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文化：伊斯蘭文化與回族勸諭型民間故事

【摘　要】回族「勸諭型」民間故事是一類對人有勸誡、教育作用的口承語言民俗。其主要內容包括孝敬父母、與人為善、勤儉節約等，作為語言民俗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植根於伊斯蘭文化，還吸納了其他民族文化，形成獨具特色的民族民俗文化。

【關鍵詞】「勸諭型」；傳統道德；回族文化；族際交流

Abstract：Theprincipal content of 「exhortation」folktales include pieties,amity, frugality, and so on. Not only arethey cultivated by the cultures ofthemselves, but also assimilate the exterior－cultures.They are specific folklore-cultures.

Key words：「exhortation」folktale，traditional morality，Hui culture，minorities』 communication

一、伊斯蘭道德對回族故事內容的影響

民間故事屬於世俗文化，但它的構成與演進又深受宗教文化的影響，這與回族信仰伊斯蘭教有不可分割的聯繫。文化是民族形成的基礎和條件，回族是伊斯蘭文化的載體，伊斯蘭文化構成了回族作為一個民族的主要特徵。

伊斯蘭教是由唐代初期來華的阿拉伯穆斯林傳入中國的，伴隨著宗教的傳播與發展，中華大地上逐漸出現了一個新興的民族——回族。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她完全是伊斯蘭教在我國傳播、發展的結果，換言之，回族是由於信仰的凝聚力而凝結成的民族，因此伊斯蘭文化對回族文化，對民族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決定性作用。事實上，回族文化也基本是在世界伊斯蘭文化和中華本土文化雙向交流、滲透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伊斯蘭教的是非、善惡，亦即合法與非法的嚴格界定，以及它的神聖化、制度化、法律化的特點，使回族文化繼承與發展，不僅一個源頭，且又一個流向。」（1）

伊斯蘭教非常注重道德修養。先知穆罕默德曾說：「我的使命只是為完美人類的道德。」伊斯蘭教的道德觀念有兩個特點：一是把「信仰」作為衡量「善」與「惡」的標準。信仰是道德的核心與基礎，倫理道德必須以服從信仰為前提。二是注重內在的修養，不僅看重行為效果，更重視主觀動機。「萬事皆以立意而定」（聖訓），要求人們應當心存純正動機，並不斷完善自己的道德情操。簡言之，伊斯蘭倫理道德思想體系的核心是：提倡並鼓勵人們遵循各種美德，反對並禁止人們去接近一切惡行。它提倡的美德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1）敬畏——保持一種敬戒心理，防止那些遭安拉譴怒和損人害己的行為，遠離真主所禁止的各種醜惡和罪行。

（2）守正、自潔——包括謙虛謹慎、淡泊明志、知足安命、忍耐堅強、誠實寬恕、遠奸近賢等提高情操、錘鍊自我的修身之道。

（3）孝親、愛人——包括孝養雙親、尊師重友、和睦家庭、善待鄰里、救助孤殘、體恤幼弱、救濟貧困等處世準則。

（4）行善、止惡——不僅自己要做善美之事，還要規勸他人去做；不僅自己不做醜惡之事，還要勸阻別人去做，所謂：教人行善，止人作惡。

回族「勸諭型」民間故事將伊斯蘭教的道德觀念，精神信仰體現得淋漓盡致。宗教的一切規定不僅給回族提供了道德規範的標準，也為回族民間口承語言民俗的內容框定了一個範疇和模式，這是其「勸諭型」民間故事數量繁多的根本原因。比如主人公做事，無論善惡，最終都會得到真主的獎賞或者懲罰。作為伊斯蘭教的忠誠信仰者，在回族人看來，一個人的道德行為如何，是他的正信、虔誠程度的表現，這不但是他在世俗生活中的聲譽、地位、價值取向以及能否得到其他回族穆斯林尊重的標誌，更重要的是它被視為在後世生活中能否順利通過末日審判，進入天堂的重要依據。

在回族傳統倫理道德與宗教信仰二者的關係上，前者往往是處於隸屬地位。也就是說，回族穆斯林的一切道德與行為均應服從於信仰，這被看作信仰是否虔誠的基石。譬如，「誠實守信」是回族的道德規範之一，但「誠實守信」如若背離宗教信仰就是「不誠實、不守信」的。

正由於回族傳統道德在其信仰領域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便在無形之中決定了「勸諭型」民間故事的內容。

二、伊斯蘭文化對故事內容的影響

長期以來，回族一直處於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在各個地區與其他兄弟民族共生共存，和睦相處，因此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是必然現象，但伊斯蘭文化對回族文化的影響最為深刻，以下例故事為例：

農夫有事進城，路上碰到一條蛇，膽小的農夫嚇得渾身打顫，想扭頭往家跑，蛇裝出一副可憐的樣子哀求：「農夫大哥，我是一條善良的蛇，你不要怕。現在有幾個人在追捕我，想殺了我，你救救我吧，日後我一定會報答你！」農夫一聽，心軟了，問：「蛇啊，見死不救是要下多災海（2）的。我想救你，可是我怎麼救你呢？」蛇說：「最好的辦法是我先鑽進你的肚子里，等追我的人走了，我馬上出來。」為了救活這個生靈，善良的農夫張大嘴巴讓蛇鑽進了自己的肚子里。

