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地圖中的帝都（31）】光緒皇帝有話要說
【財新網】（專欄作家 李弘）讀《最新詳細帝京輿圖》，要從右手頭上的紅色文字讀起。那是末日帝國的政治藍圖，紫禁城裡的，不，困在瀛台的光緒皇帝，有話要對子民說。
圖1：輿圖紅框子里的「通諭」，滿篇都是紅色。
歷史的真相八成是，皇帝自己根本不曾讀過這道聖旨，更不要說親筆撰寫了，正可謂是滿紙天子言，一把心酸淚。1898年的「百日維新」期間，年輕氣盛的皇帝痛快地過了一把「聖旨癮」，在103天里，他一共發了千多份聖旨，明發、字寄、電寄、交片，有一天就發了29道，結果呢，把這輩子的政治額度都用完了。從那以後，批奏摺、發上諭通旨，自有人代為行使權力。庚子之亂，西安逃難，皇上只有跟著的份兒，最後裹挾在返程大隊中，悻悻然回到了北京，始終沒有他出聲的話茬兒。1901年以後，出現了一個「京城之春」，聖旨又一次如雪片般飛舞起來。這一次，是太后奪過兒皇帝手中曾揮動的「維新」大旗，躬親正位主持變法。屈於側位的皇上又開了口，但聖旨開頭必加上幾個字：「上諭 朕欽奉」。
檔案里盡職一查，查出來「十年新政」一連串的聖旨，下面是個擇要。希望光緒皇帝有幸讀到過其中某個文件，聊慰自己開明君主的不已壯心：
1901年1月，第一道開始「變法」的通諭發布，慈禧/光緒聯署。
1901-1910年，以皇帝之名發旨，推行新政，改革官制，新部院代替舊衙署，廢除科舉，操練新軍，修訂法律，鼓勵農工商。在此不一一列舉。
1905年7月，下諭特簡五大臣分赴東西各洋，考察政治，以期擇善而從，改革官制、政制。
1906年7-8月，回國五大臣上奏，力主君主立憲，認為這是「皇權永固、外患較輕、內亂可弭」的大利藥方。其中重要奏摺當屬載澤《奏請宣布立憲秘折》，與端方的《請定國事以安大計折》。
1906年9月，皇帝奉太后懿旨頒布詔書，稱《宣示預備立憲諭》。
1906年11月，頒布裁定中央官制的上諭。中央幾個部院改名，重新任命大臣。
1907年7月，頒發上諭，核定地方官制，設定與裁撤地方官署。
1907年8月，頒布了設立「憲政編查館」的上諭，通過了《憲政編查館辦事章程》。
1907年10月，清政府下詔，決定在各省設立咨議局，並籌建北京的資政院。
1908年7月，再次頒布《各省咨議局章程及議院選舉章程》，要求各省一年內成立咨議院。
1908年8月27日，大清政府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性文件，《欽定憲法大綱》，以及《九年籌備立憲清單》，列出從光緒34年到42年間為立憲需要進行的工作。大綱的附件還有《議院要領》和《選舉法要領》。
注意這個8月27日，《最新輿圖》上提到的農曆光緒三十四年的八月初一日，就是這一天。1906年以後的兩年，朝廷發布了那麼多聖旨，至此總算有了一個貨真價實的大政綱要。大權一統在握的皇朝，準備9年後讓臣民們，其實主要是各省各界的精英們，有個組織，聚眾議政了。皇帝如果不是太后的橡皮圖章，九百多字的「通諭」，就是他鄭重留下的政治遺囑。
大清的聖旨常常文采極佳，遣詞造句，推敲備至。在這裡，我把紅框子里的「通諭」當個文言政論的範本，抄錄如下：
九年籌備立憲逐年推行事宜諭
作者：愛新覺羅·載湉 大清國皇帝
上諭 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
