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遺蹤（一）

二十七、金陵遺蹤（一）

1、金陵文化——提及金陵故都，我不能不有幾分感慨與眷戀，特別是它本身所具有的那種特有的文化氣質和內涵。應該說，金陵文化它給予我們後來人許多新的思考。

金陵在六大古都之中是享有「王氣」盛譽的。浩瀚大江蔚為壯觀，平靜時「澄江似練」，洶湧時「驚濤拍岸」。在灰濛濛的天空襯托下，金陵越發顯得更加壯闊。早在三國鼎立時期，吳大帝定都於此，想必是因為風水的緣故。吳大帝畢竟是疆場上的一代梟雄，對軍事戰略戰術精通，所以將都城建在金陵，從他的眼光以及後來的發展來看，他首先是從軍事角度考慮的。吳大帝在金陵建都，給金陵取了一個名字，叫「建鄴」。此名的意思大約和「建業」有關。如果在那一個時候，建都者不是吳大帝，而是曹操的話，那麼他就不可能起這個名字的，因為曹操那一個時候勢力旺盛，兵多將廣，橫掃中原。從軍事戰略角度講，吳大帝採取的是傳統保守的戰略方針。他明白自己的軍事實力。根據這一戰略方針看，吳大帝還是有一定自知之明的，因為他目前的敵人不僅僅是曹操，還有劉備。儘管說，當初劉備的實力對吳大帝遠不能夠成威脅，但是作為一個戰場上的梟雄來講，他是需要考慮的。

金陵有了這麼一條大江，為三國鼎立所形成的格局起到了中堅作用。然而正因為如此，金陵的文化才得以形成了今天這種狀況，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三國鼎立所形成的格局為金陵文化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機遇。金陵畢竟屬於江南地區，那種水性氣質無疑給南方人的民族心態加上了一個固定的框架。正因為這種框架，於是金陵便出現了「六朝金粉」的繁華。文人們喜聚於此，吟風弄月，或者感慨萬千。應該說，這個時候的詩歌發揮了作用。詩歌的發展，一是靠這一時代大背景；二是靠當時的詩人。不過在詩人當中，這與眾不同的思維和行為確實讓人不敢苟同。魏晉時期，據說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阮籍放蕩不羈，輕視禮教，縱酒尋樂，不肯趨炎附勢，而傾向於超凡脫俗，對禮俗之士以白眼作待，如果遇上了志同道合的人則用青眼待之。因此，「白眼」和「青眼」待人便形成了阮籍的個性。不過阮籍的這種行為實在不雅，有失體統。但是詩人畢竟是詩人，他們大概認為這就是詩人的氣質了。如果仔細地想一想當時的情景，場面一定特別噱頭的。與阮籍志同道合的有六位，他們七個人組成了「竹林七賢」。這幾個人的文章在當時的文人當中可以數得上出類拔萃的，為中國的文化與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可以說，在那種幾乎是病態社會中，他們的作品可以說就是當時社會上的良藥，不過，這種良藥並不像新文化運動中表現得那樣深刻，那樣犀利，那樣富有理性，但是在封建禮教的世俗當中表現的很背叛，很勇敢，很執著。不過從當時的整個社會思潮和影響效應來講，他們的個人力量很微乎其微，畢竟他們只是封建文人而已，或者說當時的封建勢力很頑固，而且還沒有達到衰亡的地步，如果將封建禮教一下子打垮，這是不現實的事。不過從思維的發展角度講，他們是比較超前，比較先鋒的。從對歷史意義上講，他們的思維和個人思想無疑影響了後來文化發展的格局。因此說，他們為後來的文化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六朝金粉」時代，除了有「竹林七賢」之外，「二王」也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中國的書法在中國整個傳統文化史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歷代帝王將相非常崇尚。可以說，書法已經變成了他們外觀體面的一個重要檯面，也是作為衡量一個人文化素養高低的重要依據。正值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王羲之和王獻之才被人們歡迎和崇拜的。據說王羲之的書法是「飄若浮雲，矯若驚龍」，猶似「龍跳天門，虎卧風閣」，帝王將相無不為之傾倒，紛紛進行效仿，一時之間，形成「洛陽紙貴」的局面。

