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雲國：告訴你一個真實的兩宋王朝

□宋學涵蓋世界觀、認識論、人性論、方法論等層面，重視思辨，強調義理，推崇理性，講究致用，作為宋型文化的精神內核，對當時與其後的思想、倫理、教育、史學、文學藝術與自然科學的發展路徑，都起著廣泛而深刻的作用

□宋朝確實出現了諸多新氣象，但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遷畢竟未脫君主專制與地主經濟的大框架。而這類以偏概全、以一馭萬的誤讀，往往不分前提與時段，混淆現象與本質，將若干新元素絕對化、普遍化與一貫化，進而作為過度美化的支撐性依據，結果必然有違歷史實相

□中國，作為地理概念、政治概念與文化概念的複合體，其內涵本身就是隨著歷史的演進而不斷變化，不斷豐富的。「厓山之後無中國」論，褊狹地認定中國歷史與中華文明隨著南宋覆亡而戛然終結，完全無視元明清三代也是中國歷史與中華文明的必然延續

思想者小傳

虞雲國 一九四八年生，浙江慈溪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長期從事宋史與歷史文獻學研究，著有學術專著《宋代台諫制度研究》、《細說宋朝》與《兩宋歷史文化論稿》等，文史隨筆《敬畏歷史》、《放言有忌》與《水滸亂彈》等，主編《宋代文化史大辭典》、《中國文化史年表》，校點古籍《文獻通考·四裔考》、《菿漢三言》等。

最近一兩年，在學術界和社會上，有一種「宋朝大熱」的趨勢。關於兩宋的各類暢銷書，市面上越來越多見。媒體之上，談宋之風漸行。大論兩宋，一時成為時髦。今天，我與大家一同分享一下我的宋史觀，探討之餘，試圖釐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認識，歡迎諸位多多指正。

宋朝最珍貴的「遺產」是什麼

思想家嚴復說過：「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玩味其言，宋朝雖已遠去，其遺產卻深刻影響著今日現象。一說到宋朝的遺產，今人往往矚目於以宋詞、宋瓷與《清明上河圖》為標誌的文學藝術，以三大發明為代表的科學技術。這些遺產固然令人醉心與快慰，但值得究心盤點的，顯然應該聚焦於政治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層面，這才是宋朝遺產的核心部分。

宋朝政治文化遺產主要集中在制度設計與統治思想上。

先說制度設計。宋朝確立文官體制，抑制武將勢力。在軍事上，創設強幹弱枝、內外相制的兵制，杜絕中央將領與地方藩鎮擁兵作亂之可能性。在官制上，處心積慮地分割事權、互相掣肘。中央另立樞密院而掌軍事，專置三司以主財政，多設參知政事為副相，有效分割了相權。地方任命文臣主政州縣，直屬朝廷；州縣之上，增設派遣機構，分設漕司、憲司、倉司等路級「監司」，同掌監察職能，各有所司而互不統屬；另設「帥司」專掌一路軍事治安；帥司與監司只對朝廷負責，各自獨立而互相監督。君權仍至高無上，但政治常態下，皇帝權力與朝政決策也受到相對的程序約束與朝議監督，中樞決策體制中強化了以台諫官為主體的監察系統與以封駁官為主體的審議系統，在分權制衡上有著長足的進步。這些制度設計，不僅使宋代朝政遠較前代開明穩定，作為政治遺產也為後代所繼承，近代以前再未重現顛覆皇權與割據地方的大亂之局。

再說統治思想。縱觀宋朝制度，其頂層設計之完善與統治思想之進步同步展開。宋朝君臣已有初步共識：「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後天下之大公始立。」在確立重用文臣、優待文士的國策時，作為政策保障，宋太祖特立不殺士大夫和言事官的戒誓。這種統治思想的寬容度，在中國帝制時代堪稱空前絕後。而當時士大夫獨立人格之養成，誠有社會變動的深層原因，但「祖宗盛時，以寬宏博大養士氣」，尤其值得強調。正是最高統治者能「容受讜言，養成臣下剛勁之氣」，宋朝士大夫官僚才得以相對充分地議政論政，在崇文抑武、分割事權的頂層設計下實現其政治抱負。

