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中的武器改進措施

龔振麟，江蘇長洲（今江蘇吳縣）人。清嘉慶年間（1796—1820年）生，從政前為長洲縣監生，有革新思想，好研習西學，對西方的算學、火器有一定研究。道光十九年（1839）任浙江省嘉興縣縣丞。鴉片戰爭爆發以後，「素有巧思」的浙江嘉興縣縣丞龔振麟，被兩江總督裕謙調到寧波軍營。當時，火炮是對付敵艦的利器，前線急需，龔振麟受命趕製火炮。中國傳統的鑄炮工藝，都用泥模，即用水和泥，製成模具，然後範金傾鑄，層層筍合。泥模必須烘得干透才行，否則外表雖干，裡面濕潤，一遇金屬熔液，潮氣自生，鑄成的火炮就有蜂窩，施放時炮筒容易炸裂傷人。烘乾泥模往往要一個月之久，如果碰上雨雪陰寒天氣，則須兩三個月。況且一具泥模只能鑄造一尊火炮，隨即隨棄，不能再用。戰況緊急，必須改革傳統鑄炮工藝，迅速趕製出一批火炮，支援前線。龔振麟冥思苦想，徹夜難眠。他幾經試驗，終於發明了鐵模鑄炮法。鐵模鑄炮法是以鐵為模，鑄炮時，先將鐵模的每瓣內側刷上兩層漿液。第一層漿液是用細稻殼灰和細沙泥製成的；第二層漿液是用上等極細窯煤調水製成的。然後，兩瓣相合，用鐵箍箍緊、烘熱，節節相續，最後澆鑄金屬熔液。待澆足熔液，冷卻成型以後，即刻按模瓣次序剝去鐵模，如剝掉筍殼一樣，逐漸露出炮身，再剔除炮心內的泥胚胎，膛內自然學滑。同傳統泥模鑄炮相比，鐵模鑄炮的優越性在於：工藝簡便易行，節省模具原料，不受氣候條件限制，縮短製造周期，降低生產成本，尤其是解決了不出蜂窩的難題，提高了火炮鑄造質量。同仁們稱讚說：「其法至簡，其用最便，一工收數百工之利，一炮省數十倍之資。且旋鑄旋出，不延時日，無瑕無疵，自然光滑，事半功倍，利用無窮，辟眾論之導軌，開千古之法門，其有裨於國家武備者，豈淺鮮哉！」龔振麟總結鑄炮經驗，撰寫出《鑄炮鐵模圖說》，分送中國沿海各軍營，加以推廣。但由於種種客觀原因和條件限制根本就沒有推廣，只限於浙江部分地區的炮台，就工藝水平而言比之一次鴉片戰爭時英軍機床加工火炮來仍非常原始。龔振麟還製造了炮車，炮車是四輪車，重炮放置車上，可以後推前拉。另外在炮車上設磨盤，炮在車上就能四面旋轉，向所需的方向發。這對大炮的運用，很為方便。林則徐也在1844—1845年間製造了炸炮。彈能炸開，一炮可抵十餘炮之用，實際上就是西方的開花炮彈。這種炸炮給回民起義軍以重大殺傷，但隨著林則徐的去世也無人發展了，直到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時候，才再次由西方引進該項技術。龔振麟還製造了「踏輪船」。這種戰船是在每邊按裝兩個輪子，輪子都是結實的用木料所做成。橫軸也是木的，在橫軸上有堅固的木製齒輪，這種齒輪是與絞盤的齒輪相結的，而由人工來推轉。所有的機械都完全在下面，兩邊的甲板之間，因此是被掩蓋起來的。在外形上很象西方當時的火輪船（即明輪蒸汽船），不過使用人力。該船裝上槍炮，就可以作為軍艦使用。1842年，廣州紳士潘世榮，十三行中仁和行的老闆，首先提倡並製造了一艘火輪船。該船把蒸汽機安在中間，水輪安在中部的兩側，相當的應用了車輪戰船的經驗。由於是中國工匠製造，工藝不太先進，所以船隻不甚靈便。但這是一個良好的開始，在西方，蒸汽機船也並沒有多先進，如果加緊猛追，是可以趕上的。