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書畫家趙孟頫的一生

06-03

關於趙孟頫書法及其書論前人雖已多有論述，但較少從其書法臨摹創作與理論相結合的角度來探討。所以不揣淺陋草創此文，以求教於方家。

一、時代與書壇狀況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建鷗波亭為游息之所，又號鷗波翁。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五世祖秀安嘻王生孝宗及祟獻清王伯圭;伯圭，孟頫四世祖孝宗弟也，賜第湖州為湖州人。人元以孟頫推恩三代改贈集賢大學士追封魏國公，母李，生母丘，並封魏國夫人[1]。生於宋寶佑二年甲寅(1254)，卒於元至治二年壬戌(1322)，享年六十有九。

關於他的父親，趙氏在他的《先侍郎降表》中說:「府君玉立長身，眉目疏秀，襟度灑落，不藏怒蓄怨。性好學，躬布衣韋帶之行，才任治劇，而為政務豈弟，所至皆有惠愛。;[2]可知他的父親是一個仁厚而有才幹的人。雖然趙氏11歲喪父，但父親對他的影響還是很深的，這從他後來為學、經濟等方面的才幹中都能看到他父親的影子。另一位影響他一生的就是生母丘氏。「『汝幼孤，不能自強於學問，終無以凱成人，吾世則亦已矣!』語已，泣下沽襟。公由是刻厲，晝夜不休。性通敏，書一目輒成誦。未冠試，中國子監，注真州司戶參軍。皇元混一後，閑居里中。丘夫人語公日:『聖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異於常人?』公益自力於學，時從老儒敖繼公質問疑義，經明行修，聲聞涌溢，達於朝廷。」[3〕由此養成了其一生勤勉力學的作風。這兩段話，前一段重在學問自強，後一段重在經世致用。父親去世，家道中落，又是旁室所出，母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宋亡又丟了真州司戶參軍的職位，更是雪上加霜。像他這樣的宋室宗親，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投降做順民，一是遁人空門。出家就無法侍奉老母，做貳臣有辱名節。筆者以為這中間趙氏是經過了激烈的思想鬥爭的。因為他早先就辭過翰林國史院編修的官職[4]，所以仕元實有他難言的隱痛。

至元二十三年，孟頫33歲。程拒夫奉詔搜采遺逸，於江南得孟頫，以之入都。公神采秀異，珠明玉潤，照耀殿庭，世祖以為神仙中人，二十四年授兵部郎中[5]，開始仕元生涯。為政之初就做了兩件大事:一為參與了至元鈔的推行;一為參與了誅殺權臣桑哥的鬥爭。充分展示了趙氏在處理財稅方面的才幹和他的忠直謀略。同時，五六年京師為官也使趙氏認識到政治鬥爭的險惡，自己雖然深得世祖賞識，其實，至多也不過是文治的花瓶。因為世祖嗜利默武，內用聚斂之臣，視民財如土直，外興無名之師，栽民命如草芥。[6]元諸帝又多不習漢文，世祖用番僧八思巴造蒙古字，以替漢文。[7]對漢文化並無多少了解與敬意，採取的是野蠻的文化滅絕政策。作為一介書生，又是「疏遠之臣」又能怎麼樣呢?只有力請補外。至元二十九年出知濟南路總管兼署府事。有詩云:

五年京國誤蒙恩，乍到江南似夢魂。雲影時移半山黑，水痕新漲一澳渾。宦途久有曼容志，婚娶終尋尚子言。正為疏墉無補報，非關高尚慕丘園。多病相如已倦遊，思歸張翰況逢秋。鱸魚蒓菜俱無恙，鴻雁稻粱非所求。空有丹心依魏閥，又攜十口過齊州。閑身卻羨沙頭鷺，飛去飛來百自由。[8]

