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時期第二次公車上書述論

1895年公車上書，是維新派以嶄新的面貌登上歷史政治舞台，演出的第一幕威武雄壯的「話劇」。康有為在上書中，力勸光緒皇帝毀約開戰，「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變法成天下之治」。(康有為：《公車上書記》（光緒二十一年文升閣刻本）。)不少論者把它視作醞釀多年的資產階級改革思想變為實際政治運動的標誌。但是，人們對於三年之後，即百日維新運動前夕，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策動的第二次公車上書，則很少予以足夠的重視。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康梁策動的第二次上書，為整個變法運動定下了基調，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人心、振作士氣的作用，同樣具有反帝愛國、救亡圖存的性質。但也暴露了維新派的一些本質弱點。本文擬據清代檔案史料，對康有為策動的第二次公車上書予以剖析，試作論述。

（一）

1898年春季，正是戊戌科會試之期，各省公車（會試舉人），雲集京師。當時，中國面臨著的瓜分豆剖的危機空前緊迫：自一八九七年底，德國出兵強行佔領膠州灣之後，俄國又提出「租借」旅大，緊接著「英國要割長江，法國要割兩粵，日本要割福建」。這種情形正象康有為在《外釁危迫，分割□至，宜及時發憤，大誓臣工，開制度新政局革舊圖新折》中所云：「譬猶地雷四伏，藥線交通，一處火燃，四面皆應。膠警乃其借端，德國固其嚆矢耳。二萬萬華腴之地，四萬萬秀淑之民，諸國耽耽，朵頤已久，慢藏誨盜，陳之交衢，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蟻慕膻，聞氣並至，失鹿共逐，撫掌歡呼。其始壯夫，動其食指；其後老稚，亦分杯羹，諸國咸來，並思一臠。」(內府抄本：《傑士上書匯錄》卷一（光緒二十四年內府進呈）。)康有為這段繪聲繪色的描述，勾畫出了中華民族當時所處的河潰魚爛、朝不保夕的危迫局面。

面對著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自皇帝以至滿朝王公大臣咸感束手無策。光緒皇帝「臨軒憂嘆頓足，(內府抄本：《傑士上書匯錄》卷一（光緒二十四年內府進呈）。)翁同和等「樞軸諸臣」，也只不過「流涕被面」(內府抄本：《傑士上書匯錄》卷一（光緒二十四年內府進呈）。)而已。至於以慈禧為靠山的頑固派更是麻木不仁，他們置國家民族的安危於不顧，只圖保全自己的祿位與權勢，一味崇奉封建倫理綱常，把維新派的改革，斥為異端邪說，橫加攻擊。他們屬於喪心病狂的賣國派，已無足論。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為了推行新法，實施改革，以期振衰起弊、挽救危亡，採取了兩種策略：一方面「上書求變法於上」，另一方面「復思開會振士氣於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74、81頁。)據《傑士上書匯錄》記載，這一時期，維新派為取得光緒皇帝的支持，頻頻上書，很短時間內總理衙門分別於二月十九日、三月初三日、三月二十三日先後代遞了康有為的五個奏摺和他所進呈的《俄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考》、《泰西史新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四部書，他們希望光緒皇帝「假日本為嚮導，以日本為圖樣」，(康有為：《日本變政考·序》（光緒二十四年手寫進呈本）。)發憤維新，「重起天地，再造日月」。(內府抄本：《傑士上書匯錄》卷一（光緒二十四年內府進呈）。)

