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派與中國新詩（劉新民）

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幾乎可說是由新詩吹響號角的。自1917年2月《新青年》首次發表新詩，短短几年中，詩人們紛紛摒棄語言陳舊格律謹嚴的舊體詩詞，而「用現代中國語言來表現現代中國的生活思想感情」，①白話自由體新詩迅速取代文言舊詩，並匯成波瀾壯闊的新詩大潮。綜觀中國新詩潮的源起，不難看到美國意象派詩歌的影響，這在新詩主要倡導者胡適的詩歌理論美學思想和創作實踐中表現得最為清楚。胡適留學美國（1910年8月-1917年7月）正值意象派詩歌崗行之時。大量材料，包括他的日記書信詩歌和文章，都證明他深受意象主義影響。②胡適1917年1月發表於《新青年》並在新文學運動中發揮重大作用的「八不主義」，便脫胎於意象派的「六條原理」和「三項原則」。③而作為中國第一部白話新詩集的《嘗試集》，更是明顯烙有「美國意象派的痕迹」。④五四時期的詩人中，受意象派影響的，還有劉半農、沈尹默、劉大白、康白情、王統照等人。然而，本世紀初崛起於英美詩壇的意象派，在其發展過程中，卻又相當充分地學習借鑒了中國古典詩歌。意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龐德就曾說過，中國之於美國新詩運動，就象希臘之於文藝復興。⑤龐德及意象派的後期挂帥人物愛米·洛威爾曾先後翻譯出版了在文學史上獲極高評價的中國古詩譯本《華夏集》和《松花箋》。風氣一開，仿效蜂起。幾年中出現的中國古詩譯本不下十數種，以致文學史家驚嘆，中國詩簡直「淹沒了英美詩壇」。⑥與此同時，「按中國風格寫詩是被當時追求美的直覺所引導的自由詩運動命中注定要探索的方向」，⑦仿寫中國詩或寫中國題材一時形成時代性的熱潮。據統計數字，新詩運動代表性刊物《詩刊》在1912年11月至1922年10月約十年中，所刊載的外國題材詩，中國詩居第一位。⑧有意思的是，當年意象派活躍人物的多數詩作，「至今已不覺新鮮」，他們的傳世之作，往往只是他們的「中國詩」。於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就出現了這樣十分奇特有趣又耐人尋味的現象：在中國詩人摒棄舊詩之時，英美意象派卻大大得益於中國古典詩歌，並對整個現代派詩歌作出了貢獻；反過來它又對中國新詩的興起產生相當大的影響。意象派猶如一道橫跨大洋的雙拱彩虹，分別連繫了中國古詩和新詩。源遠流長的中國詩歌傳統，通過意象派的媒介「出口轉內銷」，與中外新詩連接起來了。今天，我們研究分析意象派和中國新詩的源起、關係，比較其詩藝得失，總結些有益的啟示，對於更好地學習借鑒西方文化和古典詩歌傳統，繁榮發展新詩，是會有所幫助的。　　一、兩位先驅美國詩人、評論家艾茲拉·龐德在意象派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和中國詩人、學者胡適在新詩開創時期相仿，兩位先驅都堪稱開一代詩風的改革者。他們都不滿於當時舊詩壇的僵化沉悶，並鼓吹「詩體大解放」。他們都提出了影響深遠的綱領理論，並以自己的實踐在文學史上留下了里程碑式的詩集，從而在各自國家的文學革命中成為開風氣之先的人物。先驅並非先知，而是順應時代的需要產生的。意象派和中國新詩，在本世紀初約短短十年中先後興起，絕不是偶然的，自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文化的原因。事實上，龐德和胡適都是「從舊營壘中來」。龐德在去倫敦前就出版過幾本詩集，內容大都取材過去，完全是勃朗寧、羅塞蒂、斯溫本的詩風；而胡適從小受舊學熏陶，也相當熟稔了舊詩詞形式。可貴的是，他們都看到了舊詩與社會時步的矛盾，並立志於詩體改革。龐德曾有力地抨擊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瀰漫英美詩壇的感傷做作詩風：「從1890年起，美國的大路詩是可怕的大雜燴……一堆麵糰似的，第三流的濟慈、華茲華斯的筆墨，老天爺也不知道是什麼鬼東西，第四流的伊麗莎白式的鈍化了的半融化了軟綿綿的空洞音調。」⑨這種空洞音調自然無法反映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後的「現代西方社會矛盾和人們的心理」。