少了，但是沒有完全消失。隨著印尼經濟進一步被印尼華人控制，這些歧視越來越嚴重。pribumis譴責政府不提供一個平等的平台反而加劇他們的困境。這使得印尼華人與pribumis本來就不好的關係進一步升級。因為pribumis認為華人是殖民政府的代理。而華人向唐人街聚集（與pribumis隔離）的傾向加劇了這一狀況。

1959年總統蘇加諾批准了PP 10/1959，這一文件命令強迫印尼華人關閉在農村的產業，搬遷到城市。這一命令的實施很野蠻。1967年，西加里曼丹的事件中，42000華人被指為分裂分子而被清洗。為了抗議，許多新客回到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但是發現他們在這裡也不受歡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他們極力維護他們「純正的中國血統」，但在這裡，他們不被認為是「純」的中國人。早期回遷華人的不幸消息很快在印尼華人中傳播。他們很快發現他們自己既不是印尼人也不是中國人。一些人決定搬到其他地方，比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由於蘇哈托不加區別的對待，峇峇娘惹和新客的界限被模糊了。他們被全部強迫改為印尼姓。這項法令被印尼華人認為是至今為止最恥辱的一個，他們強迫喪失了自己的姓。

1965至1975年期間，軍隊和警察猖狂的虐待印尼華人，比如公開搶劫和強姦。在這期間，警察可以虐待任意說中文的人，在這一艱苦時期存活的唯一方法是行賄。另外，被認為在印尼獨立期間是英雄的那些華人，像蕭玉燦和林群賢不是被野蠻的處死，就是被流放或者關押，抗議的人被秘密殺害。他們全部都不被認為是民族英雄了。這使得印尼華人在這一時期不再為印度尼西亞獻身了。印尼華人在除了經濟和產業外的其他方面全部被禁止，這使得他們專註於這些方面，並且取得極大的成功。這給政府和軍方帶來從中國商人那裡索取賄賂的機會。賄賂和腐敗成為常態。這加大了他們與pribumis的貧富差距。pribumi指控印尼華人與政府勾結，污染了整個政治體系。另一方面，華人則認為對待他們不公，政府偏向pribumis。隨著越來越多的歧視和敵意積累起來，印尼華人把自己看成一個分離的族群不再認為自己是印度尼西亞人了。儘管年輕一代並不像他們老一代那樣遵循中國傳統，但他們仍然認為他們與印尼人不同。在這一時期，年輕一代接受了西方文化，而且越來越覺得西方文化優越。他們越來越傾向西方國家，比如美國和英國。父母都把子女送到西方國家，西化變得很流行。

