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 李雪濤：「中國的聲音」——顧彬對魯迅的認識

無論如何，對於顧彬來講，魯迅都是他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個尺度，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作家，並且代表著「中國的聲音」。顧彬認為：「無論是小說、散文還是詩歌，就其形式的嚴謹來說，整個20世紀的中國幾乎無人能夠與作者匹敵。」「思索的勇氣和自嘲的能力事實上使魯迅不僅成為了現代中國最負盛名的作家，而且成了現代中國的思想家，這一特徵的影響直到語言運用的層面之上都能看得到。」新的語言、新的形式以及新的世界觀成為了魯迅小說突破傳統走向現代的標誌。

一

在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Kubin,1945-）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魯迅（1881-1936）佔據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魯迅本人實際上也經歷了從古典文學到現代文學的過渡。在德語世界的魯迅研究方面，波恩有著自己的傳統：1939年王澄如（WangChêng-ju,1909年生於貴陽）在波恩作了題為《魯迅：其生平與著作——對中國革命的貢獻》（LuHsün.SeinLebenundseinWerk.EinBeitragzurchine?sischenRevolution.Berlin1940,gedrucktinderReichsdruckerei）的博士論文，這是全世界最早的有關魯迅研究的博士論文。其後魯迅在德國沉寂了50年的時間，一直到顧彬主持翻譯的六卷本《魯迅選集》（LuXun.WerkeinsechsB?nden.Zürich:Unionsver?lag,1994）的出版。之後顧彬在波恩還培養了一個繼續研究魯迅的弟子——馮鐵（Raoul Find?eisen,1958-）教授，他在2001年出版了篇幅達820頁之多的《魯迅：著作、編年、文獻》（LuXun:Texte,Chronik,Bilder,Doku?mente.Basel2001）一書，可以說波恩使德語世界的魯迅研究和翻譯達到一個又一個新高度。

1994年，顧彬在瑞士的聯合出版社（Unionsverlag）出版了他編譯的六卷本德文版《魯迅選集》，這是德語世界首次如此大規模地從中文原文翻譯魯迅的著作。顧彬在序言中指出：「每一個譯本都是對原著的一種闡釋，並與譯者本人的理解及其所處的時代緊密相連。」他對以往的譯本進行過認真的研究，指出這些譯本漏掉了一些看似無足輕重但實際上卻非常重要的字眼：例如：《吶喊·自序》中的第一句話：「我在年輕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不論是卡爾莫（JosephKalmer,1898-1959）、霍茨菲爾德（Johan?naHerzfeldt,1886-1977）的德文譯本，抑或是楊憲益（1915-2009）的英文譯本，都沒有將這個小品詞「也」翻譯出來。而這個「也」字不僅表現出了過去與現在時間上的轉換，同時也表達了處於熱情和失望矛盾之中的敘事者的內心。從這個翻譯的細節，可以看出顧彬對魯迅作品理解的深入程度。

顧彬認為：「無論是小說、散文還是詩歌，就其形式的嚴謹來說，整個20世紀的中國幾乎無人能夠與作者（指魯迅——引者注）匹敵。相似的情形只有在國際語境中才能找到。」他在譯後記中寫道：「思索的勇氣和自嘲的能力事實上使魯迅不僅成為了現代中國最負盛名的作家，而且成了現代中國的思想家，這一特徵的影響直到語言運用的層面之上都能看得到……」顧彬認為，魯迅沒有他同時代人的幼稚，「正是他（指魯迅——引者注）與自己作品及與自己時代的保持距離構成了《吶喊》的現代性。」新的語言、新的形式以及新的世界觀成為了魯迅小說突破傳統走向現代的標誌。

二

對於魯迅一生都在致力於「國民性」（日語：「國民性」koku-minsei）的分析與批判這一點，顧彬認為，「對於自己國人的思考是中國現代性的一部分，它是與1902年的梁啟超和他關於『新民』的思考相關聯。從思想史上看，這位改良者是受到日本對赫爾 德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接受的影響，『國民性』這個概念就是從日本被引進了中國。」因此，「國民性」的概念是從梁啟超的「新民」而來，而「新民」又源自日本對赫爾德「民族精神」的翻譯。作為文學史家的顧彬所做的類似於「溯源」的工作，對於弄清楚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是至關重要的。

如果我們僅僅從「國民性」的一個方面來理解魯迅的話，顯然是太片面也太過膚淺了。顧彬在分析《阿Q正傳》的時候提示我們「在小說敘事過程中不能過度相信敘事者，也不能過度相信作者在後記里的說法」。他根本不認為阿Q身上所具有的「精神勝利法」等是中國人落後的「國民性」的體現：「阿Q就是每一個中國人，在某種意義上他的代表性甚至已經遠遠地超出了中國。例如其他文化里的許多同時代人也具有他的『精神勝利法』。在此意義上阿Q也就是每一個人，魯迅給所有的非中國人也都留下了一個永恆的見證。」這樣的闡釋我想也超出了魯迅所塑造的阿Q形象的初衷，並不存在一種以往所認為的作者賦予文本的唯一的「終極意義」。伽達默爾（Hans-GeorgGadamer,1900-2002）指出：「文本的意義超越它的作者，這並不是暫時的，而是永遠如此。因此，理解就不是一種複製的行為，而始終是一種創造性行為。」