與此同時，康有為等人趁萬餘名舉人「雲集輦轂」的機會，大力宣傳鼓動，為變法大造聲勢。據梁啟超後來回憶，康的用意在於「欲令天下人咸發憤國恥，因公車諸士而摩厲之，俾還而激勵其鄉人，以效日本維新志士之所為，則一舉而十八省之人心皆興起矣」。尤其是經歷了第一次公車上書的康有為，深知士大夫「合群」的力量。認為面對著「瓜分之說，騰於全球」的危迫局面，「若使吾四萬萬人皆發憤，洋人豈取正視乎？」(《戊戌變法》（近代史料叢刊）中華史學會編，第四冊。)而要使全國四萬萬人行動起來，必須從啟發愛國的士大夫覺悟入手。正是出於這種考慮，維新派非常注重做各省會試舉人的發動工作，確信只有如此，方能「合四萬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為者，奚患於不能救？」(《戊戌變法》（近代史料叢刊）中華史學會編，第四冊。)

因此，在百日維新前夕，康一直在尋找機會，策動會試舉人上書。1898年2～3月間，當沙俄向清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強行租借旅順、大連灣時，康有為極力表示反對，他於3月12日（二月二十日）(此處日期據《傑士上書匯錄》卷一。《康南海自編年譜》謂：俄人索旅順、大連灣，三月一日吾上折陳三策請拒之。」所記日期失誤。)向總理衙門呈遞了《為脅割旅大，覆亡在即，乞密聯英日，堅拒勿許，以保疆土而存國祚》的條陳，認為「拒俄則必存，與俄則必亡，倘諸臣畏懼失機，一時誤割，則祖宗二百餘年之天下，神聖四百兆之遺民，盡付強俄，皆為奴隸。」他一再勸告光緒皇帝「獨奮乾斷，堅拒俄請，專以開制度局、變新法、修戰具為事。」言極激切。同時，康有為還策動舉人與之呼應，自稱「時門人麥孺博公車適來，吾口授一折……令孺博與龍贊修、況晴皋等百數十人，於初五日遞都察院。」(《康南海自編年譜》，見《戊戌變法》第四冊。)但因為頑固派一意倚俄，匆匆畫押，都察院拒不接受。此次上書雖未達到阻止沙俄侵佔旅大的目的，但康有為並沒有停止活動，仍在尋找機會，甚至「欲集各省公車開一大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初二日，孔廣□等十七人《為殘毀聖像，任意作賤，公懇據情代奏摺》。)以便廣聯人才，開通風氣，挽救世變。

（二）

1898年4～5月間（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康有為終於找到了一個策動第二次公車上書的機會。這就是武裝侵佔膠州灣的德國士兵騷擾即墨縣文廟的事件。

這件事發生於1月22日（正月初一日），但直到4月22日才由參加會試的孔孟後裔孔廣謇、孟昭武等十七人和山東舉人黃象轂等一百零三人分別上書都察院，向清廷告發：「正月初一日有德國洋人率領多人，闖入即墨縣文廟，將聖象四體傷壞，並將先賢仲子雙目挖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初二日，孔廣謇等十七人《為殘毀聖像，任意作賤，公懇據情代奏摺》。)任意作踐，為情理所難容，「遠近士庶，傳聞此事，無不憤懣。」(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二十四閏三月初二日，黃象轂等一百零三人《據實陳明，懇請代奏摺》。)都察院對此事很重視，並由堂官左都御史裕德領銜，全台列名，於初七日遞給光緒皇帝。

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聞訊之後，即亟起藉機發難。據《梁任公年譜長編》所記：「德人毀壞山東即墨縣文廟的事傳入京師，一時公車非常憤慨，先生嘗聯合麥孺博等十一人上書都察院，請嚴重交涉。」(《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第一冊，第86頁，所記上書人數為十一人，誤。事實上人數遠遠超過此數，詳見下文。)梁啟超等人還專為此事寫了一封公開信，鼓動各省公車簽名上書。據清宮檔案查出，首先響應的是以康有為的弟子林旭為首的三百六十九名福建舉人。他們在上書中綜述了德兵的狂悖行徑後，指出：「方今外警日至，吾上下猶有持以無恐者，非度支之充裕也，非備御之精堅也，君臣父子之倫，孝悌忠信之義，維繫而不可解。愛國尊君，人人可用，所恃者此。然所以致此者，孔子之教也。教者，國所與立。故彼族利人之人民土地，則思以其教易人之教，教存則國存。波蘭、印度之終受制於人者，教失也。故保教以保國。若吾聖教，彼夷猶所畏忌，故求逞志於中國，乃思快心於孔子前，此微詞詆毀耳。今將見之行事，乃施其端，致其漸，覘我之人心士氣，以審教之可亡與否。……應請飭下總理衙門，責問德使，令其懲辦賠償，應人心益奮，士氣益振，大教不墜，中國幸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福建舉人林旭、林慶禧等三百六十人《為聖像被毀，聖教可憂，請飭總理衙門責問德人公呈》。)