但保守的清廷一聽說不甚靈便，就不準再造了，直至約二十年後，曾國藩才再開始仿製明輪蒸汽船，是時中國與西方的科技已經相差更遠了。而曾由外國學得製造火輪船和各種戰船的技術的廣東工匠何禮貴，道光以為他是可疑之人，於1843年命令他到湖北，製造長江水師的船艦，同時還命令了湖北的統治者，特別注意何禮貴，不許他和外國人來往，以防他逃跑。這並不是長江水師真是需要製造戰船的人，而是要使何禮貴離開外國人較多的廣州，把他軟禁在內地湖北省，使他不致為外國人所用。科學技術、能工巧匠全成了危險品，大清國的洋務企業和強兵夢想，豈非一枕黃粱！（與此類似的，光緒二十一年，京郊通州的武舉人李福明，開辦了一天能磨二百擔細麵粉的機器磨坊。就這麼個小小的民間糧食加工企業，因為觸犯了清朝總理衙門「此項精秘之器……仍禁民間學習，以免滋生流弊」的規定，居然受到朝廷御史的參劾，並以「私開機器磨坊」對李福明論罪，勒令停業，拆毀機器。）　　潘仕成(1804—1873），字德輿，廣東番禺人，為廣州「十三行」同孚行的商人。鴉片戰爭中，他曾因捐助軍需銀八萬兩，得賞戴花翎，封為道員頭銜。從1841年起，他積極捐資仿造外國戰船共四艘。第一艘是二桅戰艦，艦長十三丈三尺六寸，寬二丈九尺四寸，高深二丈一尺五寸。大桅長八丈八尺，頭桅長七丈五尺，風帆三架。船底用銅片包裹，用銅六千七百多斤。炮大小四十位，水手三百多人，造價一萬九千兩。最後兩艘在1842年9月完工。後來，他又「迭次倡捐」資助團練，「為粵省紳士中最為出力之員」。　　潘仕成還於1842年「不惜重資」，延請美國軍官壬雷斯在廣州首次研製成功了攻船水雷。當時，英國侵略者恃其船堅炮利，恣意橫行於中國東南沿海。他認為，要制敵則必先制其炮，制其炮則必先制其船，而攻船水雷這一新式禦敵武器，正好適應這一迫切需要。當時為雇聘壬雷斯而支付的報酬十分巨大，先是每月5000兩，歷時9個月便共達4.5萬兩，製成後，又給2萬兩獎金。　　潘仕成在報請「靖逆將軍」奕山後，正式開局製造，地點設在距廣州城約5公里的離明觀。經過9個月的反覆試驗，水雷終於製成。這種水雷是利用水的壓力，觸機發火，爆發火藥。1843年9月，清廷派天津鎮善祿、通州鎮向榮攜20枚水雷，在天津大沽口演習，效果頗佳。在呈道光皇帝的奏摺中，讚譽為「火攻利器」。　　在潘仕成看來，「每省但費四千金，即可製成百枚，可攻百艘之敵，制夷勝算，莫過於此。」他將水雷的構造、原理、製作程序及方法，編成《攻船水雷圖說》。但這水雷也有缺點：1.用人把水雷系在敵人船底，易為敵人發現。2.若是大船吃水在二三丈以上，不易潛水系定。因此諭令「李光鈴等三人，並廣東帶來匠役，均著即飭令回粵」並沒有對此種新技術加以採用。直隸方面又針對著這種缺點，由大興縣知縣高邦哲製造水中炸炮，先製成鐵鴨，鴨背放入火藥鐵沙用引線發火後，以小風帆駛近敵艦㈨。這種做法完全是手工業的產品，就不同於潘仕成所作水雷，中間有些力學和機械的道理。1842年夏天，有兩艘美國兵船駛抵廣州外的黃埔，當時的廣東水師提督吳建勛（福建金門縣安岐人）登船參觀，接受美艦長贈送的小三板船模一艘。該船模"分上下兩層，安放大炮四十餘位，均有滑車，演放推挽，亦為純熟，其尤靈便處，中間大桅及頭桅均三截，蓬亦如之。設置風暴，即將上截桅篷落下。較之我船桅整枝，尤覺實用"。以上這段文字引自魏源所著《海國圖志》卷八十四，"仿造戰船議"它生動地描寫了這艘西洋船模所顯示的當時西方兵船先進之處。