顧彬認為，一位好的作家重要的是能夠為他的語言負責。在論述魯迅和周作人（1885-1967）在語言方面的成就時，顧彬寫道：「僅僅在語言這方面就已經產生了深遠影響：魯迅和周作人文風之優雅迄今無人能及，更談不上超越。與此相比，1949年後大多數作家的語言貧乏格外引人注目。」近年來，顧彬有關中國現當代作家語言的論述也是在這一基礎上的進一步拓展。顧彬認為語言問題不僅僅是作家的問題，對外語的掌握同時也是一位文學批評家、文學史家視野的體現。在論述到茅盾的創作時，顧彬寫道：「茅盾被當前新一代的中國文學批評界輕率地貶為概念化寫作的代表。而從世界文學的角度來看，他卻是一個技法高明的作家。中國的文學批評通常缺乏足夠寬的閱讀面和相應的外語知識。」

顧彬對楊憲益夫婦的魯迅譯本很不以為然：「只有專業人士才知道，擺在他們眼前的是楊憲益夫婦的還是約翰納·霍茨菲爾德漏洞百出的版本。」他之所以重組人馬再次翻譯魯迅的作品，是因為他對以往的譯本實在不滿意。對像布赫（Hans ChristophBuch,1944-）這樣的作家只能從英譯本轉譯部分作品的做法，他認為是不值得一提的。而對上文提到的卡爾莫，顧彬的評價是：「他所提供的不過是一種包含著粗淺的理解而行文不暢的版本而已；繁雜的語句被改寫或是被刪除掉了。無論是原文的優美還是它的思想深度都不能從閱讀中得到體察。」顧彬進而對這類充斥著大量錯誤的翻譯表示了他的懷疑態度：「在難於理解但對解釋來說顯得舉足輕重的段落里出現的大量細微錯誤常常使翻譯的可靠性受到徹底的懷疑」。

三

顧彬在翻譯魯迅作品的過程中，儘管認為當時大陸出版的《魯迅全集》（第四版，1981）的注釋可供參考，但同時也表示出了他的批判性態度：「它們（指注釋——引者注）常常是意識形態化的，離題太遠而重複冗贅。」更讓顧彬不理解的是，這個版本省略了很多的內容：「許許多多的引文和影射沒有給出注釋，或許是政治上的原因，但也或許由於相關的文獻還沒有公之於眾。」正因為如此，顧彬同時使用了日文評註版的《魯迅文集》（竹內好譯，築摩書房，1976—1978年）。

針對中國大陸由於政治需要而對魯迅的故意抬高，以及海外自由主義文學批評家的無端貶低，顧彬的觀點是：「既反對視魯迅為純粹革命的正統觀點，也反對將魯迅看作虛無主義者的反教條主義觀點，我們試圖在兩個極端之間尋求一種折衷的理解。時代精神的批判性分析無疑是貫穿魯迅作品始終的一條紅線，而長久地堅持獨立性也使作家付出了代價：寂寞、厭煩或者說是無聊和苦悶。」對於中國來講，顧彬認為魯迅的意義在於創造了文學的語言，而對於西方來講，則在於擺脫了服從精神：「馬奈·斯珀波通過其寫作所要求的那種對烏托邦終會破滅的毫無保留、不加粉飾的洞見，似乎在作為作家和人的魯迅的生平和作品中得到了試驗。」

顧彬善於捕捉中西詩學的異處，他同樣善於將中國文學特殊的審美以文本分析的方式展現在德國的讀者面前。在魯迅那裡，這一獨特的寫作方式有時並非是中西的差異，而更多是傳統與現代的不同：「面對不再是確定的，也不能確定的世界的百科全書式的複雜問題，現代作家採取了一種寫作形式，他不主張終極而主張暫時的東西，不存在『敘述的過程』，而形象與情緒與感覺的自由無窮無盡狀態。世界成了幻想的材料和表演場，語言開始從陳述中解放出來。」