同一天向都察院呈遞的還有湖北省舉人李家群等一百六十五人、湖南省舉人易順豫等四十三人，以及安徽舉人洪□、廣西舉人萬祥□的聯名上書，重申了林旭等人上書中的觀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二日，湖南、湖北、安徽、廣西四省舉人聯名公呈。)而江蘇省舉人表現得尤為突出。與林旭等上書只隔了一天，5月4日（閏三月十四日）江蘇省松江府舉人庄仁泳等三十一人向都察院遞交了《即墨文廟一案，關係重大，請旨嚴詰德人，交犯懲辦，以伸公憤》的公呈，內稱「倘德人自知理屈，就我範圍，則前此積弱之風為之少振，而英俄諸國，亦可少戢覬覦之心。萬一豺狼性成，理喻不能，不得已而以兵戎相見，則皇上乃為聖教而興師……則孰不各勉同仇，枕戈待命。」(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四日，松江府舉人庄仁泳等三十一人聯名公呈。)同日江蘇省舉人汪曾武、冒廣生等二百零四人亦遞了《為至聖像毀，乞飭總理衙門責問法駐京公使，迅速查辦，以安人心》的公呈。後二日江蘇省淮安府舉人程人鵠等十七人，也向都察院上書，認為德國士兵「侮聖慢賢，實欲借欺蔑聖教之端，為挫折中國人心之計，非尋常欺侮可比」，(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六日，江蘇省舉人汪曾武等人聯名公呈。)要求清廷認真處置。

康有為除了策動各省公車上書都察院之處，還極力鼓動在京各衙門的官吏、士大夫呈遞條陳。目前，清宮檔案中所保存的有兩份類似的條陳，都是由翰林院編修李桂林領銜遞上的。第一份是由翰林院掌院學士昆岡和徐桐於5月8日（閏三月十八日）代奏兩天前翰林院編修李桂林、朱祖謀，修撰駱成驤，檢討閻志廉以及庶吉士林開□等二十四人的聯名公呈。呈文稱：「孔子之教，本乎天地之自然，合乎人心之大同，窮天地恆古今而不變。西土之稍明事理者，往往牽附聖言，援儒入墨……聖教猝遭橫逆，縱使置若罔聞，譬如日月之明，塵霧暫蒙，久而必復。惟夫大義不伸，人心因此解散，其於我皇上宰世之大權，為患有至巨且速者，不可不查也。現在會試公車，咸集都下，語及此案，皆以為彼既毀我聖像，我何不可毀彼教堂，人人攘臂切齒，誓欲得而甘心，轉瞬回籍，紛紛傳播，勢必借端雪恨，且將波及他邦。……伏乞飭下總理衙門大臣速與德使嚴切理論，責令將犯事兵丁，趕緊查出，置之重典，並與定約」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六日，翰林院編修李桂林等聯名公呈。)云云。

