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為什麼繁盛

嚴格地說，「繁盛的原因」或許不包括在「文學淵源」之內。然而，既然它曾經成為一個爭論的熱點，並且當我們論述了古典詩歌由六朝詩歌向唐詩的遞遭變化之後，討論這個問題時思路特別清晰，顯得胸有成竹，不妨順便談一下。 打個比方說。如果把初唐詩歌比作一隻「雞雛」，那麼先決條件是需要有南北朝詩歌這個「雞蛋」，從這一點出發，再來談「溫度」、「濕度」，乃至藉不需要「母雞」來「孵雛」、「護雛」等等。所以，我們現在所談的「繁盛原因」都只是唐詩所以達到繁盛的峰頂的外在原因。儘管不是根本性質的因素，卻依然非常重要。前人看到了這一點，都紛紛加以討論。這裡，我們也試作簡要的概述。 首先，「唐代經濟和文化的普遍高漲，帶來了唐詩的繁榮」。這種說法固然大體不錯，仔細分析也未必不產生偏頗。 杜甫(憶昔二首)其二雲:「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康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統魯編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從「安史之亂」的頹勢中回顧「開元盛世」中兩個「文明」一起高漲的景象，艷羨中必然帶有誇張，但也基本符合事實。物質生活的空前豐裕，為廣大知識分子提供了相對安定的生活環境，有利於培養和造就大批優秀的詩人。文化生活方面，唐玄宗親自註解《孝經》。《六經》、《九經》的診釋、註解，在唐代全面刷新;《晉書》、《南史》、《北史》等多部正史在政治動蕩的六朝無法出版，至唐代都殺青付梓;劉知幾《史通》成為我國第一部歷史學專著;各種科學技術(如一行和尚對數學、天文學的貢獻)都高度發展;佛、道乃至伊斯蘭教的活動空前活躍;表現在音樂、繪畫、書法、舞蹈及其他表演藝術(如雜技、木偶等)都獲得巨大突破。這些成果不但拓寬了詩歌創作的題材，而且為詩歌藝術提供了多重借鑒，都給詩歌創作以積極影響。但是，這些似乎又不是必然的條件。安定而富裕的生活條件，或許造就了王維，優遊的生活或許造就了孟浩然，崇高的政治地位或許造就了張九齡，使他們成為名噪一時的詩壇巨匠。然而宋人有「詩窮而後工」的體驗。一生撩倒，在戰亂中與貧困、飢餓常伴的杜甫，卻與飄逸洒脫的李白.同樣成為曠代詩傑.就有點說不通了。 經濟高漲，國力強盛，使民族自信心大增，因而形成了所謂「盛唐氣象」。這主要表現在工維、王昌齡、岑參、高適等所作的邊塞詩里，如王維早期的作品:「忘身辭風洲，報國取龍庭」(《送趙都督赴代州得青字》)、「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少年行四首));岑參「早知逢世亂，少小漫讀書。悔不學彎弓，向東射狂胡」(《行軍詩二首));王昌齡:「聞道羽書急，單于寇井經。氣高輕赴難，誰顧燕山銘」((少年行二首))、「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從軍行七首》等，這裡面當然包含有忠君報國的愛國思想和民族主義的因素，然而更多的是博取功名，出人頭地，以封妻m子的功利思想。唐人劉辣《隋唐嘉話》載:唐開國元勛李劫說，「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為好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為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唐王朝以馬上得天下，其中李劫是以武功獲得政治地位的十分顯著的例子，他自然以自己的韜略武藝而自豪。聯繫到歷史上的名將韓信、樊哈、張飛等皆出身狗屠無賴，引得李白也申言自己曾鬥雞、走馬，賭梨栗，並自詡「託身白刃里.殺人紅塵中」。魏穎《李翰林集序》還稱李白曾「手刃數人」。李白的這些市井習氣，多少受到李劫等功臣們行為傳聞的影響。