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與台灣政治轉型之門的開啟(2)

蔣經國與台灣政治轉型之門的開啟(2)樓主：genghuamin 時間：2003-11-16 10:58:25 　　譴責其父背叛國民革命的行徑，頗有大義滅親的氣概。他在留蘇期間，不僅娶妻立家，還加入共產黨，並且擔任一家工廠的廠長職務。蔣經國返回中國後，在接受蔣介石「政治洗腦、專心讀聖賢書」的同時，對國民黨官場的腐敗也深惡痛絕，立志改革。30年代，他在擔任贛南行署專員時期，大力推行自己的革新主張，力圖建設「新贛南」。抗日戰爭時期，他插手三民主義青年團，訓練青年軍，鼓舞青年抗敵，又培養了一批為己所用的青年人才。1948年，蔣經國在上海整頓金融秩序，進行「打老虎」行動。儘管難以洞穿官僚腐敗的堅冰，但他留下的「一街哭不如一家哭」名言也流露出他的鐵碗懲腐決心。　　特別是從蘇聯體制融入到國民黨政權的轉變，對他以後的政治生涯影響很大。年輕的蔣經國愛交遊俊傑之士，思想開明，對人能坦誠以待。許多朋友都很喜歡小蔣的這一優點。通常人會因為時空環境和權力位置的不同，有不同的形象與表現，即所謂的「屁股決定大腦」理論，蔣經國也不例外。在1949年國民黨政權轉進台灣初期，蔣經國曾作為老蔣的太子，一度是台灣情治系統的掌門人，握有台灣的國安大權。這段經歷是他日後不願提及的。 　　 1972年的蔣經國雖然也是威權時代的人物，但其政治威權已由蔣介石的硬性威權轉到了柔性威權。面對島內外的各種危機，如何應對不僅是對執政黨的考驗，而且更是對領導者個人能力、素質和政治策略的考驗。蔣經國推行革新保台路線，通過「本土化」政策和實施有彈性的「中央民代」增額選舉來維護統治利益，緩解壓力，緩和危機。歷史證明，蔣的這一應對是推動台灣政治轉型的前演。　　事實上，起用台籍精英的動作早在老蔣時代已經開始，包括李登輝、林洋港、丘創煥等人都在60年代嶄露頭角。蔣經國在1972年出面組閣後，大量起用和提拔台籍精英進入上層權力體系。而且，在政府、黨務、軍隊領域全面推進。這在本質上有別於蔣介石時代任用台籍人士的安撫目的和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的做法。內閣中除了副院長徐慶鍾、李連春和連震東外，另加了任交通部長的高玉樹、林金生和李登輝3個台灣人，並以謝東閔任省主席，張豐緒任台北市長。台灣人參加政府的人數明顯增加，並且明顯是年輕化、學者化、地方傳統與專業取向。蔣經國強調，這個方向將維繫台灣安全與經濟發展，未來也會繼續推動落實。暮年的他甚至發出「我也是台灣人」的號召，以加強台灣人對政權合法性的政治認同感。　　蔣經國知人善任，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他就任行政院長後，開始推動十大建設及行政革新。他把關乎全民福祉的財經及各項建設之大權，完全委託給李國鼎、俞國華、孫運璇、費驊等人，這些人也的確展現出他們謀國之忠和治事之能。今天台灣倚為命脈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就是在蔣經國時代奠定基礎的。對此，張學良曾說：「蔣經國這個人好厲害……到台灣後，要不是蔣經國，蔣介石就沒有了。「他認為，蔣氏父子最大差別在用人，「蔣介石把人才當奴才，蔣經國把奴才當人才用「，以此「蔣經國有東西留下來，蔣介石什麼也沒有留下「。　　在為人、施政風格上，蔣經國盡顯務實、親民、勤政、廉潔的形象。為人風格上，蔣經國不擅言辭，沒有機辯之巧，講話做事都腳踏實地，不會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他乃至於全力推動台灣民主改革之時，走遍台灣鄉村小鎮，與一般平民為友，全力營造廉潔親民形象。而蔣經國的清正廉潔更是有口皆碑。他一向生活節儉，總是一襲普通夾克或青年裝，大部分時間都會輕車簡從到偏僻的地方探求民疾，多找路邊小店用餐。　　「本土化」政策和「中央民代」增額選舉實施的效果斐然，但也有推行者始料不及的後果。前者雖然只是面向社會精英而非廣大民眾的局部性權力結構的開放，但國民黨從此走向台灣化，許多後來反對運動領導人就是從中產生的。「中央民代」增額選舉則意味著「封閉中央、開放地方」的格局被打破，毫無疑問，以選舉為導向的改革必然會帶來多元政治的時代。