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從熱血青年到熱血老年——讀《牛漢自述》

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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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公眾號：南方老鄢作者：鄢烈山

導讀：牛漢一生最大的特點就是「倔」或叫「真」，雖然他明知「在當代中國，作家、詩人要保留個性真是很難。」在審判會上見到胡風，別人當然「揭發」批判，牛漢卻忍不住為胡風辯護，被喝令滾下去；被當做胡風分子審了兩年，拒不承認反革命，定案時表態是悲憤而無奈的「犧牲個人完成黨」。

我在大學修現當代文學時，教材上還沒有沈從文、張愛玲和牛漢等人的名字；大學畢業後補讀與工作有關的書，不大關心文壇的人和事。這次購買和閱讀這本三聯版的《牛漢自述》，有兩條因由。一是我對賈植芳、王元化、牛漢、何滿子等文化前輩超常的生命力十分欽佩，這些所謂的或疑似的「胡風分子」一生坎坷，身心都飽受摧殘，卻志不稍屈，年逾八旬後仍著述不輟，我想通過閱讀他們的傳記找出其中的謎底；二是我在網上看到有人講這本新書的片斷，比如牛漢說，從他與蕭軍的交談中，感覺魯迅與蕭紅的關係很不一般，牛漢說解放初有領導者曾動員他參加一個叫「保衛毛主席」的絕密核心組織，部級單位都要有人參加，如果同意就派他到莫斯科受訓，諸如此類聞所未聞的訊息，對我們知人性之複雜、識世事之詭譎，確是很有吸引力。開卷一讀就放不下手，感覺就是特真實。這「真實」的感覺來自兩方面：一是放言無忌，不論是政治人物還是文壇大腕，不論是自己尊敬的還是鄙視的人，一律不虛美不隱惡，放言無忌，只有極少數地方用了XX；二是用詩人的敏感捕捉了不少含義豐富的細節，如剛解放時劉少奇和朱德都在中國人民大學做過報告，劉的警衛員阻止牛漢作為常務副校長成仿吾的秘書上去添茶水，而朱德卻沒有這麼講究云云。我把這本書與早先買的《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參照起來讀，看到《唐達成……》的作者對這老漢受訪時表現的超強的記憶力大表讚歎；事實上這本《牛漢自述》是牛漢口述後，由他的老同事、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的何啟治與作家李晉西聯手「編撰」，即根據相關文獻資料核對補充過的，比記憶更可靠。

不過，讀後令我不能忘懷的還是牛漢這個人，活脫脫一個「當代屈原」。我這樣說可不是廉價地泛泛地誇獎一個詩人。屈原有名句曰：「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屈原的「長嘆息」不知是寫意還是寫實，而牛漢的「長太（嘆）息」確是一種習慣性生理狀況。在本書《尾聲》里他寫道「我的嘆氣是多少年養成的，不是悲傷，是生命中不吐不快的東西，是活的傷疤的呼吸。不嘆氣不暢快。」我相信有這種事，我有同學和朋友就愛「長嘆息」。人們不可學孫登長嘯以寄傲，平常也不敢怪叫以抒郁，於是便有像牛漢說的「嘆氣真舒服！」牛漢又說「我年輕時愛唱歌，後來不唱了。嘆息就算是我的歌唱吧。」他的詩歌也是「長嘆息」的文學表達。他說自己：「一輩子沒有寫過一首快樂的詩，溫柔甜蜜的詩。不是不喜歡。我活著本來就是為了寫一首快樂的詩，幸福的詩。但沒有，沒有這樣的人生，哪來這樣的詩？！」有意思的是，如他女兒史佳所說，也許是他一生太追求甜蜜卻過得太苦澀，晚年竟不顧養生之道愛吃甜食，總備著糖果點心吃零嘴。而這「哀民生之多艱」，對於牛漢的詩來說，就是「哀人生之多艱」。這倒不是像唐太宗李世民當朝及其後的唐代作家要避諱而以「人」代「民」，卻是源於他的創作信念。他說：「我寧願一生寫『小我』，有血有肉，真正的人的詩。『小我』有遠大的理想。所謂『大我』，是空空洞洞，無血無肉的工具！『大我』不是人！」牛漢在為胡風和「七月派」的文藝主張辯護，為北島、舒婷等新人新風格爭發表權時都一再理直氣壯地講：離開個人，消滅了個性，還有詩嗎？（順便說一句，事實上這也是胡風文藝思想與「延座」講話精神不合而遭痛擊的一點因由，是田間等人改弦易轍後為寫不出東西而痛苦的緣故。）牛漢認為「我」就是「眾」，原話是：「我的每首詩都體現了中國人——普通人內心的感受。後人研究了我的詩，也認清了這一段歷史。」這話當然有偏頗：畢竟中國大多數人的感受並沒有達到牛漢的層次，學生中因為反暴政反獨裁而參加地下黨的，革命作家中創作風格疑似「胡風分子」的，都只有極少數，就是明證。但是，幾次因為家貧差點不能完成學業；父子逃亡的路上差點被日本鬼子飛機炸死、掉進黃河差點淹死；讀書時先後不願受脅迫參加三青團和青年軍，幾乎性命不保；堅持獨立人格（特別是不願參加那個名叫「保衛毛主席」的絕密組織）的知識分子五十年代在劫難逃，在拘禁審查兩年後「莫須有」地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開除黨籍、行政降三級使用；七十年代在湖北「向陽湖」五七幹校勞改五年又三個月；八十年代中期協助丁玲創辦的大型文學雜誌《中國》，發行不到兩年就被迫停刊……所有這些經歷，哪一件不如他所言：「我的悲痛，不僅僅是個人的，（而）是歷史的，社會的」，即屬於每一個正直而善良的中國人？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而且歷經劫波九死不悔，這就是貫穿牛漢一生的追求和性格。他的倔犟在文藝界是出名的。「牛漢自述」是這本書的副題，它的正題是《我仍在苦苦跋涉》。早年，他是一個熱血青年。1923年出生於山西定襄，1938年春季考入國民政府為戰區流亡學生辦的免費讀書的甘肅國立五中，冬季即加入了中共地下組織；因在西北大學搞學運而坐過國民黨的大牢，又因胡風案蹲過共產黨的監獄；有過第一個打開天安門城樓的光榮，更有1955年到1979年壯歲銜冤做了25年「欽犯」的慘痛。任是風刀霜劍嚴相逼，他從未改變救國救民的初衷，到晚年更為改善「新生代」作家的成長條件，為中國的民主法治建設而大聲疾呼，所以「我自命熱血老年」，「到現在還是憂國憂民，還是期盼著國家有徹底的、體制上有革命性的變革」。