所以，如楊炯《從軍行》中:「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王維《送趙都督赴代州得青字》:「豈學書生輩，窗前老一經」，李白《行行且遊獵篇》:「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才是所謂「盛唐氣象」所反映的佔主導一面的傾向。 其次，自西晉末年「五胡亂華」以來.北部中國呈多民族雜居形式。唐王室先人乃突厥混種，進人中原便吸收了先進的中原文化;後人主中國.對優秀的文化傳統仍然保持其兼收並蓄的態度。加之南、北朝以來，統治集團有格外優厚地對待詩人的傳統，也有愛好詩歌藝術的習慣。所以.幾乎整個唐代的君王，在對待文學(先是詩歌，後連帶著傳奇小說)與文人時，態度都顯得大度、寬容。因而有學者提出「文禁鬆弛是唐詩繁盛的重要原因」。 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解，仍然須從魏晉以來帝王貴族對文學的一貫態度，以及突厥人的家庭倫理觀念，這兩個角度來考慮。唐太宗以馬上得天下，以寫詩為娛樂和休息，所作人宮體一流，依然是魏晉六朝的傳統。這一情況在高宗、武后時也沒多大改變。直到玄宗以下，對詩歌的態度才更認真了一點。殷潘(河嶽英靈集序》當時就提到玄宗有推動詩風發展的功勞，「實由主上(玄宗)惡華好朴，去偽從真，使海內詞人.翁然尊古」，恐怕與帝王之師的張說的詩歌主張有些關係。白居易死後，唐宣宗以詩悼白居易雲:級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槍然。既提高了詩人的名譽，又激勵了後來的文士。 唐王室雖然贊成宣傳儒家的倫理觀念，然而他們自己對家庭倫理的態度依然保持了突服人的舊習慣。唐太宗不但接收了高祖的部分繽妃，「玄武門之變」之後又將建成、元吉等的妻妾照單全收。白居易《長恨歌》首句便點明「漢皇重色思傾國」.陳鴻《長恨傳》則更直接地揭示楊玉環搜自外宮壽邸。這些被《紅樓夢》中的賈寶玉一概斥之為「臟唐臭漢」的亂倫行為，在唐王室看來，卻是合情合理，稀鬆平常的事，人於詩也好，載於文也好，都無傷大雅。文宗朝李德裕唆使門人韋灌託名牛僧擂，作傳奇小說《周秦行紀》，以圖誣陷僧濡。然後李德裕再作《周秦行紀論》，稱牛僧濡行為怪僻不檢，自謂姓應國家受命的做言;且小說中稱德宗為「沈婆兒」，是罵代宗皇后為「沈婆」，因此罪不可赦。據宋人張泊《賈氏談錄》，唐文宗讀了《周秦行紀》，付之一笑，說:「此必假名，僧濡是貞元中進士，豈敢呼德宗為沈婆兒也?「既然作詩撰傳奇只是為了玩樂，便只須從玩樂的角度去看.與政治有什麼關係?李德裕這一著，算是枉費了心機。 但是，並不是說唐朝統治者對文學創作一概放任不管，唐初流行鬥雞，王勃在沛王府任職，戲作《為沛王檄英王雞文》，受到高宗的嚴厲申斥，並遭到流放。原因是挑唆兄弟不和，且「此殆交結之漸」。唐高宗防患於未然，不希望他的兒子再演玄武門的故劇，是顯然的。至於粉飾天下太平，誇耀文治武功，君臣共飲同吟，這樣的風流雅事，自然在提倡之列了。唐王室的敬重詩人，喜好做詩的傳統習慣，並視吟詩為文為遊戲的特點，與趙宋以下王朝的態度相去甚遠。其實，與其說唐王朝「文禁鬆弛」，不如說宋以下諸朝「文網漸密」來得更準確罷了。唐朝詩人，確實是最無忌諱的一代詩人。這個情況，顯然有利於唐詩人隊伍的壯大。 再次，前人最重視「唐代以詩、賦取士，促使唐詩高度興盛發達」的觀點。這當然是唐詩繁盛的一個重要的社會條件。 以詩賦取士，無疑又是唐代隴西政治集團為大量任用庶族地主階級的士人而開拓的一條康庄大道。舉進士人仕，是什途正選。十分風光。劉驚《隋唐矗話》載:「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日:『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摧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薛元超是則天朝元老重臣，其父正是貞元重臣薛收，猶以明經人仕為生平之一恨。唐諺有:「五十少進士，三十老明經」的說法，可見舉進士第多麼難，而對才士的臉面又多麼重要。 