另一份由李桂林領銜的言官上書是由都察院於5月13日（閏三月二十三日）代奏的。簽名人員十分廣泛，既有翰林院的編修、檢討、庶吉士，又包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和國子監、光祿寺、都察院的司員，還有一些舉人、拔貢，共計一百五十四人之多，其中還有不少是保國會的成員，如翰林院編修徐仁鏡、禮部主事王照（禮部只有王照一人署名，其餘各部人數則很多）、舉人徐仁錄等都參與了此次上書的行列。他們在呈文中指出：「去年膠澳之事，彼曲我直，不能遍告各國與之理論，友邦已共議其失機。今德人此舉，行同盜賊，非但中國所同憤恨，應亦外國所共非議矣，我若能杖義執言，徑相詰責，則各國知我人心不死，必有出而衡其是非者」，否則，「恐天下人心，無復知有親上死長之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翰林院編修李桂林等一百五十四人《德人殘毀文廟聖像，請旨嚴行責問，以保聖教而杜隱患公呈》。)

在第二次公車上書中，簽名人數最多，影響最大，又最能反映維新派觀點的是5月6日（閏三月十六日），由康門大弟子麥孟華、梁啟超等人領銜，有八百三十一名廣東舉人簽名的公呈。今徵引其要旨如下：「伏惟孔子道參天地，德在生民，列代奉之以為教，我朝列聖，尤加尊崇。今天下人知君臣父子之綱，家知孝悌忠信之義，廟祀皇皇，至巨典也。……自膠旅之事，習知吾國勢極弱，尚不敢遽加分滅者，蓋猶畏吾人心也。頃乃公毀先聖先賢之像，是明則蔑吾聖教，實隱以嘗吾人心。若士氣不揚，人心已死，彼即遍毀吾郡邑文廟，復焚毀吾四書六經，即昌言攻我先師，即到處迫人入教，若人咸畏勢，大教淪亡，皇上孤立於上，誰與共此國者？……舉人等私憂竊痛，實有難言，彼越數萬里而傳其教，稍不得當，則索地殺人，我在內地而不能自保其廟像，夫復何言？……割膠不過失一方之土地，毀像則失天下之人心，失天下之聖教，事之重大，未有過此。查兩國和約，既保彼教，亦當保吾教。飭下駐德國使臣呂海寰責問德廷，責令查辦毀壞聖像之人，勒令賠償，庶可絕禍萌而保大教，存國體而系人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麥孟華、梁啟超等八百三十一名廣東舉人《聖像被毀，聖教可憂，乞飭駐使責問德廷嚴辦以保聖教而安人心公呈》。)

這份由麥孟華領銜，有八百三十一名廣東舉人署名的上書至關重要，它反映了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當時的真實思想及其政治主張。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康、梁在政變之後所寫的關於戊戌變法的論著中很少提及這次上書。經分析比較，可以發現這份上書有如下幾個特點：

其一，這份上書流傳十分廣泛。先後刊登在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六日的《國聞報》，四月十一日的《知新報》（第54期），以及《光緒二十四年中外大事匯記·掌故》上。此外，它還以公開信的形式廣為散發。在發表這份公呈時，幾乎都附有《公啟附後》。它強調孔教之興衰關係到國家的存亡，聲稱「頃者公車咸集，宜伸公憤……凡我同人，讀孔子書，受孔子教，苟忍坐視聖教淪亡，則是自外衣冠之種族。單到請書姓名，並注科分、省分，以便匯列附上。呈稿傳覽……事關公憤，非一二人之私也」。(《國聞報》，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六日。)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打著維護孔教的旗號，廣泛聯絡各省公車，向朝廷呈遞條陳，施加影響。

其二，廣東舉人的這份上書，與林旭領銜的三百六十九名福建舉人上書和翰林院編修李桂林等二十四人的上書，不僅內容上極為相近，且文句頗為相似，都把即墨事件，提到保衛孔教的高度，以此來聳動觀聽。