⑩而當時風行的各種哲學和社會思潮，尤其是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哲學又給了革新探索中的詩人以直接的啟示。在這種背景下，破舊立新、由新詩發展文學革命便成了歷史的必然。這一點在五四運動前的中國表現得更加明顯。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是一場反封建的思想解放運動，而文言和舊文學形式已成為嚴重束縛人們思想精神的桎梏。「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11)「文言決不足為吾國將來文學之利器」。(12)因此，胡適的「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確乎是順應了「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的需要，否則，也不會如雷鳴谷應、雲流景行，得到廣大進步文化界的熱烈反響。由此可見，意象派和中國新詩在受外來文化影響之前，已經有了賴以萌生的土壤和條件，即社會歷史文化的背景。龐德和胡適正是在順乎潮流推陳出新的努力中，博採眾長，廣集精華，才在不同文化傳統中採到了用以攻新詩之玉的他山之石。龐德對意象主義運動的主要貢獻，在於他提出了較系統的理論和創作原則。龐德曾給詩歌意象下過一個著名的定義：「在一剎那的時間裡表現出一個理智和情緒複合物的東西」。(13)這是他在發表於1913年3月的《詩刊》上的《意象主義的幾「不」》一文中提出來的。同一期《詩刊》上還刊載了龐德和意象派詩人們共同擬訂的同樣著名的三條原則，它們是：(1)直接處理無論主觀的或客觀的事物；(2)絕對不用任何無益於表現的詞；(3)至於節奏，用音樂性短句的反覆演奏，而不是用節拍器反覆演奏來進行創作。(14)意象派詩人們在1915年4月出版的詩集的序言中，又進一步提出了《六條原理》。其中有：使用通俗的語言；創造新的節奏韻律，取自由詩體，確切表現細切等等。(15)意象派的蓬勃興起，給了留學美國，並正在鼓吹文學革命，尋求創造新詩體的胡適以深刻影響。胡適留美日記《藏暉室札記》卷15中，曾錄有《六條原理》英文原文及其自註：「此派所主張，與我所主張多相似之處。」(16)1917年初，胡適即在《新青年》以《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了「八不主義」，即(1)須言之有物；(2)不模仿古人；(3)須講求文法；(4)不作無病呻吟；(5)務去爛調套語；(6)不用典；(7)不講對仗；(8)不避俗字語。將胡適的「八不主義」和龐德的「意象主義者的幾『不』」及「六條原理」相對照，胡適受到意象派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儘管如此，由於「八不」迎合了中國文化的發展潮流，因而產生了十分積極深遠的影響，並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胡適的「八不」，是學習借鑒西方文化，洋為中用的極好範例。胡適為了推進新詩革命，曾在不少文章中闡述自己的詩學見解。他竭力主張：「有什麼材料做什麼詩，有什麼話，說什麼話，把從前一切束縛精神的自由的枷鎖鐐銬，統統推翻。」(17)在談到好詩標準時他寫道：「詩須要用具體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說法。凡是好詩，都是具體的；越偏向具體的，越有詩意詩味，凡是好詩，都能使我們腦子裡發生一種——或許多種——明顯逼人的影象。」(18)（這裡的「影象」，在五四前後即是意象的通常譯法。）胡適的這些及許多其他論述，和龐德的許多詩論中的說法十分相近，而具體、明顯、逼人、闡煉，正是意象派三原則的主要精神。因此胡適的美學思想，顯然是汲取了意象派的材料而形成的。胡適的主張因此在當時被不少人誤解並受到指責和批評。如梁實秋、梅光迪就曾批評他剽竊不值錢的歐美文學新潮，胡先生甚至攻擊其《嘗試集》為「死文學」，「以其必死必朽也」。然而歷史卻肯定了胡適的努力和方向。以白話取代文言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極大地激活了全國人民的思想。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以後，文學革命的烈火更是燃遍全國。