當然在這一時代，人們那種奇特的行為及思維所形成的一種文化卻讓人不敢恭維，即「酒、葯」文化的盛行。那一時候，人們特別嗜好喝酒，彷彿喝得越醉越好，越醉越醉能體現出人的放蕩不羈之相。不過處於那種時代的人，由於他們仕途坎坷，處處碰壁，長期以來倍受世俗擱淺，於是他們便憂愁，嘆息，苦悶，彷徨，甚至怨恨。這個時候，酒對他們而言起到了作用。這正所謂借酒澆愁，讓酒精來麻醉他們的良知，使他們不再煩惱，當然這是情有可原的。服藥形成一種時尚，這有史以來似乎很少見過，大約變成了魏晉時期的一種特色了吧。據說，他們服用的不是什麼補藥，而是有毒的「五色散」。這種葯和今天的毒品「搖頭丸」有點類似。人服用了五色散之後，渾身發冷，抑或發熱。在當時的六月天里，夏日炎炎，街上常常有一些穿著棉襖的人。不過這種現象在當時並不算上是鮮見的事，畢竟大家也爭著效仿。有時候人渾身發熱時，常有人裸露胸膛，晃晃悠悠的，宛若瘋子。

吳大帝儘管採取了傳統保守的方法來抵抗魏國的南下，他的想法是不錯的，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固若金湯的金陵卻毀在自己後代的手裡。魏晉南北朝時期，帝位更換頻繁，彷彿人人都在想當皇帝。一個皇帝上台不久，龍椅未熱就不明不白地被殺害了，接著，又一個皇帝上台了。那些擁有權勢的親戚王孫乘機叛亂，篡奪皇位。如此而來，做皇帝彷彿在走馬燈一般。如此的政局，如此的混亂，這怎能不讓人有機可趁呢？自司馬氏集團篡奪皇位之後，氣焰更是囂張，勃勃野心尤為明顯。囊括江南一方，已成為他們多年來的目標。晉武帝司馬炎不惜代價，造戰船，操練水軍，渡長江，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攻下吳國這一肥水勝地。當時吳國實力已經明顯衰退，皇宮內部勾心鬥角，矛盾尖銳，再加上他們麻痹大意，因而，吳國很快就變成了司馬氏集團的囊中之物了。據說攻打吳國的將領叫王睿，是益州刺史，乘著戰船，浩浩蕩蕩地向金陵進發。有首詩《西塞山懷古》曾經描寫過這一戰場的情景，即「王睿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笛秋。」這是唐朝劉禹錫的詩。想一想當時的情景，即：王睿乘著浩浩蕩蕩的戰船，一路上幾乎毫無阻擋，順水東下，直達金陵城外，此時雖然大江之中設有鐵索，但是金陵最終還是成為他人囊中之物。宋、齊、梁、陳四個朝代前前後後總共沒有百年，在中國歷史幾乎是曇花一現，然而它卻經歷了四個朝代，這不能不讓人為此沉思。這個時候的文化成就算起來並不算高。「玄元詩」已經衰退，宮體詩開始興起，宮體詩的詩風遠不及歷代的詩歌風格，據說以描寫女色為主，詞藻浮華，風格柔弱，好多詩歌富有淫穢色彩。一個時代的文學作品所表現出的內容往往可以看出一個社會所表現的現實意義。然而很遺憾，整個社會格局早已形成夕照西下的狀況，誰又能力挽狂瀾呢？

金陵所遭受的這一洗劫應該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但也可以說是歷史的進步，如果金陵當時所處的文化格局沒有被打破，依然處於靡靡之音中，那麼，金陵所處的這一階段無疑是可悲的。儘管在那一時期，許多優秀的封建文人墨客做出過許多努力，也為封建文化史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在那一個社會、那一時代背景，他們是無法挽回這一局面的。