不難看出趙氏仕元並不是為了榮華富貴，而是想真正為民，特別是為南人做些有益的事，而殘酷的現實只能使其退而求其次。在濟南期間，官事清簡，振興儒風。元貞元年，赴京修《世祖實錄》。大德三年，遷江浙儒學提舉。至大三年，以翰林侍讀學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延佑元年，改翰林侍講學士，遷集賢侍講學士，資德大夫。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至元二年六月卒，追封魏國公，溢文敏。由此看出他中年至晚年的主要工作就是振興儒學，興修學校，獎掖人才。在科舉廢默，讀書人地位如乞丐的情況下，他的遠見卓識和赤子之心無疑是令人敬佩的。

北宋儒學振興。前期歸於明儒道的尊孔，撥亂世的返治。後期與前又有不同，是深人釋老而反諸六經以道學、政術為二事。道學其實就是理學，亦可稱為心性義理之學，一本於心，而不向外求。到朱熹集漢唐儒學會通釋老為理學之集大成者。這是南宋學術的大環境，到元代亦相沿襲。

趙氏處此環境中，無疑是深受影響的。他在(劉孟質文集>序》[9]中說:「文者所以明理也，自六經以來，何莫不然。其正者自正，奇者自奇，皆所發而合於理，非故為是平易險怪之別也。後世作文者不是之思，始誇詡以為富，剿疾以為快，詼詭以為戲，刻畫以為工，而於理始遠矣。故嘗謂學為文者皆當以六經為師，舍六經無師矣。」趙氏曾治《尚書》，分今古文作《集注》。可知他為學以經學為根基，早年師事杜南谷真人，真人行事在儒道之間。[10〕筆者以為這對趙氏後來為人及從事書畫創作都有較為直接的影響。因為老莊所講的「道」，其實就是中國藝術精神的一種體現。宋亡後師事里中老儒敖繼公質正，用力經學。中晚年師事中峰明本。可以說南宋理學興盛的社會學術環境，杜道堅、敖繼公、中峰明本的道儒釋之教直接影響了趙氏在書畫上的見解和取得的成就。

北宋時期，科舉對書法已沒有特別的要求。印刷術的普遍應用，使文人擺脫了抄書之苦，而在書法上的負面作用就是日常書寫的大量減少。禪宗重頓悟而輕漸修的思想也從一個側面削弱了對書法的潛心探求，而且這種風氣在宋人書論中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體現，如蘇黃的許多書跋。所以筆者以為雖然宋四家在楷書上都曾下過苦功，即使放蕩不羈的米芾也深於楷法，但宋人楷書已失唐人的嚴謹大度，走向衰弱的趨勢是很明顯的。到了南宋，這種衰敗的局面更是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宋高宗在他的《翰墨志》中說:「書學之弊，無如本朝，作字真記姓名爾。」高宗酷愛書法，看到書壇積弊，雖身體力行，欲起而振之，但畢竟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發出「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大夫，而書名顯著非一，豈謂今非若比，視書漠然，略不為意?果時移事異，習尚亦與之污隆，不可力回也」[11]的感嘆了。所以，虞集也說，晚宋謂之無書可也[12]。這種局面到元代也未得到絲毫改善。趙氏有詩云:「千古無人繼羲獻，世間筆家為誰高。」[13〕真是寡於知音了。