憲政編查館、資政院王大臣奕劻、溥倫等會奏，進呈憲法、議院、選舉各綱要，暨議院未開以前，逐年應行籌備事宜一摺。現值國勢積弱，事變紛乘，非朝野同心，不足以圖存立，非紀綱整肅，不足以保治安，非官民交勉，互相匡正，不足以促進步而收實效。該王大臣所擬憲法暨議院、選舉各綱要，條理詳密，許可權分明，兼采列邦之良規，無違中國之禮教，要不外乎前次迭降明諭，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之宗旨。將來編纂憲法暨議院、選舉各法，即以此作為準則，所有許可權悉應固守，勿得稍有侵越。其憲法未頒議院未開以前，悉遵現行制度，靜候朝廷依次籌辦，如期施行。至單開逐年應行籌備事宜，均屬立憲國應有之要政，必須秉公認真次第推行。著該館院將此項清單，附於此次所降諭旨之後，刊印謄黃，呈請蓋用御寶，分發在京各衙門，在外各督撫、府尹、司道，敬謹懸掛堂上，即責成內外臣工遵照單開各節依限舉辦。每屆六個月，將籌辦成積臚列奏聞，並諮報憲政編查館查核。各部院領袖堂官，各省督撫及府尹，遇有交替，後任人員應會同前任將前任辦理情形，詳細奏明，以期各有考成，免涉諉卸。凡各部及外省同辦事宜，部臣本有糾察外省之責，應嚴定殿最分別奏聞。並著該館院王大臣奏設專科切實考核。在京言路諸臣亦當留心察訪，倘有逾限不辦，或陽奉陰違，或有名無實，均得指名據實糾參，定按溺職例議處。該王大臣等若敢扶同諱飾，貽誤國事，朝廷亦決不寬假。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內外臣工同受國恩，均當警覺沈迷，掃除積習。如仍泄遝坐誤，豈復尚有天良。該館院王大臣，休戚相關，任寄尤重，儻竟因循瞻庇，詎能無疚神明。所有人民應行練學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該管衙門，在外由各督撫，督飭各屬隨時催辦，勿任玩延。至開設議院，應以逐年籌備各事辦理完竣為期，自本年起，務在第九年內將各項籌備事宜一律辦齊，屆時即行頒布欽定憲法，並頒布[召]集議員之詔。凡我臣民皆應淬厲精神，贊成郅治，如有不靖之徒附會名義，藉端構煽，或躁妄生事，紊亂秩序，朝廷惟有執法懲儆，斷不能任其妨害治安。總期國勢日臻鞏固，民生永保昇平，上慰 宗廟 社稷之靈，下答薄海臣民之望。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真是一篇關於形勢與任務的宣講綱目，問題與辦法都羅列的淋漓盡致。當前國家正在走下坡路，各種麻煩不斷找上門來。此時中央和地方各界如果還不能同心一意，那這國可就玩完啦。所以要整肅綱紀，保持治安，當官的和老百姓要互相理解，互相監督，以促進步。那往前走的具體辦法是什麼呢？就是要搞出一部憲法，設立一個議院，然後開始選舉。這個辦法怎樣就對國家百姓有好處呢？這個嘛，聖旨沒說。它只是說為了這辦法最終得以實施，官民都要聽從朕的公開講話，要遵守現行的制度，不得突破許可權的紅線。後面一大長段，就是授意官員們要怎樣做事，朝廷如何執法懲儆。對不聽號令的行為，不作為的風氣，如逾限不辦，陽奉陰違，有名無實，朕反覆告誡申飭，一旦糾察外省，絕不輕恕。你們都是享受國恩之臣工，做事要對得起天理良心。
最後，在講了國勢如何民生如何之後，光緒提到了「上慰 宗廟 社稷之靈」。此話稍加品味，就知道全篇又歸結到愛新覺羅一家子的統緒上去了。紫禁城中太廟有靈，兒孫十代，時刻不忘寬慰打下社稷江山的太祖太宗啊。
「通諭」開篇提到的兩個人物，家姓均為愛新覺羅，都是慈禧小圈子裡的頭面王公。奕劻就是那位世人皆知的慶親王，他是乾隆皇帝的重重重孫，清末實權人物，官至軍機大臣，皇族內閣時的總理大臣。溥倫的祖爺爺一代代往上推，也是乾隆爺，根正苗皇。當年三十齣頭的他，訪過美、訪過歐、見過大世面，欽命做了資政院的總裁。根據太后的旨意，這兩位王公大臣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文件，1908年上半年遞上去，御筆沾著紅墨畫個硃批，於是紛紛一陣流星雨，憲法、議院、選舉，字字見光，閃耀划過清末夜幕籠罩的天空。