2、「六朝金粉」——儘管「六朝金粉」的蹤影已經變成人們記憶中淡淡的蹤影，但是「六朝金粉」給後來的文化帶來一定的影響。唐初，詩壇上依然瀰漫著「以綺錯婉媚為本」的梁陳宮體詩之風，即使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在所難免。所幸的是，金陵依舊繁華，許多文人墨客還進行尋古訪古，並且題詩作畫。到了唐朝，金陵一帶訪古的名人很多。詩人李白幾次到金陵漫遊，登上花露崗開懷暢飲。到了晚年，他已經對仕途厭倦了，從當年大紅大紫的長安城出來，若雲遊四方的苦行僧一樣漫遊。據說，李白在秦淮河下游的水西門附近住過一段時間。當時他已經不再有當年的「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雄心壯志，而胸懷一種長期遭受壓抑之苦悶與寂寞的心情。這個時候，他彷彿看破紅塵，不再為當年的春風得意而追憶，也不再為自己因得罪小人而懺悔。然而這個時候他是落寞的，孤獨的。他和其他詩人不同，他解愁方式不僅僅是依靠酒來解決的，而且還依靠雲遊與訪古方式來解決。「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澆愁愁更愁」本也是一種方式，但只是一種形體型的解決，然而用雲遊和訪古方式來解愁，這更為動人，催人淚下。以酒澆愁是一種具體的解愁方法，而用雲遊和訪古來解愁卻是一種抽象的解愁方法，這種方法說起來應該叫文化解愁方法，但是，不管用酒還是用雲遊、訪古的方式來解愁，李白其實並沒有完完全全地擺脫煩惱和憂愁。李白來到金陵的時候，他大概也是乘舟東下的吧。當時他來得悄然，來得默然。他來到金陵，目的是也是為了解愁。他在金陵寫過許多詩，如《登金陵鳳凰台》、《金陵酒肆留別》、《登瓦宮閣》等數首詩歌，其中以《登金陵鳳凰台》一首為最，即：

「鳳凰台上鳳凰游，鳳去台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總為浮雲遮望眼，長安不見使人愁。」

李白到底屬於有責任心的詩人，他愁，但是他沒有忘記唐王朝的安危，沒有忘記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的疾苦。他在對「六朝金粉」的盛世進行追蹤時，他考慮到的是一個昔日繁華的都市為什麼突然會煙消雲散，這就和現代人對龐貝古城失蹤進行考古一樣。龐貝古城失蹤和「六朝金粉」煙消雲散又不一樣。龐貝古城的失蹤是徹底地失蹤，連一磚一瓦都沒有，而「六朝金粉」的盛世景象沒有了，但是都城還在。從這一點上講，金陵比龐貝古城要幸運得多。

李白走了，鎖著眉頭，帶著幾聲嘆息，乘舟而去，接著劉禹錫也跟著來了。

劉禹錫到金陵來的時候已經是唐朝中期，當時他由和州刺史任返洛陽，途經金陵。劉禹錫寫了一組詠懷古迹的詩篇，總名《金陵五題》，現摘錄兩首，即

「山圍故國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東邊舊時月，

夜深還過女牆來。

《石頭城》（《金陵五題》第一首）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烏衣巷》（《金陵五題》第二首）」

這兩首詩有一共同的情感寄託點，即「六朝金粉」。看到金陵這一景象，作者自然而然地追憶起曾經繁華的金陵盛世。這個時候，劉禹錫惆悵的，他望著這霧蒙蒙的金陵這一片天空，他說什麼好呢？他無話可說。面對金陵蕭條肅殺的景象，作者的心是痛的，他不是因為這一景象而感到心痛，而是因為一種文化的墮落。