其三，廣東舉人的這份上書的作者變幻不定，在上給清廷公呈上，署名者八百三十一人，而領銜者為麥孟華；在《光緒二十四年中外大事匯記》所輯《請辦德人拆毀山東孔廟呈稿》上署名者則為「梁啟超等同啟」；在閏三月十六日《國聞報》上，署名者則為十二人同啟，其排列順序為：梁啟超、麥孟華、林旭、張銑、陳榮□、陳濤、程式轂、張鵬一、龍煥綸、錢用中、況仕任、邢廷莢；(《國聞報》，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六日。)在四月十一日的《知新報》上署名則為「同人公擬，順德麥孟華屬稿」。可見，這份內容相同的公呈署名是比較混亂的，其作者究竟是誰，從現有材料分析，是難以確定的，但是，有一點是非常顯明的，即它反映了康有為關於孔教的一貫主張。康有為在自編年譜中，曾多次談到他為別人代擬折稿，這在清宮檔案中已得到印證。這份廣東舉人公呈很可能出自康有為之手筆。或者由康有為授意，由其弟子草擬，最後由康審定，都有可能。尤其是在我們閱讀了康有為在變法期間向光緒皇帝進呈的各種書籍以及抄錄了康有為十八個奏摺的《傑士上書匯錄》之後，便會發現廣東舉人的這份上書不僅在思想上、政治主張上與康有為相同，而且所使用的語言，也和《傑士上書匯錄》中康有為的有關奏摺極為相似。這充分說明康有為在這次公車上書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三）

綜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出，在百日維新前夕，康有為等維新派圍繞德國士兵滋擾山東即墨縣孔廟事件，做了大量的宣傳鼓動工作。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首先，康有為策動的第二次公車上書，起到了進一步動員、聯合愛國的知識分子和士大夫的作用。這次活動與三年前由康有為鼓動的第一次公車上書相比較，參加的人數要廣泛得多。據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公車上書記序》稱，第一次公車上書「集眾千三百餘人」。(康有為：《公車上書記》（光緒二十一年文升閣刻本）。)康有為在自編年譜中則稱，「與名者千二百餘人」。但是，在《公車上書記》後附的《公車上書題名》中所記載的簽名人數才六百零三人。(實際列名者為六百零二人，加上領銜者康有為方足此數。)而在第二次公車上書中籤名的，幾乎達二千人次。在封建專制制度統治之下，能有如此眾多的知識分子出來講話，三番五次地上書言事，應當說是相當可觀的。

其次，這次上書活動把「救亡」的號角吹得更響。它使廣大士大夫都知道國家處於萬分危急的狀態。正因為「吾國勢極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麥孟華、梁啟超等八百三十一名廣東舉人《聖像被毀，聖教可憂，乞飭駐使責問德廷嚴辦以保聖教而安人心公呈》。)而又不知道奮起維新，改變現狀，列強們才敢於「橫肆欺凌，攘奪淫驚，無所不至」。舉人們既以德人殘毀孔廟，深感痛心疾首，又以國勢不振而產生憤激圖強」,「不約而同」的決心。這對於推進當時維新運動的發展，具有很大作用。