1998年的雅加達暴亂，許多印尼華人成為目標。這次騷亂受到說中文國家的譴責，蘇哈托被指控為暴亂的策劃者，但是他們指錯了人。經受了洗劫和縱火後的印尼華人逃離了印度尼西亞。可笑的是，他們發現他們更容易接受西方國家，而不是他們出生的印度尼西亞。甚至在暴亂平息後，他們很多人不想回去。蘇哈托的下台令這些留在印度尼西亞的印尼華人鬆了一口氣。他們希望新總統能夠恢復他們以前的地位，結束這長達數世紀的敵意。在改革早期，政府關注於穩定經濟和安全，歧視仍然很猖獗。然而印尼華人獲得了用有限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勇氣，這在蘇哈托的強硬策略時期是不可能的。不幸的是，仍然有許多忠於蘇哈托的官員實施歧視的法律。但這不是由於意識形態，而是為了獲得他們自己的好處。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像10/1959這樣的很多政府法令，限制印尼華人在農村地區活動，把他們搬遷到大城市。蘇哈托總統鼓吹將華人同化而不是融合。作為1967年「解決華人問題的基本政策」和其他措施的一部分，中文報紙只保留一個，所有華人的宗教活動被限制在屋內，中文學校逐漸被淘汰，中文不允許出現在公共場合，鼓勵使用印尼姓名。大多數這一類的法律在1998年蘇哈托下台後廢除。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政治壓力限制了印尼華人在政治、學術和軍事領域的角色。結果，由於這些限制，他們成為貿易、製造和銀行等領域的企業家或職業經理人。在1965年所謂的「共產主義政變」後的七十年代，印尼華人被指控幫助共產主義，因此對華人有強烈的抵觸情緒。大多數印尼華人都不是穆斯林，這加重了當地穆斯林對他們的敵意。從爪哇最早的穆斯林傳教士是華裔的這個角度來看，這十分可笑。有歷史理論認為第一個將穆斯林信仰帶到印度尼西亞的人是中國商人，特別是這些隨鄭和來到三寶壟的商人。鄭和不是漢人，他來自中國少數民族的穆斯林。許多政策禁止教、說和發行中文。排華情緒在pribumi中越來越嚴重，針對華人的屠殺時有發生。印尼華人的身份證上標記「WNI」（印度尼西亞公民）而不是像pribumi的身份證上只寫「印度尼西亞人」，這作為印尼華人的一種婉轉的標記。這讓官員更容易向他們索要賄賂，類似希特勒要猶太人佩戴猶太教六芒星。即使是本地出生的或者在印尼生活了很多代的華人也必須持聲明他們放棄中國國籍的證明。這些高度歧視的法律被一些人認為是政府在努力的進行文化滅絕。一些印尼華人無法忍受逃走了，新客回到中國大陸，結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逮捕，峇峇娘惹回到了他們的老東家荷蘭。1998年，在蘇哈托當了32年總統下台前，發生大規模針對印尼華人的暴亂和一系列的屠殺。華人家庭被搶劫並燒毀，許多華人被強姦或殺害。1998年的事件，由於互聯網的出現，與以前針對華人的屠殺有了很大不同。這次事件在互聯網上實時的傳播，喚起了全球華人的關注和情緒，導致大量華人在許多國家向印尼政府抗議。在這次悲劇後，大量的印尼華人逃往美國、澳大利亞、新加坡和荷蘭等國家。

1998年印尼排華事件

指從1998年5月13日至16日，印度尼西亞（主要是：棉蘭、巨港、楠榜、雅加達、梭羅和泗水）暴徒發動的一系列針對華裔社群之屠殺，亦稱為「黑色五月暴動」。暴動持續約三天，數萬名華裔受到有組織的虐待與殺害。印尼政府對此採取了默認的態度，亦有證據表明此次暴亂為印尼軍方所策劃。依據印尼官方調查機構「聯合實情調查團」發布的《五月騷亂真相調查報告》，印尼華人共計1250人死亡，24人受傷，85名婦女遭到強姦、輪姦和性騷擾。但這一數字受到了廣泛的質疑，依據一些人權組織的估計，遭到強姦的華裔婦女的數字應在千人以上.事件的中文名稱「黑色五月暴動」，來自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書《黑色的五月: 印尼暴徒殘害華人暴行真相》。

1965年，時任印尼總統的蘇加諾由於政治立場傾向共產主義陣營，當時的美國政府策動印尼軍人推翻蘇加諾政權，但為蘇加諾的手下翁東所悉破。所有政變軍方領袖除了蘇哈托以外都被處決。而蘇哈托為反抗，組織了反對的軍人和精銳的私人部隊從蘇門達臘出兵，進入首都進行大規模鎮壓行動，在印尼全國策動「反共大清洗」。緊接著之後不到一年之內，印尼的共產黨員幾乎被趕盡殺絕。事件導致了至少50萬人被屠殺，亦由於中國曾參與援助蘇加諾的印尼政府，導致大量華人被當作共產黨員處決。事件使大量華人被迫離開印尼到海外生活，移居至中國的佔大多數。在印尼九三零事件後，印尼單方面中止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從而使得留在印尼國內的華人大多保留或選擇中華民國國籍，人數超過10萬。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迅速波及印度尼西亞，印尼嚴重的貧富差距在金融風暴後更是顯著。印尼國內政治長期動蕩不安，在內鬥之際，有心人士刻意操弄族群對立，無辜牽連華裔。

印尼在1997年和1998年出現多起暴動行為，且明顯是專門針對印尼華人。有些暴動看似是自發性，而有些則被認為是幕後策劃。其中有說法指出：「支持蘇哈托的將軍們」試圖通過分裂穆斯林中的傳統派和非傳統派別，穆斯林與基督徒，乃至華人和土著，來達到『削弱反對勢力』的目的。」也有些說法認為是某些將軍想推翻蘇哈托的統治而計劃。目前主流媒體都認為，這次暴動是有組織且有預謀的暴亂活動，印尼軍方也參與其中。當時蘇哈托為轉移金融危機壓力，緩和國內的民怨，透過軍方情報部門策劃煽動此事件。