劉禹錫走了，杜牧也來到金陵。杜牧的「十年一覺揚州夢」做得不輕，不過論起杜牧本人的文章和詩歌風格來，杜牧的文章和詩歌是具有一定審美價值的。杜牧的古體詩豪健跌宕，近體詩情致俊爽，風調輕利。杜牧到金陵的時候，不再像在揚州那樣縱情酒色。此刻，他乘舟而下，日暮時分來到秦淮河。當時月色朦朧，正照著岸邊的光地上。煙霧籠罩著這一寒水。這時，杜牧將船靠岸，從船上走出來。岸邊迎面而來的是一個巨大的酒幌。本來杜牧的心境就不怎麼好，再加上這個清冷夜色的烘托，於是悲從心來。這個時候正處於唐朝晚期，階級矛盾尖銳，戰爭此起彼伏，皇帝無能，官僚腐敗，黎民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處於這一背景之下，杜牧對這一經歷過許多年的唐朝安危憂慮。忽然之間聽到秦淮河對岸傳來一個風塵女子在吟唱著《玉樹後庭花》曲子。杜牧不勝感慨，於是寫下這麼一首名詩，即

「煙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

杜牧彷彿在責備那一個商女，其實他在責備這一將傾的唐朝大廈。

看起來唐朝詩人對金陵還是有一定感情的，特別是對已經煙消雲散的「六朝金粉」。從社會發展角度來看，「六朝金粉」無疑成為金陵的一個絆腳石。唐王朝的詩人每到了金陵，他們第一個就是懷古，接著就是嘆息和感嘆，再接著就是對現狀的不滿。處於唐王朝時期，「六朝金粉」對唐王朝而言變成了歷史借鑒。唐朝詩人到了金陵悲傷的原因怕不就是因為「六朝金粉」衰亡之故吧。

可是歷史總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如果它沒有一個發展的過程，金陵也不過是個被人擱淺的一座空洞的古城而已。

3、封建朝代更迭——想當年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如此轟動，我們大概以為唐王朝一定會經歷許多年的，但是遺憾的是它也不過只有三百年歷史。唐王朝這座封建大廈的倒塌就意味著有新的封建朝代來頂替，因此藩鎮割據的局面就形成了。不過在北方處於混戰的時候，金陵一方卻是幸運的。從客觀上講，這為金陵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環境機遇。南唐時期，兩朝皇帝，分別叫李景和李煜，他們是父子關係。雖說他們是南唐皇帝，但是他們卻欠缺做皇帝的資本和功底，或者說，他們不適合做皇帝。如果讓他們去搞文學，去搞詩詞，我想他們比誰都強，都精通。然而歷史註定了他們的命運。到了李煜時候，南唐就已經不行了。周圍眾多小國之間相互攻擊，相互爭權奪利，他們都想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說到底李煜他不適合當皇帝，而命運註定他去做皇帝，因此，他後來所發生的悲劇也是預料之中的事。當金陵被宋朝滅亡的時候，李煜的悲劇就開始發生了。儘管李煜後來投降於宋朝，並且冊封為侯爵，但是他怎能忘記自己的國家呢？他對自己囚徒生活極為怨恨。在這種背景下，他寫了許多具有經典性的詞，現摘錄如下兩首：