二、趙氏的學書經歷

關於趙氏的學書經歷，宋鐮跋《趙子昂書浮山遠公傳》[l4]中說:「趙魏公之書凡三變:初臨思陵，中學鍾舞及羲獻諸家，晚乃學李北海。」趙氏早年學高宗書是很明顯的，而且有出藍之譽。這可從他30歲所書《杜工部秋興四詩卷》看出，但並不止於此，趙仿《東山存稿》卷五說，仿往歲游吳興，登松雪齋，聞文敏公門下士言:『公初學書時，智永《千文》臨習背寫，盡五百紙，《蘭亭》亦然。」，在他自己元貞二年正月跋所書《千字文》中說:「仆廿年來寫《千字文》以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分。今日觀之，不知孰為勝也。」[15]柳貫《跋趙文敏諱<千文>》中說:「吳興公少時喜臨智永《千文》，故能與之俱化。」[16]可見早年受思陵影響的同時，他還力學智永《千字文》、褚河南楷書和《蘭亭》，已經是楷行齊頭並進了。關於他臨習的範本，從遺存的作品來看，智永《千文》取的是關中本，《蘭亭》是定武本，都是刻本，所以他題《楔帖》說:「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17]這大概就是學刻帖而生的誤解。一般認為趙氏力學二王始於至元廿一年得《淳化》舊刻〔18]，應該說是可信的，但並不局限於此。虞集在《道園學古錄》中說:「趙松雪書，筆既流麗，學亦淵深，觀其書，得心應手，會意成文。楷書深得《洛神賦》而攬其標，行書詣《聖教序》而人其室，至於草書，飽《十七帖》而變其形。可謂書之兼學力天資精奧神化而不可及矣。」這是極有見地的話。趙學二王是全面而深人的，這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也是他擺脫思陵影響而成自家法的時期。晚年他力學李北海到無一筆失度的地步〔19]，為了書寫碑版可能是其原因之一。筆者以為更重要的還是為了增強筆勢，成自家面目。

三、趙氏的執筆運腕

趙氏執筆的方法從其書作可以看出是雙鉤執筆，因雙鉤執筆的書寫效果是重心在字的正中或偏上，而且字上半部用力要稍重於下半部。並主張執筆要緊，元孔齊《松雪家傳書法》[20]中說:「趙松雪教子弟寫字，自有家傳口訣。或如作斜字草書，以斗直下筆，用筆側鋒轉向左而下，且作屋漏紋，今仲先傳之。又試仲穆幼時把筆，潛立於後掣其管，若隨手而起，不放筆管，則笑而止。或掣其手，墨污三指，則撻而訓之。蓋欲執管之堅，用力如百鈞石也。」一如羲之教子法，所謂「用筆側鋒轉向左而下，且作屋漏紋」，就是晉唐書法用筆起勢，即s形運筆路線，這種取勢最利於筆力的傳達。可見趙氏執筆運筆皆遵古法。因所作字較小，可能提腕多於懸腕，這與他的摯友鮮於樞不同:「鮮於困學公善書懸筆，以馬鞍三片置於座之左右及座頂，醉則提筆隨意書之，以熟手勢，此良法也。懸筆最好，可提筆則到底亦不礙手，唯鮮公能之，趙松雪稍不及也。;[21]從傳世的作品看鮮於氏的書法字要比趙氏大，筆力強勁老辣，粗頭亂服，氣勢逼人，有唐人之氣，與趙氏之溫潤自適自不可相提而並論。

四、趙氏的臨書

趙氏在《臨右軍<樂毅論)帖跋)[22]中說:「臨帖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謹不得謹。然與其肆也寧謹，非善書者莫能知也。」又柳貫《跋趙文敏帖》[23]說:「蓋文敏之書根於英姿敏識，而成於清機絕鑒，非可以一毗至也。猶記寒夕宿齋中，文敏談余試濡墨覆臨顏柳徐李諸帖既成，命取真跡一一覆校，不惟轉折向背無不絕似，而精采發越有或過之。予問其何以能然?文敏曰:『亦熟之而已，然則習之之久，心手俱忘，智巧之在古人猶其在我，橫縱闔辟無不如意，尚何間哉?」，杜本《趙臨(黃庭經)跋》[24]中說:「承旨趙公嘗言:「學書之法必由臨摹之功，然後筋骨風神韻度可得而見，不則是為不知而作也。」從中可見趙氏對臨摹的態度，開始要嚴謹，追求用筆的精到，要臨得像，因為趙氏也沒有見過羲獻臨池，也只能通過其書跡推求，所以只有臨得像才可能接近古人的用筆。「謹」是重於取形，但有一前提，就是用筆近似，不然就是描摹。「肆」重於取神，這要建立在大量嚴謹臨摹的基礎上。而且「肆」要有一定的度，不然也會使韻味走樣。這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過程，不是「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25]的人所能夢見的。從第二段引文可知趙氏能將唐代各家筆法隨手表現出來，領悟之深，用筆之精熟，元人無出其右。這是臨摹，但到心手俱忘與古人俱化的境地，就是個人書風形成的時候。這就是對古人的繼承與創新，至少元以前的書家是這樣做的，這個過程只有書家自己才能體會，是語言所無法表達的。

