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眼中的日本：不服中國伺機挑戰
日本與中國四周的大部分鄰國不同，其過去幾百年里一直抵制加入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日本是一個島國，距亞洲大陸最近處不過百十英里，在長期隔絕中形成了自己的傳統和獨特的文化。日本基本上是一個單一語言和民族的國家，其官方意識形態強調日本民族的祖先起源於神。日本對自己獨特的民族特徵有一種近於宗教般狂熱的信仰，日本社會及其世界秩序的頂峰是天皇。如同中國的天子，天皇被看做一個介乎於人與神之間的人物。日本的傳統政治理論稱，日本天皇是太陽女神的後裔。女神生了第一位天皇，並賦予他的子孫後代永久的統治權。因此日本和中國一樣，認為自己遠不是一個普通的國家。「天皇」這一稱號本身——日本在給中國朝廷遞送的公文中堅持使用這一稱號——是對中國世界秩序的直接挑戰。在中國的宇宙觀里，人類只有一個皇帝，他的御座在北京。
如果說中國的例外主義是一個自詡駕馭萬邦的帝國的體現，日本的例外主義則源於一個島國的不安全感。它大量吸收中國的文化，但又害怕受其控制。中國人的唯我獨尊感體現為，中國人篤信中國是唯一真正的文明，並邀請蠻夷到中國「接受歸化」。日本人則堅持日本種族和文化獨異的純潔性，不願意廣施其惠澤，甚至不肯對那些出生在其神聖祖先之外的人解釋自己。
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日本與外國幾乎沒有任何接觸，似乎哪怕是與外部世界的偶然接觸也會損害日本獨一無二的特徵。日本參與國際秩序的有限活動主要是通過它與琉球群島(今天的沖繩及周圍島嶼)和朝鮮半島上的各王國之間的朝貢體制。不無諷刺的是，日本領導人沿襲了這一最具中國特色的體制，作為與中國分庭抗禮的手段。
亞洲其他地方的人民接受了中國朝貢制度的禮儀，把同中國的通商稱為「朝貢」，藉此打入中國市場。日本拒絕假朝貢之名與中國通商，堅持至少要與中國平起平坐，甚至凌駕於中國之上。雖然中日兩國之間一直有著貿易往來，17世紀關於雙邊貿易的討論卻陷入僵局，因為兩國都認為自己是世界中心，不肯遵從對方禮儀。
如果說中國在其漫漫邊疆的勢力範圍因帝國實力和四周藩屬實力的消長而變化的話，日本領導人則把擺脫本國的安全困境視為一個艱難的抉擇。日本政治家的優越感不在中國朝廷之下，但認為日本犯錯誤的空間遠比中國小。他們把謹慎的目光投向西邊，一個由歷代中國王朝控制的大陸，有的王朝政令直達日本的近鄰——朝鮮。日本的政治家因此常有一種生存危機感。日本的外交政策因而在以下兩者之間擺動，有時變動突如其來，要麼與亞洲大陸不即不離，要麼興兵征伐，以求取代以中國為中心的秩序。
和中國一樣，19世紀中葉，日本也與擁有它不熟悉的技術和絕對優勢兵力的西方兵船遭遇。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修·佩里率領的「黑船」抵達日本。然而，日本從這一挑戰中得出了與中國截然不同的結論：它敞開國門接受外國的技術，革新政府機構，以求沿襲西方大國的崛起之路(日本得出這一結論也許是因為日本基本未受鴉片之害，故不排斥外國思潮)。1868年，明治天皇在其《五條誓約》中宣示了日本的決心：「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
日本的明治維新和趕學西方技術的努力為驚人的經濟進步打開了大門。隨著日本發展成為一個近代經濟體和強大的軍事大國，它開始力爭西方列強享有的特權。島津齊彬是19世紀日本的一位藩主，是主張實現技術近代化的重要倡導者。用他的話說，日本的統治階層得出的結論就是：「先人而動，則吾制人；後人而動，則吾制於人。」
早在1863年，李鴻章即指出，日本終將成為威脅中國安全的首患。甚至在明治維新前，李鴻章就已撰文講述過日本如何應對西方國家的挑戰。1874年，日本借口此前台灣土著部落與一艘擱淺的琉球島民船隻發生衝突出兵伐台。39李鴻章稱日本：
其勢日張，其志不小，故敢稱雄東土，蔑視中國，有窺犯台灣之舉。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之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
日本人眼看中國這個龐然大物日益外強中乾，開始謀劃取代中國，稱雄亞洲。中日兩國互不相讓，終於在朝鮮—一個夾在兩大雄心勃勃的鄰國中間的國家—爆發了衝突。
(編輯：點兒)文章摘自 《論中國》 作者：（美）亨利·基辛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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