胡適作為文學革命的先驅，學習借鑒「拿來」西方文化中積極進步有用的成分，以改革語言倡導新詩來改造舊文化，創造新文化，是有著一定的歷史功績的。　　二、《華夏集》和《嘗試集》龐德和胡適在為各自的新詩運動創立理論原則的同時，也身體力行，進行了大量創作實踐。《華夏集》和《嘗試集》便是最能體現其理論原則的重要作品。既然兩位先驅在詩學理論上有許多共通之處，比較一下他們作為新詩運動重要成就的代表作，應當是很有意義的。兩部詩集最大的不同顯然在於，《華夏集》是中國古詩——十五首李白、王維詩的英譯本，雖然其中最傑出的幾首常被視為龐德的創作而被收入各類現代英詩選本，而《嘗試集》則是胡適窮數年之力創作的結集（也包含幾首譯詩）。因而兩部詩集內容上自然有很大不同，然而奠定它們在文學史上地位的主要不是內容，而是詩的語言和形式，對詩藝的全新的大膽的追求，正是這一點使兩者迥異於並超越了前人。但胡適的《嘗試集》還明顯的留了舊形式的影響，其第一編及附錄《去國集》，雖多以白話入詩，卻依然舊詩之體，彷彿舊瓶新酒，顯得不倫不類。第二、三編是1917年秋回國之後的詩作，取了白話自由詩體，便很有些新氣象。其中譯詩《關不住了！》，從語言、形式、意趣諸方面考察，都堪稱上乘之作，難怪胡適本人也說「《關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詩』成立的紀元」。(19)也許，此時胡適認為對於自由詩體已操練較為自如，這句話含有終於掙脫舊體詩束縛的意味？不管怎樣，《嘗試集》反映了「文學進退及思想變遷之跡」(20)以及新詩掙脫舊詩桎梏的艱難甚至痛苦歷程。胡適在《嘗試集》四版自序中對此作過一個纏腳放大的比喻：「年年的鞋樣上總還帶著纏腳時代的血腥氣」，(21)確是十分貼切的。龐德的《華夏集》雖然譯自格律謹嚴的中國古詩，卻完全突破了古詩平仄、韻腳、對仗等重重限制，（一個原因是龐德不通中文，其翻譯所依據的費諾洛薩的筆記又非常粗糙），而採取無固定節數、行數、音步數，不求押韻，但求自然的自由詩體。為了獲得直接客觀簡潔明了的效果，他乾脆砍掉了原詩中不少隱喻和典故，大大簡化了詩的內涵。因此《華夏集》與其說是翻譯，不如說是龐德依據意象派原則和中國古詩的內容進行的再創作。其所以獲得評論界如潮的好評，被認為「遠不僅僅是一本重要的有影響的譯集，它事實上是英美現代派詩歌的主要作品之一。」(22)這是和它較完美的自由詩的藝術形式分不開的。《華夏集》的成功，還在於其詩歌語言的純熟凝鍊簡樸自然。在龐德的所有譯詩中，《華夏集》的語言是最簡樸，最不受古語影響，最當代化口語化的，因此讀者很少感覺他們和這些中國古詩在時間和文化上的隔閡和差別。以集子中最著名的《河商之妻》（李白《長干行》）為例，我們讀到這樣的譯文（節選）：The paired butterflies are already yellow with AugustOver the grass in the West garden;They hurt me I grew older.If you are coming down through the narrows of the river kiang.Please let me know beforehandAnd I will come out to meet youAs far as cho-fu-Sa.(23)顯然，譯文的語言是再曉暢明白不過了，除了個別地名暗暗透露些異國色彩和情調，誰會想到這竟是一千二百多年前中國唐朝的詩歌，但誰又不能理解那位河商之妻盼望丈夫歸來的急切心情！相比之下，《嘗試集》的語言顯然留有較濃重的文言痕迹。即便在第二、三編以白話寫成的自由詩中，也夾雜不少文言詞語。例如作為中國新詩史上發表的第一首自由詩《鴿子》：「雲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氣！／有一群鴿子，在空中遊戲。／看他們三三兩兩／迴環來往／夷猶如意——，／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襯青天，十分鮮麗！」其中的「夷猶如意」，便明顯地與全詩不那麼協調。因此，《嘗試集》的語言還不夠成熟，它受到一些新詩人的詬病，不是沒有道理的。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兩部詩集在詩歌意象上的營造。《華廈集》不是龐德首次譯中國詩。