五、趙氏的小楷

小楷是古人日常書寫的重要書體，其使用的頻率要遠遠大於大中楷，這在今人實已很難體會它的妙用了。宋四家對小楷還是極為重視的，至少承襲了唐人的餘緒。董其昌《書小楷冊題後》[26]說:「小楷書，乃致難。自臨帖者，只在形骸，去之益遠，當由未見古人真跡，自隔神化耳。宋時唯米芾有解，至今如阿悶一見也。」毛晉《海岳志林》說:「陳寺丞，伯修子也，嘗於枕屏效元章筆跡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元章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日:『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髓康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嘆服，因請其法。元章曰:『無他，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當自熟矣。」，提筆作小楷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可見元章於此用功深矣!這種情況到南宋已不復見，趙氏小楷學羲之《樂毅》《黃庭》、獻之《洛神賦》及唐人書，如其中年收鍾紹京硬黃紙撫《黃庭經》，並書「特健葯」三字。[27]趙氏於小楷用功極深，達到著紙如飛的境界，[28〕臨習多達數十百卷。柯九思評其臨《黃庭》有六朝遺意[29]，應不為過。趙氏酷愛獻之所書《洛神賦》，一生臨習不斷，晚年於都下見真跡十三行，歸吳興後得之{[30]，書風為之一變。見其晚年書《道德經》(故宮藏)[31]可謂得獻之疏雋之法。寫小楷的心態及用筆的要求是閑靜細膩，靠手部動作的微妙變化將書者意圖傳達到筆尖。心、手、眼的配合要默契，以至於無間然，才能將小楷寫得舒展自然。這裡要特別提一下小楷與小行草的關係，孫過庭《書譜》說:「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性情;草以點畫為性情，使轉為形質。」可見真草書的互補關係。又:「一畫之間，變起伏於峰秒;一點之內，殊挫於毫芒。」則說明了真草點畫用筆的相通之處，朱和羹《臨池心解》也說:楷法與作行草，用筆一理。作楷不以行草之筆出之，則全無血脈;行草不以作楷之筆出之，則全無起訖。

今人並非不重視楷書，但只將其簡單地理解為只能用於打基礎，並且以寫大中楷為主。而大中楷的寫法與小楷又略有不同，習小楷可使書家對用筆的把握更趨細膩穩定，增強對點畫節奏的控制能力。晉唐書家的小楷與小行草用筆的互補關係使其行草的用筆結構行氣都能變化多端而不失法度，風流蘊藉。而到趙氏之後，這種情況就不復再見，學晉唐只存形骸。因為晉唐小楷與行草之間的關係斷。了。如文微明小楷，雖然精到，但用筆的節奏與晉唐已有很大距離。反映在行草上，就表現為節奏的單一與用筆的粗糙。明人又多將精力用於大幅行草，這就離晉唐古法更遠了。

六、趙氏的行草

關於趙氏行草取法晉唐，已如前述。劉績《霏雪錄》說:「松雪翁書法妙天下，而人鮮有知者。公平日博觀歷代真跡石刻，深求古人筆意，其揮翰時如應丁鼓刀，鄭匠運斤，不動神色而自合矩度，又豈庸俗輩可得而議耶?」真是苦心力學，境界高深。陶宗儀《趙魏公書畫》[32]說:「又聞公偶得米海岳書《壯懷賦》一卷，中胭數行，因取刻本摹拓，以補其圈。凡易五七紙，終不如意。乃嘆日:『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其實，並非趙氏功力不濟，實關性情。米趙同學晉唐，學書途徑也極相似，性情不同則面目自別。米性癲狂，專於取勢，主要師法大令。故有山谷「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33]之譏;趙氏和平簡易，嗜好沖淡，不驕不奢，雖後貴辦無矜色。[34]取晉人韻致，主要師法逸少。米專於取勢而失韻度，趙重韻度而失氣勢，都是偏勝，所以董其昌《書品》[35]說，「文敏之書，病在無勢，所學右軍，猶在形骸之外。右軍雄秀之氣，文敏無得焉，何能接武山陰也」，是極有見地的。趙氏也看到了自身的不足，所以晚年力學李北海就是為了取勢，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最終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是很成功的。當然，他的成功還得力於其在小楷上的功力。已如前述。