宋朝精神文化遺產的核心內容，則指當時那些出新前代卻影響至今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道德情操與民族性格。在唐宋之際社會變動中，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關係或新格局在政治、經濟、階級、家族、思想、宗教、民族等領域接踵而至，僅憑舊儒學已難以敷用，亟需一種應對變局、解釋現狀、維護統治的新儒學。經兩宋數代思想家「斷以己意，作新斯人」的創造性轉換，宋學作為新儒學流派紛呈，大師迭出，成為先秦諸子學以後一座新高峰。宋學涵蓋世界觀、認識論、人性論、方法論等層面，重視思辨，強調義理，推崇理性，講究致用，作為宋型文化的精神內核，對當時與其後的思想、倫理、教育、史學、文學藝術與自然科學的發展路徑，都起著廣泛而深刻的作用。宋學不僅是學術思潮，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對宋代以後迄於今日的民族素質與價值信仰也產生了巨大影響。舉其犖犖大者，略有以下諸端。

其一，平等意識。唐宋之際，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最終取代身份性的貴族地主，他們以科考進入官僚隊伍，雖有一定的政治經濟特權，卻不再世襲；他們在法律身份上互相平等，只對皇帝負責。科舉制相對公平與公正，「取士不問家世」、「一切考諸試篇」，各階層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而前代超經濟的人身依附關係，大多轉為相對平等的契約關係，農民與手工業者開始擁有遷徙權與流動權。在地權頻繁轉移時，政治特權基本讓位於經濟因素，地主、自耕農與佃戶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緣於時代的深刻變動，宋學家提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平等思想；整個社會已有士農工商「皆百姓之本業」的共識；連農民揭竿而起時都將「等貴賤，均貧富」奉為綱領。這種平等意識的萌生露頭，相對前代是新因素，但與近代平等觀卻有本質的不同。

其二，兼容精神。宋朝政治氛圍相對寬鬆，兼容精神遂應運而生。宋學在其創立形成期秉持兼容並蓄的開放姿態，頗具懷疑精神與創新活力。反觀宋學兩大高峰期，「學統四起」，「自出議論」，卻頗能寬容並存，客觀肯定別派可取處。各家各派大都「出入釋老」，融入佛、道相關成果，重構自家理論體系。與此同時，佛門在學理上融合儒道，道教從儒佛中汲取養分，而最高統治者也以兼容精神處理宗教關係，最終形成儒學為體、佛道為用的融通格局，三教和平共處成為宋朝常態。至於士庶日常行事，往往儒、佛、道並行不悖而同處雜陳。在雅俗文化的互融共處上，整個社會表現得相當寬容。正是在兼容並蓄中，士農工商不斷吸收、消化、借鑒、融合其他異質文化，創造出璀璨輝煌的文化遺產並影響至今。

其三，淑世情懷。唐宋轉型後，經科舉制的有力推挽，從非身份性地主階級中開始崛起一個士大夫官僚階層。其優秀分子以新儒學為價值觀，強調經世，注重踐行，體現出「以天下為己任」的淑世情懷。他們自許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實際擔當者，向皇帝發出了「與士大夫治天下」的籲請，展現出迥異前代士人的自覺意識。即以理學「內聖外王之道」而論，他們也旨在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內聖」功夫，最終落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號召，都是這種情懷的經典表述。

其四，名節操守。宋朝新儒學痛惜忠義廉恥掃地以盡，表彰名節操守不遺餘力，士大夫遂秉淑世情懷鍛鑄獨立人格，至北宋中葉已「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為高」。他們強調：「刑賞為一時之榮辱，而其權在時君；名義為萬世之榮辱，而其權在清議」，將當世與後代對自己名節操守的評價視為高過賞罰、超越生命的永恆價值。這種氣節操守，既有面對權位名利的非分誘逼而維護自身獨立自尊的層面，也有面對新主舊朝的易代鼎革而恪盡原有君臣名分的層面，更有面對外國異族的武裝入侵而堅持民族大義氣節的層面。以上諸層內涵在宋朝都有充分表現。第一層在「侃然守正，無所承望」的剛直官員那裡頗有亮點；第二層與第三層，由於民族戰爭綿延不絕，大義名分尤其激揚，岳飛抗金、文天祥死節等，都被奉為民族氣節的最高典範。