在5月13日暴亂的消息瀰漫在整個雅加達。此時蘇哈托總統正在埃及出席一個會議，軍方要員則到達東爪哇的瑪琅市參加一個典禮。在5月14日，一場嚴重的暴亂髮生在雅加達地區，而此時沒有任何軍隊在街道上。印尼華人是這場血腥暴亂的主要目標，而印尼軍方無視暴民們對華人的搶劫和對華人婦女的強姦（根據桑迪亞萬神父所言）。最後，超過1000人死於這場暴亂中，大部分華人被燒死在商業區和超級市場，也有一部分被當場打死或遭到槍殺。一位政府官員稱總計毀損了2479間商業建築，1026間民房，1604間商店，384間私人辦公室，65間銀行，45間工廠，40間大型購物中心，13間市場和12間別墅。不過一般相信，印尼各地可能有更多華人所在的建築物被破壞。雅加達人權與婦女研究組織經整理後的報告顯示，5月發生的騷亂中，印尼各地總共發生5000多起暴徒強姦或輪姦華裔婦女的慘案，其中以雅加達每天發生的100多起最為嚴重。有目擊者稱，暴徒穿著軍靴被軍用卡車運送到華人區，他們高呼「宰了中國人，燒死他們，這些中國狗」，然後開始搶劫商店和市場，隨後，他們開始把婦女集中起來進行集體輪姦，印尼警察到場之後，並沒有阻止暴徒的行動。後來，印尼華人團體組織發表《告全世界同胞書》，呼籲全球華人華僑要求世界人權組織主持公道，譴責印尼當局，該書信署名「印尼雅加達華裔受難族群」。其他印尼華人則通過互聯網、傳真、電話等方式向全球喊冤和求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5月底接到投訴後開始處理該事件。7月下旬，印尼華人尤其是女性仍然收到恐嚇信，信中稱「祝福」華人「餘下的時日」，用旗杆插入「支那女人」的下體，以免「弄髒了」印尼男性的陰莖。7月24日，一名華人女大學生被當眾強姦。一位40歲的耶穌會神父，出生於警高層的家庭，桑迪亞萬神父領導了對1998年黑色五月暴動的獨立調查。作為「人道義工隊」的代表，他會見了聲稱知曉軍方參與暴行和搶劫的知情者。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聲稱特派員組織了對銀行的火燒和搶劫。一位計程車司機說，軍方的直升機協助實行搶劫。一位購物中心的老闆宣稱，在暴亂以前軍方官員向他收取保護費。一位青年說他和數千人被訓練成為示威者。一個孩子稱特派員把他和他的朋友組織參加了暴亂。另有說法稱士兵裝扮成學生並參加了暴亂。目擊者指稱有些強壯的、留著短髮的人進入了軍方的卡車並直接攻擊了華人的住宅和商店。有說法稱孩子們被鼓勵進入商業區，並焚燒了街道。而某些強壯的、留著短髮的男子強姦了華人少女、婦女，並在之後殺害她們。7月20日，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州的華人華僑建立了「救援印尼人權委員會」，開始尋找印尼迫害華人的證據。美國紐約市和華盛頓特區華人團體發起萬人簽名和示威抗議運動，譴責印尼當局迫害華僑的行動，聲援受難華人，其中著名的組織有「紐約華人抗議印尼虐華事件聯合會」。香港，40多名婦女團體代表及80多名印尼華僑遊行到印尼駐港總領事館示威並且向領事館遞交抗議聲明。^[4]在秘魯、英國、泰國、菲律賓、新加坡的華人團體都舉行了抗議活動。黑色五月暴動致使在印度尼西亞的華人遇難和蒙受損失，僅僅是印尼首都雅加達，就有5000多家華人工廠、店鋪、房屋、住宅被燒毀，約150名華人婦女被強暴，近1200名華人被屠殺。印尼這起嚴重的暴力事件，受到國際社會同聲譴責，同時在華人世界裡成為對印尼觀感惡化的一個主要因素。在中國，也因為此事件，印尼被列入最讓民眾反感的國家之一。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政府在5月14日認為動亂沒有特別針對台商或華裔印尼人，並不是排華行動，不到實施「撤僑」的時刻。5月16日起「緊急指派專機」飛往印尼疏散受難者。撤回台灣在印尼的投資（約130億美元），禁止印尼勞工入境（每年約1萬5千人）。對於印尼表達希望勿撤資撤僑，時任外交部長鬍志強5月17日表示，政府動作如果太大，擔心激怒印尼政府，後果難以掌握，至同年7月29日才公開召見印尼駐華代表，當面向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提出了「最嚴正抗議」。8月8日，印尼投資部長Hamzah Haz飛往台灣提倡投資印尼時，為暴力事件道歉。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認為，被捲入騷亂的華人並非中國人民共和國公民，而是印尼公民，因此對東協的政策是「不干涉內政」。不過，7月2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唐國強在答記者問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印尼華人婦女在5月騷亂中遭強暴表示強烈關注和不安。我們多次通過外交途徑希望印尼政府徹底查處有關事件，並採取有效措施，避免類似不幸事件的發生」，並重申「不干涉印尼內政」。外交部長唐家璇在8月東協外長會議時，要求印尼政府重視此事，儘速查處，確保華僑的安全和合法權益。與此同時，北京大學學生組織的抗議行動被該校（或說是公安）勸導和制止。政府對此進行冷處理。但大使館歡迎華僑撤回大陸。