七、趙氏的古意論

後人總結元代書壇多以「復古」二字概括，筆者以為這主要源於趙氏在書畫上倡導的古意論。他說:「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36]「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今人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艷，便自謂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橫生，豈可觀也!吾所作畫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為佳。此可為知者道，不為不知者說也。;[37]

這兩段話用意相近，只是書畫的表現手法不同，所以，在語言的表述上就會有所區別。筆者理解的古意是書畫家的精神氣質，通過技巧的錘鍊而在作品中體現出來的意境。這是技進乎道的過程，既具備人類情感的共性，又帶有濃厚的個人情感，而這種帶有普遍共性的個人情感是可以超越時空界限的。所以，可以說趙氏對古意的畢生追求，其實也就是其人格、書藝境界不斷升華的過程，這與「復古」是有本質區別的。

八、關於「用筆千古不易」

趙氏《(定武蘭亭>跋》說:「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

「用筆千古不易」是趙氏千古名言，也是其書論中最有爭議的一句話，後人恨不得起趙於九泉之下而問之。董其昌說，「余素不學趙書，以其結構微有習氣，至於用筆用墨，文敏所謂『千古不易』者。不如是，何以名喧宇宙也!前人正自未可輕議」[38]，也沒有提出有說服力的見解。周星蓮《臨池管見》說:「所謂『千古不易』者，指筆之肌理言之，非指筆之面目言之也。謂筆鋒落紙，勢如破竹，分肌劈理，因勢利導。要在落筆之先，騰擲而起，飛行絕跡，不粘定紙上講求生活。筆所未到氣已吞，筆所已到氣亦不盡。故能墨無旁沉，肥不剩肉，瘦不露骨，魄力、氣韻、風神皆於此出。書法要旨不外是矣。集賢所說，只是渾而舉之。古人於此等處，不落言淦。余曾得斯旨，不憚反覆言之，亦僅能形容及此。會心人定當首肯，若以形跡求之，何異痴人說夢。」

稍近之。趙氏說:「吾自幼好畫馬，自謂頗盡物之性。」[39]筆者以為「用筆千古不易」指的就是盡筆之性，也就是盡己之性，以求達到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境界。

其實，這句話更有其深層的哲學意味，這就不得不談朱子的理氣、心性二論。錢穆說:朱子論宇宙萬物本體，必兼言理氣。氣指其實質部分，理者約略相當於寄寓在此實質內之性，或可說是實質內一切之條理與規範。

朱子說:「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有是理，便有是氣，理未嘗離乎氣。理只是個凈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跡。他卻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關於心性，朱子說: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才是說性，便已涉乎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錢穆解釋說:「理是天地公共底，性則是人物分別底。」「但萬物之性，各為其形氣所拘，回不到天地公共底理上去。此處要有一番工夫，此一番工夫則全在心上用。」「氣之敷施發用只是一自然，而心之敷施發用則在人為。應從自然中發出人為，又應從人為中回歸自然。並應從人為中發展出自然中之一切可能與其最高可能。」[40]

歸而言之就是老子所謂「天法道，道法自然」。以此理解趙氏此論就會感覺很通徹。他有詩云:「古來名刻世可數，余者未精心不降。欲使清風傳萬古，須如明月印千江。[41]

這是其書藝境界，也是其人生境界。

九、結論

趙氏一生，無論為學、做官、為人都盡己所能，是不失為有赤子之心的。他有遠大的政治抱負，但殘酷的現實限制了他在這方面的發展，他晚年的(自警》詩說:

齒豁童頭六十三，一生事事總堪漸。唯余筆硯情擾在，留與人間作笑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