「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

只是朱顏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虞美人》）

簾外雨潺潺，

春意闌珊。

羅衾不耐五更寒。

夢裡不知身是客，

一餉貪歡。

獨自莫憑闌，

無限江山。

別時容易見時難。

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間。

（《浪淘沙》）

《明代詩餘·詞話》引《樂府紀聞》記載了關於李煜歸降的一段，即：「後主歸宋後，與故宮人

書云：『此中日夕只以淚洗面。』每懷故國，詞調愈工。……其賦《虞美人》有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舊臣聞之，有泣下者。七夕，在賜第作樂，太宗聞之，怒。更得其詞，故賜牽機葯之事。」通過這一記錄。我們不難發現李煜遭遇之可悲，可慘。「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句話足以看出作者是何等的悲傷，難怪太宗皇帝為此大怒。本來這件事屬於政治上的範疇，所以解決的方法應該是採取政治手段才更為恰當。通過這件事，我不能不想起春秋吳越爭霸的歷史。當時吳國的實力是比較強大的，而越國相對而言就比較弱一些。在爭霸過程中，越國失敗了，越王勾踐被俘。按照吳國大臣伍子胥的看法就是將越王勾踐殺掉，以免帶來後患。但是當時吳王夫差沒有聽伍子胥的勸告，反而將勾踐扣留下來。歷史上於是便留下「卧薪嘗膽」這麼一個典故。越王勾踐和李煜不一樣，他畢竟是從戰場上下來的人，而且還是越國的君王。按照道理講，伍子胥的想法是對的。後來越王勾踐到底翻身了，逃回越國，重整軍隊，準備報仇。越王勾踐在越國重用了范蠡和文種。他在這兩個人的幫助下終於報了仇。李煜和越王勾踐比起來，有三個不同點：一、李煜只是個文人，他沒有越王勾踐那樣強烈的復仇心理；二、從人的氣質上看，李煜是屬於多愁善感型的，他的反抗精神絕對沒有越王勾踐那樣強，他寧可整天以淚洗面，也不會「卧薪嘗膽」的；三、他缺乏政治上的心機。亡國本身並不屬於文化範疇，而屬於政治範疇，太宗皇帝絕對不會用作詩作詞的方式和你來爭奪皇權的。古往今來的文人常常會犯一個通病，就是想用詩詞來揭露對世俗、戰爭、皇權篡奪的不滿，並以此作為和封建王國對抗的有效武器。這種想法其實是比較幼稚的，也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李煜每天可以憂愁，可以流淚，可以寫大量的詩詞，但是太宗照樣去做他的皇帝，照樣去掠奪周圍的土地。太宗皇帝殺李煜的大概原因就是他也嫌煩了，與其每天看著你流淚，還不如將你一刀子抹了算了。

到了宋朝，宋朝整個朝代並不像唐王朝那樣勢力煊赫，影響中外。宋朝的君王除了宋太祖以外，其他皇帝都沒有什麼雄才大略，要麼就是纖弱的，要麼就是剛愎自用的。宋朝常年遭受周邊的國家騷擾，而宋朝皇帝卻以屈膝的方式向其他國家求和，每年向他們交大量的錢財，但是這種求和的方式並不能解決實際根本問題。具有一定政治抱負的文臣武將紛紛要求進行政治改革，其中大文學家王安石就是其中一位。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以圖富國強兵，但是他的這種政策很快遭受保守派極力反對，也因此得罪了許多封建勢力。應該說，王安石的變法初衷是好的，但是他觸犯了封建勢力的利益，所以變法的失敗是必然的。記得王安石寫過這麼一首詞，即：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桂枝香·金陵懷古》）

這首詞，作者寫於1067年，即宋英宗治平四年。詞中通過懷古來譴責六朝君主「繁華競逐」，不修政事，武備鬆弛，導致亡國。當然這表面上是在譴責六朝，實質上是在提醒當時的宋朝皇帝。大約由於金陵經歷了「六朝金粉」及南唐的滅亡，人們在思維上就形成了定勢，總把「亡國」與金陵牽扯到一起。從客觀上講，在金陵發生的不幸是值得歷代君王和文臣武將們的重視和反思，但是，金陵本身是不幸的，從這一點上講，金陵是令人悲哀的。

然而金陵本身又是一個無辜的都城。

我們沒有想到的是，金陵在人們的記憶里永遠是不幸的，文人墨客每到此，心情不好的時候，首先把金陵作為情感的發泄口，總是在嘆息，在憂愁。

看到金陵，我們彷彿看到它的歷史之莊重，歷史之無奈。儘管金陵的「六朝金粉」和南唐的滅亡已經過去若干年，但是人們為什麼不去尋找原因呢？難道一個都城的衰亡僅僅是一座都城的原因么？我想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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