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中的紙幣

我一直想以E.B.懷特寫紐約的方式寫一寫溫州，但事實證明，我辦不到，關鍵不在於溫州不是紐約，如果我有老懷特一半牛叉，溫州也會顯得比紐約更有趣。當然，將溫州和紐約放在一起，對她們雙方來說都是種侮辱，溫州人絕不會將紐約放在眼裡，就像紐約人根本就沒聽說過溫州一樣。當上海順利地成為溫州的後花園之後，溫州人已經從30年前猥瑣而缺乏自信的狀態中解脫了出來，在他們眼裡，紐約，也許只是另一個說英語的上海而已，如果不是因為當中隔著太平洋，他們照樣會拍馬過去將長島的房價炒到天上去，估計，那時候美國人的頭號敵人就不是本.拉登了。

在一個地方生活久了的後果之一，就是會對本地的怪現象感到麻木。比如說，在有人跟我指出溫州的婦女們喜歡穿著睡衣上街有礙觀瞻之前，我一直以為頂著蓬鬆頭髮穿一套鮮紅睡衣在超市裡購物是一件富有生活氣息的事情。並且，我也以為，背一個冒牌LV卻開著正牌寶馬是件性價比很高的事情，絕對比挎著限量版LV擠公車有智慧得多。曾經有某貴婦在凱賓斯基吃飯以後將小餐具順到背包裡帶走，據說是溫州人，而天知道，這樣的小事，在溫州根本就上不了新聞，所以，作為溫州人，我們也只好指責北京人缺乏必要的包容與放鬆精神。當溫州人名聲在外以後，似乎全國人民都在一邊嘲笑著溫州人，一邊卻又在暗暗羨慕（即使他們沒有羨慕，我們也會假設他們狠狠羨慕過了）。好吧，作為溫州人，我們就低調點承認好了，那些關於溫州人有錢的傳說，其實，都是真的。

關於溫州人的財富傳說

當我在7歲時從上海外婆家回到溫州的時候，當時沮喪的心情一直貫穿過23年的漫長歲月遺留至今，溫州看起來根本就像上海的一個郊區小鎮，並且，還是剛刮過颱風的那一種。破敗而蕭條的感覺，狹窄而扭曲的小巷像蠕動的蚯蚓一樣使人腸胃不適。滿大街跑的都是哇哇響的三輪車，那些車夫就像剛從成龍的電影里騎出來，根本就沒有一盞交通信號燈是正常工作的，在我尋找斑馬線的時候，街道上的人流就像一盤散沙。而空氣當中，則漂浮著一種魚蝦腐爛的味道。但是，有誰會想到呢，正是在那些空氣中，正是在那些破敗的時刻，均瑤實業的王均瑤正在思考著如何包下一趟飛機航線、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正做出他的第一件外套、樂清的低壓電器製造商南存輝正在凝視著他手裡的線圈。當這些人在數十年後坐在央視經濟頻道的電視鏡頭前侃侃而談的時候，他們的眼前，有沒有閃現出溫州曾經的潮濕、混亂而擁擠的街道？

溫州人剛剛開始富裕的那段時間，其實是溫州人最痛苦的記憶。如果我們曾經經歷過一場雷暴雨到來前的煎熬，大約就能展開我們的想像。溫州人被壓抑了太久，在這個地方居住的人，已經對所謂的榮耀時刻喪失了感覺，或者，溫州人就從來沒用榮耀過，在這個國家一路走來的歷史裡，溫州從來都只是一個站在陰影里的無足輕重的小角色。但要命的是，這個小角色又偏偏是不信命的，如果把他扔在黑暗中，甚至能看見他的眼睛裡射出的光。所以，在80年代初，幾乎所有的溫州人都敏感地嗅到了改變他們命運的機會，這個機會，可以使他們在上海不被稱為鄉下人，可以讓他們夠膽去一趟北京，這對當時的溫州人來講，就是天大的動力和鼓舞了。有了這樣的鼓舞，睡在火車的座位底下、住最下賤的招待所、吃被人丟棄的食物等等，統統不算什麼了。更多的時候，貧苦能叫人安分，而受人忽視，卻往往叫人爆發絕望的力量，溫州人屬於後者。

關於溫州的財富傳說很多，許多都沾染了傳奇般真假難辨的色彩。曾經有一個溫州人去北京辦事，到肯德基吃飯，問服務員有沒有米飯，遭到整個餐廳的人哄天的嘲笑，而在數年之後，他成了第一個將肯德基引進溫州的人，並在第一年就賺了800萬；某某人帶著兒子去上海買房，因為趕了一夜火車，被拒之售樓處門口，第二天，爺倆愣是扛著滿滿兩麻袋的現金，買了整整一層樓；在廣州的溫州商人，為了歌廳里與廣州人爭風，花了5萬塊錢點了一首歌，然後，自己上台，用溫州話將那首歌唱了下來，那一年，溫州話版的《吻別》在溫州風靡一時……在溫州人的財富傳說里，我們很容易找到的關鍵詞就是：面子。當溫州人發現，他們可以用錢去買到面子，並被人重視的時候，吃多大的苦，花多少錢，他們都已經不在乎了。所以，這也就是溫州人在全國不算最有錢，卻偏偏最名聲在外的原因所在：他們願意花錢，去買回他們曾經最稀缺的自尊。