《彷徨》以及其他的作品所展示給讀者的是，清醒之後並沒有出路，這是魯迅一再告誡現代人的窘境。顧彬之所以喜愛中國現代文學，是因為這些文學家們所揭示的現代性。

四

中國現代文學是在一個特殊的歷史語境下產生的，而這個語境如果脫離了歐洲文學的西方語境，很難理解。因此，顧彬借用了斯洛伐克漢學家高利克（MariánGálik,1933-）的觀點，認為：「20世紀的中國文學如果脫離了西方語境就無法被理解，……脫離了上述那種語境聯繫的這些闡釋必然失之膚淺，它們拘泥於文本的內部分析並不能給中國文學賦予多少思想史的深度，而只有具備一定思想史深度才能真正理解中國文學。」顧彬舉例說，魯迅作品中的「吶喊」根本不是一般意義上的「AufrufzumKampf」（為戰鬥吶喊），或「Aufschrei」（呼喊）抑或「Applaus」（呼籲），而是從《聖經》的「Voxclamantis」中來，「有人在曠野里呼喊」（voxclamantisinde?serto）。顧彬的結論是：「旨在將中國從民族和社會的災難中拯救出來的中國現代派的許諾，一旦被當作了宗教替代品，其後果很可能就是讓知識分子翹首期待的一個『超人』、一個『領袖』，也就是一個彌賽亞式的聖者形象，從而無條件地獻身到革命事業中去。」魯迅鐵屋的意象也讓顧彬聯想到了馬克斯·韋伯（MaxWeber,1864-1920）將現代性在理性化過程中製造的所謂「鋼殼」（StahlharteGeh?use）。高利克同樣指出，郭沫若（1892-1978）《女神》中的《天狗》（1921）中的「我是」句式源於《舊約》：「我是自有永有的」以及「我將是我之所是」（《出埃及記》3:14）。因此，如果脫離了這樣的一個比較的「西方」語境，中國現代文學的意義很難彰顯出來。

五

顧彬認為，魯迅的作品無論是哪一部或哪一篇都非常深刻，但是很少有學者能夠真正發現這些作品的深度，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日本，抑或是在歐洲。魯迅自己提出過不少問題，但很少有人敢面對這些問題，因為他在很多方面確實是極端的。顧彬指出，魯迅有些時候展現出來的咄咄逼人的架勢有些過分，對他所攻擊的一批人，實際上應當予以適當的保護。在這個方面，他常常將魯迅與德國哲學家黑格爾（FriedrichHegel,1770-1831）作比較。比方說，不論是黑格爾還是魯迅彷彿都代表著真理。當然，每個人都是要犯錯誤的，對於他們這樣的偉人的極端觀點，顧彬認為我們也應當寬容一些。黑格爾在談到中國的時候，提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觀點，到現在為止也沒有誰全都予以解決了。所以，對顧彬來講，黑格爾怎麼看中國其實無所謂，關鍵是他是否提出了有意思的、深刻的問題。魯迅也是這樣，他有時非常極端，但他提問題的方式也非常深刻。

對顧彬來講，魯迅絕不僅僅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他同時也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並且是中國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因為魯迅的思想異常豐富，他不認為至今有誰能夠超過魯迅。顧彬認為，我們今天應當從一個比較寬容的角度來分析一些問題。如果我們將他在政治方面的所謂的「問題」放到20世紀全球範圍內革命家、政治家背景下來看待的話，我們會發現他跟其他的一些人有很多共同點，他的思想可以跟法國革命，可以跟20世紀的烏托邦主義以及理想主義，跟諾斯底主義（Gnostizismus）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也正是基於這樣的研究視角，顧彬發現了另外一個魯迅，他不僅對中國20世紀的發展來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同時也是一個對整個世界來說都舉足輕重的思想家。在魯迅的身上我們可以發現當時的法國、德國、蘇聯等等在思想、政治、哲學方面的各種傾向。

六

魯迅非常重要，但中國現代文學不僅僅是魯迅。正如夏志清（1921-2013）在中國現代文學中重新「發現」錢鍾書（1910-1998）和張愛玲（1920-1995）一樣，顧彬文學史也彰顯了以往被意識形態所遮蔽的一些作家和觀點。在談到林語堂（1895-1976）的文學成就時，顧彬指出：「然而可悲的是，幾十年來的文學批評全都集中在魯迅身上，常常是遮蔽了而非發掘出現代中國文學的非主流場域。老大師筆下的《記念劉和珍君》非常有名，而林語堂為這位被槍殺的女學生所感到和所譜寫的哀傷儘管也感人至深，卻少有評論。」同樣，對於周作人，顧彬也認為，我們以往把他歸於小品文作家，實際上是不恰當的。顧彬以周作人的散文《入廁讀書》（1935）為例，據此認為周作人將日本的廁所設想為特別適合閑散生活的場所時，他的稱讚就隱含了一種政治基調：而在中國就不（再）是這樣。因此，顧彬認為：「人們一直把『轉向』後的周作人歸入非政治的作家一類。在此我們也看到，這一類判斷是多麼不適當。」

無論如何，對於顧彬來講，魯迅都是他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個尺度。顧彬批評有些中國學者在魯迅研究中怕麻煩，故意躲避政治。同時也批評歐洲學者的一種所謂「純粹」的學術研究。如果一種研究完全避免談政治問題，那麼研究者就不能正面評論魯迅這個人。他完全看不起有些學者只是編輯有關魯迅的各種文獻資料，讓讀者在這些資料前面去思考，而不透露自己的想法。一直到最近，顧彬依然認為，魯迅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作家，並且代表著「中國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