宋朝的「月亮」沒那麼圓

當然，宋朝的遺產也有消極因素，而且利弊得失往往藤纏葛繞共生在一起。

就政治遺產而言，其制度設計固然確保了君主集權，根絕了分裂割據，但時時處處「事為之防，曲為之制」，在軍事上，各自為政、動輒掣肘、缺乏協調、難以統籌等弊病如影相隨，嚴重削弱了軍隊戰鬥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門、官員冗濫、因循苟且、效率低下等現象也司空見慣。於是，強敵壓境、時局紛擾之世，缺少活力、短於應對也就勢所難免。

就精神遺產而言，作為精神文化內核的新儒學確為時代注入過許多新元素，但自建炎南渡，隨著外部環境的壓力與內部專制的強化，宋學明顯轉向內省的路向，「外王」之道淡出，「內聖」之學凸顯。自宋理宗起，理學作為宋學主流獲得尊崇，升為官學，創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漸泯滅，而「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教條經過後代的發酵，最終成為明清專制帝國控制官僚、馴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正確的態度應該是，理性區分宋朝遺產中的新生兒與洗澡水，全單照收與一起潑掉的做法都不足取。

宋朝立國年代長，史料存世數量大，未經全面佔有，缺乏深入研究，僅憑個別記載，便下全局判斷，就難免會出現誤讀。在政治文明上，宋朝確有長足的進步，但其所有進步都是相對的，而且是在專制政體下展開運作的； 皇帝仍是國家最高決策者，祖宗家法下所有頂層設計無不服務於君主專制集權。倘若有意無意地忽視宋朝大制度，處心積慮地美化某些小制度，進而比附近現代政治文明，必將大謬不然。試舉幾例，以見一斑。

例一，宋神宗與宋哲宗時期有所謂新舊黨爭，有人將其誇張成「以王安石為偶像的改革黨與司馬光為偶像的保守黨兩黨輪流執政」，用以論證宋朝已「有共和的因素」。這種說法把古代帝制下兩黨輪流輔政與近代意義上兩黨輪流執政混為一談，全然抹殺了民主共和與君主專制在大制度上的本質差異。

例二，宋孝宗與宋理宗都以旁支宗室而入繼皇位，有人將其曲解為政治上「『誰都可以當皇帝』的開放性」。縱觀中國歷代王朝，因君主絕嗣而旁支承統的權變做法，並非宋朝獨有，如今將其美化成宋朝已具「皇權開放的觀念」，實在匪夷所思。君不見，皇權依舊在趙姓皇族後代中私相授受，「皇權開放」從何談起！

例三，宋朝對皇帝及其決策權確實建立了相對的制約程序，有人將其解讀作「皇權成為最高公權力的象徵」。殊不知宋朝這種相對制約，最終仍須以皇帝自覺接受權力制衡為前提的。這也決定了代表皇權的宋朝皇帝不可能像近代立憲制那樣徹底虛君化，也根本談不上宋朝「以制度保障了國家公權力最大限度地屬於全社會」。

在士風名節上，新儒學確有砥礪人心之功，也作育出范仲淹、包拯、文天祥等一批士大夫精英。精英有榜樣的力量，但士風從來隨政風互動。在良好政風下，例如北宋慶曆、嘉時，士風相對振作，操守自然高揚。政局一旦污濁，雖仍有少數士大夫不為所屈，獨秉操守，但秦檜、韓?胄、史彌遠與賈似道專政時，士風窳敗，斯文掃地，何來風骨節概可談，而這些權臣與麇集其麾下者，十之八九不都是士大夫官僚嗎！足見籠統斷言宋朝是「君子時代」，無疑也是誤讀。