沒有傳統就是溫州的傳統

溫州最熱鬧的一條商業街叫做「五馬街」，其地位類似於北京的王府井或上海的南京路。在上世紀90年代末，溫州市政府花巨資對這條商業街進行改造，並在市民中徵集改造方案，其基本方向，是試圖復原溫州的文化傳統。可是，結果使人尷尬，溫州人找不到合適的能代表溫州的傳統，最後，只能以一個傳說——永嘉太守謝靈運乘坐五乘馬車——來對這條街道進行改造。如今，在五馬街口樹立著一個醜陋的銅像，五匹馬拉著一架空的馬車，倒成了遊人們牌照的絕佳場所，馬車裡布滿了垃圾。也許，溫州並不好意思將與溫州關係並不大的謝靈運直接拉過來充當溫州的文化傳統，只好以這種隱忍而曲折的方式，表達溫州所謂的文化氣息。一個謝靈運，加上半個劉伯承，就是溫州所有的文脈了，在所有關於溫州的紀錄片里，這一個半人物，是鐵定出場的角色，而另一個傳說，則關於白鹿銜花穿城而過，明眼人都知道，這只是強加於溫州中心城區鹿城區名稱之上的「後世加工」的所謂傳說而已。

在暫時的失敗以後，溫州人迅速調轉了方向，既然找不到拿得出手的所謂傳統和所謂的文化積澱，那麼，還不如什麼都沒有，輕裝上陣和白手起家本來就是溫州人的拿手好戲。所以，在溫州，大家自稱為沒文化或是沒有傳統，並不是一件丟人的事情。

沒有傳統的傳統，在溫州的飲食業中體現地最為明顯。在遍布溫州大街小巷的酒吧與茶座里，最典型的特徵，是在那裡沒有任何的約束。即便是裝修得最為典雅的茶座里，溫州人也是蜷坐在沙發上高談闊論的，即便燈光昏暗，茶座里的氣氛也類似於菜場。溫州人從來不覺得去茶座或是酒吧是一件具有小資產階級情調的事情，穿著正裝正襟危坐這件事，對於溫州人來說相當於酷刑，所以，他們寧願輕鬆一些。並且，溫州的茶座、酒樓與酒吧等等，前身也都是溫州的大排擋，老闆和顧客都賺了點錢，突然發現，再坐在路邊吃飯似乎太委屈自己，這才找間店面裝修起來，本質其實還是一樣的，心情也還是一樣的，唯一的區別，大約只在於夏天有了空調，不必再被蚊子咬而已。在溫州的茶座里，只有想不到，沒有吃不到，滷水點豆腐，紅酒就螺螄，吃到高興起來，大喊一聲「老闆來盤臭豆腐」也是做得到的，溫州人的標準就是，不擺POSE，不矯情，一切以爽為主。所以，只有在溫州的茶座里，才能吃到水煮魚，也能吃到醬鴨頭，並且，整個茶座熱鬧非凡，充滿了生活的喜氣洋洋，那是一群人終於揚眉吐氣了之後，怨氣與快樂的總爆發。

如果非要說起溫州的傳統，也許，舒適、快樂、無拘無束就是，也正因為溫州從來就不站在舞台中央，所以，他們也就樂得躲在角落裡獨自快樂去了。

如果有選擇，最好別來溫州

很多人都會被溫州的繁華所蒙蔽，以為溫州是一個可以承載夢想的地方。這個地方，滿街跑的都是寶馬與賓士（08年度，溫州上牌車輛共3萬多輛，其中有17000多輛50萬以上的名車）；這個地方，大廈和別墅正以一種令人吃驚的力量生長（其實，溫州現在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大工地）；這個地方，人們正以一種極其饑渴的態度積累財富（08年，溫州共有各類投資擔保公司880家，累計資本147億元），但是，我們所看見的繁華、財富，溫州人絕不允許與外人分享。有誰見過窮小子暴富以後變得慷慨的嗎？

在30年前，溫州人飽受大城市裡人們的欺負，而現在，溫州人似乎正學著將這種感觸加倍地返還到另一批到達溫州的外地人身上。在這裡，與外地人通婚始終是一種禁忌，並且，一口的外地口音，甚至標準的普通話，在這裡都意味著被歧視。溫州人正從幾十年前的普遍不自信，變作今天的盲目自信，甚至，在他們眼裡，始終認為只有溫州的天氣才是最宜人的。在他們眼裡，上海人都是小氣、娘娘腔的象徵，而北京人則與空話主義者等同，至於其他的，溫州人根本就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存在。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沒有誰比溫州人做得更徹底。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溫州人，選擇熱愛溫州，有許多理由，畢竟，這是一個曾經讓夢想生長的地方，雖然她的空氣里依然瀰漫著熟悉的海腥味，但已經從以前的小蝦米，變成了現在的鮑魚和龍蝦。沒有一個地方具有溫州那樣的爆發力，她就像一枚被壓制了太久的彈簧，她的跳躍，成就了自己，同時，也會誤傷其他。如果我們選擇厭惡溫州，會有更多的理由。他們是這樣一群人，他們永遠不會遵守秩序，他們只會尋找捷徑，在他們眼裡，貧窮比缺乏道德更加可恥。雖然她的市政府、劇院、展覽館、文化館、圖書館等等，都被建得高大而漂亮，但是，誰都能看得出來，這個城市的虛弱，就像是一張風中的紙幣。

來源：賽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