不一會兒，幾個抓蛇的人追來了。他們問農夫：「大哥，你看見一條蛇從這兒跑過去了嗎？」農夫假裝沒見，慌忙搖頭否認。抓蛇的人在四處找了找沒有，就匆匆走了。農夫見人走遠了，便叫蛇：「哎，蛇呀，他們走了，你快出來吧！」農夫心裡美滋滋的，以為蛇出來會重謝他這個救命恩人。誰想，從他肚子里傳出了這樣的聲音：「哦，他們走了？我現在又餓又渴，讓我喝點你的血，吃掉你的心，等我的肚子不餓了再出來吧。」農夫聽了嚇得魂飛魄散，忙向真主祈禱：「主啊，你叫我們痛慈世上一切生靈，我奉你的命救了它，我的心誠了吧？可是我得到的報應是這條蛇要喝我的血，吃我的五臟六腑。求求主，救救你的奴僕吧！」說完閉上眼睛等著。

這時，山道上來了一個人，聽了農夫的訴說，從一棵樹上摘下兩片樹葉，交給農夫，小聲說：「你吞下這兩片樹葉，一片可以把蛇化成水，一片可以洗凈你的內臟。」農夫把兩片樹葉嚼碎吞了下去。一會兒，他感到肚子咕嚕咕嚕響，惡毒的蛇被化成一股污水排了出來，農夫得救了。

這則故事雖然源自於《伊索寓言》中《農夫和蛇》的故事，但熟知《東郭先生和狼》的人都能看出，其情節內容也受了漢族故事的影響。由於伊斯蘭文化在中世紀時積極汲取了中國、希臘、羅馬、埃及、波斯、印度等六大古國的文明，對自身起到了承前啟後、發揚光大的重要作用，回族先民正是在這樣的契機下適時地將「蛇」的故事帶入中國，並把它和中國漢族傳統的「東郭先生」的故事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獨有的一則民間故事。

兩則故事有相似的情節，相近的結局，但不同之處在於惡主角及語言表述方式的不同，前者的惡主角是蛇，後者則為狼；回族人祈求真主的庇佑和保護，而漢族則求助於蒼天。

為什麼會有這種異同呢？首先，回族虔信伊斯蘭教，嚴格堅持一神論，相信真主是世界的惟一主宰，也是惟一應受人們崇拜的神；而漢族則不同，對於自然神的崇拜使他們相信天神是人類的保護神。

其次，小聚居的格局為回族創造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生活空間，在這些小社區內，仍然以回族之間相互交往為主，這就使得民族傳統、信仰觀念得以完整保留並順利傳承，甚至語言辭彙中也仍然保留著大量波斯語、阿拉伯語的音譯詞。如將「地獄」稱為「多災海」，將「禮拜」稱為「乃瑪孜」等。

「口頭故事在不同國家和民族間流傳，總是和文化的其他方面的交流關聯著。」（3）所以回漢民間故事會有彼此相似之處，當然與回族的文化發展進程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明末清初以來，劉智、王岱輿等回族伊斯蘭學者用漢文譯著伊斯蘭經典後，伊斯蘭文化中國化的現象越來越突出，同時為適應在中國的生存，伊斯蘭教主動呈現出了融合儒家思想，以漢語傳教的趨勢，這樣不僅使伊斯蘭教更易於在中國紮根、傳播，也為儒家倫理向回族道德的滲透提供了便捷之道，使得回族民眾在意識形態上同時受到兩種不同體系的影響，一為伊斯蘭及其道德倫理觀念，一為中國傳統儒學及其「三綱五常」的思想，兩種意識形態共同作用在回族身上的不是水火不容而是相互調適，形成獨特的回族道德倫理觀，這樣，回族民間故事也就不只是反映伊斯蘭道德，同時也體現了儒家傳統倫理。

回族文化，作為相對獨立的民族文化，誕生在中華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因此它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從一開始就參與著中華民族文化的創造。

自古以來，儒家文化在我國居主流支配地位，作為支流的回族文化將儒家文化巧妙加以改造，使其既符合儒家傳統，又具有明顯的回族文化特色。如回族「五典」就是儒家「五常」的改造，《農夫和蛇》更是將漢文化斷面取材後的產物。而在我國明清時期回族伊斯蘭學者的著作中所顯出的「回、儒經書，文字雖殊而道無不共，語言雖異而義無不共」，以及「回、儒兩教，道本同源，初無二理」中，則更能看出儒家道德倫理觀對回族道德觀念的滲透及影響。

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幾次大規模的民族遷徙和融合，使各民族文化自然交流。在傳統道德觀念上，各民族雖未有過大的影響、變化，但對於語言文化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滲透首先表現在民間口頭文學上，出現了回族與保安族、回族與東鄉族、甚至回族與藏族、蒙古族等非穆斯林民族之間的相互借用、轉化。

雖然回族「勸諭型」民間故事和漢族等民族同類故事有不少聯繫，但從文化整體角度來觀望，其民族傳統、民族個性仍然保持完好，以及伊斯蘭道德、文化的色彩十分濃厚，並且在長期的傳承中繼續起到強化民族信仰，規範民間傳統道德，凝聚民族力量的作用。

注釋：

（1）李佩倫：《綠野沉思》，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頁。轉引自馬平：《回族行心理素質與行為方式》，寧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9頁。

（2）多災海：地獄。阿拉伯語。

（3）鍾敬文：《民俗學概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頁。

參考書目：

1.鍾敬文：《民俗學概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2.王正偉：《回族民俗學概論》，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馬紹周、隋玉梅：《回族傳統道德概論》，寧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朱越利主編：《當代中國宗教禁忌》，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5.榮格：《心理學與文學》（中譯本），馮川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系燕山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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