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新思想，都是舊主張（熊培雲）

所謂新思想，都是舊主張（熊培雲）沉魂浮魄到今朝， 未有遺篇起風潮。 不妨舉世皆迂闊， 賴有斯壇慰寂寥。 ----2000年寫在新浪讀書沙龍 一在中國這個以政治為中心的一元社會中，幾乎所有的東西最後都會鬼打牆似地回到政治上來。文化是政治的婢女，每朝每代都有變本加厲的時候。天下興亡無數遍，最後都是知識份子的苦命生活映照。 對知識分子的分類無外乎三種：技術類、御用類以及顛覆類三種。從傳統意義上來說，只有專業技術類的知識分子最後才能在浩劫中平穩過渡。人們會舉出例子說在秦始皇時期的焚書坑儒沒有燒種樹算命與醫學類的書籍。顯然這沒有給知識分子太多寬慰，雖然行醫與種樹的理論有了因襲，但其在百業中畢竟是少數，況且此次死裡逃生，也沒有就此給其後的諸多朝代的技術類知識分子的脖子上繫上護身符，華佗不就被曹操殺了么。還有一種能夠薪火相傳的，就像是錢鍾書那樣的學者，但他更像是本字典，屬技術類知識分子而非人文類。近年來指責錢鍾書的文章頗多便是說他可能是大師，但絕非戰士。 御用知識分子其實就是政治幕僚，作為統治階級的謀臣或打手。在歷史上臭名昭著者居多。而這些人最後大多也沒有逃過在非此即彼的人斗藝術中塗上鮮紅的顏料。 雖然傳統上的中國重農抑商，但事關人的買賣卻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所謂「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練好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賣藝與賣身貫穿了整個二十四史。和出賣自己肉體的宮裡女人相比，中國知識分子在賣身之外更可將自己靈魂交付給政治與權術。不甘於賣的，就像上文所說的醫生一樣。雖時有如太史公司馬遷那樣寧可犧牲小頭也不低下大頭的大英雄，但歷史上更多的還是郭沫若，馮友蘭之流，趨炎附勢，滿嘴「某某就是好哇就是好」。魯迅說，我孤身作戰，我是猛獸，只有牛羊才成群結隊。但魯迅同時也悲嘆，中國民眾大多是牛羊。在他那裡，所謂的國民性，就是當牛作羊的劣根性，以「不幸」與「不爭」的墮落，情願自己啃食草根，只求主子決定他們怎樣跑。現在的問題是如果讓一隻猛獸與一群牛羊做文明人參加會議進行表決的時候，通過的決議必定是所有動物必須吃草。通常來說，知識分子的最大幸福就是能說自己的話，表達自己的意志。「挨了一輩子罵」的胡適不只一次表達他想說話，但又不容於當局的自由傾向： 「我始終自信在政府外邊能為國家效力之外，似比參加政府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決不是圖一點虛名，也不是愛惜羽毛，實在是想要養成一個不偏不黨之身，有時當緊要的關頭，或可為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汪精衛）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 和傳統士大夫亦主亦奴的政治人格相對應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卻只能在夾縫裡生存。胡適之可謂大徹大悟。至於顛覆類知識分子汪精衛，毛澤東都是極好的例證。為了推翻清庭，汪精衛一曲「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曾讓國人動容。毛澤東不甘當北大圖書館管理員搞農民起義，直至全國山河一片紅，也是顛覆成名。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稱做學問有三種境界，殊不知中國人文知識分子恰恰也是這三種境界： 第一種：「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忘斷天涯路」——獨立思考型； 第二種：「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幫閑型； 第三種：「眾里尋她千百度，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油燈耗盡奴才型。