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象徵的馬嘎爾尼使團

作為象徵的馬嘎爾尼使團

宋念申 2016-11-09 17:08 來源：澎湃新聞在寫到郎世寧和耶穌會士時，我曾提到英國《經濟學人》雜誌2013年的一段歷史敘事：「1793年，英使馬嘎爾尼到訪中國皇廷，希望開設使館。馬嘎爾尼從新近工業化的英國挑選一些禮物帶給皇帝。乾隆皇帝——他的國家當時的GDP約佔全球三分之一——把他打發走了……英國人1830年代回來了，用槍炮強行打開貿易，中國的改革努力以崩潰、恥辱……告終。」如果沒有鴉片戰爭，1793年英使訪華或許不是特別特殊的事件。上年10月，馬嘎爾尼帶著禮物和英王喬治三世的國書，從倫敦出發，借給乾隆皇帝賀壽的名義來到中國，希望展示英國實力，並要求貿易特權。經過繁瑣冗長的交涉（比如是否以跪拜禮覲見），馬嘎爾尼等終於在承德見到了乾隆，但清廷婉拒了他們要求的特權。使團在詳盡收集中國情報之後回國。無論在英國還是中國，此事在當時都不算太引人注目。但由於中國在鴉片戰爭以來的際遇，1793年的這次中英相遇，在漫長的200多年裡，被不斷重新解釋、添枝加葉，成為具有全球史意義的重大事件。到了20世紀，歐美和中國都把它看作是一次失敗的相遇：「保守封閉」的中國，因缺乏平等外交觀念，而錯失了「融入世界」的機會。通俗歷史講義，就像《經濟學人》一樣，把它和鴉片戰爭聯繫，構建出一個清晰的因果鏈條：中國因封閉而挨打；只有用戰爭，才能讓中國接受自由貿易。不少論者即使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持批判態度，也認為是清代中國的虛榮自大招致了國力衰微。馬嘎爾尼使團，逐漸脫離實際的歷史情境，成為一個為特定意識形態提供素材的象徵和神話。對它的認知也從一次具體的中英間外交交涉，演繹成具有本質主義色彩的東西方文化衝突。1793年使團的「失敗」，被全數歸咎於「東方」對於商業的忽視、虛妄的自我迷戀、以及專制主義傳統——儘管清代中國開海之後並未閉關，對海上貿易的管理並不比當時的歐洲國家更保守，並且最重要的：中歐貿易（包括中美貿易）實際上不斷增長。也就是說，在對馬嘎爾尼使團的解釋中，中國和英國當時具體的政治、社會、經濟和外交狀況被故意省略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與「西方」相對的「東方」形象，通過這次接觸被充分展現和印證。這種對東方形象的認定，其實早就開始。我們來看一幅著名的諷刺漫畫：