關於唐代士子以詩集和傳奇小說作「溫卷」或「投獻」，魯迅先生有《六朝小說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別》一文，曾稍作交代。程千帆先生《唐人溫卷考》則考訂詳盡無遺。唐人薛用弱《集異記》有傳奇小說《王維》一則，是披拾傳聞，敷衍而成的。其中談到王維因岐王之力，將詩作投獻太平公主，以致「遂作解頭(狀元)而一舉登第矣」.或許還有真實的成分。至干天寶中錢起以試帖詩《湘靈鼓瑟》一舉奪魁，確是文壇佳話了。 宋人趙彥衛《雲麓漫鈔》說:「唐之舉人，先籍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貨。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 開始投詩作溫卷，後來漸漸濫了，改為傳奇小說，不但引人人勝，而且「文備眾體」，於是詩集和小說集子都多起來了。 好的詩歌，往往很難品評甲乙殿最，於是在考評中往往要尋求一種標準。而白居易這樣名噪一時的詩壇巨單的作品便樹立了典範。白居易《與元九書》中所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仆私試賦判傳為準的。其餘詩句往往在人口中……」便正透露了其中的消息。 最後，宗教文化的發達，使詩歌創作獲得極大的借鑒。王維的詩充滿佛教哲理，故有「詩佛」之譽;李白宗仰道教，廣求神仙丹藥之術，所作飄逸瑰奇，遂有「詩仙」之稱。其他詩人，包括杜甫、柳宗元、白居易、李賀等大詩人的作品中.也都有明顯的宗教傾向。唐人孟菜《本事詩·嘲戲》稱: 詩人張枯，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枯始來渴。才見白，白日:「久欽籍，嘗記得君款頭詩。」枯仔然日:「舍人何所謂?」白日:「『鴛鴦鈾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邪?"張頓首徽笑，仰而答日:「枯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日:「何也?」枯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耶?」遂與歡妻竟日。 張枯搜長婦女題材的作品，其詩往往溫柔敦厚，風流蘊藉。「款頭」意謂「蔽腦袋」。白居易既與他一見如故，立即用其詩娜愉、戲謔，以示神交在先。至於張枯指《長恨歌》中成句為「目連變」，則顯見當時佛教講唱文學，對詩歌的表現有極大影響。「目連變」，即《大乾目連冥間救母變文》，見敦煌藏書寫本。寫目連母親青提夫人不依佛法，作惡多端，死後墮落阿鼻地獄，受盡苦難。目連師事如來，證得阿羅漢果，思報父母深恩。他到天宮找到父親，見父親終朝快樂逍遙;而母親身墮地獄，日日惟知受苦。這便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由來。文人戲嘲，往往真真假假，綿里藏針，仔細體味張枯、白居易的對話，可謂詩人氣質畢現，十分耐人腸詠咀嗯。 王維母親崔氏禮佛五十年。王維字摩潔，一眼可看出是佛教「維摩潔」三字拆開來作名與表字的。他的詩歌充滿佛教哲理，開創以禪為詩的端緒，自是眾所周知。與此相同，柳宗元母親盧氏亦禮佛五十年，也兒乎與王維一樣自小便受佛教思想的浸染。雖然柳宗元信佛而不按佛，在思想上往往較積極，但不受影響是不可能的。白居易曾重建香山寺，且自號「香山」，對佛教信仰之執著.已見一斑，更何論其他!所以.張枯雖初見白居易，然對白居易的作品及喜好早已了如指掌。戲謔中說白居易《長恨歌》，借用目連變文中「上天人地」的構思，應該是十分可信而且生動的一例。至於杜甫素號「詩聖」，往往自居「老儒」、「腐儒」，其詩老老幼幼，哀歐黎元，充滋著儒家思想，但也不妨礙他的佛教信仰。《秋日夔府詠懷》有「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之句。杜甫時，受禪宗五祖弘忍衣缽之傳的南宗六祖惠能尚在，惠能的衣缽之傳神會未稱七祖。這個「七祖禪」，當是北宗六祖神秀的傳人普寂。後期的杜甫追隨陶淵明、謝靈運等前賢，改信凈土宗，供奉彌勒佛。