對於康有為等人借德人滋擾即墨孔廟事件，激起民憤，為變法維新製造輿論的意圖，頑固派看得十分清楚。當此事剛剛發生，給事中張仲□即在4月27日（閏三月初七）的上書中，表露了保守派的憂慮。他指出：「德人無理太甚，眾怒難平，……傳播至京，士大夫及會試舉子，聞之者亦莫不同聲憤恨，慨然於國威之不振，匡救之無術，致令異族逼處，辱及先師；其不知大體者甚或互相籌議，商同擁至德使署中，聲罪報復。此舉若成，必至一倡百和，不分皂白，妄事焚擊，貽累國家。且西學盛行，邪說紛起，民權之論，充塞於耳，更難保無不逞之徒，乘機煽亂，禍起蕭牆。臣竊憤中國勢力俱孱，外侮日甚，憂慮紀綱漸替，外亂將興，優心如焚，罔知所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初七日，張仲□《德人無理，請旨嚴行責問，以崇治本而杜亂萌折》。)張仲□的摺子表達了頑固派的心聲。他們所擔心的「禍起蕭牆」，「紀綱漸替」，「內亂將興」，指的正是變法維新高潮的到來。御史文悌於5月5日（閏三月十五日）的奏摺中亦直言不諱地表白了守舊派的驚慌失措，「聞仍有各省士民，紛紛聚議，傳遞約單，皆欲陸續呈遞，不下數千人之多……中國邇來氣機日變，尊俠力，伸民權，興黨會之說日出而不窮，以算學家言之，是殆亂之起點已見，若朝廷並不自收主權，一任□□□□，諸臣粉飾推延，苟求安靜，誠恐有借題行文，假託保教為名，面公然哄斗者，則士崩瓦解，大亂立成矣。」(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御史文悌《德人作賤孔廟，中國公理當伸折》。)顯然，文悌在這裡含沙射影攻擊的不是別人，正是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就文悌、張仲□等人的言論來看，可以說是從對立面反映了康有為等人策動的第二次公車上書對於啟發士大夫覺悟，使之增強民族危亡的迫切感和促進變法高潮的迅速到來，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是，與第一次公車上書相比較，康有為策動的這次上書活動，亦有其消極的一面。第一次公車上書是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慘敗之後提出來的，群情激憤，眾口一詞，都在責罵「聞敗則喜，聞勝則憂」的投降派李鴻章，有的言官甚至直接將攻擊矛頭指向慈禧，愛國救亡的熱情空前高漲。康有為在這種形勢下上書，慷慨激昂，直言不諱。他勸告光緒皇帝改弦更張，全面維新。大膽提出了改變過去「僅寄耳目於數人」的做法，實行「與民共之」的政治制度。他懇求皇帝頒布特別詔書，「令士民公舉博古今，通中外，明政體，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縣，約十萬戶而舉一人，不論已仕未仕，皆得充選，因用漢制，名曰議郎」。他還要求皇帝開武英殿，讓這些選舉出來的「議郎」入直其中，以備顧問，並且具有「上駁詔書，下達民詞」的權力。凡國家內外興革大政以及籌餉事宜，均須經過會議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然後再分別交部施行。在康有為設計的這套政治方案中，「議郎」不是世襲連任的，而是強調「歲一更換，若民心推服留者領班，著為定例」。(康有為：《公車上書記》（光緒二十一年文升閣刻本）。)

康有為當時認為，中國只有實行這種帶有資產階級民主色彩的代議制度，皇上才能「坐一室而知四海，下合天下之民志，可同憂樂而忘公私」；方可出現「君民同體，情誼交孚，中國一家，休戚與共」(康有為：《公車上書記》（光緒二十一年文升閣刻本）。)的政治局面。康有為的這些意見，是在綜合前人成果，又經過自己深思熟慮之後提出來的，決非一時心血來潮之作。因此，他在此後的《上清帝第三書》中，幾乎原封不動地將這種主張重新抄呈，並以此為光緒所推重，立命「謄抄數份，時時省覽」。(《康南海自編年譜》，見《戊戌變法》第四冊。)

正是由於康有為在第一次公車上書中，提出了從體制上改變傳統封建政體的方案，體現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才使它成為在近代中國歷史上閃閃發光的篇章。這次上書衝破了清王朝二百多年黑暗統治下一潭死水的局面，帶來了思想解放的滾滾潮流。

但是，在康有為策動的第二次公車上車中，卻提出了幾乎完全相反的政治主張。無論是林旭領銜的福建舉人上書，還是麥孟華、梁啟超領銜的廣東舉人上書，抑或是李桂林領銜的閏三月十六日的上書，都是在極力頌揚孔教，推崇君權，維護三綱五常，把孔教說成是「本乎天地之自然，合乎人心之大同」，「窮天地恆古今而不變」的聖教，並錯誤地認為，在外侮頻仍情況下，中國所以能存在下去，完全是憑藉孔教的滋育，使天下人皆知「君臣父子之倫，孝悌忠信之義」，顯然，康有為已由原來鼓吹的「興民權」，倒退到「尊君權」的立場上。三年前他所設計的政治方案已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對孔教和君權的讚頌。