在社會經濟上，有人將宋朝美化成農民「自由、快樂地生活的朝代」，顯然未能細讀描繪農民疾苦的大量詩文。宋朝農民對地主的依附關係雖有改善，但官府代表國家對其控制與盤剝並未放鬆；隨著生產力的進步與生產關係的鬆綁，他們的生活在總體水平上比前代儘管有所提高，但總不能將宋朝絕對美化成「廣大民眾的黃金時代」。總之，宋朝確實出現了諸多新氣象，但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遷畢竟未脫君主專制與地主經濟的大框架。而這類以偏概全、以一馭萬的誤讀，往往不分前提與時段，混淆現象與本質，將若干新元素絕對化、普遍化與一貫化，進而作為過度美化的支撐性依據，結果必然有違歷史實相。

「厓山之後無中國」嗎

厓山之戰事關宋元易代，既是宋朝最終謝幕，也是元朝完成統一。近年以來，「厓山之後無中國」論甚囂塵上，我也曾常被問及對此有何看法。

這一說法起於何時，出於何人，已難考實。倘若將其置於宋元易代之際或易代之後，折射出南宋覆亡後漢人遺民的故國情懷，則應是前述宋朝新儒學表彰民族氣節的直接產物。?山之戰作為歷史上中國境內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由宋入元的宋朝人倡為此說，當時自然有其歷史正當性，否則何必表彰民族氣節，強調愛國主義。

但時至今日，討論歷史上的中國，就必須立足於今天中國的立場。正如歷史學家譚其驤所指出：「一定要分清漢族是漢族，中國是中國，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這是不同的概念。」要之，中國史應該包括現今中國境內所有政權與民族的歷史，既不能等同於漢族史，也不能將歷史上中國跟歷代中原王朝，尤其跟中原漢族王朝划上簡單的等號。中國，作為地理概念、政治概念與文化概念的複合體，其內涵本身就是隨著歷史的演進而不斷變化，不斷豐富的。

即以宋朝立國三百餘年而論，這一時段的中國不僅指宋朝，還應包括遼、夏、金、蒙，以及相繼並存的大理、吐蕃、西遼、回鶻、于闐、黑汗等民族政權在內。當時，宋、遼、夏、金分別將對方視為外國，但各政權之間又無不主張「天下一家」而自稱「中國」。元朝修前朝史，三史並列，一視同仁地將宋、遼、金作為中國境內的並列政權，也藉此表明元朝自視為中國的當然繼承者。所謂「厓山之後無中國」論，完全立足於宋朝人的立場，把政治中國的內涵局限於中原王朝（甚至中原漢族王朝），把文化中國的進程終止於宋朝文化，表現出大漢族主義與大宋朝主義的狹隘傾向，既與民族平等觀格格不入，也與歷史發展觀南轅北轍。

「厓山之後無中國」論，與後人對宋朝的高估與對元朝的偏見息息相關。倘若理性地把視野放寬到晚唐至元初的大中國範圍，宋朝儘管結束了晚唐以來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相對統一的中原王朝（南宋儘管偏安，仍可借其特定涵義來指稱它），但先與遼、夏，繼與金、夏成並存之勢，以致有史家稱之為「後三國」或「後南北朝」，顯然不能視宋朝為大一統王朝。在這一長時段里，宋朝的地位與作用主要凸顯在制度文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等層面。

相比宋朝，元朝在政治制度、社會經濟上確有局部性的倒退。但是，元朝繼唐朝之後再次成就了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統一，最終完成了宋朝未能達到的統一大業。在元帝國的大平台上，包括漢族、蒙古族在內，境內各民族實現了空前的交流，構成中華民族融合進程的重要時段。而作為少數民族統治的統一王朝，在如何應對不同民族板塊的互動關係上，元朝也留下了獨具特色的政治遺產。所有這些，本身就為中國內涵添加進前所未有的新成分，成為中國歷史不可缺失的大環節。

而「厓山之後無中國」論，褊狹地認定中國歷史與中華文明隨著南宋覆亡而戛然終結，完全無視元明清三代也是中國歷史與中華文明的必然延續（這種延續的是非得失雖不妨深長議之，但這種延續不僅是中國歷史與中華文明無計迴避的命運，而且也匯入了複雜變化的中國內涵）。與「厓山之後無中國」論相提並論的還有「明朝以後無華夏」論，這種論調，不僅誤讀了宋朝，也誤讀了歷史中國與當下中國的內在關係，都是應該據理剖別以正視聽的。

（本文轉自解放日報。編輯郵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