然而「安史之亂」中世事紛亂，民生艱難，被兼濟獨善的政治理想逼得全無退路的杜甫，對佛教信仰的態度敷敷衍衍，有真有假的本身，就充滿一種幽默的含義，很值得玩味。《渴真諦寺禪師》中他說:「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墉。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雖然折服於佛理，卻遠未到達六根清凈的地步;《別李秘書始新寺所居》中他又說:「重聞西方止觀經，老身占寺風冷冷。妻兒待米且歸去，他日杖黎去細聽。」倒像是對精妙佛法的一種椰愉了。 這裡，我們只舉佛教思想對詩歌創作的一些影響，來說明宗教思想對唐詩繁盛也是一種外在因素。 綜上所述，中國古典詩歌進人唐代而達全盛時期，作家、作品數量之多，成就之高，流派之盛，對於後貴影響之巨，前所未有，難為後繼。就拿清康熙時代彭定求等人編成的《全唐詩》來說.已自收人唐、五代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作者二千二百餘人。後人所補收，何止千首!這些還遠不包括像敦煌石室藏書中所發現的下層民眾所創作的詩歌作品。我們不妨再從明人胡應麟《詩蔽·外編卷三》的論述中獲得一些借鑒: 甚突，詩之盛於唐也!其體，則三、四、五、六、七、雜言、樂府、歌行、近體、絕句，靡弗備矣。其格，則高卑、遠近、濃淡、淺深、巨細、精粗、巧拙、強弱.靡弗具失。其調，則飄逸、渾雄、沈深、博大、綺麗、幽閑、新奇，狠瑣，靡弗詣矣。其人則帝王、將相、朝士、布衣、童子、婦人、細流、羽客，靡弗預突。 這樣的論述，對唐詩來說是毫不滋美，恰如其分的。 歸納唐詩所以達到空前繁榮的原因，除了六朝詩變，從詩歌本身上來說已具備了向繁盛的眾峰衝刺的可能以外，外在的條件中最主要的一條.恰恰是唐代社會變革而使庶族地主階級的興起。 自六朝到隋代，詩歌的聲律理論和其他一些技巧，由帝王、貴族手中迅速向普通知識分子中傳播開來。從唐初至玄宗「開元盛世」，正是整個中國的封建制度的上升時期。成為時代叱吒風雲人物的數量更多的庶族地主階層的知識分子，立即運用他們手中的詩歌理論知識和創作技藝，從社會的各種角度和層次反映自己的生活遭際和思想感情，形成了一支空前聲勢浩大的創作隊伍。面對這樣的一支創作隊伍，人們無虞於創作題材的狹窄—因為他們的蹤跡遍布社會的各個角落;也無虞於貴族化的詩風的泛濫—初唐「四傑」對宮體詩的「改良」(這是諸種文學史著作的-種認同的提法。筆者認為，與其說是「四傑」對宮體的改良，還不如說是作者的階級屬性和社會地位的改變).便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明。又由於這樣一支空前龐大的創作隊伍的大多數作者，是處於社會地位相對低下的庶族文人。六朝宮廷式的詩歌理論和批評眼光，與時代的創作實踐間的矛盾，立即顯現出來了，陳子昂以及稍後的張說、張九齡等在詩歌創作中重提「建安風骨」，對形式和內容提出新的時代要求，是歷史的必然。 中國古典文學史上最壯麗絢爛的歷史畫卷已經展開了。唐詩，中國古典人文寶庫中的無價瑰寶，它像一匹五彩繽紛的鳳凰衝天而起，翱翔於華夏文化星空的藍天白雲之間!目不暇接，美不勝收—伸展雙臂來歡呼、雀躍，來讚歎、欽服。多少次撫卷長思，多少次誦讀徜徉，它是民族智慧的結晶，它是中華文化的升華。哦!它的憊義絕不限於只是一首詩，一支歌，天涯遊子的一縷鄉思，閨中兒女的一絲情結，志士胸臆中的一腔熱血，忠耿者眼中的一段不平，它是華夏歷史的真實記錄。拿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西方崛起的「年鑒學派」史學觀點來說，它就是歷史。因為只有它，才表現了唐、五代的「全體部分構成的歷史」，是「屬於人類，取決於人類，服務於人類的一切，是表達人類，說明人類的存在、活動、愛好和方式的一切」(費弗爾《走向另一種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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