這些都在緩解危機的同時，也給威權體制帶來了衝擊。 　　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中期，執政者的政治策略的選擇對政治轉型顯得比以往更加突出和重要。1975年，蔣介石去世。由於權力的交接早已按部就班的完成，台灣的政局沒有什麼動蕩。繼任總統的嚴家淦只是擺設而已，蔣經國大權在握，繼續主導台灣的政治發展。三年後蔣經國就任總統，「蔣經國時代」名正言順。面對風起雲湧的黨外運動，蔣經國基於維護政局穩定的目的和經濟高速發展的現實績效，對較為激進的反對運動採用武力鎮壓的政治打壓策略，雖然控制了大局，卻也表明威權體制已經走到了盡頭。台灣正處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1977年的中壢事件表明漸具雛形的集團化反對勢力正式進入台灣的政治發展的進程。1979年底，台灣發生的高雄事件（又稱美麗島事件）使政治衝突達到頂峰。雖然美麗島雜誌的准政黨的組織因政府的打壓而瓦解，但這一事件從更深層意義上表明國民黨政權最後一次暴力鎮壓反對運動的失敗，威權體制面臨轉型的危機。　　進入80年代，黨外運動和新興社會運動的此起彼伏，相互合流。蔣經國採取容忍的策略，逐漸減壓，以放逐制代替監禁制。1984、1985年是台灣政治混亂黑暗時期。「江南命案」、「十信弊案」等事件給威權體制帶來了一連串的衝擊波。然而擺在執政者面前的只有三種選擇：維持現狀，社會可能崩潰；恢復到一黨專制，可能會引發革命；政治轉型，有可能擺脫危機。站在歷史關口的蔣經國雖已暮年，卻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精神堅定不移地開啟威權體制向多元民主政治體制過渡的轉型之門。　　1986年是台灣政治轉型的開啟之年。從此，台灣政治從轉型前期步入轉型時期，威權體制正式向多元民主政治體制轉變。1986年3月，國民黨舉行十二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被認為台灣政治轉型開始的標誌。會後成立12人政治革新小組，研究六大政治議題。9月中旬，領導高層通過媒介放出即將解嚴的空氣。9月28日，台灣實行戒嚴以來的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正式宣布建立，邁出了台灣組黨的歷史性一步。10月7日，蔣經國表示將解除戒嚴、開放黨禁 ，並提出組黨三原則。10月15日，蔣經國做出他的「歷史交待」，憲政藍圖鋪開底牌。當天，國民黨中常會一致通過兩項政治革新議題，解除實行了38年的戒嚴令和修改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開放組黨。10月25日，去美多年的宋美齡以「我將再起」的姿態返台。11月11日，民主進步黨召開黨員代表大會，進入實際的政治運作階段。12月，台灣第一次有反對党參選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在國民黨和民進黨之中展開激烈的廝殺。其後不久，開放報禁、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以及國會改革陸續展開。這一連串的動作都是在蔣經國導演下上演的。那麼，究竟是什麼刺激他1986年決然地把台灣領上民主的不歸路的呢？　　 無疑，蔣經國的個人素質和民主理念佔有重要地位。青年時期蔣經國就表現出非凡的除舊布新的新銳膽識，西方民主的思想在他晚年也對他影響很大。他勇立潮頭，引領台灣融入二戰後七八十年代興起世界性民主化潮流。但是，作為理性人的執政者，政治策略的選擇必有其成本計算。換句話說，蔣經國選擇民主憲政道路完成政治轉型是基於成本計算後理性策略選擇。對此，孫代堯撰文指出，80年代中期，鎮壓成本的急劇升高而容忍成本似乎不大，是促使蔣經國消除疑慮，發動改革的關鍵。事實確實如此。當時國民黨政權確有鎮壓反對運動的實力，但是蔣經國相信改革後的國民黨仍能主導台灣的政治發展。孫代堯還具體指出了影響蔣經國作出這一策略選擇的預期成本，概括了策略選擇過程中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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