這幅《在北京朝廷接見外交使團》，作者是英國著名的諷刺畫家詹姆斯·吉爾雷（James Gillray，1756-1815）。在所有表現馬嘎爾尼覲見乾隆的圖像中，它恐怕是最為知名的了。無數對1793年事件的介紹，都會引用它。這幅畫代表了英國主流輿論對這段歷史的認知，因為它生動地刻畫出中國皇帝面對單膝跪地的馬嘎爾尼，那副高傲、自大、不屑的蠢樣。但最令人稱奇的，並非畫家的技巧，而是這幅畫的出版時間：1792年9月14日。就是說，馬嘎爾尼使團尚有一個月才出發，畫家就憑藉他的想像，「預告」了整整一年之後的會面場景。對此事的闡釋，在事件還沒有發生之前，就已經結束了！「歷史認知」，根本不需要「歷史」的存在。畫家當然不是先知。作品的思想來源，一是他處身的現實，二是歐洲18世紀以來對亞洲的新態度。吉爾雷是英國政治諷刺畫(caricatures)的開山鼻祖，他對歐洲、特別是英國時政的譏諷體現著1780到1790年代公眾政治思潮的變化。1783年美國取得獨立戰爭勝利，極大打擊英國的海外殖民事業；1789年法國大革命，衝擊著整個歐洲的王權體制。英國遂以強化殖民地管制來應對，但殖民地官員的作為亦飽受批評。與此同時，孟德斯鳩以來的歐洲人文主義知識分子，發明「東方專制主義」鏡像，來重新定位歐洲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政治身份，對中國政體的態度由讚美轉為大力批判。吉爾雷反對法國革命，但對君權極盡嘲弄，常常把英王喬治三世作為譏諷對象。他的畫面向倫敦公眾銷售，深知如何挖掘市場對於各類時事的觀感。但我們應注意，對於即將出發的馬嘎爾尼使團，這幅畫的挖苦其實是多方面的：既表現爵爺身後一眾英國官員、商人的惶恐、貪婪，也把馬嘎爾尼所帶的禮物說成是毫無用處的小孩玩具；當然最為更突出的，還是東方君主的冷漠、傲慢、可笑和腦滿腸肥。如果它是一則預言，那麼它揭示的是這次出訪包含了多個層面的矛盾衝突。結果，這個預言真的「自我實現」了。在討論中英首次官方往來失敗的原因時，歐洲論者談論得最多的，就是覲見禮儀問題，好像中國皇帝拒絕英國的通商要求，僅僅是為了馬嘎爾尼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禮。吉爾雷肯定不會預知磕頭爭執，他畫中的馬嘎爾尼單膝跪地，不過是當時歐洲王宮標準的覲見禮。但當預言應驗，「歷史」就朝著人們認定的方向展開了：馬嘎爾尼的覲見禮，成了在後人眼中畫面的焦點，掩蓋了其他。此外，另一個最引發興趣的話題，則是乾隆給英王的回信，其中誇耀中國無所不有，完全不需要和英國貿易。這點也恰好通過對中國皇帝的醜化而展現得淋漓盡致。所以，這兩個情節竟像是在馬嘎爾尼出訪前就 「設計」好了，「歷史」不過是照這個套路表演一番，所有的理解都引向對「愚昧的東方」的抨擊。對異己的定見左右了歷史的走向。這種解釋思路，到法國退休外交官阿蘭·佩菲雷特的《停滯的帝國》一書達到頂峰。該書1989年出版後，很快成為暢銷讀物，並在1995年發行了中文版。其時冷戰剛剛結束，無論西方還是東方，對「落後文明」的想像和批判，都頗迎合「歷史終結」時代的口味。近年來對馬嘎爾尼使團的新研究層出不窮。學者們把馬嘎爾尼事件還原到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情境中，從禮儀制度、科技、地緣政治、貿易狀況、翻譯等等許多新角度闡發了交流失敗的原因，有效批駁了抽象的文化主義解讀。無庸在此贅述這些觀點，我們只需注意特定解釋產生的歷史脈絡。比如禮儀問題，美國學者何偉亞（James Hevia）就認為18世紀以來歐洲國際法對外交的重新規範，以及英國人把跪拜與臣服、階層、奴役、性別等符號相聯，是磕頭問題顯得敏感的原因。但覲見禮儀並沒有成為1793年中英會面的阻礙，而是直到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來訪時才有所激化的。到了1840年，美國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把中英開戰的主因說成是磕頭問題，這個問題才被無限拔高。亞當斯當然是以禮儀為借口，將殖民侵略合理化。即使我們順著這種「文明人教訓野蠻人」的邏輯，認定英國只是按照主權國家的新觀念，要求中國承認其平等地位，那麼也可以追問：英國全球殖民，從未以平等原則對待弱小，又憑什麼要求中國實踐主權平等呢？鴉片戰爭後，英國把「平等」的外交禮儀輸入中國，是為了建立「平等」的對華關係嗎？其實正如黃一農先生指出，無論1793年馬嘎爾尼以什麼禮儀覲見，乾隆都會拒絕英使的要求。這並不是因為中國拒絕貿易，而恰恰因為中國早將外貿規範管理，對所有國家一視同仁，而英國的要求，本質是讓中國推翻實施多年的定製。其要求包括：開放寧波、舟山等地為口岸；在北京常設使館；劃舟山附近一島供英商居住、倉儲；允英商常住廣州；英船出入廣州、澳門水道並減免課稅等等。首先，英國要的不是通商的「普遍權利」，而是針對英國一家的特殊待遇。其次，某些要求已和殖民無異。再次，將對歐貿易歸併廣州，對洋商出行的限制，如上篇專欄所述，恰恰是乾隆出於社會安全考慮的決策。換個人處在乾隆的位置上，恐怕也不會答應如此放肆的請求。此外，如果英國真的像某著名經濟學家認定的，是「希望按照市場的邏輯」而非「強盜的邏輯」從事商貿和交流，那麼可以問一句：資助著馬嘎爾尼使團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遵循的是市場邏輯么？但是在後世的論述中，馬嘎爾尼的要求和背景往往被忽略或淡化，而乾隆給英王的回信，倒被反覆提及，以證明中國可笑的自大。英文文獻里引用的最多一句話，回譯成白話，就是：「天朝無所不有……從不看重精巧製品，一點也不需要你們國家的製品。」其實，乾隆的回信遲至1896年才全部翻譯成英文，這封信以及這一小段話在整個19世紀都沒有引起什麼重視，可以說完全是20世紀「後見之明」指導下的新發現。更重要的是，這段話斷章取義，扭曲原文。此話的語境，是特指馬嘎爾尼帶來的禮物，不是貿易：「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齎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但是只有把個別語句抽離、置換，中國皇帝才能夠成為取樂的對象。這句話便同「磕頭」一起，成為野蠻「東方」活該挨打的證據。把它和鴉片戰爭聯繫起來，殖民侵略看上去不但不那麼難以接受，而且簡直是帶來文明曙光的義舉了。遺憾的是，即使很多學者早已否定了其層層疊加的意義，馬嘎爾尼事件還是頑固地扮演著（中國和其他地方的）東方主義者們希望它扮演的角色。《經濟學人》們絕不會是最後一個抓住這個陳詞濫調不放的。既然（像吉爾雷的漫畫一樣），對歷史的認知完全不需要歷史的存在，那麼這個神話怕是還會繼續很長時間。 責任編輯：單雪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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