在此之前，龐德曾改寫過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中引用的一些詩歌。有的詩如《落葉哀嬋曲》經龐德的改寫，成了意象派的經典之作。從此，龐德被中國古詩中出色的意象引住了。他敏感地覺察到中國詩是意象派應該學習的典範，因此，在整理費諾洛薩的中國古詩筆記時，龐德便從筆記里的一百五十首詩中挑選了十九首進行翻譯。對這些詩略加分析，可看出它們都具有豐富鮮明的意象，語言凝鍊含蓄，「陳述事物而不說教不評論」，頗符合意象派的原則。例如前文所引李白《長干行》中「青梅竹馬」和蝴蝶秋草的意象，李白《送友人》中「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的意象，這些詩以及《玉階怨》、《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等詩中依靠客觀表現不加評論的詩風，都可看出龐德在選擇時確是獨具慧眼，在這方面，《嘗試集》顯然底蘊不足，遜色得多。當然，其中有一些詩，如《蝴蝶》、《鴿子》、《老鴉》、《一顆遭劫的星》、《晨星篇》等，還是很有意象派的詩風。即用濃縮凝鍊的意象來刻畫心理感受，但其餘為數較多的詩作，卻流於平淡無味，難以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綜上所述，可見《華夏集》和《嘗試集》不同程度地實踐了意象派的理論原則，而前者又顯然比後者勝出許多。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各自的文學史上，兩部詩集得到了不等的評價。《華夏集》被公認為是龐德對英語詩歌「最持久的貢獻」，是「英語詩歌經典作品」，龐德也被艾略特譽為「為當代發明了中國詩的人」。(24)相形之下，《嘗試集》在中國新文學史上，就遠沒有那麼高的地位。究其原因，《嘗試集》的詩藝尚未臻於完美該是重要的一點。但不管怎麼說，作為中國第一部新詩集，其開拓者的意義和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三、意象派的啟示意象派作為一個文學流派，歷史不長，創作成果不大，卻造成巨大的影響。在其活躍的幾年裡，竟能在西方掀起至今不衰的學習中國古典詩歌的熱潮，而又對中國新詩的崛起起了催生作用。從這個中國古詩——意象派——中國新詩的文化大反饋中，我們可獲得哪些有益的啟示。首先，這段歷史告訴我們，中外語言與文化的交流，相互借鑒學習，是多麼重要。美國的N·S·默溫說過，到如今不考慮中國詩的影響，美國詩無法想像，這種影響已成為美國詩傳統的一部分。(25)。其實，中國的新詩又何嘗不是如此。而美國意象派詩人在詩歌美學的追求創新上的急迫感、開拓性和自覺意識，他們學習借鑒外來文化的精神，更值得我們仿效。由於現代科技的發展，世界各國各種文化傳統之間的交流、融匯、借鑒、吸收，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進行著，並使得世界各種文化突飛猛進，日新月異。處於改革開放中的中國，理應在更大的深度廣度上，開展與外國的語言文化交流，這對於中國自身的文化以及經濟科技等各方面的發展，具有極重要的意義。其次，事實告訴我們，我國的古典詩歌的豐富寶藏，仍有待於進一步發掘。我們的新詩向古典詩歌學習至今難說已有很大成效。意象派詩人那麼重視從中國古典詩歌中汲取營養，龐德和洛威爾對學習介紹中國古詩終生表現出極大的熱情，而且，他們確實學到了不少寶貴的東西。例如他們深入解剖中國古詩的「意象元件」，在創作中運用發展中國詩的技巧，用自由詩形式表現中國古詩的意趣，甚至把中國詩中的大自然意象與現代城市風光揉合，還總結出一系列與中國古詩創作經驗十分吻合的理論原則等等。這些不是很可給我們以啟發么。外國詩人能學得中國古詩的長處，我們嫡系傳人卻未得祖宗真傳，豈不可嘆可惜。當然，學習借鑒古典詩歌，絕不是硬搬古詞語，平仄韻律，句式和詩體，而是努力用現代語彙用自由詩寫出古詩那種意境韻味，那種精鍊含蓄空靈雋永，那樣耐人咀嚼回味。新詩寫出古詩意境韻味，其實大有可為。新詩史上第一批發表的詩作中，有沈尹默的小詩《月夜》，就是極具古詩意境韻味的。我國古典詩歌有三千多年悠久歷史，有著十分燦爛輝煌的成就和傳統，有多少名篇佳作，多少精湛詩藝，多少寶貴經驗，如果我們能如意象派詩人那樣善於學習，沙裡淘金，鍥而不捨，則我們的新詩壇，會比現在燦爛得多罷。意象派給我們的又一啟示是：新詩總當以自然凝鍊的自由詩為方向。