不過他求索大道，獻身祖國，為光明而戰的武器主要還是他的筆。從內在原因講，他是一個感性的人，清華畢業的好人「三舅是共產黨，我就跟定了共產黨」；而賦詩為文，他看重的是內心感受，而不服膺任何先驗的理論，所以與胡風和「七月派」詩友投緣。從外部條件講，經歷過「五四」運動的父親不同意少年牛漢投奔延安捲入政治而要他先讀書；青年時又是黨組織不要他投奔延安而留在國統區搞學運；解放初，成仿吾也暗示他不要捲入高層政治鬥爭漩渦。

內外條件結合，他的一生有三個創作高潮：一是在國統區念書時，寫出了長詩《鄂爾多斯草原》等成名作，到1948得胡風欣賞發表《采色的生活》，1951年初結集出版；二是「文革」中在五七幹校，將極度的苦悶轉化並迸發成《鷹的誕生》、《悼念一棵楓樹》、《華南虎》、《根》等名篇，到1984年結集為《溫泉》出版，獲中國作協全國優秀新詩集獎；再就是「新時期」在主編《新文學史料》、《中國》之餘的詩歌和散文創作。而今望九之年，壯心不已，打算寫些諸如為馮雪峰辯誣之類文史性隨筆。

牛漢一生最大的特點就是「倔」或叫「真」，雖然他明知「在當代中國，作家、詩人要保留個性真是很難。」在審判會上見到胡風，別人當然「揭發」批判，牛漢卻忍不住為胡風辯護，被喝令滾下去；被當做胡風分子審了兩年，拒不承認反革命，定案時表態是悲憤而無奈的「犧牲個人完成黨」。管意識形態的最高總管、掌文化人升沉榮辱的胡喬木，在紀念馮雪峰的會議上還在污貶馮，他憤然離席抗議；1985年胡喬木為獲獎作家授獎時，牛漢不僅不與胡握手，正眼也不瞧他（本書第245頁有照片）。對於中國作協負責人讓《中國》停刊，他至今在任何場合都毫不含糊地表示不原諒。

陳為人在《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中，把「右派」平反後曾擔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唐達成的自悼詩《鵝卵石悲歌》（……頂天立地的幻想/砥柱中流的誓言/截斷逆浪的雄心/寧為玉碎的襟懷/都曾想過/……終於只留下/流利迷人的線條/任憑擺布的迎合/隨波逐流的圓滑/沒有性格的性格），與牛漢詠鵝卵石的詩《死亡的岩石》（……卵石光光滑滑/像一枚蛋，卻孵不出雛鳥/像胚胎，卻沒有一點生機/像頭顱，卻不會思考/……卵石，是死亡的岩石），做了對比，他說，「年齡基本相仿的兩位老人，卻有著如此明顯的迥異和落差，溝壑之深，不異於代溝。」

不過，牛漢雖然自賞真實，卻也知道自已有些「狂躁」；雖然生性狷介，卻也不乏寬容大度。他讚賞嚴文井晚年的大徹大悟、孫犁的清醒和淡薄、施蜇存的清醒和大度，卻也意識到晚年以「馬列主義老太太」面目示人的丁玲以及何其芳等文壇「大人物」的「複雜」，並對創辦《中國》、扶持北島殘雪等新作家的丁玲表示敬意，對詩人何其芳表示尊重。他更理解艾青、田間等人後半生創作上無進展的痛苦，終生不忘他們對自己在詩歌道路上無言的導引。在五七幹校時，大家討厭蕭乾愛打「小報告」，甚至責備牛漢不該在蕭乾溺水時去救他；牛漢雖對蕭乾的所謂「技癢」極不以為然，但救人卻是不假思索的。對阿壠最是感念佩服，對政治迫害造成路翎的絕望感到驚心動魄，但也不妨礙他在「文革」中關心和幫助舒蕪一家……牛漢臧否人物正邪、品評幾代人的詩藝長短，口無遮攔，是這本書的看點。當然也只是一家之言，真話不等於真相，更不等於真理。比如，據陳為人所言，《中國》的停刊，有一條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中國作協經費困難，背不下去了，這就是只管編稿的牛漢沒怎麼考慮的。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