悲哀的是這三種知識分子境界從修鍊上來看是遞進關係。撰文之初，民主自由云云，屬第一種境界，真正具有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考型，想當年汪精衛豪情滿懷，懷揣炸藥去造清庭的反，郭沫若鳳凰涅磐（木底）都極好的例證；待發達揚名以後進入第二種境界，幫閑型；典型的是現在的諸多作家，在謀得了領薪水與簽名售書的權利後便只會寫些不知所云不痛不癢的小品文、裹腳布式的心得，或赴宴剪綵開會鼓掌了，消極避世，全無責任心。之後的情形是這些文人們或趨時或復古，為給他分房與發人民幣的上司撓撓腳心，癢雖癢了，上司卻邊癢邊撒著歡呢！此時他們已擠著脫去文人的青衫，罩上貴族的皮裘與馬夾，容身第三種境界，奴才型；此時的知識分子非文壇霸主即學術權威，其實質只是帝國大廈下的御筆與幫凶。其除了論證「用民眾的鮮血可以洗凈雙手」並可浮上天堂共享太平的理論外，在意蒂牢結方面，沒有絲毫建樹。 奴隸未必是奴才，像伊索那樣有才的奴隸也不是奴才，只有被馴養，並安於馴養，只有在溫良上「上了層次」，」能看到冒白煙」的知識分子才可以擔當奴才的重任，中國的確是盛產奴才的。汪精衛不負少年頭，卻因為作了日本人的洋奴而背了一世罵名，劣跡滿身的郭沫若是清醒的，在毛澤東時代明哲保身就是他的求生哲學，但他至死也不明白的是，他早年百般鳳凰涅磐（木底），到兩鬢斑斑時卻變成一隻公雞，只會騎在牆上打鳴。類似奴才還有很多。而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就像林語堂先生早年慨嘆的，在一個沒有憲法保障的國度，隱忍與學乖就是最好的憲法保障，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說，吃一次虧就足夠了。想想在文革中來不及死去而苟活者，大多都是經歷過奴才這個境界的。當然也有特立獨行的，如傅雷，儲安平，遇羅克們只能活到第一種境界，他們都是可以被魯迅稱作中國的脊樑的人。因不甘當奴才而丟了身家性命，在中國早已是司空見慣尋常事。三像許多報紙熱衷於將沿街的乞丐描繪成騙子，換取時代良心上的安寧一樣，當有冒充的文人出現時，有關文人的種種惡名便也出來了。非左即右的蠻荒歲月（顧准眼裡的史前共產主義），知識意味著反動，知識分子成了罪惡的化身。及至歌舞昇平，人們將蠻荒抹上帝國最後一縷燦爛陽光時，文人也因此變成了「狗屎」，爭鳴變成「文人相輕」。無知者無畏，沒有知識便成了一件正大光明與勇敢的事了。 林賢治說，「卡夫卡是有天堂但沒有路，魯迅是有路卻沒有天堂」。林賢治忘了在他說這些話之前，已經有人將道路與天堂連在了一起——堅定的共產主義分子認為他們既有「路」可走，而且還有各取所需的人間天堂。二十世紀的中國有好幾代人把希望寄托在遙遠的未來，過幾年或若干世紀後你便可以「各取所需，按需分配」了。如果把五六十年代大家混吃裹腹的食堂比作天堂的話，上帝也會哭泣。所謂新思想，都是舊主張。如今，當走過近一個世紀彎路的中國人重又拾起杜威的實證主義，清醒的「思杜」（胡適為了讓中國人記住他的老師杜威曾將自己的小兒子取名胡思杜，但胡思杜揭批完胡適幾年後自殺了，這是胡適晚境最凄涼的一幕）時，開始宣揚摸著石頭過河（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胡適：「多做點實事，少談點主義」的實證主義）還個人以謀私利的權利的時候，共產主義已經塵埃滿身，扔在遙不可及的未來的櫥窗里，再也沒人提了。一個狂熱的政治實驗以忘卻來宣告它的終結。搞歷史的人說，十年一小變，百年一大變。不可否認的是，在世界上，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從來就沒有什麼可以按需分配的。歷史上的任何一次政治災難無一不是精神災難。知識便也在劫波中淹沒，而其中的分子也只有在劫波中洗腦後養魚，誕生出一批新的漁民以及他們的政策。二零零一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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