搞「逐年推行事宜」，朝廷依靠兩個重要機構，聖旨里都提到了。一個是進行戰略研究的憲政編查館，另一個是未來資政院的籌備組。後者1910年才設立，推出了第一批議會議員，是憲制體系中最權威的立法機構。輿圖印製的時候，朝廷可能正在為即將問世的資政院選擇辦公地點。但最後的選擇卻有點不可思議。它沒有巴結皇城，而是跑到了原宣武區的象來街，一片既不貴也不富的地區。舊日紫禁城裡圈養的御象，到了季節就會去象來街洗浴，大約在《最新輿圖》上長椿寺的附近。看著那裡周邊凌亂的街道與民房，只有寺與廟的地名，就知道這個政改機構的選址、門臉不會太提氣。此街民國後曾改名叫「國會街」，名頭大的不得了，還蓋起來一座小樓，不過沒幾年，就門可羅雀了。
圖2：清末的長椿寺象來街一帶，資政院之名使它進入中國的政治檔案。
光緒皇帝容貌俊秀清癯，看上去是那樣的和顏悅色，又成見在胸。如果當年有電視台，「通諭」就是披上龍袍的朕，坐在鏡頭前，親自向全國臣民宣旨。有幾句話，皇上說的，容易讓老百姓聽明白，就是要把本諭旨和立憲準備的清單，蓋上御寶，懸掛於各級地方衙門機構的堂前，大員們要秉公認真逐步推行，人民應當自行做點訓練，學習自治教育。設想當年政改果真大功告成，皇帝的聲音一定會響徹神州。帶著通諭聖旨《最新輿圖》，不但會紅極一時，流芳後世，也會今日在拍賣師的木槌下，叫出令人咂舌的身價。
只是現實太不給力，帶著御寶的政論範本，印刷精美的宣傳品，只是扔進冰涼爐子里的引燃紙，煤球還沒燒熱呢，自己已經燃成了灰燼。
有人說，老太后和年輕皇帝1908年11月先後辭世，中斷了艱難起步的改制；也有人說，別看那麼多聖旨，其實都是裝裝樣子，朝廷從來沒有真心誠意想過讓權。君主立憲不過是在地圖上的逛街，手指滑得挺遠，腳底下其實沒動地方。
我的感覺是，「逐年推行」不成的關鍵，是這場「兼采列邦之良規，無違中國之禮教」議院之議，只是采了列邦的紙上條文，根本不可能動搖國本，就算皇上真心誠意，也不具備一星半點成功的影子。要想官民交勉，互相匡正，他們必須是勢均力敵的對手。炮火中激戰的雙方，為什麼終於走向了談判桌? 是因為他們在戰場上打成了平手，或者打不下去了，勢所必然。英國人為國體，國王和議會打過仗，美國人為國體，殖民地與宗主國打過仗，法國人為國體，幾十年里血流成河。別的國家就更不要提了，改變國體，大多躲不開對抗。清末的新政大勢，是列強壓出來的大勢，並不是為國體而對峙的雙方打出來的大勢。不改國體，只改政體，不論是西洋還是東洋的變革理念，在京城只是雨打地皮濕，除了短暫的彩虹，也沒有出現可以談判的雙方，可以談出來的大勢。由列強維繫的朝廷，雖中干而外強，但堅持國體不能改，政體的改革也是空談，最終只搞了搞行政體制、官署設置的改變，非常有限。等待愛新覺羅一家一姓與外人主動分權，不就是子民在風狂雨打時，等待皇帝給自己一把雨傘，王公大臣為自己去撥開雲霧見青天？
圖3：大清一統天下萬年不變，底下像巨浪滔天，上邊像星星點點。
英國的貴族精英，並不是靠一道詔書獲得了實權，才坐直了腰桿，和國王一起搞立憲。無論是1215年的《大憲章》時代，還是1688年「光榮革命」的時代，英國都存在佔有土地、擁有爵位的封建領主，經濟自立，思想不受束縛。特別是爵爺們擁有財權與人權，實際上扼住了國王徵稅與徵兵的咽喉。如果他們強硬起來，不向國王納稅，不出兵為國王打仗，國王就得坐下來談判。 而國王一定會犯錯誤，逼著對手走向強硬。