將惠特曼開創的自由詩風發揚光大，推展開來，獲得廣大讀者認可和喜愛，使自由詩得以風靡世界各國，是意象派的一大功績。確實，格律謹嚴、束縛重重的傳統詩體，已不適應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生活，詩歌的語言形式應當貼近當今時代，貼近現實生活。詩體自由，節奏自然，用當代語言并力求簡潔凝鍊，這代表新詩潮流的方向。意象派提倡寫短詩，也是符合時代發展趨勢的。鴻篇巨製的史詩的時代一去不返了。現代生活的快節奏，現代種種的文化娛樂如電影錄像，都擠佔了傳統文化的地盤，詩歌只能走短、精、新的路。此外，意象派的信條：直接客觀表現而不加評論，對於中國新詩中大量存在的畫蛇添足式的說教，也不啻是一劑良藥。最後，意象派的實踐還啟示我們，詩歌是語言的濃縮藝術，詩歌語言的錘鍊創新應當精益求精而且永無止境。龐德正是憑他爐火純青的語言造詣，才能使他的《華夏集》「改變了人們對語言的感覺，為現代詩奠定了節奏模式」。(26)他那首最負盛名的《地鐵站台》，從初稿的31行，兩年後定稿為兩行：「人群中出現的這些臉龐：潮濕黝黑樹枝上的花瓣」。其鍊字鍊句，頗有中國古詩人「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功夫；而那兩行詩，也很有些「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的意象跳躍、語句凝鍊的味道。意象派追求語言凝鍊「務去冗詞贅語」，「絕對不用任何無益於表現的詞」，可謂深得中國古詩三昧。而我們的許多新詩，在語言上未免過於揮霍，往往動輒數十行，讀不到一句印象深刻令人叫絕的佳句。意象派詩人對語言藝術的不懈追求，不也是很值得我們學習么？當然，古典詩歌因其嚴謹的格律要求和古漢語特殊的句法形態，往往可略去大部分聯結詞、系詞及各種句法標記，幾乎只剩光裸裸的表現具體事物的詞，因而語言特別濃縮，意象格外稠密，白話詞語句法功能的減弱，不可能如古詩那樣言簡意賅，辭約義豐，白話詩不可避免會有些分析性的文字，難於達到古詩中意象呈現的蒙太奇效果。但是，將白話和英語相比，我們可以看到英語的句法比漢語更瑣細，英語句子中分析性描述性的詞語（冠詞、介詞、連詞、副詞等）也更繁複，意象派詩人能通過學習中國古詩的技巧，儘可能刪除分析性詞語來達到蒙太奇效果，為什麼新詩就不能如法炮製呢？從句法、詞語的親緣關係來說，白話畢竟比英語更接近古漢語吧。葉維廉先生曾論述過「用白話作為詩的語言時怎樣把文言的好處化入白話里。」他說：「白話，即使多了些分析性的元素，仍然保有不少文言的特性（例如沒有時態的變化）。如果能透過好詩來加以提煉，是可以進一步發揮舊詩的表達形態，而又可忠於現代激烈動蕩的生活節奏的。把白話加以提煉的第一步便是從現象中抓緊自身具足的意象。」(27)誠哉斯言！看來研究、借鑒意象派的經驗，新詩是完全可以在語言上繼承古詩的一些長處，有所突破，寫出有時代特色又有濃郁詩味的好作品的。意象派曾被稱為「美國文學史上開拓出最大前景的文學運動」，許多文學史著作也都把它作為英美現代詩歌的發軔。(28)其實，它的影響也及於中國的新詩。在意象派和中國新詩先後問世約八十年後的今天，站在本世紀盡頭回望世紀初的源頭，我們可以看到當年意象派和中國新詩的潺潺細流，如今早已匯成波瀾壯闊的大江。我們相信，只要不擇細流，兼收並蓄，廣泛吸取世界各國文化的精華，我國的新詩及一切文化藝術，一定會有更加光輝燦爛、氣象萬千的明天。注釋：①胡適致徐志摩函，載《詩刊》第4期，1932年。②③(16)王錦園：《胡適與美國意象派詩歌》。④⑩袁可嘉：《現代派論，英美詩論》。⑤T·S·艾略特編：《艾茲拉·龐德隨筆集》，新方向出版社。⑥⑦(24)(28)趙毅衡：《意象派與中國古典詩歌》。⑧趙毅衡：《中國古典詩歌對美國新詩運動的影響》。⑨(13)(14)(15)彼得·瓊斯編：《意象派詩選》導言及附錄。(11)(17)(18)胡適：《論新詩》。(12)(19)(20)(21)胡適：《嘗試集》。(22)(26)傑夫·特威切爾：《龐德的〈華夏集〉和意象派詩》，《外國文學評論》1992年1期。(23)Maynard Mack編：Modern Poetry.(25)轉引自張榮生：《中國古典詩歌與美國意象派詩人的審美追求》，《外國文學研究》1990年7月。(27)葉維廉：《中國現代詩的語言問題》，《中國詩學》，第2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