這裡應強調指出的是，康有為的這種轉變和倒退絕非是一種偶然的歷史現象。在百日維新開始不久，光緒即於6月16日在頤和園仁壽殿破格召見康有為，垂詢殷切，洽談長逾九刻鐘之久。通過這次談話，康有為了解了光緒的變法決心，深受鼓舞。他經過一番認真考慮之後，於6月22日（五月初四）將兩個重要奏摺遞給光緒。(該折遞上日期系從光緒二十四年軍機檔中查出。據《康南海自編年譜》所記，此折上於五月一日。)其一、是《為推行新政，請御門誓眾，開制度局以統籌大局，革舊圖新以救時艱折》，請求光緒儘快於內廷開設制度局」。妙選通才入直，統籌新政事宜。其二為「請商定教案法律，釐正科舉文體，聽天下鄉邑增設文廟，謹寫孔子改制考進呈御覽，以尊聖師而保大教折」。在這個非常重要的奏摺里，康正式向光緒提出了「令銜聖公開孔教會，自王公士庶，有志負荷者皆聽入會，而以銜聖公為總理，聽會中士庶，舉學行最高為督辦，稍次者多人為會辦」，各省、府、縣都要成立分支機構；關於孔教會的規格，康主張「略如外國教部之例，其於禮部，則如軍機處之於內閣，總署之於理藩院」。關於孔教會的教義，康有為也有一段絕妙的解釋：「夫天之生民有身，則立君以群之；有心，則尊師以教之。君以紀綱治大群，師以義理教人心；然政令徒范其外，教化則入其中。故凡天下國之盛衰，必視其教之隆否……」關於君和民的關係，康有為認為：「立君臣，等上下，此非天之所為，乃聖人之所設。中國聖人，實為孔子。孔子作春秋而亂臣懼，作六經而大義明，傳之其徒，行之天下，使人知君臣父子之綱，家知仁恕忠愛之道……皇上得以晏安無為，與二三耆老大臣，垂衣裳而治之，此非法令之所能為，實孔子大教有以深入人心，而皇上坐收其報也。若大教淪亡則垂至綱常廢墜，君臣道息，皇上誰與同此國哉？」因此，康有為得出結論，「變法之道，在開教會，定教律」，這是「根本」，其餘都是次要的。(內府抄本：《傑士上書匯錄》卷二。)

查閱上開兩折，不難發現，無論是在思想內容上，還是在所用的語言上，都和康有為策動的第二次公車上書中的那個公呈驚人的相似，有的簡直是原封不動地照搬！

人們不禁會問：康有為在1897年12月（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的《上清帝第五書》中，還提出了「自茲國事付國會議行」，「定憲法公私之分」(康有為：《上清帝第五書》，見《知新報》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梁啟超在當時亦主張用「急進法」進行維新，「以徹底改革，洞開民智，以種族革命為本位」(《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卷一，第77頁。)。怎麼事隔數月，變化竟會如此之大？

這一方面是與當時新、舊兩黨鬥爭形勢有關。1898年春，在慈禧的策劃縱容下，由榮祿、剛毅等人出面，瘋狂對維新派進行攻擊，他們指責康有為等心懷叛逆，無父無君，「轉謂祖宗成法為無用，欲盡驅入夷狄之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三月二日，剛毅《為時事多艱，直陳愚悃折》。)；認為維新派的「狂煽顛倒，雜亂文體，誣衊正教」，勢必會造成「人心日渙，害且有不可勝言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御史潘慶瀾《敬陳管見折》。)。榮祿甚至狂叫：「康有為立保國會，現在許多大臣未死，尚不勞他保也。其僭越妄為，非殺不可。你們如有相識入會者，令其小心首領可也。」(《康南海自編年譜》，見《戊戌變法》第四冊。)緊接著浙江舉人孫灝將保國會章程逐條批駁，指斥康有為「將欲為民主教皇」，並認為外患不足畏，而康的民權之說定會使天下大亂。孫灝還將惡毒攻擊維新派的文章，「付之梨棗，京外散分」。(《康南海自編年譜》，見《戊戌變法》第四冊。)一時京師氣氛十分恐怖。許多人為之震懾。一些曾經附和維保者則動搖、變節，李盛鋒、文悌便是其中的代表。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康有為悄悄收起了「開國會」、「興民權」的旗幟，而改以孔教會的教義來廣聯人才，挽救世變。