不但如此，爵爺們懂得借鑒歐洲先哲的理念，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運用常識創造出組織與議事規則，淬鍊了一套一套的道德哲學思想。這些還不夠，談判中的貴族又拉來倫敦城貿易大亨的同盟軍，最後，至關重要的，利用了宗教衝突激發出來的亢奮。在爵爺凝聚起來的力量面前，國王妥協、談判，訴諸武力，但仍然占不了上風。結果，13世紀約翰王要簽出一紙契約，17世紀的詹姆斯二世被趕走，換上來靠議會才能登基的新國王與王后。《權力法案》把對王權的限制一條條釐清，你同意了，國體不變，王位是你的，政權是臣民的；你不同意，議會就另請高明，外國人外族人也無妨。
英國人的實踐聽起來太不靠譜，離滿人的大清是遠了點，那麼，日本的改制呢？明治天皇不是一道道地發布詔書，一步步讓出了權力，把日本帶進了現代化、工業化的法制社會，被後人譽為近代日本改革最為重要的的領袖人物？光緒皇帝為什麼不能效法，怎麼就沒有機會？
對明治維新這樣的看法，深深嵌入了清末中國人的腦海中。康有為認為明治維新的大端，第一就是「天皇大誓群臣，以定國事」。黃遵憲1887年完成《日本國志》，對英國內戰的殘酷深有警戒，對日本變革的得失洞若觀火。他流露的傾向，也是以「明治維新」作為大清政體改革模式的借鑒。
日本人忽悠了一代中國人。也是中國人自己封閉太久，認為日本一直以中國為師，哪裡看的到日本明治維新前的社會政治結構，並非是皇權一統天下，而是中國先秦的「周制」，實權掌握在大小兩百多個藩王手中，而德川幕府，就是領頭的最有實力的藩王大將軍。125世的明治天皇，是靠著兩個想造反的藩王和一群中下層武士，趕走了德川一族攝政，才把丟了260多年的皇權收了回來，叫「大政奉還」。1867年，明治頒布了「王政復古」詔書。既然是靠著別人的力量，才歸正原位，天皇自然沒有中國皇帝那樣馬上得天下的絕對權力。復古以後涉及的政事，明治總要和扶植皇權國體的勢力好說好商量，有時還要看看西人的臉色。日本人自己寫的史書說，維新後，名義上政府是以天皇為首，但真正的實權則是由長州、薩摩的藩士們掌握，其中薩摩的大久保利通與長州的木戶孝允二人勢力最大。君主立憲的基礎是這樣打下的。
日本的運氣，在於有一定實力的掌權派， 經歷了一百多年荷蘭人帶來的歐洲啟蒙「蘭學」的洗禮，又被美國海軍准將馬休·佩里率領艦隊強行登陸江戶，驚嚇了一遭，決心要改弦更張，徹底學習西方的一套，不再循環罔替舊制，埋葬了日本傳統的封建藩王與武士階層。明治22年（1889年），即復古21年後，日本通過了《大日本帝國憲法》，以法律確認了東方的二元君主立憲，為國體、政體確立了根基。天皇頒布的詔書，成了最高的法律文件。
還是那句話，欲不流血地分享政治權力，前提一定是實力已經分散在握。這往往是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二十世紀的大清想學習日本人的套路。但是，中國學不來人家兩千多年的歷史，別說9年了，再長的時間，也籌備不出英國和日本這樣的封建社會基礎，難以形成皇權與社會此消彼長、共存互利的國勢。「逐年推行事宜」，皇帝還不是自說自話，推敲備至的聖旨，也是一紙空言，拿帝都的地圖做千字廣告，更是白費了心機。
不過，到底是什麼人，在那裡為國家，為皇權，為政體白費心機呢?我希望能認識這些有理想的英傑，坐下來，聽聽他們的當面陳述。
作者為資深投行人士，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師從大英帝國史與全球史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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