香港：抗議群眾用「黑漆」塗抹位於銅鑼灣禮頓道的「印尼總領事館」大門泄憤。

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於事發後旋即宣布該國樟宜國際機場二十四小時不關閉，接受難民入境。

美國：美國政府認定此次事件是種族歧視；聯邦政府批准部分華人的「避難請求」，並接受了這批華人居留。《紐約時報》率先大量報道了排華暴行，才使得此事在全球各地廣為傳播。同年7月開始，華裔美國人於全美各地展開抗議行動。8月7日和8日達到顛峰，全美13座大城同步舉行「譴責印尼暴民罪行」的示威抗議行動，近兩萬名華人群集全美各地印尼使領館前，要求「立即停止排華暴行」和「嚴懲兇犯」等。8月8日上午，在華盛頓特區的印度尼西亞駐美使館門前，憤怒的口號聲此起彼伏，近千名華裔聚集抗議，並向駐印尼的美國官員遞交「抗議信函」。

泰國：同年7月後，泰國首都曼谷的華人上街示威遊行，抗議印尼暴徒殘忍的排華行為。

由於歧視，大多數印尼華人雖然經濟上富有但不積极參与政治活動，也不向立法機構遊說來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這種情形不同於馬來西亞華人,在政治經濟上都很活躍，雖然他們在那裡也是少數民族，也是在穆斯林國家。雖然法律和民意歧視印尼華人，他們在除了經濟領域以外的很多領域也很成功，最著名的就是羽毛球。羽毛球是印度尼西亞最流行的體育運動。印尼運動員在二十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統治了這項運動。許多受人歡迎的運動員和教練都是印尼華人，比如：紀明發、梁春生、林水鏡、王蓮香、魏仁芳。

在瓦希德當選總統後，為了緩和種族關係，他很快廢除了一些歧視性的法律。

2000年瓦希德頒布6號總統令，廢除1967年14號總統令關於華人宗教、信仰和傳統的條款，允許華人宗教和傳統自由進行而不需要獲得批准。兩年後，梅加瓦蒂總統宣布，春節從2003年起為國家假日。哈比比在1998年頒布總統令重新允許教授中文，而且取消華人在入學登記和申請公職時要出示國籍證明的要求。2001年，取消中文不允許出現在公共場合的限制。由於學中文的越來越多，為了滿足需求，中國向一些省份和大學派人指導中文教學。印尼華人重新開始進入政治舞台。

經濟學家郭建義分別在瓦希德政府和梅加瓦蒂政府出任經濟與金融部長和國家發展計劃部長。2004年蘇西洛政府任命馮慧蘭為貿易部長。她是第一個進入內閣的華人女性。儘管像印度尼西亞中華改革黨這樣的黨派沒有在1999和2004年獲得很大支持。現在有很多華裔成為政府官員候選人。在1999到2004期間，候選人人數從不足50增長到差不多150，最近的一些候選人甚至贏得地區職位的選舉。在2009立法會選舉雅加達地區代表的58個華裔候選人中，有兩位贏得人民代表委員席位。1965至1994年期間，中文被禁止出現在電視上，但是數年之後才真正的出現在電視上。