事實上，康有為的這種轉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絕不能僅僅將此轉變歸咎於康有為個人的怯懦，而是他所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軟弱性的具體表現。康有為出身於一個世以理學傳家的名門望族，幼年所接受的是嚴格的封建正統教育，以三綱五常為核心內容的封建倫理道德對其影響很深。當時，康有為還沒有機會系統地閱讀關於西方政治、經濟、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書籍，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尚缺乏全面的深刻的了解，把尊孔忠君作為愛國保種的思想基礎。他留戀於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認為孔孟學說中無所不包，甚至以為西方資產階級那一套政治制度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早有反映。在「外侮頻仍，不能立國」的民族災難刺激下，他奮然「以經營天下為志」。然而，康有為畢竟還只是從封建士大夫營驛中分化出來的人物，在他身上還較多地保留著儒家傳統思想的痕迹。在中國封建的「舊學」與西方「新學」對壘中，康有為一面向傳統的祖宗之法挑戰，熱心提倡新學，這在甲午戰後到戊戌春季之前，表現的尤為突出，另一方面卻又不能擺脫「舊學」的束縛。在「新學」與「舊學」尖銳衝突中，康有為表現出來的這種左右搖擺，穿鑿中西，附會古今，正是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在思想上、政治上軟弱性的表現。

造成康有為政治上倒退的另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因素，就是他對孔教的崇拜與迷信。康有為歷來重視宗教的作用，他把西方國家的強盛和中國的衰弱，都歸結為宗教的興隆與否。他在《列國政要比較表》中，把中外情形詳加對照後，十分感慨地說：「耶穌教多至若是，而吾教未嘗有傳教士推廣，日澌日變，所憂滋大，教變而國亦從之矣。」因此，他在策動這次公車上書過程中，所高舉的正是孔教這面旗幟。在康有為看來「中國人公德缺乏，團體散渙，將不可以立於大地，欲從而統一之，非擇一國人所同戴而誠服者，則不足以結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於是乎以孔教復原為第一著手。」(梁啟超：《康有為傳》。)

康有為把擺脫民族危機的希望，寄託於孔教的振興上，故百日維新伊始，他就把建立孔教會作為變化的「根本」。康有為所宣揚的孔教，實際上是一個以儒家綱常為主體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維新派本身十分軟弱，卻又十分懼怕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深感「無術以救之」，他們找不到強有力的理論武器，只好乞靈於宗教。企圖借孔教的威力來挽救世變，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是註定要失敗的。

總之，新舊勢力的懸殊和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怯懦，使維新派不敢「與眾違異，妄招攻擊」(內府抄本：《傑士上書匯錄》。)，不敢堅持開國會，興民權，立憲法這一套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要求，而是顫顫兢兢地舉起孔聖人的旗號，以恢復被湮沒有孔子「微言大義」，發揚失去了的聖人之道來召喚、團結封建士大夫從事變法。就連維新派中最激進的譚嗣同也主張「變法圖治正所以不忍棄聖人之道，思以衛而存之也」。(譚嗣同：《譚瀏陽全集》續集，第37頁。)譚嗣同急切地盼望孔教中產生馬丁路德。康有為等人的所作所為，不僅說明他們受傳統思想的毒害甚深，也說明他們在行動上不願與封建地主階級決裂，轉而採取了易於為他們所接受的方式來實施改革。康有為等人在策動第二次公車上書活動中的表現，反映了當時先時的中國人在封建正統體中痛苦掙扎，而又不能衝破舊思想軀殼的艱苦歷程，他們的所為已為日後變法失敗種下了根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