這引起了吳建勛的興趣，他根據這些優點，按照美國戰艦模型仿造了一艘船長達十三丈九尺，寬二丈九尺，深一丈八尺的戰船。該船有三桅，各桅都分為三截；錨皆鐵制（當時中國還普遍用石錨），共重五千六百斤；船底和頭尾都用銅皮包裹；全船大小火炮達四十六門，其中二三千斤重的炮二十四門，有旋轉炮架；船員三百餘人，此舉即開了利用洋人所贈船模，仿造西洋帆船之先例。我國鴉片戰爭以前的槍，是用火繩點燃的，有風有雨，或是夜間都不能用，大大的不如外國槍的靈活，一擊就自能生火，因此中國用重價購買這種秘方。戶部王事丁守存請依照這種秘方，作成西洋自來火統製法。先仿西洋製成火統，再制自來火藥，就是製造槍子，槍子是紅銅為筩，徑分許，長分許，中空，底粘白葯一層，所謂秘方就指白葯而論。這種白葯正是一八四三年正月耆英密奏中所說的外國甚為秘密，一時不能搜求的銅帽火藥方。其實對這些追逐財利的資本家，中國的官吏們也摸透了，只要用金錢，就可以收買過來，旻寧不必望洋興嘆了，地方統治者也可以報功獲賞了。這種白葯的製造，丁守存記錄甚詳，先制硝，再制酒精，再配合為鏹水，將銀片投入強水，融解為白末，傾出鏹水，陰乾白末，就成白葯。1842年，清王朝曾命令廣東將軍奕山等將潘仕成所造成的戰艦和吳建勛所仿造的美國兵艦圖案做了五份，分送給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山東巡撫托渾布，江蘇巡撫程矞采，浙江巡撫劉韻珂，福建巡撫劉鴻翱酌量本省洋面情況採擇，候旨發交廣東製造，來加強海軍力量。但清朝保守力量之強，是一場喪權辱國的戰爭和一系列新技術所無法突破的。以造船而論，首先潘仕成和吳建勛所造戰艦的圖樣送到各省，都被打回來。山東巡撫托渾布的答覆是山東沿海暗礁較多，只宜吃水較淺的船，不宜用潘仕成和吳建勛式樣的戰船，只需要許祥光式的戰船㈣。江蘇巡撫程矞採的答覆是，他和福建同安人，那時正任浙江提督的李廷鈺商量，潘仕成所造的船，雖能制勝，但不如同安梭船便利(舊式的戰船)，因此決定緩造廣東的戰船，另造同安梭船㈤。浙江巡撫劉韻珂仍然贊同李廷鈺的意見，主張製造同安梭船，並請福建代制四十支。至於福建巡撫劉鴻翱並不見答覆，但因閩浙同一總督，而且閩省是製造同安梭船的廠地，可能仍是主張同安梭船的。由此可以看出潘仕成、吳建勛新造的船式，完全被否定了，道光也出於對中國能夠很快模仿、掌握一些西方新技術的滿足，下命令不必僱傭外國工匠製造，也不必購買外國船支。總之，雖然全國上下在戰爭期間頗有一番前「洋務運動」的氣象，但由於清朝統治者的極端保守，使當時本來形勢大好的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思潮被扼殺在搖籃之中。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仍然是那個混混噩噩的睡獅之國，少數官員、商人、工匠並不能使她蘇醒。真正讓清朝統治者開始大力引進西方技術的契機，居然是由太平天國的農民起義引發的。為了鎮壓這場可以威脅到自己生存的革命運動，統治者們被迫開始向西方學習。是對內鎮壓而不是對外禦侮導致了洋務運動，這真是一個頗為諷刺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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