2000年11月，Metro電視台成為第一個向當地電視台廣播普通話新聞的電視台。在幾乎同一時期，雅加達的Cakrawala電台增加了普通話音樂和新聞節目。這個電台在這之前已經播放過用印尼語改寫歌詞的華語流行歌曲.根據2006年國籍法，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的區別被廢除了，只保留了印度尼西亞族與外來族的區別。

在2007年春節，蘇西洛重申對華裔用「中華」代替「支那」，對新客用「中國」來代替「中華人民共和國」，來防止「支那」的負面涵義。這個改變在Suara Pembaruan報的文章上面反映出來。

印尼全國有１００多家銀行，華資銀行超過70家，佔一半以上；印尼實力雄厚的企業集團，華人企業佔據主導地位，著名的三林集團、阿斯特拉集團、力寶集團、金光集團、巴里多太平洋集團均為華人華僑創建。

　　但如此強大的經濟人群，卻是該國最沒有政治社會地位的族群，眾所周知，印尼是排華問題最為嚴重的國度之一。曾發生過許多起大規模的排斥、屠殺、迫害華僑華人的慘劇。固然這有歷史方面的原因，已經消失的印共被定格為洪水野獸，牽連了大量無辜華人。這段不幸歷史過去半個世紀，但華人的政治地位依然沒有明顯改觀。在震驚世界的1998年印尼首都雅加達大騷亂中，大量華人商店被砸，不少華人被殺，許多華人婦女遭強暴。迫於世界輿論壓力，當時的哈比比總統宣布取消華人身份證的特殊記號，對華文的使用有條件地鬆動，允許華人組織社團和政黨，隨後執政的瓦希德總統更進一步，撤消1967年頒布的限制華人公開慶祝自己節日的第14號總統決定書，宣布孔教(儒教)為合法宗教。雖有上述的變化與進步，華人依然在印尼難以取得事實上的平等地位。印尼現有法律仍有這樣的規定：國民信仰自由，但必須擁有信仰，否則就被視為非法的共產黨。這使得被貼上「政治排斥標籤」的華人很小心翼翼生存。再看看馬來西亞：人口總數近三千萬，華人佔四分之一。他們掌握了國家經濟的大部分，在當地多處於富人階層。但是再來看看歷年來的馬來西亞總統，沒有一個華人。而只佔8%的印度人卻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在政府，社會組織中到處都活躍著印度人。　當一個族群長期被歧視，首先要做的不應該是抱怨歷史，而是三省自身。拿出突破解現實瓶頸的實際行動。一個國家一個人群的政治地位，是與承擔的社會責任成正比的。不得不承認，除了歷史原因外，華人自身存在嚴重政治品格缺失——不願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做公共領域大事的主動性較弱,不願「管閑事」、不敢主動出頭「挑大樑」，是南洋華人的通病。這是他們在東南亞沒有政治地位的現存主要原因。他們長期以來「明哲保身」，不願參與軍事到政治領域，只樂衷於自己的大宅門。這就是在印尼華人雖富，卻悲劇連連的主要原因。本土人並不因為你不願「管閑事」而高看你、反倒輕視你膽小自私。當他們認為，你只是竊取了他們的經濟利益的奸商販，那麼悲劇就一再發生了。而同樣富甲天下的猶太人，就值得海外華人照鏡子。他們之所以世界贏得比較高的地位，不僅是因為他們很能賺錢，更重要的是他們有思想有行動有責任心，在各國積极參与各項政治活動、承擔各項責任，所以他們就有了各項權利和尊嚴。權利的獲得從來都是以承擔責任為先導的，任何只想享受權利而不願承擔責任的想法都是短視，甚至是愚蠢的——因為這樣人再有錢也掌握不了自己命運。從某種意義上講，對責任的逃避也就是對權利的默認放棄。為此，華人要想徹底站起來，必須改掉「明哲保身」的舊傳統。須知一群把自己封閉在社會、政治之外的有錢人，只能重複歷史長河上的浮萍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